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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两个中高

发布时间:2021-03-09 14:25:25

Ⅰ 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的调整期,一般估计是增速可能放缓但总量怎张依旧强劲。

其次西方国家的经济影响分两方面,第一国外的进口出口,一般来说当西方日用品进口大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进口需求就会减少因此使得我国出口受到削弱形成一定程度的沿海加工贸易失业,第二,西方大国的金融危机导致外国资本寻求风险较低和利率较高的国家比如中国进行投资或者投机,这个也是现在热钱泛滥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们说当国际资本源源不断涌入的时候,同时我国出口受限制造成的消费不足形成国外资本不愿意投资制造业而投资资源或者股票和房地产资本市场。这个也是最近政府尽力压低房价和股价的原因,因为一旦股票房价被国外资本炒到高点,然后让国内的人接住随后迅速撤出然后期货上大量卖空将会使得整个中国经济形成雪崩型的衰退。

因此个人的结论是一方面西方大国的经济形势逼迫我们的股市和房价将上涨另一方面政府又极力压低股市和房价,所以最后的结果的话还是必须看国内外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

Ⅱ 宏观经济学三个经济学家命名了低中高三个东西是啥

宏观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
宏观经济理论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消费函数理论、投资理论、货币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开发经济理论。
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工具、经济政策机制(即经济政策工具如何达到既定的目标)、经济政策效应与运用。
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包括根据各派理论所建立的不同模型。这些模型可用于理论验证、经济预测、政策制定,以及政策效应检验。
以上三个部分共同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现代宏观经济学是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服务的。战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在西方各国得到广泛的运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引起了各种问题。
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波动、失业、通货膨胀、国家财政、国际贸易等方面。涉及国民收入及全社会消费、储蓄、投资及国民收入的比率,货币流通量和流通速度,物价水平,利息率,人口数量及增长率,就业人数和失业率,国家预算和赤字,出入口贸易和国际收入差额等。
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宏观经济学来源于法国魁奈的《经济表》和英国马尔萨斯的“马尔萨斯人口论”。1933年,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提出《宏观经济学》的概念。现代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1936)出版后迅速发展起来。凯恩斯把国民收入和就业人数联系作为中心进行了综合分析。
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迄今为止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或称古典宏观经济学阶段。第二阶段: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阶段。第三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建立阶段。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后,是宏观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演变的阶段。
“宏观经济学”一词,最早是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在1933年提出来的。经济学中对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与考察,可以上溯到古典学派。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的《经济表》 ,就是经济学文献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初次分析。
然而,在古典经济学家和后来的许多庸俗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对宏观经济现象和微观经济现象的分析都并存在一起,并未分清。特别是自所谓“边际主义革命”以来,经济学家大多抹煞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无视国民经济总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只注重于微观经济分析,以致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在一般经济学著作中几乎被淹没了。
但随着传统庸俗经济学在二十世纪
30年代经济危机的袭击下破产,随着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宏观经济分析才在凯恩斯的收入和就业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当代经济学中的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供参考。

Ⅲ 怎样看待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

现在,在国内外新的经济环境背景下,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下降的换挡期。经济增速下降具有惯性,由此,经济增长由过去经常冲出上限转变为要守住下限,对下限的把握成为宏观调控中的突出问题。那么,在当前和未来5年左右的时段里,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究竟应把握在什么范围呢?从现实国情出发,为了容易形成共识和容易在宏观调控实践中把握,一种选择是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的预期目标为参照系。今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期目标为7.5%,可作为适度区间的下限。从实践看,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长率降到7.5%,有进一步下滑的危险,宏观调控就实施了一系列“微刺激”政策,托住了底。关于适度区间的上限,可从物价上涨率把握,也可从经济增长率把握,而二者一般是密切相关的。根据过去30多年的历史数据计算,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条件下,相对应的GDP增长率为8.93%;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5%条件下,相对应的GDP增长率为9.13%;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4%条件下,相对应的GDP增长率为9.32%。借鉴这一历史数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的预期目标为3.5%,相对应的GDP增长率大体为9%。因此,可以把GDP增长率9%作为适度区间的上限。

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把握在7.5%—9%,表明我国经济已从高速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其含义是:
第一,从世界范围看,7.5%的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然是较高的速度。
第二,从国内看,与过去30多年实际经济增长趋势曲线8%—12%区间相比,下限由8%下降到7.5%,下降0.5个百分点,上限由12%下降到9%,下降3个百分点。7.5%—9%的区间可称为中高速增长区间。这体现了我们主动将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使经济发展更加注重转方式和调结构,更加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第三,我国经济增长刚刚从过去30多年经常冲到10%以上的高速路走下来,社会各方面(政府、企业、居民个人等)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如果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地大幅度下降,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经济增长先从高速转入中高速,分阶段地逐步下降是有利的。
第四,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正在向纵深发展,国内市场和需求的回旋余地很大,加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推动,充分释放改革红利,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转变政府职能,我们有条件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Ⅳ 经济增长的四个级是那四个

阶段一:生产要素导向
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几乎所有的成功产业都是依赖基本生产要素。这些基本生产要素可能是天然资源,或是适合农作物生长的自然环境,或是不匮乏且又廉价的一般劳动力。这个阶段中的钻石体系,只有生产要素具有优势。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具备相关资源的企业才有资格进军国际市场。
在此一阶段的本地企业,完全以价格条件进行竞争,能够提供的产品不多,应用的工艺技术层次也不高,技术本身也是广泛流传、容易取得的一般技术。此外,企业本身尚无能力创造技术,必须依赖外国企业提供经验与技术,企业本身能表现的技术主要是来自模仿,或是在本地投资的外商所引进的。也就是说,本地企业拥有的较高级的产品设计和技术,大多来自外商投资兴建的一体化作业工厂,或是由选择该国作为生产网点的外商提供的,或是本地制造企业以半成品加工方式学习来的。处在这个阶段的企业,很少能与产品的最终顾客直接接触,海外市场的贸易机会也掌握在外国代理商手中。另外,有些外销产品,在本地的市场需求有限,甚至是根本不存在需求的。
生产要素导向阶段的经济,对全球经济景气循环与汇率变动非常敏感,因为它们会直接影响产品的需求程度和价格高低。同样,本国生产要素一旦不如其他国家,产业将严重受创,丧失领先地位。尽管充沛的天然资源能带来一段时期的高收益,但是对提升生产力的帮助并不大,其中原因将在后面解释。
每个国家都曾在某段期间经历过生产要素导向阶段,目前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正处于这个阶段。另外像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天然资源特别丰富的国家,也处在这个阶段。
一般而言,能够从生产要素导向阶段迈出,成功转入下一个阶段的国家并不多。在这个阶段中,以国内需求市场为主的产业可能因进口替代效应而持续扩张,但是驱动它发展的力量是政府的保护措施不让外国竞争者加入的结果。进口替代型产业基本上缺乏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条件,而且保护政策一旦扩散,反而会因产业缺乏效率而降低国家的生产力。
阶段二:投资导向
在投资导向阶段,国家竞争优势以从政府到企业之间积极投资的意愿和能力为基础。这个阶段的企业投资行动频繁,它们会大量投资兴建现代化、高效率与大规模生产的机器设备厂房,并努力在全球市场上取得最佳的技术,也常以付专利费、合资或其他途径找寻更精密的外国产品和制造技术。这一切行动的目标,都在于提高更精密产业与产业环节的竞争能力。虽然这个阶段的企业努力争取到的技术仍落后于国际领先企业(原因是各企业保留了最先进的技术),但至少是公开渠道中最进步的技术。此外,投资导向阶段的企业不单单应用外国的技术和方法,同时也致力于改善外来的技术。企业具有能吸收并改良外国技术的能力,是它们突破生产要素导向阶段、迈向投资导向阶段的关键。当企业进入投资导向阶段时,外国技术和方法大多仅供内部参考,主要依靠的是自行改良行动。由外国协助兴建的一体化作业工厂,此时已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
面对国内竞争的年代,当国家处在投资导向阶段时,政府、人民和企业都会致力于生产要素的发展行动,并努力进行现代化的基础建设,以提高竞争条件。技术工人和专业人才虽然大量增加,但薪资仍低廉。这些技术人员能操作精密复杂的机器设备,甚至改进技术。企业也开始建立国际营销渠道,并尝试与产品使用者直接接触。同时,它们也能为国外大客户提供半成品加工服务,并寻求与外国企业合作的机会。这段时间,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促使企业努力降低成本、改善产品质量、引进新模具和现代化制造工艺。第二阶段的企业也会把目标定在支持技术和资产的投资上。企业同时开始勇于冒险,因为许多产业出现新的企业,国内的竞争也已达到白热化程度。
当国家处于此阶段时,竞争优势来自从生产要素、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到竞争环境等一连串的改善。企业虽然仍依赖基本的生产要素而获利,但也将竞争优势延伸到了花费不高但属于更高阶段的创造性生产要素上面,国家也在一般性的生产要素上占有相对优势(如大学程度的工程师)。大环境中的教育和研究机构等生产要素创造机制,也运作得更顺畅了。在这个阶段中,由于技术更专业且充分内化,设备也接近现代化程度,这个国家的生产要素也将得到更有效率的应用。
小试锋芒的阶段投资导向阶段的含义是,举国上下愿意投资一些最基本的优势阶段,但是这种投资不足以发展独特产品或应用独特流程。企业仍在标准化程度较高、价格竞争比较敏感的市场环节中竞争,它们的产品设计也会迁就外国市场的需要。这一类型的产品通常比全球最先进的产品晚一个世纪左右。同样,企业的工艺技术虽然几近精湛,但比起最先进的技术也还差上一截。不过,和生产要素导向阶段相比,处在投资导向阶段的国家已经能在更广泛的产业和产业环节中竞争,而且有些产业已有较高的进入壁垒。有些领先产业也开始将新的优势扩展到相关的产业上面。
投资导向阶段的国内需求基本上还是比较简单的,主要是因为国民生活水平虽有改善,但仍普遍偏低,而且在起步过程中仍能专业化的企业并不多。因此,有些出口产业的产品甚至完全不在国内的市场上销售。这个阶段所产生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供给面而非需求面。
然而,能够在投资导向阶段脱颖而出的国家,大多是国内市场需求较高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因为国家的地理位置,对航海运输有很大的需求而先后发展出成功的造船业),或是国内有特殊的大量需求,而外国却忽略的产业(如日本人对小型黑白电视机的需求)。
强调发展本国智能在投资导向阶段,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通常还未发展。相关产业的生产几乎清一色依赖外国技术、外国设备,甚至外国零配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工艺流程虽然很现代化,但是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它们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也影响并限制了自行创新的步调。
在投资导向阶段,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领域:特别讲求规模经济的产业,资本密集但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零件与标准化产品产业,比较不讲求售后服务技术的产业,不怕转移且为其提供产品和工艺流程的来源不只一处的产业。当国家处于投资导向阶段时,最重要的优势往往还受限于低劳动力成本、大规模生产、应用现代化设备的产业。一般而言,这类产业通常是相对较成熟的产业,是下游成品、基本零部件差异不大的原料产业。以成熟产业为例,外国竞争者可能因为设备陈旧过时,而将生意转给敢于更新资产设备的投资导向阶段的国家。
尽管很多人认为技术无国界,但从投资导向阶段来看,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处于投资导向阶段的企业,往往只能吸收或争取到某些产业的技术,所发展的生产流程和模具也无法持续,原因就在于这一阶段仍缺乏能够积累经验和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源。通常,它们在其他国家的企业因竞争压力而有意寻求海外合作时,才有机会取得这些重要技术。
投资导向阶段的另一个特色是机会大幅增加,工资与生产成本开始起伏波动。对于习惯价格竞争的产业和产业环节来说,此时它们逐渐丧失了竞争地位。与生产要素导向相比,投资导向阶段对汇率和全球市场变动的抵抗力虽然提高了,但体质仍很脆弱。由于选择外国现有技术、发展大规模生产,以及和更发达国家供应商的关系都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有些产业不得不以失败收场或失去竞争优势。
当国家处于投资导向阶段时,竞争优势主要来自基本的生产要素和投资意愿。政府在这一时刻的角色也很重要。政府可以引导有限的资本流入正确产业、鼓励冒险精神、提供暂时的保护措施以鼓励新企业加入国内市场、发展更有效率的基础设施、激励企业获取国外技术、鼓励出口等。在这段期间,虽然企业在创造更高级生产要素上的能力已经增加,但政府仍需要扮演带头的示范角色。
投资导向阶段的经济,需要举国上下有重视投资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共识,而不是一味追求眼前的消费与平均收入。由日本和韩国的情形可以看出这种共识的威力。这个阶段的政府政策讲求效率,决策流程强调纪律、果断和长期规划。政府应该持续承诺改善生产要素质量,并在提升竞争力的先决条件上做投资。政府也可以辅导重点产业,以营造一个积极竞争的国内市场。政府对企业的保护措施是暂时性的,目的在于刺激产业改善和创新。但必须注意的是,保护药方一开,也可能成为永久性的毒药,政府的最大考验就在于为这些善意行动掌握标准。投资导向阶段的一些发展因素如果处置不当,经济发展仍可能失败。因此,稳定的政府、良好的行政人员,以及能抗拒特权的社会能力,是推动产业发展的理想状态。
一个不容易跨越的门槛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中,投资导向阶段很早就出现了。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国际性流动,也不是今天特有的现象。比如说,19世纪时,德国产业就有计划地进口英、法等国家的技术,并吸纳它们的工程师以提升德国的产业水平。同时崛起的美国经济,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投资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普遍,想要进入投资导向阶段的困难减低了,原因是全球市场对技术、材料和资金的需求比以往更大,各国也开始采取更积极的产业政策。
投资导向阶段也是多数经济体经济发展的门槛,能成功跨越的并不多。(类似于中等收入陷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成功的例子不外乎日本与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西班牙和巴西本来有机会成功,但是它们被各自的缺点限制住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有些缺乏强有力的本地企业,或没有内化的产品和工艺流程,或企业对主导国际销售渠道的诚心不足,或缺少充分且进步的生产要素,或内部竞争不够激烈等。

阶段三:创新导向
当国家进入创新导向阶段时,许多产业已出现完整的钻石体系。在这个阶段中,钻石体系的所有关键要素不但发挥自己的功能,而且交互作用的效应也最强。呈现锐不可当的竞争力。各种产业和产业环节中的竞争开始深化与扩大,代表这个国家的特殊环境与历史文化传统特色,也在特定产业与产业环节中出现。由于个人收入提高、高等教育普及、对便利的需求增强、国内竞争激烈,消费者的需求也更加讲究了。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也以自己强劲的竞争实力,影响着相关企业与国内客户的精致化。许多产业因为蓬勃出现的新企业而加速改善和创新的步伐,重要的产业集群开始出现世界级的支持性产业,具有竞争力的新产业也由相关产业中产生。
产业处于创新导向阶段时,依赖生产要素而形成竞争优势的情形越来越少,许多产业也在升级过程中,摆脱了生产成本与币值汇率的威胁。产业虽然没有生产要素优势,但能在不利因素的刺激下创新,产品与制造技术也不断往前推进。大环境中,更高级的基础建设、研究机构与更具水平的大学体系也在形成中。这些新机制不但保持自我强化状态并创造高级而专业化生产要素,同时也与特定产业形成联系,营造出锐不可当的气势。钻石体系正在产业与产业集群中发挥自我强化功能。
这个阶段被称为创新导向阶段,原因是企业除了改善国外技术和生产方式外,本身也有创造力的表现。本土企业在产品、工艺流程、市场营销和其他竞争方向上已经接近卓越的程度。同时,如果有相关产业的支持,本国有利的需求条件、坚强的供应商产业基础、专业化生产要素,可以让企业持续创新,它们的创新能力又形成其他新产业出现的原动力。
投资国外的阶段。当国家经济处于创新导向阶段时,企业会转战国际市场的差异化产业环节。它们的竞争虽然离不开成本,但竞争方向却从生产成本转至生产率上,因为它们更强调先进与高级的技术表现。同时,企业也开始逐步撤出价格竞争或比较简单的领域,并将这些领域让给其他国家。
这个阶段的企业除了有自己的全球化战略并逐步铺设国际营销与服务网络之外,还搭配已有国际知名度的品牌活动,并采取国外设厂的制造方式以降低成本,并加强对当地市场的影响。这些企业活动显示出创新导向阶段就是投资国外的阶段,而这些表现与钻石体系功能的充分发挥有很大的关联。
垂直深化发展。创新导向的第一个方向是,当国家进入创新导向阶段时,国内产业可以朝好几个方向发展。当一些率先进入这个阶段的产业发展出高层次竞争优势时,这些竞争优势也在发展过程中扩散到其他相关产业。产业集群会以垂直深化的方向发展。下游产业的产品竞争力会带动上游、供应产业(包含机械设备业);同样的活动也可能是由上游延伸到下游。这种情况最初只在国内进行,然而只要经济体系健全,很快就会扩张到全球竞争。垂直深化的产业集群也许是由生产要素导向或是投资导向形成,而一旦出现深化现象,即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已具有基本的创新能力。
横向水平发展。创新导向的第二个方向是,产业集群由纵向转为横向的水平式发展,形成更新更大的产业集群,这一步是由既有的企业或新加入的企业共同推动新产业而形成的。当国家生产力的提高并非依赖极少数产业的出口表现,而是由各种类型的市场表现撑起时,这个国家的经济正在发展。这个方向的发展过程会减少经济危机,原因是国家不再受少数产业的影响,企业也因专业化需要而朝向生产力更高的产业环节推进,生产力低的活动则逐渐移到海外进行。当产业处于纵向、横向交织发展状态中,企业有非常多改善和创新的路径可以提高本身的生产力。水平化的发展方向也会创造更多跨产业的扩散效应,使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过程更扎实坚固。
服务业走向国际化。创新导向阶段的另一个特色是:受到制造业发展的刺激,国内的优质服务业也将实现国际化。当国家处于生产要素导向和投资导向阶段时,该国服务业很少能在国际市场上抬头。唯一的例外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海运业,或海外工程建设产业的一些产业环节。反过来说,国家经济处于创新导向阶段时,服务业会因先进企业对市场营销、工程顾问、测试业等更专业化的服务需求而蓬勃。工程顾问、广告等高水准的服务业,会因更专业的人力资源和生产要素需求而出现。本国服务性企业会随制造业的国际化而走向海外。高学历、高收入和专业化的消费者,也需要更专业的服务,而本国需求正是服务业创造国际空间的根基。
和前两个阶段相比,创新导向阶段特别强调高质和富裕,同样使得高级服务业有更宽广的发展空间。不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能否顺利产生,仍必须有其他条件的配合,在这方面,美国和瑞士的表现就很成功,德国与意大利就逊色许多。
当国家经济处于创新导向阶段时,对总体经济的变动和外在事件影响的免疫能力也最强。处在这个阶段的产业,因为竞争焦点放在技术与产品差异上,成本与汇率变动的打击有限;企业的全球化战略也能减轻环境变动的影响。有竞争力的产业更因本身的多元化,而避开了它对任何单一部门的过度依赖。
政府要无为而治。处在这个阶段的政府,角色也不同于前两个阶段,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过去干预产业的做法。如果政府继续执行资本调度,采取保护、设置产业进入门槛、出口补贴等直接干预行为,只会打压以创新为竞争基础的效率。刺激创新的冲力、培养创新的技术、发展方向的取舍等大多数活动,此时应该交给民间部门负责。当一个经济体走向深化和多重方向时,政府不可能再掌握或控制既有和新发展产业的动向,而国际化程度高的企业越来越多,也减弱了政府的指引作用。此一时刻的政府应该做一些间接活动,诸如刺激或创造更多更高级的生产要素、改善国内需求质量、鼓励新商业出现、维持国内竞争热度等。另外企业则应自行扮演更积极创造生产要素的角色。
在19世纪前半叶,英国已经走到创新导向阶段。美国、德国和瑞典则是在21世纪先后进入这个阶段。70年代的日本和意大利也处于创新导向状态,不过对意大利而言,它的北部地区可能从12世纪初就已进入创新导向阶段了,只是当时的产业内容与今日是完全不同的。

阶段四:富裕导向
如果能持续国家发展动力、充分发展本国优势,那么应该可以顺利通过竞争优势发展过程的前三个阶段。国家的竞争优势会越来越激烈,有竞争力的企业与产业也会越来越多,跟不上步伐、生产力低下的产业环节,也将被淘汰。
社会价值挂帅。富裕导向阶段的情况与前三阶段正好相反,这个阶段是经济走入衰退的局面。主导这个时期的力量是前三个阶段积累下来的财富。但发生的问题是,处于富裕导向阶段的国家,既有的财富并不足以支撑经济本身的需要。形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投资人、经理人和员工试图拒绝新的转变,持续投资和创新的行动也已不再,经济发展的步调被打乱。此一阶段的国家经济目标也与过去不同,重心放在社会价值上面,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社会价值其实是根植于经济持续进步的基础上的。
进入富裕导向阶段后,企业也开始丧失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会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国内的竞争活动衰退、经营战略由积极转向保守、企业再投资的意愿降低、大企业左右政府保护政策使自己与竞争者隔离。另外,赤手空拳打天下的第一代企业家逐渐凋零,取代他们的是习惯在体制内活动的新生代经理人。企业、工会相继失去冒险精神,也缺乏竞争的热情,创新冲劲与敢向成规挑战的勇气也不复存在。员工因收入提高、视野开阔,而不再热衷于工作。劳资之间也为了维持自己既得的权利,关系日渐僵化;劳资的互不相让又成了改善生产力的根本障碍。
处于这个阶段,人们对其他领域的工作兴趣远大于产业界。实用主义的教育观念逐渐消失,社会和家庭对教育的疏忽,又造成教育水平的下降。社会对创造生产要素的投资比例大不如前,其他领域的投资反而抬头,而国家对有钱人课以重税的趋向,又压制了人们的投资意愿。总而言之,富裕导向阶段的最大讽刺是,产业投资表现不但不足,而且还在慢慢衰退中。
处于此一阶段的国家,过去成功积累的资金也使国内资本市场结构出现改变,投资人的目标从积累资本变成保留资金。经济体系创新速度减缓,又造成产业投资利益不如从前。资金因此流到土地等不动产上面。
经济活力开始下降富裕导向阶段的另一个特征是企业并购。因为企业拥有的资金已超过内部需求,但又不愿意冒险投资成立新企业,自然将目标转移到并购其他企业上。并购同时也反映出企业不愿竞争只求稳定的态度。对企业而言,并购造成了一个不必成立新公司也能持续发展,或是在现有产业中扩大自己实力的假象,然而并购活动对产业创新的伤害大于帮助。
由于客户忠诚度和市场占有率不会一夕之间消失,处在富裕导向阶段的国家的经济衰退情形开始时并不明显。然而当高生产力的产业和产业环节失去既有优势时,既有的产业集群将如滚雪球般被解构。这个解构过程是,不再创新的产业变成上游供应产业的负面客户,也不再是下游客户创新进步的媒介。这种情形一旦发生,一度撑开的经济将受到限制,基础产业和下游产业首先失去竞争优势,接着零配件、机械工业也丧失了竞争优势。在这一过程中,产业可能因为国内的特殊需求,或在实力强劲的特定相关产业支持下,迸出几波竞争力火花。而其他不断进步的外国企业则凭其新起的竞争优势,开始购买富裕导向阶段国家的企业,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中。外商也在这个国家建立子公司,导致当地公司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逐渐流失到外人手中。
当企业无法维持高层次竞争优势时,本国许多产业的规模也会缩小,重回价格竞争的战场上。工资增长缓慢和失业率升高,也使得企业降低改善生产力的意愿,进而放弃国外市场。当个人收入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时,国内市场的需求质量和挑剔程度也开始下降。一个讽刺的现象是,处于此阶段的国家,能够维持竞争优势的产业,必然是人力素质和技能不逊于其他发达国家但薪资相对较低的部分。不过,由于经济停滞的压力越来越大,劳资间的关系越来越差,创新行动也越来越弱,易攻为守的企业,心情日渐沮丧,向政府求援的声浪也大量增加,结果对产业发展又造成更长远的伤害。
维持优势的四类产业。在创新导向阶段,国家的创新和竞争优势都处于巅峰状态,富裕导向阶段的情况则刚好相反。能在这个阶段仍保持竞争优势的企业,大致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本国仍维持高水准和高级需求的产业。这类产业是靠国家过去积累的财富而存在,像个人资产、高收入、奢侈需求。金融服务业、娱乐业、以便利为导向的产业等就是其中几个例子。第二类产业是该国长时间投资特定领域所形成的,这些领域包括基础科学、艺术、高级专业化教育、充沛且高水准的人力资源,或是如健康医疗、国防等社会开支的领域。这些有历史背景的财富,表现在产业上如生物科技、教育服务、太空科技、国防武器等。第三类产业是具有抢先进入优势的产业,它本身具有品牌忠诚特性(如香烟),或是长期不曾发生重大变化或技术不连贯现象。第四类产业则是该国保有初级生产要素优势的产业。这四类产业的共通点是富裕,富裕是这个阶段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在富裕导向阶段,服务业所扮演的角色很复杂,由于许多服务业的竞争是属于本土化多国竞争性质,必须通过在当地设立分公司的方式进行。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服务业在国际竞争的消长并不如制造业大。因此,处于富裕导向阶段的国家,服务业占国家收入的比重往往继制造业之后快速崛起。由于财富会创造有利的本国需求条件,有些领域的服务业(或与其相关的制造业),甚至还会继续扩张。不过,由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本身就在发展中,要定出它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容易。而且,服务业在国际上的成功不表示制造业开始衰退,比较正确的说法是,某些服务业的表现,会反映出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两极化的表现。富裕导向阶段会导致经济衰退,因为处于这个阶段的产业竞争优势,并不足以支撑生产性就业、维系生活水平的需要。处在这个阶段的国家经常会有两极化的表现。
首先,它是一个富裕国家。它的企业和人民在享受过去努力成果的同时,资金与财富毫不匮乏,这也是每个国家长期努力想要达到的目标。处在这个阶段的国家,可能对国内的产业投资不足,但在海外投资却出手大方。另外在对外投资活动上,本国企业也逐渐从延伸本国力量或技术输出(这是创新导向阶段最常见的活动),转变为纯粹的资本输出,本国企业可能运用资金买下外国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但是经营管理上仍是完全交由对方负责。
富裕导向阶段的另一方面,则是一个暮气沉沉、委靡不振的国家。这个阶段的许多企业会有接二连三的问题,失业压力持续上升,生活水平也不断下降,社会福利费用大幅超过经济能提供的程度。对有钱人课以重税似乎成为解决国家财政问题的唯一可行办法,但这又伤害到大众的投资意愿。这段衰退过程可以拖延一段很长的时间,直到经济出现新的撞击为止。
虽然以上研究作者没有具体探讨中国面临的问题,但是研究对象中包括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Ⅳ 什么是经济发展中的两高两低

两高是高投入、高耗能;两低是低效益、低产出。

Ⅵ 中国经济增速进入了中高速增长阶段是否正确

对的。
中国经济的这一变化,与一个叫“新常态”的名词紧密相关。
新常态,新特征
实质上就是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何谓“新常态”?从字面上看,“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时常发生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

Ⅶ 经济发展新常态中两个概念,三期叠加指什么

你好,新常态是指经历一段不正常状态以后重新回到正常状态,我国经济现在就处于内新常态,换言之就容是重新趋于正常的经济发展态势。至于三期叠加,也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一大特征,顾名思义,三期叠加就是经济发展同时进入三种时期,第一,是经济发展速度换挡期,也就是经济发展速度变化的时期,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简单理解就是经济发展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速或者低速,到一定时期要换挡。第二,是结构调整阵痛期,也就是我过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这势必会扯动整个经济行业,不可能一蹴而就,势必会引起经济发展的阵痛。第三,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通俗的讲吧,就是以前的一些政策对经济产生的后续影响不断累计,到现在需要时间来化解这些积压的矛盾,即消化期。希望能帮到你。

Ⅷ 辨析题中国经济增速进入了中高速增长阶段对吗

对的。
中国经济的这一变化,与一个叫“新常态”的名词紧密相关。
新常态,新特征
实质上就是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何谓“新常态”?从字面上看,“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时常发生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
多数专家认为,新常态主要有四个特征:
——中高速。
“从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王一鸣说。
环顾世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1950年—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年—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年—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2013年期间下调至4.15%。
“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分析,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各个经济单元能接续发力、绵延不绝,导致发展能量巨大而持久。“比如,当服务业在东部地区崛起时,退出的制造业不会消失,而是转移到西部地区,推动西部经济快速增长。”
——优结构。
从结构层面看,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GDP的80%以上,新常态下,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王一鸣说。
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
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从今年上半年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4.4%,投资为48.5%,出口则是负2.9%。
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
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镇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打破。区域差距也将逐渐拉近。
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仅为7.4%和7.5%。在新常态下,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瑞士信贷2011年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的工资收入年均增速将达19%,超过GDP增速。
在这些结构变迁中,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既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也使一些行业付出产能过剩等沉重代价。
——新动力。
从动力层面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降至12.2%,今年1至5月仅为5.8%。“制造业的持续艰难表明,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说。
——多挑战。
从风险层面看,新常态下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
楼市风险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今年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6%,销售额下降6.7%,截至7月底,46个限购城市中已有超过半数城市放松限购,对比过去房价“越调越涨”的火热情形,当下楼市确实有点冷。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但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有时一个点的爆发也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综合这些特征不难看出,我国当前的经济新常态,实质上就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王一鸣说。
新常态,新因素
中国经济“做不到”“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
谈到新常态的成因,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经济学概念——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是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将成必然趋势。
这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从劳动投入看,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专家预测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这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资本投入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过去我国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也难以大幅提高。
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更何况,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总量和基数变大,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所以维持“永动机”式的长期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去年我国GDP增速虽然只有7.7%,但GDP增量已相当于1994年全年GDP总量,也超过名列世界第17位的土耳其的GDP总量。
说清了潜在增长率,也就明白了新常态因何而生——
从速度层面看,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做不到”“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必然会换挡回落。
从结构层面看,随着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耗费资本、土地等要素较多、能耗较高、污染较大的一二产业比重将下降,较少依赖资本、土地等要素、消耗较低的服务业将驶入发展快车道,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
由于劳动力、资源等制造业成本上涨,出口竞争力将减弱,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储蓄率降低,投资能力也将降低,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社会保障完善,消费需求将持续较快增长,从而带来需求结构的优化。
“当东部土地稀缺、劳动力匮乏后,相关产业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区域结构”,范剑平说。而城镇化提速、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优化城乡结构。
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越来越成为“稀缺品”,而在服务业占主导的经济结构中,人力资源更为重要,这些因素都将推动劳动工资提高、收入分配结构优化。
从动力层面看,过去,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成为驱动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快速运转的重要动力,时至今日,这些要素价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
从风险层面看,风险显性化并非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原来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风险开始暴露出来。
比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会削弱人们的投资信心,过去积累的楼市泡沫和风险就凸显了出来;在楼市下行预期下房地产企业会暂停购买新的土地,导致以土地财政为重要来源的地方财力紧张,地方债风险就会显现;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银行的相关贷款就会埋下金融风险的隐患。

建议你从中摘录部分内容作为辨析题答案。
希望能帮到你。

Ⅸ 运用经济生活回答如何实现“双中高”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过去是,今天仍然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潜在增长率、资源环境的承受程度都不容许再盲目追求高速度,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符合经济发展内在规律。但必须看到,经济增长不能强行推高,也不能任其失速;不纠结于短期高速度,不等于可以不要速度。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就难以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就难以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我们的目标是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双中高”。去年,一些地方经济增长出现较大回落,有的甚至出现负增长,这说明经济下行压力不小,稳增长的任务很重,仍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绷紧稳增长这根弦。
顶住下行压力,实现“双中高”,需要对传统思维说不,紧紧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开启“双引擎”。一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的引擎;另一方面,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造升级传统引擎。新的引擎动力来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有13亿人口、9亿劳动力、7000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人民勤劳而智慧。如果把全社会每一个细胞都激活,就会使整个经济肌体充满生机,进而汇聚成巨大的推动力量。改造传统引擎,重点是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我国经济发展虽已取得很大成就,但公共产品与服务不足仍是“短板”。增加这方面供给是改善民生的必要举措,也是扩大内需、实现中高速增长的重要推手。
改革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之源。开启“双引擎”、实现“双中高”,关键在于今年重大改革能否“再下一城”,打破束缚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不合理限制,特别是走活体制机制创新这着棋,推动金融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迈出新步伐,促进生产要素更多向有前景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集聚,鼓励更多的人自由创业,使千千万万小微企业成长壮大、活力迸发。
一年之计在于春。面对艰巨的改革任务,我们期盼全国两会能围绕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出一批硬招实招,让中国经济“列车”跑得更加稳健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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