1. 市场化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如何
市场化带动整个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生产目的，农业政策向着农业经济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市场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生产资料的发展和进步，使我国的农业资料生产逐渐国际化，市场化，科技化等，逐渐产生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农资企业；市场化导致农业生产方式更趋于市场化，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成为市场化的一种需求，人工劳作现在逐渐被机械化，规模化以及标准化所取代；市场化导致农业生产目的更趋于市场化，遵循市场化的游戏规则，以需求为根本，以市场为导向，有目的性的种植逐渐明显，所以市场化会决定农民该种什么，种多少。
市场化对国家的农业政策也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市场和政策是国家调控一个行业的两只手，同时两只手也要相互促进能够抓在一起，世界农业市场化也要求着中国农业能够在政策的调控在根据国情做出调整，大力扶持农业经济的发展，加快土地流转，逐渐形成规模化的农业种植，农业生产和农业输出，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化农业，具有我国的农业特色，与世界接轨，连续六年的国家农业一号文件正是由市场化和我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向着农业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2. 市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就是需求关系
有需求就会促进一个行业，这是最基础的
3.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长期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呈现出以调控国内均衡为主的特点。但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传统的调控模式将受到外部经济的强烈冲击。本文在分析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关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各种理论之后，提出了中国应该选择内外兼重，双重平衡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观点，同时认为在具体模式构建上，应积极发挥人民币浮动汇率稳定国际收支的作用，同时重点采用浮动汇率条件下有政策效果比较优势的货币政策实现国内均衡，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遵循WTO的有关规则，强化政府在供给政策中的作用，构建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宏观经济调控 外部均衡 内部均衡经过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在经济全球化和计算机通信以及网络技术的强力推动下，各国市场进一步融合，国际竞争不断加剧，世界经济格局重新调整。其次，从国内情况看，总供求关系出现了根本性转变，经济开始由短缺走向相对过剩，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由通货膨胀走向通货紧缩。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选择将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一）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与趋势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速的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市场化，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方面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措施，在扩大进出口贸易，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扩大沿海地区开放等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据《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显示，20年里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到2656亿美元，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左右。据专家估计，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对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照此推算，外资投入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在6%左右。显然，国际间要素流动极大地提高了国内生产率。据有关统计表明，90年代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通过扩大投资和提高要素生产率，对GDP平均增长10.7%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构成上都有很大变化。在收支规模上，1979-2000年累计进出口总额约为3万亿美元，是建国以后前29年的15倍多。我国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位置，已由1980年的第28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7位。随着国际收支规模的扩大，国家外汇储备总水平不断上升，2000年底达1513亿美元。近20年来，除进出口和侨汇两个传统项目以外，其它如旅游、运输、服务承包和资本项目收支急剧增长，其中资本项目收支增长尤其明显。 随着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程度的不断加深，涉外经济活动在国民经济活动中所占比重大大提高。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为例，1988年为25.6%，2000年则上升到约40%。参与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的国民收入得到了飞速的增长，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二）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始于1992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方案出台以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国家采用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加以辅助和引导，这种调控区别于以往的计划手段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国内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使得其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对外经济活动日益活跃，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面对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经济，中国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侧重于对国内均衡的追求，显然这是由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仍处于逐步完善的阶段以及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所决定的，并且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也确实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较有成效地实现了国内经济的增长。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在保持年均10.7%的高速增长的同时，又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1988年秋季一度出现的市场震荡和1989年供给缺口的拉大导致了1989-1991年的经济急速滑坡。1991年经济步入低谷并缓慢回升，1992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势头特别猛烈，但1994年发生了中国改革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了21.7%，消费价格上涨了24.1%。1993年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开始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口号，实施了抑制经济过热的经济政策，并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有效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使整个国民经济仍保持住了高速增长的势头。97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虽然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但增长的速度却有所放慢，目前维持在7%左右，同时国内有效需求逐渐转向不足，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状态，物价出现了负增长，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现今，但已开始表现出反弹的迹象。1988年和1989年高达20%以上的高通货膨胀率，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抢购风潮，针对该种状况，中央政府于1989年下半年实行了严厉的紧缩政策，即在全面紧缩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又大力紧缩信贷。在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下，实现经济硬性着陆，这使得经济由过热陷入过冷之中。1992年以后，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涨期，但同时又引发了过热问题，针对这一次的投资过热和高通货膨胀，国务院实施了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并不是全面的紧缩。此次财政紧缩不是针对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紧缩，而只针对引发投资冲动的房地产和开发区投资的紧缩，货币政策并非全面的信贷紧缩，而只是针对乱集资，乱拆借的信贷紧缩，正常的生产和建设的资金供给没有受到影响，有效地实现了宏观经济的软着陆。97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迹象，对此国务院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增发国债，降低利率等政策工具促进国内有效需求的增长和物价的回升，目前已经显现出积极的效果。 在国内宏观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的同时，中国的对外经济却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不均衡状态。国内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对出口与外商投资的政策倾斜，引发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额年年递增。同时，虽然中国的对外经济一直处于顺差的不均衡状态，但是顺差并没有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反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呈现出贬值的状况而促进了出口的增加，事实证明顺差对于国内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有利的。人民币的汇率之所以表现出上述特点，这是由中国国内市场体系与国际市场体系接轨所产生的效应决定的，以往人民币一直处于名义汇率高估状况，人民币汇率体系在1996年被改革为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银行结售汇制，加速了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一直高估的名义汇率不断贬值向实际汇率接轨，使得中国的对外经济一直处于有利的顺差状态，同时顺差并没有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对外经济呈现出顺差的有利不均衡，因而中央政府并没有必要急于改变这种状态，而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经济周期，因而在90年代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之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明显地表现出侧重于对国内经济周期的调控之上，并且这一策略的选择有效地平抑了国内的经济周期，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挑战对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来说，与外部经济的联系对该国经济的运行有着重大影响。这些影响表现为在经济全球化为该国经济提供了许多封闭条件下不具备的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对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冲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政府对经济调控不但要实现国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而且要确定经济开放的合理的程度，这样就必然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协调上的矛盾。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原先只侧重于解决国内宏观经济均衡问题的宏观调控模式必然受到开放经济下经济运行方式的冲击，带来内外均衡的冲突，如经济条件的变化，国际间经济波动的传递，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等，都可以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 首先，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币汇率的市场调节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接轨，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必然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升值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的出口是极其不利的，同时出口波动还会影响到国内有效需求，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状况。虽然顺差增加了国际储备的数量，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放大而导致国内信贷量的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顺差必然恶化国内的经济状况，所以政府必须要在顺差和汇率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政策调节。 其次，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 美国经济继续减速，2001年美国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为0%。市场信心不足，投资和消费不振。日本经济，欧元区经济，我国的周边国家和亚洲地区经济受美国经济大幅滑坡的影响，都明显表现出经济衰退的迹象。近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调低了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4%，低于IMF原先预计的3.5%。联合国则预测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00年的4%降为2001年的2.4%，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00年的5.7%降至2001年的4.4%，世界贸易额的增长速度将从2000年的12%降至6%。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将造成我国出口的巨大压力，贸易顺差将大幅减少。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其需求紧缩势必对我国出口造成较大影响，同时亚洲周边国家货币贬值也非常不利于我国出口的增长，出现贸易逆差的可能不容忽视。如果出现逆差的话，采用紧缩需求的方式进行逆差的调节必然加剧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同时由于中国近年来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地位，政府缺乏对逆差调节的政策经验，因而对国际收支逆差的调节将是中国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在国际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的量、准确度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条件下，家庭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更强，他们更能准确地对事物做出判断和预测。因而，经济全球化下信息技术的扩散，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模式发生了改变，虽然这种改变不致于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成为完全理性，但预期模式向理性的逐步递进必然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因微观经济主体的反应而完全归于无效。另外在出现巨额逆差的情况下，在脆弱的国内金融体系的条件下，预期的自我持续可能酿成国际储备大量流失，资本严重外逃的货币危机。在货币危机中，市场投机者的贬值预期因名义利率机制的作用表现出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的成本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政府放弃对外汇市场与汇率的干预而爆发货币危机。从这一投机者与政府的动态博奕过程，我们不难看出预期模式对政府干预政策的冲击与影响。因而在以上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对受预期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 第四：中国即将加入WTO，然而WTO的多边规则对各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约束。首先，WTO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存在着约束，一般不允许采取紧急限制进口等直接管制办法。随意提高关税以限制进口的措施受到约束，直接补贴原则上被禁止，在运用汇率和外汇管制等措施调节国际收支时，也必须要符合WTO的规则。另外WTO规则对国内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环保、人力资源开发，地区和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因此在加入了WTO以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直接行政措施都将受到WTO规则的直接或间接的约束，因而在加入WTO后，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加以改变，以适应这些规则与约束的要求第五：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始终是各国努力的方向。发展中国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诱致性机制来实现的。遵循这种技术轨迹的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是渐进的、缓慢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形成的。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知识存量迅速膨胀的今天，国际竞争已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而中国要构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不能通过漫长的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而必须要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从要素投入形的增长方式转向重视科技，教育，人力资本培育的要素效率增长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政府应在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等方面创造出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从各个不同层面塑造出研究与开发，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运作机制。由此可见，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对政府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具有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分析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面临着对本国经济内在稳定性和合理开放性之间的协调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一致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此时，当政府采取措施努力实现某一均衡目标时，这一措施可能会同时造成另一均衡目标的改善，也有可能造成对另一均衡目标的干扰或破坏，这样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同样也会促使政府对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理论研究不断地完善与发展。关于政府搭配的丁伯根法则和政府指派的有效市场分类等理论的出现发展了开放经济下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开放经济的政策目标包括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两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闭经济条件下单纯运用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控的政策。为避免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尔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响。蒙代尔是以预算作为财政政策的代表，以货币供给作为货币政策的代表来论述其搭配方法的。蒙代尔认为由于财政政策在协调国内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货币政策在协调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应当以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问题，以货币政策来调控外部均衡问题。斯旺以支出转换型政策与支出增减型政策搭配来讨论政府对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斯旺的分析认为政府的支出增减政策可以明显影响国内支出水平，本国货币的实际汇率的升贬值可以明显地影响国际收支状况。斯旺认为应采用支出增减型政策对付国内均衡问题，而外部均衡的任务则应交给支出转换型的汇率政策。虽然蒙代尔和斯旺的方案都是建立在对实际经济作了相当简化处理的基础之上，但其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模式的选择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作用的。 实现国际收支的均衡是政府对外部均衡调控的主要目标。最早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可追溯到18世纪休谟的物价一现金流动机制学说，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众多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分析法是琼•罗宾逊在马歇尔微观经济学和局部均衡分析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着重考虑货币贬值取得成功的条件及其对贸易收支和贸易条件的影响。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分析法建立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方程式入手，着重考察总收入与总支出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该理论分析认为，当国民收入大于国内总吸收时，国际收支为顺差；当国民收入小于总吸收时，国际收支为逆差。相应，政府对顺差和逆差的调节应着手于对国内吸收水平的调节上，以扩张性的政策调节顺差，以紧缩型的政策调节逆差。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分析法由哈里•约翰逊和雅各布•弗兰柯在货币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提出。该理论认为国际收支是一种货币现象，国际收支逆差实际上是一国国内的名义货币供应量超出了名义货币的需求量，因而对逆差的调节主要在于实行紧缩的货币供应政策。货币论的政策主张的核心是，在国际收支发生逆差时，政府应当紧缩国内信贷。国际收支分析结构论认为国际收支逆差可以是供给不足所引起的，而且长期性的供给不足往往是由经济结构问题引起的，如经济结构老化，经济结构单一和经济结构落后等。如果国际收支失衡是由经济结构导致的话，那么调节政策的重点就应在改善经济结构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政策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调节国际收支以实现外部均衡时应灵活运用上述各种理论分析具体问题，吸收上述各理论正确的部分，摒弃不合理的成份，灵活地加以综合运用，力争使政府的决策与分析切合现实。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政策效果等与封闭条件下的情况相比均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分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是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它是以标准的IS--LM模型为基础，针对开放的小国，假定总需求不足，对国际资金流动采用了流量分析法。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一般都比较有效，一国可以自主控制货币供给，货币政策会通过对汇率的影响而加强其效果。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为例，它会带来产出增加和利率降低，而这两者都会带来国际收支的恶化从而使本国货币汇率贬值，这就又加强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扩张效果。同时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是相对无效的，虽然在不存在国际资金流动时，财政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所造成的利率变动会引起汇率的调整，从而削弱其政策效果。以财政扩张政策为例，它会造成利率的上升而带来国际收支的改善，顺差会带来本国货币汇率升水从而削弱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扩张效果。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论证了开放经济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比较优势，对于政府的政策搭配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该模型还在很多方面被进一步改进，但主要理论结论并没有太大变化。由该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在浮动汇率制下，一国可以更为主动地追求特定的政策目标，这一分析结果对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汇率制度的选择也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向理性预期的递进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在完全理性预期的条件下，政府相机诀择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会完全被微观经济主体基于理性预期下的行为所抵消，这就构成了宏观经济问题中政府与大众之间的动态不一致。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中解决动态不一致的关键在于政府要建立和保持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政府承诺对政策制定遵循一定的规则，从而以其信誉的存在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由政府与大众之间动态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奕转向动态一致的合作博奕。关于如何建立政府的信誉又具体有委托模式，契约模式和法律模式等理论。所有的模式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设计出激励机制促使政府有维持其政策信誉的动机。在这些旨在寻找促使政府追求政策信誉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预期的激励机制的设计之中，对策论的引进起了关键的作用。对策论方法强调预期的关键作用，以及理性预期概念的不完备性。信誉博奕存在着多种可能的情形，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其制定政策必须要从这些多重均衡中挑出很可能在实践中能够产生政策效果的那些均衡的方法。如果政府能够有效地提高其政策的可信性的话，将会影响到投机者的信心，从而能达到防范货币危机的目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在信誉方面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改变的冲击，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模式加以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不但要在总需求方面进行经济调控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而且还要有效地运用供给政策对开放经济的总供给方面进行调控。关于供给政策的理论重点目前主要体现在对政府的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制度创新政策的讨论之上。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国际竞争也主要表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因而政府的科技政策不仅应该要做到能够推动科技进步，提高管理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政府的产业政策的核心，在于优化产业结构，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应着重于克服资源在各产业部门间流动的障碍，因此政府要在宏观上予以调控，建立解决结构性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支持再就业制度。如果开放经济中存在低效率的制度性原因，那么政府就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政策主要体现在企业制度上，包括企业创立时的投资制度的改革、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对开放经济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分析目前还重点体现在对国际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研究之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参与国的经济存在着深刻的相互依存性，仅仅通过一国的政策搭配还不足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各参与国应该在经济政策上进行国际协调。特别是在浮动汇率制下，国际间政策协调已受到广泛的重视。凡是在国际范围内能够对各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一定程度制约的行为均可视为国际间经济政策协调。研究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学者们设计了很多具有特定规则的国际间政策协调方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为着名的方案包括：托宾提出的各国对外汇交易征收交易税的托宾税方案、威廉姆森等人提出的汇率目标区方案、麦金农提出的恢复固定汇率制方案等，这些方案都引起了理论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对实现内外均衡的各国协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国际间政策协调因各国的主权因素而存在很多障碍，而且参与国际政策协调本身也有成本收益问题，这些都影响到了国际间政策协调的实践。
4. 中国加入WTO对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影响有哪些
中国加入WTO后， 国内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就要按照国际社会通行标准建立。用外部力量冲破目前国内的各行改革面临的阻力、加速中国经济向市场化进程。加入WTO将其影响我国哪些行业，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一些专家学者，下面听听他们的见解。
WTO与我国的农业
田心文（四川农业大学校长、教授）
近10年来，我国粮食生产成本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使粮食价格也随之快速增长。目前我国小麦、玉米、大米等大宗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二至七成，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以往的竞争优势，但我国的油料、糖料、水果、蔬菜等农业经济作物和水产品、肉类却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规则对农业生产的国内补贴有着明确的支持条款，照这一规定，我国今后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将达到480亿元。 这笔钱对拥有10亿农业人口的农业大国来说不算多，但就近3 年我国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储备，贫困地区扶持，自然灾害，生产资料的国内补贴等方面的投入平均每年只有270亿元来讲，480多亿元与270 多亿元之间的差额，是我国农业今后发展的一个非常宽松良好的空间。
WTO与我国银行业
殷永波（西南财经大学教授）
中国的金融业发展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金融创新能力，金融衍生品市场及资本市场远未建立起来，外资企业及外资金融机构的增加，资本项目下的监管将变得更为重要，以防范于短期资本外逃而形成的市场风险。中国四大国有银行资产资本率与国外大型商业银行有很大的差距。中国银行界的不良资产高达几千亿元，每年利润不过几十亿元。相比之下，跨国银行轻装上阵，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而且外资金融机构优厚的收入和良好的发展空间都将对中国优秀金融人才产生极强的吸引力，对国有商业银行构成极大的威胁。
中国的金融
市场对外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资本市场，这有待于人民币的国际货币角色及政府控制能力提高后才审慎而行。
中国金融风险主要集中于个别地区，个别金融经营机构以及一些银行的行处。具体说，一些信托投资公司、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会将是未来的高风险部门。
WTO与我国商业
李天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加入WTO后，我国对于内贸分销方面的所有限制都将取消， 时间最长不超过5年。
好处是可以带来资金和先进的管理，促进进出口，给消费者带来实惠。过去先开放工业后开放商业的逻辑是：商业进入门槛低、外资易于挤占市场；投资周期短，回报高；固定资产和科技含量低；商业企业只收人民币，可能会引起国际收支方面的问题。
目前商业的开放程度实际上还未达到要控制的警戒线，中外合资商业流通企业总共不过500家左右，只占整个市场销售额的1.51 ％（1999年数据）。国内企业的担心更多是心理上的，实际压力要小得多，外资商业的进入会有一个三部曲，先是恐慌，后是学习，再是竞争。
WTO与我国化学工业
李贤均（四川大学化学系，有机金属络合催化研究所所长）
化学工业在国际国内趋同的市场上将面临激烈的竞争。
首先，我国化工产品将受到市场开放的冲击。许多化工企业生产工艺和设备落后，原料装运路线不尽合理，许多生产装置达不到合理的经济规模，许多产品成本高、质量低、用户服务跟不上，在市场竞争中缺乏价格和质量优势，很容易受到价廉质优的进口产品的冲击。
其次，化工基本建设面临新的问题，我国一些急需的化工产品生产企业的项目建设周期长、建成投产时市场早已变化，效益难以发挥。从国际市场供求情况和价格变化考虑，进一步评估是必要的。
第三，我国许多化工产品特别是精细化工产品的发展，主要靠仿制。如农药现有约150种，95％属于仿制，染料300多个品种，80％是仿制；生产彩色胶卷所用的100多种化工原料，国产化率仅6％。我国在进口农药新产品中曾有选择地仿制，既省时间， 又节约了大量资金。 加入WTO后，有关知识产权规定对我国起到约束作用， 化工科技开放将面临严峻的形势。
WTO与我国医药工业
机遇：首先，加入WTO，特别是有关WTO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必然加快我国医药工业以仿制为主走向自主开发道路的进程。其次，保护知识产权对于促进我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更高的保险系数，使国外更多的医药企业放心与我国进行合作。再次，我国西药产品尽管总体水平不高，但有的产品已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中成药是我国医药的出口拳头产品；医药器械中的普通设备和手术器械等中低档产品已达到或接近国际的同类水平，加入WTO 后我们的这类产品就能顺利地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
挑战：由于政策上的原因，我国医药工业从福利事业转轨时间太短，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人员素质也不高，总体生产水平大致落后国际先进水平20年，高、精、尖的诊断治疗设备与国际水平相比差距较大。许多高技术产品国内不能生产，我国每年进口这些设备耗资数十亿美元。国外开发一项新药，一般耗时10年左右，耗资1亿美元；国内至少也要2亿元人民币，而国家每年专用于新药开发的资金却很少。 我国医药生产企业中能达到国际卫生组织CMP标准的为数不多， 这不仅制约了国内药品质量的提高，也严重阻碍了我国药品进入国际市场。
WTO与我国保险业
陈永忠（四川社科院财贸金融所所长）
积极影响：加入WTO将迫使我国保险结构进行调整， 经营机制转轨，从而适应参与国际保险业的竞争，会使国内保险业更加市场化，会增加新的险种，相应配套改革服务的保险中介机构将相继设立；根据有关协定的对等互惠精神，我国将参与世界保险市场的竞争，外资保险公司会带来先进的保险业务技术和管理经验。
消极影响：我国保险业恢复仅十几年，国外保险公司会利用先进的经营技术和管理手段抢夺国内保险市场，国内保险市场将受到冲击：保险市场管理难度加大，我国保险市场缺乏管理外资保险公司的法规和经验，除《保险法》之外，有关保单、条款、费率等方面的制度尚未形成，国内保险人才队伍不稳定，外资保险公司介入后，人才流动将更为频繁。
WTO与我国房地产业
杨钢（四川社科院体改所所长）
加入WTO对我国房地产业的整体影响， 专家普遍认为正面影响肯定大于负面影响。“入世”对房地产的影响首先是一个技术上进步的问题，包括从设计的进步到材料以及结构、户型、生活观念上的进步。从宏观来看，目前国内在相关技术设备、技术和资料的引进方面都比较落后。如很多新型建材、国外已经用得很多、很普遍，但在国内根本没有，连设计标准、建筑安装标准和整个规范标准都没有。“入世”能够创造更多的交流机会，从而提高我国的建筑设计水平。1992年以来，大量外资涌入、对房地产市场形成巨大的支持。但外资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今后，会更多地向中小城市渗透。
WTO与我国轿车工业
曾国安（中国市场学会理事、西南财大教授）
众多中国汽车制造商一直心生忧虑，中美协议削减汽车及零部件的高额进出口关税，使中国汽车制造者未来必须面对更大的竞争压力，预测轿车进口关税的削减幅度在2000年前可能达到60％—80％， 加入WTO后5年降至50％至60％。8年后降至30％至46％，10年后降至20％—38％。
中国的轿车工业起步晚，尚未形成经济规模，1999年全国轿车生产52万辆还不及国外一个中等轿车厂的规模，开发能力弱，目前国内8 大轿车厂生产的几十种车型，仅有两种是“纯国产”品牌，且多数不具备整车开发能力，劳动生产率低下，质量上不具竞争力，价格居高不下，如桑塔纳车国际市场售价不到9000美元，而国内市场需11万人民币。综上所述，中国加入WTO对轿车工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方面，可加速轿车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促进中国与国外汽车跨国公司的全面合作，锤炼出先进轿车企业的竞争力，将会促使国家出台宽松的购车及用车配套政策。
5. 请谈谈市场经济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
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第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部署，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增长”到“发展”两个字的调整，体现了我们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认识的深化。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通过要素结构变化包括生产要素数量增加和质量改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和模式。通常把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迫求产品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把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管理、改善效益的增长方式，称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更加丰富，既涵盖要素结构的变化，又包括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变化，也包括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状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求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又要求从通常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央历来十分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党的十四大提出，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对增长与发展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统筹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调整需求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新的实践。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反映了客观规律，顺应了时代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举措。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要求，实现以下“三个转变”：一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目前，我国需求结构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较低。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使得居民生活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受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消费率的持续下降，还对扩大内需造成严重制约，使得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而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还会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反过来又助长了投资的高增长。因此，无论是着眼于改善民生，还是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收支平衡，都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鼓励合理消费，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要调整和健全消费政策，通过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定居民消费预期；通过改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促进居民扩大即期消费。要拓宽服务性消费领域，不断开拓城乡消费市场，继续拓展住房、汽车、通信、旅游、文化和健身等热点消费。同时，要适度控制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合理降低投资率。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使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发挥拉动增长的作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既是扩大国内需求的迫切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目前，农民仍然是我国人口的主体，农村是国内市场的潜力所在。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必须更加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开拓农村市场特别是农村消费市场。要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同时，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这是提高农民收入和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二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近些年来，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对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巩固第一产业，做大第三产业，提升第二产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首先，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巩固、完善、加强支农惠农政策，逐步做到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其次，要不失时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在继续发展商贸服务、社区服务、旅游文化、住宅产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同时，加快发展综合运输、现代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尽快把服务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再次，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依托重大项目，集中组织攻关，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培育产业集群，积极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现代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环保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抓住结构调整的契机，加快淘汰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煤炭、电力等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工业由大变强。区域结构是产业结构的空间分布。在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同时，必须优化国土开发格局。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等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以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为方向，促进产业分工协作，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纽带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格局。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高度重视并逐步缓解区域发展差距问题，促进各地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三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创新取得明显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自主创新不足，转化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不论是从国际科技竞争加剧的趋势看，还是从国内低成本竞争优势减弱的现实看，都到了必须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影响我国科技创新的因素较多，但最主要的是科技与经济结合不够紧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要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大对自主创新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抓紧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要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的主体。要继续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大力提高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现这一转变，必须把节能减排作为重要抓手。要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抓紧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健全节能、节水、节材机制。要大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加快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要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实施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重点工程，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积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三个转变”，主要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和基本途径。加快推进“三个转变”，逐步形成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以及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相协调的新格局，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第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必须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大的生机活力，建立健全有利于自主创新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为科学发展提供制度基础。一是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财税改革不断推进，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的收入比重有了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结构尚未调整到位，还不能满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实践表明，现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很难避免一些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应大的加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进一步界定好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不按主体功能区的要求采取有区别的经济政策，不消除行政力量干预经济发展的利益动因，国民经济就难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按照履行职责与提供资源相对称的原则，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围绕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制定和实施差别化的财税政策和绩效评价体系，提高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深化税制改革，引导经济活动主体走科学发展的道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国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化，促进了现代化建设。但在国内外金融市场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密切的新形势下，金融体制和结构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日益显现，保障金融安全的任务相当繁重。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着力建设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要扩大资本市场规模，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要深化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改革，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金融企业经营效益，提升金融业竞争力和服务水平。要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及时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金融安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国家计划对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综合协调作用。要抓紧改革和完善规划体制，健全编制程序，完善国家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的管理和实施机制，形成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统领，各类规划定位清晰、功能互补、有效衔接的规划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二是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门类齐全、功能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市场体系建设已取得明显成效，但与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主要有加强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解决资本市场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矛盾。改革和完善政府管理土地市场的方式，经营性土地使用权一律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积极发展人力资源市场，建立健全市场化的用工机制和服务体系，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健全和完善技术市场，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成果转化。资源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不能反映资源利用和要素使用的真实成本，既不利于资源节约和保护，也不利于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必须深化价格改革，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当前的重点是理顺水、电、油、气、土地等价格，深化资金、外汇等要素价格改革，稳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社会信用体系是现代市场体系的基础，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规范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要结合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行、产品质量信用记录为重点，通过道德建设、产权改革和法律约束，加快建设社会信用服务体系，健全并严格执行失信惩戒制度。市场中介组织发展和规范水平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程度和现代化水平的标志。要积极发展独立公正、规范运作、市场认可的行业协会和专业化中介服务机构，在行业内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平等保护物权，从根本上确认和保障了公平竞争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只有公有制经济始终居于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只有各种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才能始终保持并不断增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和活力。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为着眼点，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对已经引入竞争机制的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进一步分离垄断性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对其他有关行业和城市公用事业等，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对竞争性业务要放宽准入，对垄断性业务要实行国有法人为主的多元化持股。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关键是切实落实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重点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行业准入难、融资难等突出问题，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同时，加强引导和管理，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第三，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近些年来，我们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机遇，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目前，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不断增加，对外开放进入了商品和要素全面双向流动的新阶段。国内外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影响不断加深，经济利益互相交织，我国对外经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国际眼光，加强战略思维，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环境，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优化出口结构，重视发挥进口对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合理进口国内短缺的技术、设备、资源等产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要进一步提高吸收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更好地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高素质人才和资金。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积极开展国际化经营，完善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财税、信贷、外汇、保险等政策。对外投资企业要遵守当地法律，参与公益事业，维护企业声誉和国家形象。要加强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推进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完善公平贸易政策，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努力形成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互利互补的关系。对外开放越扩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经贸利益的问题就越突出。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善于在国内国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在国内国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在国内国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要适应开放型经济的要求，建立统筹内外经济的调控和应对机制，更好地处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把握关键领域和敏感行业对外资开放的程度，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6. 经济持续增长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中国应该放慢脚步想一想，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牺牲了多少
把为了增长GDP而用来重复建设的钱，拿去支援一下贫困地区
天天喊着市场经济，市场化，有什么用。政府就是要来起指导调节作用的。
好大喜功永远都是中国政府官员的伤，也是人民的痛。
7. 市场化水平从哪些方面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的如何影响
市场化的水平主要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的水平。
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百姓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充满活力，日益开放。与此同时，也要求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内在规律，以使我们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时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我们需要很好掌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内在规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价值规律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根本的区别，前者起基础性作用，即主要调节者作用；后者则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说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是社会生产和流通的主要调节者；而在传统计划经济中，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调节社会生产和流通的，是国家的指令性计划.
我国之所以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因为原来实行的计划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发挥了一段积极作用以后，其弊端日显突出，效率低，缺乏活力，货不对路，致使我们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拉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很慢。与此不同，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在市场化改革的有力推动下，我国经济发展加速，25年间年均增速达9.4%，处于世界前列，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均GDP到去年超过1000美元，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这表明，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能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能更有效地利用和配置资源，取得更为丰硕的发展成果。
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支配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最主要的是价值规律，也就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供过于求时上涨，供不应求时下跌，各个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决定和调整自己的生产和经营，从而维系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的平衡。这就是价值规律调节社会生产和流通的主要含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价值规律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就讲过，“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这句名言用于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因此，我们说在经济工作中要尊重客观规律，首先就是要尊重价值规律，以及相关的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等。各项市场经济活动，除属于自然垄断的、具有外部性的、提供公共品的等等以外，都应放手让价值规律调节即市场调节。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方面，目前还存在一些欠缺的地方，最主要的是政府拥有的资源过多，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审批过多，有些靠市场机制能优化资源配置的，政府却采用计划经济办法，因而带来浪费和损失。有时还因政府对市场进行垄断和封锁，而影响公平竞争的开展，造成市场信号失真。因此，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就是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就是要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不再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左右市场的主角，不去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是要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发挥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让企业主要根据市场信号自主地作出生产经营决策。
二、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就必须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做到这一点较为容易，尽管政府的行政干预至今还不少，需要逐步解决。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就不容易了。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验表明，国有企业从作为主管部门的附属物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一方面，从企业来说，原来事事靠上级主管部门，照他们的指令办事，经济效益好坏不在乎，没有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活力。现在要转变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就必须努力适应市场，参与市场竞争，承担风险。搞得好，就能不断发展壮大，经营者和职工也能增加收益，否则就可能亏损甚至破产。市场机制如同一条无情的鞭子，督促着企业不断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向前再向前，永不停步，永不懈怠。另一方面，从政府来说，原来直接指挥各项微观经济活动，对企业各种经济活动进行审批和下达指令。由于对企业往往多头管理，多龙治水，企业生产经营搞得好，各个部门争相把功劳记在自己名下，而一旦出了问题，则互相推诿，谁都不愿承担责任。因此推进市场化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撤销一些原来主管企业的专业部门。由于这样的改革触及不少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官员的利益，因而往往受到这些部门的阻挠而困难重重。当“婆婆”惯了，一旦不能发号施令，便很不适应。所以，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必须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必须有政府职能转换的配合，政府不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职能转变为从事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即转变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现在，政府职能转换，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改革，仍未完全到位。有的原来行政主管部门转为行政性公司，翻牌公司，仍然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即使对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但只要是国有股一股独大，政企就很难分开，因为国有控股公司实际上成为股份公司的“婆婆”，而控股公司往往就是前面所说的行政性公司，翻牌公司。这就使股份公司表面上改了制，但并未做到政企分开，仍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还有政府部门，特别是不少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的企业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往往“爱护有加”，不但通过封锁市场为本地企业产品打开销路，排斥外地产品，而且从立项、融资、税收、土地使用等方面，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包括违法违纪地为本地企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方便条件，如2004年江苏省出现的“铁本事件”便是例证。一个只有3亿元资本金的民营小钢铁企业主，一下子要建投资100多亿元的年产800万吨以上的大型钢铁企业，不申报立项，不经环保部门审核，违规侵占农地2000多亩，没有当地政府大力帮忙，是不可想像的事。再有，本地企业因经营不善面临破产或债务缠身时，地方政府又会站出来，充当保护伞，向中央政府求情，向中央部门要钱或请求贷款解救，相当于为企业负无限责任。这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是政府职能的严重错位，也是企业尚未成为真正市场主体的表现。
为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不但要政企分开，还要政资分开，即实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分开。政府对国有独资和控股、参股企业的国有资产履行出资人职能时，只是当老板、股东，不能当婆婆，不能扮演董事会和经理层的角色，否则就成为老板加婆婆，仍然是政企不分。
可见，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首先要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主要履行公共管理职能。应当看到，这方面的问题还未解决，仍要继续深化改革，逐步到位。
三、国家宏观调控主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现代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放任由市场机制调节的，而是有国家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这样。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这是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宏观调控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世界上许多市场经济国家，都把上述四个方面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中外的实践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很好地处理增长与稳定的关系，既要促进经济增长，又要保持经济稳定。从长远看，在经济稳定中实现经济增长，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快速的。不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经济稳定，不在稳定中求增长，就很容易出现大起大落，而大起大落必然带来生产力的浪费和损失。这样一来，走了弯路反而慢了。在前面四大目标中，头一个是促进经济增长，后面三个是保持经济稳定的内容。因此，可以把国家宏观调控概括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要点在于，在经济稳定条件下，市场信号比较稳定、准确，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可以较好地发挥，从而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实现较快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搞好宏观调控，就要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验的重要总结。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的实质是协调，五个统筹的实质是做到五个协调发展。做到五个统筹，就既能有效地保持经济稳定，又能不失时机地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主要采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这同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主要运用行政手段调节社会经济活动有根本区别。具体来说，就是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经济过热或出现过热倾向时，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反，在经济过冷或出现通货紧缩时，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的都是保持经济的稳定，努力熨平经济波动的波幅，防止大起大落。有时人们把这种操作称之为反周期措施，旨在使经济上升时不要升得太高，力求上升时期延长一些；经济萧条时不要降得太多，延续时间不要太长。因此，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及实施从松或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是为的实现短期(一般一二年)的经济平衡，而不能将其长期化。据此，如果将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长期化，似与市场经济下宏观调控的功能不太一致。与此相联系，我们似乎也不应将扩大内需作为一项长期的方针。在发生通货膨胀或存在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时，我们能否笼统地谈扩大内需，这是值得研究的。比如，2004年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而对投资需求则不但不能扩大，相反的要加以限制，因为从2003年起，我国投资总的已经过热。
在我国，产业政策也常常作为进行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政策来运用。这是一个相当复杂且在经济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过去，由于政府制定和实施的产业政策在实践中基本上不起作用，甚至政府鼓励的产业往往发展不起来，限制的产业则发展得很红火，因而不少人怀疑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考虑到中国拥有强大的国有经济和数额超过年GDP的国有资产，政府的经济职能一直较强，政府常用产业政策来调整产业结构，所以宏观调控除了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外，还可运用产业政策，以改善产业结构，加强薄弱环节，约束某些产业的过度扩张。至于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否有效，主要看政策的制定是否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是否符合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平稳和较快发展。
四、科学评价市场经济活动效果，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科学评价市场经济活动效果，难点不在企业，而在于政府，特别是如何评价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
过去，人们一般用GDP及其增长速度作为评价政府绩效的主要标准，年年评比排座。GDP增长率高的，政绩就优；GDP增长率低的，政绩就差。结果各地竞相攀比，全力以赴争取GDP的快速增长，而且都想争第一，你快了我要比你更快。因此人们形容这些地方政府是GDP政府。但是，多年的实践，特别是近几年的实践表明，这样做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把GDP增速作为评价政府政绩的唯一或主要指标，必然忽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造成经济发展腿长社会发展腿短的不协调局面。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发展既包括经济的发展，也包括社会的发展，即包括科技、教育、环保、文化、医疗、卫生、健身、旅游、休闲、娱乐等事业的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最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既要求经济发展，使社会物质财富越来越多，也要求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使人民有接受良好教育、医疗、保健的条件，生活环境优美，文化生活丰富多采。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经济发展、GDP增长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社会事业的发展。所以，看一个地方政府的政绩，不能只看GDP增长。
第二，把GDP增速作为评价政府政绩的唯一或最主要指标，还会助长政府的短期行为，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为经济的增长、GDP的增长，可以采取有水快流的办法，即用粗放外延扩张的形式，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能源，破坏生态环境，在一个短时间内实现高速增长。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资源相对不足，生态脆弱，环境污染严重的国家来说，显然是不可取的，也是难以为继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报载，建国50多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也增长了40多倍。去年我国消耗的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50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呵见，对我国来说，急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看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只看GDP增长，还要看GDP增长后面付出了哪些代价。近来，有少学者建议改用绿色GDP作为评价经济发展的指标，即从GDP增长中扣除为此付出的自然与环境的成本(比如1973年日本政府规定空气、水、垃圾等环境污染的可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必须将其改善经费作为成本从GDP中扣除，按此方法，当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就不再是8.5%，而是5.8%)，这是值得大家重视和进一步研究的。
第三，把GDP增速作为评价政府政绩的唯一或最主要指标，还会促使有的政府官员造假。过去流行“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说法，指的主要是官员造假虚报GDP数字，夸大成绩，然后骗得升官。有的地方官员不是根据实际数字，而是先探听周围地区的GDP数字，然后指示统计部门报高于其他地区的GDP增长数字，以显示自己政绩比别人高出一筹。而GDP数字造假，老百姓一般是难以监督的。
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制定科学的评价体系，就全国或一个地区来说，首先是逐步改GDP增长单一指标为多方面指标，比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出了社会、环境、经济、制度四个方面的指标。我们可以借鉴。其次是将GDP指标逐步发展为绿色GDP指标。再有就是加强对统计数字的核实，严肃查处作假者，增强统计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可见，寻找正确评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效果的指标体系，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依法规范市场经济活动，保障市场经济健康运行
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中外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只有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才能比较有效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减轻因其自发调节带来的种种消极作用。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实行公平竞争，以提高效率。这就必须对如何竞争进行规范，形成有效的竞争规则或游戏规则。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才能保证其健康发展。
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这是我国从人治转为法治的重大转变。与此相适应，党的十六大提出，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为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基础服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经济法制建设，即按照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着眼于确立制度、规范权责、保障权益、加强经济立法。主要包括：完善市场主体和中介组织法律制度，使各类市场主体真正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完善产权法律制度，规范和理顺产权关系，保护各类产权权益。完善市场交易法律制度，保障合同自由和交易安全，维护公平竞争。完善预算、税收、金融和投资等法律法规，规范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完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切实保护劳动者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完善社会领域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按照法治经济的要求，一方面，微观经济行为主体，主要是企业，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依法处理企业内部关系特别是要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遵守环保、安全、契约等法规。同时，要依法保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各项权益，保护企业法人财产权等等。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是法治政府。政府对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要依法管理，不能随便发号施令。国务院于2004年初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中国将通过十年左右的不懈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目标，主要包括七个方面。第一，实现政企分开。第二，提出法律议案、地方性法规草案。第三，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第四，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基本形成。第五，形成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第六，行政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并与行政权力的主体利益彻底脱钩。第七，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可见，今后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要依法进行，不能再像过去计划经济时期那样，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发布指令。既然政企分开，政府的经济调节就是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实施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采用利率、税率、汇率等经济杠杆来进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正确界定政策、市场和企业的关系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凡是靠市场能解决而又有效率的，政府都不要去管。凡是公民、企业、社会组织包括中介组织等能够自主有效解决的，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政府也不要去管。政府主要从事公共管理。政府在使用纳税人交纳的钱财时，要节俭、高效、清廉。政府官员要懂得，不仅权力是人民给的，政府的收入也是人民交纳的，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有的官员提出，要做到政府给老百姓的，多于从老百姓取来的，这是不可能的。政府的钱都是纳税人交的，老百姓交纳的，能够将钱用之于民就不错了。政府不是财富创造的主体，政府能做到消耗少一点，为人民服务的事多办一点就不错了。所有这些，都要用法律法规确定下来，成为大家的共识和行为准则。
此外，必须公平执法。无法可依不行，有法不依不行，执法不严、不公也不行。如果不能公正执法，再好的法律也用处不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不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因此，必须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观念和守法意识，形成良好的司法环境。在这方面，除了进行宣传教育等外，政府领导干部要带头执法，严格执法，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9.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今天刚刚拿到书，这本（美）巴罗写的很不错，对于一国的长期经济福利而言，没有什么比经济增长率更重要了。年增长率的差别看起来很小，但经过多年的积累，这些细微差别会导致生活水准上的巨大差异。在过去的十年内，经济示意图工的研究大量出现，数百项关于跨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差重研究了增长和务种变量之产的相关性。本书对这些得要文献进行了概括。以亚当·斯密在二百年前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开头什么决定了长期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巴罗利用一百多个国家的基础数据检验了许多理论，并始终细心地解释它们的缺陷。对于那些基于非常不完善的数据所得到的结论，他总是精心设计其他的检验方法来检验这些结论。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名含了足够多的统计细节和技术细节以满足专业内行的需求，但对重要发现的叙述方式也能被感兴趣的外行接受。本书以广阔的研究视角探索了经济增长的各种决定因素，不仅有经济因素，而且有政治因素。通过对大量跨国数据的分析，巴罗证实了三个基本结论跨国数据支持条件收敛民主和增长之间具有某种非线性关系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再高通货膨胀率情况下比较明显，但在低通货膨胀率情况下却不确定。尽管本书是经济增长领域的专著，但第一章的文献综述已经让读者领略到了经济增长思想发展的脉络，而且理解书中的绝大多数的内容并不需要高深的增长理论基础。本书由三项完整、详细、标准的经验研究组成，向已经掌握中级计量工具的读者提供了经验研究的典范。细心的读者不但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巴罗在经验研究方面的巧妙，而且更可能从广阔的研究视角中激发新的研究灵感。巴罗（.）教授是哈佛大学瓦戈纳经济学讲座教授，被经济学界公认为是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领域的一颗耀眼之星，他对增长的研究已经从最初的经济因素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如民主、宗教等领域。初读本书，我最强烈的感觉是应该更早的把这本书介绍给国内经济学界和改革者。不过，对于中国的改革进程而言，这本姗姗来迟的中译本并不迟。中国的改革从经济体制人手，逐步推进市场化进程。市场自由的扩大必然会对政治体制提出相应的要求。这正好印证了1835年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的思想私有组织对民主自由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中国政府改革的目光已经越来越多地投向政治领域。如何推进民主才能有利于经济增长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一直认为民主对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读过本书，我们可能会对巴罗的研究结果感到惊讶，却又觉得完全合理。冈此，对于中国今后的改革而言，本书至少向我们揭示了大量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民主化时机的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经验教训。表1-1的列（1）回归还揭示了以健康形式体现的初始人力资本
10. 市场经济对我们的影响
特征也可说是社会影响吧，不过对于个人或小的组织如家庭要另写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时代最基本的特征是，工业取代农业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市场营销成为最普遍的经营形式，由此导致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1） 由封闭走向开放 市场营销要求根据市场需求，广泛利用各种市场资源，在极其广阔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生产，而不是象传统小农那样局限在一个家庭范围内，使用家庭资源，为满足家庭需要而进行生产。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下“广泛利用市场资源”。到目前为止，国人一般已经普遍接受了面向市场需求的概念，但广泛利用市场资源的观念依然十分淡薄，经常见诸媒体的一句话是“立足于当地实际，从当地实际出发”，乍一看似乎的确无疑，但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小农经济观念，应当从根本上予以革除。
（2） 机器化 从历史发展来看，世界各地小农经济统治数千年间并不曾发明过任何一台最简单的机器，而15世纪末以来，随着市场经济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人们便开始尝试发明这样那样的机器，特别是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短短二三百年时间，人们便便发明了无数精巧绝伦、神通广大的机器，各行各业都普遍实现了机器化。事实表明，机器化是与市场化相联系的一个历史范畴。从理论上来分析，首先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手工生产是无法满足的，必须大量应用机器生产；其次，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广泛的社会分工协作，集广大民众的智慧和汗水于一体，为各种机器的发明和制造提供了充分的现实可行条件。于是，经过人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实现了机器大生产，其主要特点是：以煤炭、石油等非生物能源为动力，能够大功率、高效率、长时间连续作业。简言之，历史发展的逻辑表明，机器化是市场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伴随产物，没有市场化，就没有机器化。
（3） 科学化 由于面向市场经营，使用机器大生产，这就要求人们改变以往小农经济状态下那种凭经验靠估计的做法，而代之以科学的定量测试、计算和分析。注意：这里“科学化”并不简单地局限于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而是主要指人们观察和分析问题时的思维方式的科学化。
这里插一段讨论。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15卷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内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笔者认为，其实很简单，关键就在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小农经济本质上是排斥科学的，中国古代曾长期将一些民间创造发明斥之为“奇技淫巧”，就是这种观念的一个典型例证。分析其原因，可以设想一个封建小农家庭，其产品都由自己家人消费，首先，自己是不会欺骗自己的，因此无需对产品的数量与质量进行严格的定量检验；其次，投入与产出均在家庭内部完成，因此无需进行严格的会计核算；第三，没有市场需求，自己家庭的需求有限，因此无需费心巴力地探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的方法；第四，家庭的能力有限，除忙于日常生产外，根本无力顾及其它；第五，小农家庭经营规模过小，一项新技术即使能够使产量成倍增加，对农户来讲，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归纳起来，当这种封建小农家庭在社会上占据绝对多数的时候，即使少数人有兴趣进行科学研究，也成不了气候。反之，市场经济就不同了：第一，产品要通过市场销售，这就需要对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进行严格的定量检测；第二，生产要素是通过市场方式配置的，这就要求进行严格的会计核算；第三，在市场需求的拉动下，整个社会都有强烈的动机探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少消耗、提高效率的方法；第四，经济的主角是厂商，厂商有足够的资金与实力来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并在生产实践中广泛应用各种科学研究成果；第五，由于厂商经营规模很大，一项新技术的采纳，即使产量仅仅增加1%，也会带来相当丰厚的利润。总之，科学化是市场化的伴随产物，没有市场化，就没有科学化。
（4） 雇工经营 面对巨大的市场需要，仅靠家庭劳动力显然是无法满足的，必须大量引入家庭外劳动力。抽象地来讲，使用家庭外劳动力，可以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强迫一些人当自己的奴隶；另一个是通过支付工资来雇佣他人为自己工作。但是，大量强迫本国人当奴隶，会使国家统治失去基本的依靠力量，导致社会秩序彻底崩溃，因此使用奴隶劳动原则上只能抓掳其他贫穷落后弱小国家的民众，如美国早期历史上曾大量抓捕非洲黑人从事奴隶劳动，就是一例。但是，抓捕外国人来当奴隶，决非长久之计，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都是有限的，并且增长缓慢，远远赶不上非人的奴隶劳动折磨下人口减少的速度，同时大量抓掳外国人当奴隶，还会引起越来越强烈的反抗，不利于海外市场的扩大。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通过支付工资的办法来雇佣本国自由民从事生产劳动。此外，大量机器的应用及由此导致的技术分工，使大量工人能够真正融合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共同完成生产过程，为大规模雇工经营提供了技术基础。否则，在手工生产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缺乏内在的技术分工和联系，勉强将大量的人集中在一起劳动，不过是聚沙成塔，徒劳无功，就如同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前的人民公社一样，最终还得散伙。
（5） 专业化和社会化 使用机器大生产和雇工经营的结果，是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细，整个社会经济呈显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特点，社会成员普遍养成了分工协作的习惯和理念，这也是社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的重要原因。
（6） 厂商（或企业）成为最基本的经济组织形式 机器大生产和雇工经营，必然突破家庭经营的局限，使厂商成为最基本的经济组织形式。与小农家庭相对简单的内部结构，厂商内部结构要复杂得多，其中包含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分工精细的各种生产要素，是一个巨大复杂的经济系统。
（7） 私有制范围扩大了 厂商成为基本经济组织形式以后，私有制的范围就扩大了，虽然名义上仍然是私有制，但在实际经营和管理层面上，所有者已经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支配和处分自己名下的财产了。这与封建农业时期的个体私有制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是一种“扩大的私有制”，其内部正在孕育产生新兴公有制萌芽。
（8） 利润取代具体产品成为直接生产目的 由于在极其广阔的时空范围内组织市场经营，厂商生产的目的不再象小农经济那样以获取产品为直接目标，而是以利润为直接生产目的，产品的生产变成了获取利润的手段。在这里，利润是泛指一切价值增值。
（9） 生产要素资本化 随着利润成为直接的生产目的，一切生产要素都相应地变成了赚取利润的手段，即通常所谓“资本”。整个社会经济从此都置于资本的支配之下，受资本统治，“资本主义”成了这一时代的最强音。
（10）实行市场机制 市场分配成为最基本的分配形式 包括各种市场资源和劳动产品，都通过市场交换来进行分配，实行“各增其值、等价交换”原则，即个人向厂商提供生产要素，按系统论观点，每一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都实现增值，并得到各自的报酬，形成个人收入，个人再以其收入按等价交换的原则向厂商购买各种消费品。
（11） 广泛而激烈的市场竞争 由于市场分配成为最基本的分配形式，一切生产要素和产品都要通过市场来分配，于是千千万万的厂商和个人便在市场上围绕有限的市场资源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市场竞争，使每一个人和每一家厂商都随时面临严酷的市场压力，从而推动市场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12） 政治民主 由于市场经营通行等价交换原则，从本质上来讲，要求人与人平等协商，这样就形成一种基本的人类行为模式，反映到政治上，就要求自由、平等和民主。同时，市场把个人、企业与社会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这使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强烈的动机关心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人们普遍具有浓厚的民主意识。最后，市场经济的基本组织单位是厂商，厂商既财大气粗，又人多势众，这样政府使用高压手段就失去了现实可行基础，除了民主别无出路。总之，民主化是市场化的派生产物，没有市场化，就没有民主化。
（13） 规范化 市场经济是一个由千千万万的厂商和个人参与的过程，因此必然要求对人们的行为作出严格的规范，包括国家法律制度、厂商内部的管理制度、各种技术性操作规范以及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标准等。这就好比，在乡间小道上，一个人或很少的几个人走路，无需交通规则，但在大城市，数以万计的行人、车辆一起上路，就必须制定交通规则了。总之，规范化是与市场化相联系的，没有市场化，就没有规范化。
（14） 对外扩张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 市场经营由封闭走向开放，厂商经营规模越来越大，最终势必突破国家疆界，向全球扩张，这样市场经济的扩张性就与小农经济的保守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是15世纪末以来长达数百年的殖民侵略活动，以及20世纪上半叶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所在。
市场经济就是指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
（15）市场经济的局限性 市场经济是一个由千千万万的厂商和个人自主参与交易形式，在市场经济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的价值规律。一般来说，商品的价格是受供求关系影响，沿着自身价值上下波动。所以在交易过程中，我们常能看到同一种商品在不同时期价格不同。当涨价时，卖方会自发的加大生产投入；当减价时，卖方会自发的减少生产投入，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自发性。市场的范围之大使得谁也无法客观宏观的去分析观察，参与者们大多以价格的增幅程度来决定是否参与，与参与程度，这就体现了市场经济的第二个特点：盲目性。参与者盲目自发的投入生产，而生产是一个相对于价格变动耗时较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常能看到一种商品降价后，它的供应量却在上升，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第三个性质：滞后性。
对于个人或家庭等首先就农业来讲，其比较经济效益显著下降，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农民的贫困问题日渐突出，农民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涌入城市，成了社会上长期受到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问题的原因当然是非常复杂的，但从根本上来说，则是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发展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自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工业和服务业的兴起，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随之不断地由农业向工业、服务业流动。就象“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一样，资源是由经济效益低的行业向经济效益高的行业流动。因此，伴随着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必然是农业的比较经济效益低于工业和服务业。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任何企图提高农业比较经济效益的努力从根本上说都是徒劳的。要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根本出路只能是“非农化”。
其次，世界性的家庭伦理危机日益严重。家庭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三世同堂”式大家庭已基本成为过去，一对夫妇及其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已取而代之成为目前最普遍的家庭形式。但家庭规模的缩小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还在进一步缩小中，出现了大量非典型不完整家庭，如各种单亲家庭、丁克家庭（Double in no kids，DINK）、单身家庭等。与此同时，家庭的职能也在不断剥离。在农业时代，家庭可以说是全职全能的，包括生产经营、生活消费、两性情爱、生育后代、抚养教育、赡养老人以及承担社会义务等许多职能。进入工业时代以来，这些职能都开始相继从家庭中分化独立出来，程度不等地实现了市场化、社会化。生产经营差不多已经完全由各类厂商所包办，生活消费远远超出了家庭范围，“天伦之乐”已让位于“天涯之乐”，孩子的抚养教育不再由家庭大包大揽，而是由各类托儿所、幼儿园、学校承担了相当大一部分，老人的赡养也不再完全由子女承担，而是由各类托老组织承担了一部分。最叫人难以接受的是，夫妻感情日渐淡化，婚外恋大量涌现，非法色情交易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发展至今，除了生育职能基本上完全由家庭承担以外，其它职能都已经全部或部分越出了家庭的范围。导致这些问题的具体原因当然是非常复杂的，但从根本上来说，也是由于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随着生产经营职能完全由厂商所取代，人们正在日益远离家庭，融入社会，最终必然导致家庭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