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近代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1.大量的赔款，造成白银外流，那国内白银价格就会上涨。
2.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商品进入.国内的家庭作坊就被排挤商品卖不出去.那就倒闭了。
3.楼上讲了 赔款量过大，到头来算到百姓头上就是要百姓交税（比如辛丑条约 4.5亿就是中国每人要给外国人1两白银），那百姓没太多的钱买商品了...内需无法拉动了。
4.铁路等国家动脉在帝国主义手里，运输等就要依靠外国了...
希望对你有用
❷ 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对一国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经济2002年又达致了一个8％的增长。最近，联合国有关组织又预测，2003年中国经济将持续保持一个7％的增长速率。中国经济总量近几年能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的速度，确实会有点令国人飘飘然。然而，就在“中国经济一支独秀”的歌舞升平之中，国外总不时有观察家和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前景说三道四，发出这样或那样耸人听闻的言论。最近，在印度某城市举行的一次商界领袖会议上，一家设在新加坡的美国投资经纪人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巴苏（Prasenjit K. Basu）就警告说，中国经济正在走向危机。其理由是：中国投资总水平近几年每年15％－20％的增长，已导致了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和通货紧缩，中国的“过渡投资”已达到了一个任何经济体都难能保持持续增长的水平。
外国观察家和经济学家们的评论，总有他们个人观察问题的视角，因而对他们的观点，我们也许不必介意。然而，对我们政府的政治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们来说，能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不断自察我国经济中的重重体制和结构问题，却不无裨益。
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数年采取了“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也因之主要来自政府通过发行国债而上马的一些基建投资。这些工程大多是基础设施和一些巨大公益事业项目。中央财政为此增发了数千亿元国债，加上配套资金，已达数万亿元。靠着如此巨大的财政资金投入，方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速率保持在7%以上。有专家估计，如果这一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延续下去，到2004年，我国的建设国债总额可能要达到1万亿元以上，配套资金累积可能会达到8万亿元。然而，仅靠发行巨额国债和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能持续多久？如果绝大多数企业没有投资冲动，且大多数企业在内需不足的宏观经济环境中难能找到投资机会，只靠政府举债和从银行借钱来从事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的基础设施长线建设，这不仅会降低国民经济的总体投资效率，扩大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也将会使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从整体上来说，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并不缺乏资金。城乡居民银行存款越积越高，存款余额已高达8万多亿元，这无疑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有着丰富的资金资源。中国巨大的人口又意味着丰富劳动力资源。中国目前是一个刚达致人均GDP1000美元的发展中经济，这也意味着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增长空间。但在巨大的资本资源、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市场空间并存这一格局中，我国民间投资却一直增长乏力，大多数现有企业经营困难，以致政府不得不靠鼓励外资的进入来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在另一方面，尽管近些年来央行货币发行量很大，M2的增长率连年超过GDP与通货膨胀增长率之和，但中国却相反出现通货紧缩，且社会总需求疲软如故，这里面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在增长数字成了政府决策者和经济学人关注的中心问题的当下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学界和政界的足够重视。然而，细想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国民的收入分配，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公平和公正问题，而可能是制约目前中国社会内需不足从而制肘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阶层居民的平均收入均普遍提高了，这是事实。同样，中国的收入分配也迅速两极分化了——相当一部份国民收入被少数富人所拥有，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则收入微薄，这也是一个不必讳言的事实。在当代社会科学中，收入的公平分配好像只是一个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问题。在当代经济学中，只有在福利经济学家们讨论社会福利函数时，才偶有涉及。然而，当国民的收入问题成了制肘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时，这就成了政府决策者必须所考虑的一个重要经济问题了。
从经济学上来说，尽管我们不能轻信旧福利经济学的教义中的最大化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方能达致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一教义，但至少我们可以断知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会高于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一点。再则，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形成的高收入阶层的财富，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家和少数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外，大部分很可能是来自在转轨中所出现的体制缝隙中“寻租”的结果。据统计，在我国的百名首富中，有50％以上富人从事房地产，另外10％的富豪则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统计数字，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点。那些来自各种“寻租”渠道的财富，除了被少量的挥霍和用于购买豪宅外，则抑或变成了与企业投资并拉动经济增长无任何关系的“沉淀资金”，抑或经由各种渠道逃流了国外。而在一方面，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大量下岗职工，却苦于收入拮据，消费能力萎缩。在这种“少数富人有钱无处花，多数穷人缺钱花”社会格局下，中国社会总需求焉能不疲软？经济增长焉能不缺乏内在动力？
现在是应该把居民收入分配作为一个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来思考的时候了。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内需。调整收入差距,不仅要调整城乡收入差距、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更要调整我国目前不合理的国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并调整政府收入的支出去向,使政府支出有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这是目前我国扩大内需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❸ 不平等贸易给中国近代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是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使中国变成其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使中国的大量的白银外流，影响了资本主义萌芽对资本的要求，不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3.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进程，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❹ 晚清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啊
把中国带入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严重阻碍了 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❺ 现代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经济方面有哪些现象
就业性别歧视，执政一把手不会是女生。
女性与男性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两性的平等和谐与经济和谐、阶层和谐、民族和谐、生态和谐等一样，都是实现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条件，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应当承认，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男性中心化已构成主导倾向，性别不平等客观存在。在当代社会急剧转型和变革的进程中，重新审视两性的发展现状，我们不难发现女性比男性更易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如今，要在和谐社会的语境下谈论两性平等和谐，若不是为了高呼口号，激越清响，便需从现今客观存在的不平等状况入手，通过挖掘这些状况的深层次原因，来探讨如何努力促进两性平等和谐以构建和谐的“人”的社会。
在当代社会，男女不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均有不同侧重不同程度的体现，而每一方面的问题又都不可以单独割裂开来，往往是多种因素和层面纠葛在一起，无法厘清的综合性症候，从一个焦点，即可散射开许多不同的视点，以点带面，通观全局。而本文的焦点，便落在近年来越来越使中国的男男女女困惑和困扰的就业问题，这也是中国近年来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问题之一。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认为，经济独立是在社会领域中取得地位和独立的先决条件，恩格斯就这么说过：“只要仍然把妇女排斥在社会劳动之外，而仅仅让她们参加家庭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与男子的平等，无论在今天还是未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中心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由此可见，妇女的就业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提高女性地位实现两性平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社会生产的隔离，不仅造成妇女社会生活范围相对狭窄、内容比较贫乏，其参与社会的机会与权利也被剥夺，由此导致了妇女在经济上、人格上对男性的依附以及整体发展水平的滞后。女性只有在公共劳动中才能确立自身的人格尊严，提升自身素质，奠定自身经济地位，实现自我人生价值，从而获得真正的解放，从而才能与男性平等。
中国女性的就业，其实是走在世界前列的，1949年，新中国建立伊始，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共同纲领》即获通过，妇女取得了包括经济权利在内的各项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许多不事生产的妇女，进入了社会生产、社会工作岗位，到50年代，中国妇女就实现了高就业率。但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对女性就业产生的冲击，远远高于男性，男女就业的人数比例、就业的层次与结构、职业报酬等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差距，中国女性就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和困境。
我们可以来看一些数据：根据《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中国妇女就业人数从1990年的2.91亿增加到2003年的3.37亿，据《2003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1995年－2002年间，中国女性就业的人数比例始终维持在37%－38%之间，整体就业人数仍比较低。从行业流动来看，广大女性逐渐转向一些更适宜女性的行业，全国范围内女性比重超过半数的行业有：卫生（57.3%）、餐饮业（56.8％）、旅游业（56.0%）、零售业（51.7%）、娱乐服务业（50.9%），行业隔离的现象十分明显。根据“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2002年城镇在业女性中，各类负责人占6.1%，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22.8％，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大会中，女代表所占比例2002年为世界第29位，比1999年降低了17位，而女性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也表现为“副职多、正职少；党群单位多、关键岗位少；虚职多、实职少”的特征，职业岗位隔离现象相当鲜明。行业和职业岗位的性别隔离直接导致的结果便是男女两性收入的差距。在同工同酬已经较好地在规范的企事业单位严格执行的情况下，男女两性收入差别更多的是由于不同工不同酬造成的。男性比较集中的行业一般来说较女性比较集中的行业收入高；而同一行业同一企业中，位于管理层的男性又远比女性多。在收入的金字塔中，塔顶和塔的中上部聚集了更多的男性，而塔底和塔的中下部集中了更多的女性。从第二期全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的结果来看，男女两性之间的收入存在较大差异，调查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1999年男性和女性的年均收入分别是7434.10元和4552.73元，女性收入仅为男性收入的61.23％，在受教育年数相同的人口群体中，男性收入也均高于女性。更有甚者，女性在社会就业过程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性别歧视，据统计，2000年国内部分报刊刊登的招聘广告中，餐饮业的招聘广告85％强调只要女性，且年龄范围限于18－25岁之间，而85％的招聘高层主管、高级文秘。办公室主任的广告注明要求男性；目前国家机关从大学生中招收公务员时，女生录取的比例不超过录用总数的1/3，而就业难的大学生中女生占了2/3。
在这些数据面前，无怪乎七八十年代响亮的“男女都一样”日益式微，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时风渐涨。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个纷繁复杂的转型时期，要实现男女就业平等仍是任重道远，且要特别注重挖掘两性不平等的深层原因，对症下?，以其事半功倍。而男女两性就业的不平等，从深层次来看，包含三个不同层面的原因。
（一）在生理性别层面上，女性生理特点决定了男女两性在就业中的不平等。生理性别（sex）指男性与女性作为生物个体的生理特征，是人类每个个体所固有的生物特征。男女两性在生理上存在差异，这是自然现象，女性承担着生育孩子和哺乳的任务，造成了两性在家庭分工中的不同，也势必造成女性职业生涯的中断。尽管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在妇女的孕期、产期和哺乳期随意辞退她们，且处于生产期的女工都享有一定时期的产假，用人单位在产假期间应依法支付工资。当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配置人力资源的作用越来越大，女性和男性一样要通过市场实现就业和择业。在市场经济模式下的用人单位，其规则必然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受益，而女性由于有生理周期、生育等“自然附着成本”和操持家务等“社会附着成本”，使得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用人单位不倾向于接受这种“性别亏损”；另外，在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的现代社会，因为曾经暂时停止过工作，和男性相比，女性的人力资本存量已处于相对劣势，加之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会削弱自身发展机会和时间保证，发展机会越少，两性之间的差距越大，越不利于女性的竞争，这种差别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即使很多女性通过自身努力克服了种种不利条件，赶上并超过男性，但她们需要牺牲更多的娱乐休闲时间，既要保证在工作上不落后于男人，保持一种“职业女性”的良好形象，同时又必须做一个合格的“贤妻良母”，男性则不存在这种问题。
（二）在社会性别层面，传统社会性别意识规范束缚了女性的就业。20世纪7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者提出了社会性别（gender）概念，严格区分了“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指人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表现出来的与其生理的性身份相符合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即以社会性的方式建构出来的社会身份和期待、要求和评价以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社会性别不同于生理性别，它并非仅仅由其生理决定，主要是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中形成的对男女特征的定义与角色要求，也就是说，表现在男性与女性身上的人格特征是为社会所期待并为社会文化所塑造和被自我所认识的角色模式。而社会恰恰根据社会性别（而非生理性别）对男女进行了社会分工，而这，直接体现在上文中给出的行业和职业岗位上的性别隔离。在现代社会，虽然不同的职业对所有的人都敞开了大门，但是人们对男女两性仍然具有不同的期望，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仍为女性的就业和发展设置了种种有形的和无形的障碍。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点使众多女性在选择职业时必须考虑她们在未来的家庭中承担的角色，考虑工作可能对家庭造成的影响等，而男性在这方面的顾虑就相对小很多。
（三）在心理层面，由于生理性别的相对弱势和传统社会性别意识的束缚，女性对自身就业期望值不高。就业期望是个人对自己职业的基本规划与态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人对职业成就的追求。目前，不容乐观的就业形势和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与偏见制约了女性的就业期待，使得女性特别是女大学生、下岗女工就业难的问题特别突出。同时，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必然根据社会性别定义修正自己的行为举止，在成年生活中进行形象整饬。社会心理学认为社会期望值越高，个人的成就动机水平就越高。一直以来，社会对女性的家庭角色期望较高，对女性的职业角色期望相对较低，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就业和择业心理。因此，即便女性具备丰富的知识与较高的技能而形成较高的职业追求，但由于社会对女性就业及成就的底期待已是普遍事实，无论女性是否认同这一期待都会受到影响，并在“社会事实”的制约下降低了自我的就业期待。根据一项对89名在校及102名在职男女大学生性别评价对比的调查研究，在校与在职的女大学生中，分别有64％和53％肯定并接受自己的女性性别，而另外36％和47％的女大学生则宁愿选择男性性别，因为她们认为男性实质权利与机会比女性多，发展余地大。在校与在职男大学生中，却分别有86％和98％肯定自己的性别。可见女大学生对自我性别的肯定远低于男性。而对自我性别肯定的女生中有83％认为，女性压力比男性小，事业有成最好，一事无成也不会有多大压力，进退自如，只有17％的女大学生认为女性决不比男性差，同样可以建功立业。男大学生对自我性别肯定则来源于有动力、有挑战、能够担当社会赋予的责任等。很明显，男女大学生对性别认可的程度和内容也存在极大差异。总体看来，女大学生对自我性别评价不高，她们或想成为真正的“强者”--男性，或接受社会赋予的身份--“弱者”，这无疑对实现男女两性平等就业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应该看到，男女不平等三个层面的深层原因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由于男女生理天然差异无可改变，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完全的平等是无法达到的，因为男女确实不一样，后天人力可为的应在于打破传统社会性别的僵化定义，调整性别偏向严重的社会分工和就业结构，提升女性自信力和就业期待，充分发挥女性在社会公共劳动中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一，国家应当制定适当的政策来确立女性承担的生育、哺乳的社会价值。当前我国妇女就业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生育以及由此带来的就业竞争中的性别劣势，针对这一问题，我国早已开始探索对妇女生育的社会价值作出合理补偿，大力推行了生育保障制度改革，据《中国妇女报》2001年3月8日版的统计，至2001年我国已有半数以上市县实现了生于保险社会统筹，参保职工人数达3000多万人，有10个多省、自治区出台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暂行规定，9个省市、自治区的生育保险覆盖面已达80％。由此可见我国生育保险制度体系已初步形成。此外，还可通过公共政策对女性生育的偏向，如规定男性在生育和家庭生活中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使女性在就业中的“性别弱势”得以改善。20世纪80年代起，许多发达国家就开始借助公共政策调整两性在家庭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日本于1992年开始实行妇女产后的双亲产假；瑞典规定父亲必须休假一个月以尽抚育子女的职责，该类规定我国也可以参考试行。
第二，国家应制定家务劳动社会化、现代化、市场化的政策，扶持建立社区服务体系。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一则可以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或减轻妇女家务负担，有效缓解职业女性事业家庭难两全的冲突，二则可以体现家务的劳动价值，为技术不高的妇女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社区服务体系，具体来说，可以是社区托儿所、养老中心、保健医院、家政服务中心、快餐店、洗衣房等经济实体，便利社区内家庭生活，为女性摆脱繁重的家务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第三，要通过各种方式逐步打破传统僵化的社会性别分工，消除就业的性别歧视，不再根据刻板印象将男性或女性固定于某些社会角色、社会职业上，而是在承认男女自然差别（如体力、生理期等）的基础上，给予两性平等的选择机会，促进形成以个人兴趣与能力为分工标准，灵活、公平、合理的社会分工机制。这不仅有利于赋予女性更多的择业就业的自由，大大拓展女性的职业发展空间，同时，也为男性摆脱传统社会性别分工的束缚，从而获得更多就业的可能性开辟了绝佳的道路，是真正促进男女两性在就业方面自由平等的途径，当然，这也必然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历时弥久的重任。
第四，制定并实施扶助女性的教育政策，加强对女性再就业的培训，同时加强对女性性别认识与成就动机的教育。女性自身素质的提升和觉悟的提高是解决就业性别歧视的根本途径之一。根据《中国性别统计资料》（1990～1995）2000年我国女性在各级教育在校生中的比例统计显示，两性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的人口比重与女性相应年龄段人口比重相当，这说明我国教育性别均等的目标已有保障，且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和政策引导（如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希望工程”、“春蕾工程”对失学女童的援助等）以基本得以实现。在巩固女性基础教育的同时，应完善并拓展妇女职业培训的方式方法，保证妇女有平等接受在职培训的机会，尤其要发展再就业职业培训，提高女性职业技能水平，帮助低学历女性增强自身竞争能力。
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提出了“平等才和谐”的口号，诚然，无论对促进性别和谐来说，还是就我党和政府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而言，两性平等，特别是就业的平等，正是一个基本前提。当前，在两性就业还不平等、女性还处于社会弱势的情况下，我们更应充分调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力量实行改革，保障女性平等就业的权利和机会，从而有力发挥女性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❻ 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有什么联系
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使资源有效集中，尤其是地区与地区之间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增长极的形成，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地区经济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产生辐射效应，最终对整体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人民收入的提高，只是在提高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高收入者收入增长速度更快，从而造成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事实上，当经济水平足以为低收入者提供必要支持时，市场与政府都会对缩小收入差距产生积极作用。
经济增长使企业成本结构发生变化，雇佣高收入者的成本越来越高，竞争性企业开始寻求更低的劳动成本，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竞争，使低收入者获得更高的工资，同时也限制了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最终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地区差距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地区资源枯竭，使企业在市场作用下到开发不足的落后地区生产，利用当地资源，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此外，政府的政策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改变经济环境，吸引更多的企业到落后地区生产，推动其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整体经济发展使政府拥有更多的财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给低收入者提供享受高水平教育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未来收入，最终缩小与高收入者的差距。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传导机制互相影响。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关系，但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有负的影响，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表明，在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互相影响中，传递变量为政策提供了可操作性，“由于经济增长不能自动地惠及穷人，不能自动地改善分配状况，经济增长只能是贫困减少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④因此，政府通过政策制定可发挥重要作用，即通过影响这些传递变量来实现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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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近代清政府与帝国列强之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影响都有些什么
影响
1.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
不平等条约中包含了许多贸易条款，包括通商，通商口岸的设立，最惠国待遇等等，使得闭关锁国的政府被迫打开了国门。
对于19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市场一体化的形成而言，不平等条约大多体现了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的理念——尽可能的开拓海外市场，并将利益最大化。这并不等同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念：因为自由主义者的竞争往往不遵从法制和平等的理念，而代之以各种手段如倾销贸易竞争。虽然绝大部分经过工业革命而形成的工业化国家都会采用开放市场、 向世界竞争的贸易手段。但对于一些不发达国家或者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严重的国家，大国往往利用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破坏阻碍自由竞争的因素。对于亚、非洲的国 家而言，这种在存在经济实力巨大差距的自由竞争将不可避免的摧毁本国的独立经济，使本国经济开始逐渐受制于其他国家。
2.半殖民地国家：
对于被强加不平等条约的弱小国家而言，签订不平等条约对本国经济的发展是具有惊人影响的，强国的商品输出会对本国简单的手工业生产带来致命的打击：在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手工业的生产力远不及资本主义国家机械生产的能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手段导致本国市场打破自然垄断，促使市场融 入世界，使本国经济日趋殖民地化；文化上输出被美国、欧洲所崇尚的价值观与道德观，造成对其他国家传统文化的冲击，西方宗教与科技的传入一方面促使有识之 士对时局展开深入研究，但更多的是对广大民众的精神麻痹。这些现象使被迫签署不平等条约的国家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有的国家甚至在政治上完全丧失了主 权领导，成为彻底的殖民地。 3.经济畸形发展：
这是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结果之一。本国尚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很难同英、美等强国在市场上相竞争，没有利润的本国工业自然很难发展。这导致国家开始经 济殖民化。而殖民地对于他们的宗主国而言，就是廉价原料、劳动力和广阔市场的代言词。这样，受制于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只能是输出初级产品，而工业领域则近乎 空白。20世纪50年代后世界范围的殖民体系虽然不断解体。但对于这些新兴的独立国家而言，其经济发展仍然是初级产品出口，进口工业成品的发展态势。经济 命脉仍就由那些有能力控制贸易品价格经济强国所掌控。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对于部分国家（主要是非洲国家）直至现在依然没有改变，也成为这些国家独立几十年来 经济未见好转的主要原因之一。
4.领土损失
一定采纳啊
❽ 不公平会导致那些社会或经济问题
“效率”要以“公平与正义”为底线
卢周来
公平与效率的“原始”争论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界关于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仍然主要局限于上世纪80代中期以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平等与效率之间相矛盾的观点之上。这一观点的源头主要有两个。
一是新古典增长模型。这一模型最核心的思想就是，经济增长水平高低，与人均资本量的高低呈正比。也就是说，社会产出中投资于生产领域的钱越多，人均占有资本量越多，经济增长率就越高。而投资于生产领域的钱又来源于储蓄。但在这些模型中，无一例外地认定富人的边际储蓄率高于穷人。更重要的是，富人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为了利润的目的，又使社会储蓄能迅速转化为投资。所以，如果让社会越不公平，即让钱更多地集中于富人手中，社会投资将越多，经济增长率就越高。所以，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你要强调公平，就要牺牲效率；而你要强调效率，你就必须付出不公平的代价。
二是早期发展经济学观点，尤其是阿瑟·刘易斯和西蒙·库兹涅茨的所谓“二元结构”理论。他们都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划分为现代部门与前现代部门。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前现代部门中的劳动力流向现代部门，而促使劳动力流动的基本要件就是，现代部门中的要素收入要远高于前现代部门。这一观点的确隐含了这样的看法：如果没有现代部门中要素所有者收入远高于前现代部门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经济发展将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经济学界有人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应该承认，公平与效率在一定时期的确存在矛盾的一面。也正因此，基于改革开放前经济效率不高，我们党曾经提出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决策。
“不公正”的负面影响
然而，包括库兹涅茨“倒V”型假说在内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告诉我们，当经济增长总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社会分配应该趋向平等。而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现代经济学进展更是认为，当以包括人力资源投资、土地初始分配状况等在内的财富所衡量的不公平状况持续恶化，将对效率或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妨碍经济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不公正将鼓励人们不进行“生产性努力”而进行“分配性努力”，由此妨碍经济效率。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曾区别了到底哪种制度能促进经济增长，哪种制度会妨碍经济增长。在此他使用了“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两个概念。他认为，人们认为社会不公平，其实是觉得他们每增加一分投入到生产中去（即“生产性努力”），并没有多得到一点相应的回报；相反，有些人只把精力放在企图从社会已有的生产成果中分得更多的份额（即“分配性努力”，）却真的能得逞。这个时候，更多的人将不愿再将自己的努力放在生产性上，转而也放在分配上，经济增长就将陷入停滞。所以，让人们感觉不公正的制度，就会妨碍经济增长。用一个比方：如果努力做蛋糕的人，不能多得到一份蛋糕；而那些只想用各种手段从已经做好的蛋糕中多划拉一块的人，却多得到了蛋糕，这时人们就会感觉不公平。感觉不公平之后，原来努力做蛋糕的人也不愿再努力做蛋糕了，转而也用各种手段想多分一块蛋糕。此时，蛋糕当然做不大。
我们原来曾批评计划经济的缺陷，其中一条就是平均主义，认为在计划经济下，人们“干多干少一个样”，使得大家都不愿意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计划经济也是一种妨碍人们进行生产性努力的制度。正因此，我们要搞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贡献大小进行分配。但如果社会的不公平程度拉大，不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与建设的成果；相反，少数人凭借权力腐败大发其财，少数人利用“圈地运动”或“房地产开发”中存在的大量制度性漏洞成为富翁，少数人利用国企改制轻易就可以取得大量社会财富，那么。这样的市场经济最终也会使“干的人不愿干”。经济效率最终无法维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看，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对于维护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不公正将导致各阶层之间“分配性冲突”增加。这会影响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阿莱辛那与帕里蒂指出（1996），越多人认为社会不平等，越多人就会卷入社会财富分配的冲突。就像蛋糕只有那么大，而越来越多的人只想从如此小的蛋糕中多划拉出自己的一块，必然会造成对有限的蛋糕的争夺与冲突。而越多人卷入社会财富分配的冲突，社会就越不稳定。社会越不稳定，一方面，投资者对投资的安全性越没有信心，因而减少投资而另一方面，社会将被迫把更多宝贵的公共或私人生产性资源用于防止与打击犯罪。我们又知道，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就是生产性投资的不断增加。社会冲突使得生产性投资减少，不可避免地使经济增长乏力。这一现象今天在第三世界国家及转轨国家已经比比皆是。因此，实现公平与正义，对于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同样重要。
有意思的是，不公正对投资的负面影响的观点甚至已经得到了某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认可。他们认为，即使在西方“民主自由”国家，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尽管不会危及社会稳定，但危及税收与财政方向，进而影响生产性投资。他们的逻辑是，政府做出的任何一项决策都是投票的结果，而投票的结果又取决于“中位投票人”的数量。如果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使得社会中大多数公民觉得有问题，他们在投票时就会选择给富人征收更重的税收的政策，以及选择更大的社会福利开支政策，而重税无疑会影响富人投资的积极性，因而也会影响经济增长。所以，不公平经由“税收与财政扭曲”影响了经济效率。
不公平会抑制国内社会消费，也会妨碍经济增长。消费与投资一起，构成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两驾马车。如果消费不足，经济增长也将因为没有最终需求而陷入停顿。当社会出现严重不公平时，财富分配向富人急剧倾斜，使得富人的消费水平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按消费经济学的说法，20%的高收入者拥有市场80%的购买力。富人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带动社会消费品生产结构迅速完成升级。而不幸的是，富人的消费需求将伴随其购买力的迅速增加而在短期内很快被满足。此时，80%的穷人却苦于买不起已经升级了的消费品。消费很快由于购买力的断档而下降，社会经济在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后将陷入由于消费不足导致的萧条之中。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不公平的财富分配状况对投资的负面影响以及对国内社会消费的抑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资金外流。经济学家罗德里克经过研究发现（1997），在人们感觉很不公平的社会中，富人的安全感普遍较差。因而，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时，往往选择国外；在选择住房、教育、保险等投资性消费时，也往往选择国外。这样，会造成所在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本来就十分短缺的宝贵资金外流，影响所有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种现象在拉美及南亚国家十分普遍一些国家甚至因为外流的资金远超过吸引的外来投资而陷入危机。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社会不公正状况的恶化，不仅是社会问题，同时也是经济问题；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不仅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不仅不与追求经济效率相悖，而且二者同等重要并相互促进。
我认为，作为直接以知识贡献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经济学家，不能老抱着“效率与公平是矛盾”的观念，更不能因为片面强调效率而漠视社会公平与正义。因为即使是从效率的角度看，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对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改革开放中担当决策者与“领头羊”的经济工作者，更要改变重视社会公平与正义，正如温总理所说，只有这样，才能“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也才能保持国家或本地区经济的真正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摘自《改革内参》2005年第11期）
❾ 不平等贸易给中国近代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是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使中国变成其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使中国的大量的白银外流,影响了资本主义萌芽对资本的要求,不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3.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进程,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❿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世界范围内的话，简单的说,就是经济结构单一,人才资金匮乏,处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弱势地位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
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
为巩固政治独立，二战后相继独立的亚非拉国家，都把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放在首位。然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顽固地维持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并利用其掌握的技术和经济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控制，从而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时至今日仍居于从属地位。这种依附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生产领域，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国际分工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原宗主国的原料供应地。直到80年代初期，以生产原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很多，其中30多个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90％以上。这就使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等方面严重依赖西方发达国家。而且，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本推行经济霸权主义主要工具的跨国公司，在不断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同时，把部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使它们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属“加工厂”和“装配厂”。过去单一型的传统分工，转变为一种多层次的国际分工体系，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体系中处于最高层，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底层。
在技术领域，西方跨国公司通过对技术研究和销售的垄断，造成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西方国家在技术转让中，不仅严格限制向发展中国家当地公司转让先进技术或关键技术，或者设置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商业惯例条款，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而且还常常索取高额的技术转让费用。据统计，在世界已注册的约500万项专利权中，发展中国家只占1％。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控制世界技术转让的80％，其中美国约占50—65％。发达国家利用科技中的垄断地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索取300—500亿美元的购买专利权费用。
在贸易领域，西方垄断资本极力操纵国际市场，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规定种种歧视性的贸易壁垒。目前，各种名目繁多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已达1000多件。另一方面抬高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严重的不等价剥削。1980年至1989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下跌33％，仅1989年就损失1065亿美元。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仍然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出口对象又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这就使它们在贸易上处于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
在国际金融领域，发展中国家不仅在货币制度上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国际货币制度中完全处于无权地位，而且，西方发达国家还通过政府贷款，国际多边机构贷款和国际商业银行等形式，使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上处于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此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银行还在发展中国家广设分支机构，力图操纵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
这种依赖性不可避免地加大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量，使发展中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贸易逆差、损失惨重。据联合国有关资料，在双方的贸易中，以1980年发展中国家单位出口价值（以美元计价）为基数，1988年下降为83，而1988年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额为6791亿美元。仅此一项，发展中国家的损失就达1150多亿美元。从进口看，以1980年为基数，1988年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单位价值指数却上升为106.2，而当年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额为6391亿美元。也就是说，由于进口价格的上涨，发展中国家为此要多付出370多亿美元。两项合计，发展中国家损失了1520亿美元。
外债加重，资金倒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材料，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急剧增长。积欠的中长期外债由1972年的992亿美元，增至1988年的10425亿美元，再加上短期外债1972亿美元，总计12397亿美元，比1972年增长了11.5倍。由于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居高不下，使发展中国家为此支付的利息负担更加沉重。1972年的利息支付还不足25亿美元，1988年就增至833亿美元，增加了32倍多。并且从1983年起，发展中国家出现向西方发达国家严重的“资本外逃”。从1983年至1987年中等收入国家倒流资金930亿美元，而1988年1年更高达500亿美元。仅拉美国家1973至1985年间就累计达1510亿美元，占同期外债增加额的40％以上。出现了“从贫者身上抽血”的反常现象。
外资利润增加。如美国公司1980至1985年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利润率在20％左右。这些利润，一部分用于当地的再投资，一部分汇回本国。80年代以来，汇回本国的那部分利润早已超过这些国家新输出的资本额。
这种国际经济旧秩序中的依附地位所带来的后果，严重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积累规模和速度，从而使它们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遭到严重挫拆，以至到90年代仍将面临着许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如区域、集团化的影响；资金流入减少，资金短缺问题难以解决；外债问题严重；科技差距继续拉大；人才短缺与外流；产业结构落后；贸易条件继续恶化；人口增长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生态环境继续遭到严重破坏；南北经济差距拉大等。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60、70年代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激进派提出了中心——外围理沦。这种理论认为：（1）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为中心（发达国家）——外围（发展中国家）的世界体系，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具有依附性，它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2）联接中心——外围的经济机制是不平等交换及其价值转移。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攫取了外国国家的大量“剩余”来促进本身的发展，而外国国家却由于“剩余”的流失而造成贫困，所以，发达与不发达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两者互为因果；（3）外围国家的发展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因为它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来满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需要，它们在经济结构上不可能象独立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实行工业化。它们越发展，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性就越深；（4）只有积极地反抗把它们（指外围国家）与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连结在一起的链索，它们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理论的核心是以不平等交换产生价值转移来论证不发达的根源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这种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不平等交换论，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有助于揭示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和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情绪，同时，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
但是，这种理论看不到发展中国家战后历史地位的变化和发展的内部动力，过分夸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的消极作用，忽视了生产领域，只是集中在交换领域，把不发达归咎于不平等交换。这种理论未能对全世界的资本积累进行动态的、辨证的分析。把目前南北经济关系的基本态势看作是“外围”完全依附于“中心”而不存在相互依存；这种理论在应用方面也比较薄弱，比较简单化。很少提出关于经济发展的一整套设想，而往往陷于一种简单的逻辑之中：要么切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闭关自守；要么只能处于依附地位。实际上，中心——外围理论是主张切断与发达国家的联系的。这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这种理论缺陷的实质，就是抹杀了殖民地经济和获得独立后的民族经济之间的区别，抹杀了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区别，对目前南北经济关系的基本态势及其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
发展中国家要彻底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必须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改变世界经济中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格局，改变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改善贸易条件，实现价格指数化；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援助，增加技术转让，要保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自然资源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权，能对其资源的开发实行有效地控制；能根据主权原则限制和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要对现有的国际经济机构的体制和规章进行必要的调整，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无权地位，使发展中国家能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决策过程。为此，必须继续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
二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走上了利用外资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一度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诸如巴西的“经济奇迹”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等。然而，自1982年墨西哥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债本息为先导，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又相继出现了偿债困难的问题，尤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为首的拉美国家最为严重。尽管第三世界国家本身、债权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国际商业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危机一直未得到根除。进入90年代后，债务问题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项沉重负担。
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背景，又有现实的根源；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又有内部原因的促成。
从历史上看，它是殖民主义所导致的直接恶果。长期的掠夺和剥削，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畸型，经济发展落后，使南北方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结构及其经济运行，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世界贸易和货币金融领域中都居于垄断地位。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尽管取得了民族独立，但仍未摆脱受剥削受掠夺的地位。
从外部环境看，7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一）遭到1973、1979年两次石油提价的冲击。由于油价上涨，需要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费用猛增，债务负担急剧加重。1973年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经济帐户赤字只有110亿美元，1974年这一赤字升到376亿美元，1975年达460亿美元。仅油价上涨引起的超额支出在1973年到1982年间就增加了2600亿美元，如果把支付石油进口的借款利息也计入的话，则达3350亿美元；（二）世界经济衰退，导致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条件日益恶化。西方发达国家为转嫁1979至1982年的大危机，在加强对外倾销的同时，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世界银行认为，如果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导致拉美出口收入减少10％，那么该地区为此付出的代价将相当于它全部债务的年实际利息。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价格，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主要出口的原料、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下跌，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增长减慢，偿债能力下降，1985年，初级产品价格已降到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水平。自1932年以来，拉美出口商品贸易比价累计下降20％，1986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平均每年减少数十亿美元。1986年，16个重债国的外贸顺差总额至少减少了一半以上，从290亿美元降至130亿美元；（三）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借款主要是国际商业银行提供的。1979年以后，为克服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实行了紧缩货币政策，致使金融市场利率提高。如美国的利率从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导致了债务国的债务负担加重。仅1982年巴西因实际利率提高就多付债务利息79亿美元。还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的主体是美元债务，高利率形成的美元汇率大幅上升，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据统计，从国际范围看，利率每上开一个百分点，债务国一年就要多付40—50亿美元的利率；（四）正在形成的欧洲统一大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圈，这些集团化经济日益表现出的排他性，不断升级的国际贸易战使发展中国家难以对付。同时，集团内部资金对流也减少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巨大的债务难以偿还。
从内部因素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滞胀及经济政策、措施失当也是引起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一）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处于滞胀状态。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的统计，1982至1987年，整个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5％。而通货膨胀却日益严重。1982年拉美通胀率47.5％，到1988年已高达223％；（二）对外债缺乏统一的管理和控制。当70年代西方银行界大量倾销“石油美元”等过剩资本时，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以为“良机”已到，错误地借入了超出自身偿还能力的大量贷款，尤其是大量的国际私人商业贷款。如拉美各国70年代的外债一般只有几十亿美元，到80年代末，均已增至上千亿。与此同时，债务国又没有根据偿债额、投资额、利息支付率以及它们各自的长短限期、外汇储备情况等有关因素，对外债进行综合考虑，制定出适合国情的、科学的外债偿还战略，从而常常顾此失彼，形成借新债还旧债，借新债还旧息的局面；（三）外债资金使用不当，引进项目经济效益差，创汇率低。用外债支持的项目往往是规模庞大而又不切实际的长期建设项目，有的借款项目根本没有形成任何生产能力。如巴西70年代上马的三座核电站耗资35亿美元，至今未能发电。从而使债务国中长期外债总额的平均偿还期小于这些资金用于项目的收回期。另外有一部分外债被用于奢侈品的消费，如智利在1970至1978年期间，电视机的进口增加了7942％，化妆品和香水的进口增加了6500％。还有的国家外债管理人员贪污腐化，将外债资金挪作私人不动产或外国证券投资。这样，外债没有给国家整体带来生产能力的增长，在世界经济形势突变之时，难以应付而无法如期偿还债务；（四）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资金外流。主要原因是对本国经济和货币失去信心。对债务国来说，债务积累越多，债务危机就愈严重，本国资本外流就越多。本国外流资本越多，国内资金就越匮乏，因此就越需要借入外债。如此形成恶性借环。据世界银行报告，到1983年底，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三国外流资金的累计总额分别相当于外债总额的61％、44％和77%。据估计，在过去的几年中，拉美国家的外流资金仍相当于对外债务的一半。
基于以上分析，从本质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推行经济殖民主义政策所造成的。自1982年至今，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已历时10年。其外债形势有如下特点：（1）债务总额急剧膨胀，偿债能力持续下降。1982年，债务总额是8390亿美元，1989年猛增到129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6.7％。1990年又突破1341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1992将增加到13880亿美元，将比上年增长约4％。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相继出现清偿危机。自1986年以来，秘鲁、巴西、科特迪瓦、赞比亚、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等先后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债利息；（2）债务危机涉及的范围广泛，资源出口型国家负担更为沉重。1970年债务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仅14个，到1985年增加到63个，年债务额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在1970年时根本没有，1985年有16个，1987年达27个。到1989年底，负债超过10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就达31个。债务问题几乎涉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3）债务结构显著变化，贷款条件日益恶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债务和债权的重点分别由官方债务和债权转向私人债务和债权；二是短期债务增加。由于债务国经济形势恶化和政局不稳，债权国银行对发放长期贷款越来越谨慎，条件日益苛刻，造成长期贷款减少，短期贷款增加。（4）国际债务格局呈现债务国与债权国分布集中的特征。作为债务国一方，拉美和非洲是“重灾区”。拉美国家所欠外债占1989年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的34％，达4340亿美元，非洲国家同年外债总额也高达2500亿美元，约占外债总额的20％。自1982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外债的半数以上集中在17个债务负担最为沉重的国家，它们的债务总额仍在增长，当年应偿还的债务本息占出口收入的比率1988年仍为41.6％。它们的债务总额一直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半数以上。这两项指标都超过目前国际公认的25％的警戒线。在17个重债国中，其中拉美就占了12个。名列17个重债国之首的巴西1987年底负债额达1213亿美元。债权国一方集中程度也相等高。据世界银行统计，1985年在17个主要债务国的外债总额中，美国商业银行的债权比重为24.5％。在对中南美10个债务国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中，美国的商业银行占40％，日本占16％，英国占15％。因此，就发达国家而言，卷入债务问题的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这种债务与债权的高度集中，增加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只要一两个债务国拒付或无法支付，则美国的银行体系首先受到打击，然后整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经受动荡，可能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持续数年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不仅影响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严重影响世界经济，乃至政治和社会的发展。
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恶化情况十分严重，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1）债务负担严重地阻碍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发展。70年代，发展中国家借外债是为了发展生产，而80年代，本来可以用于发展生产的借款，不得不更多地用于还本付息。从1982年起，竟出现奇特的资金倒流现象，发展中国家不但不能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得资金，自己的资金反而倒流向发达国家。1982至1987年间拉美地区资金流失额高达1456亿美元。1988年拉美地区还本付息额为260亿美元，而所得新贷款仅60亿美元，倒流了3倍多。这种情况导致了许多债务国国内资金贫乏、生产瘫痪、金融市场动荡、货币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增加，政治动荡等一系列灾难频繁发生，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2）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对本国落后的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技术改造，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清偿外债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债务负担越来越重，许多债务国不得不把原准备进口生产设备和技术的外汇用来偿付债务本息，加上生产投资的压缩，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和创汇能力不断下降。同时，主要出口创汇的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又太低，所以，使得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陷入困境；（3）债务危机严重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调整。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改变落后的经济结构，都确立了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如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设备，发展一些新产业新项目等。但因大部分资金都用于偿债，使得有些计划被迫取消或无限期延缓。所以，债务危机不仅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经济增长，而且还严重地影响着它们未来的经济腾飞；（4）债务危机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削弱了自主性。沉重的债务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无力走出危机，没有发达国家的贷款，既不能偿还旧债的本息，也无法发展生产，甚至不能维持生存。这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抗衡发达国家转嫁危机能力削弱，而且，极易使发展中国家重新落入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剥削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控制的国际货市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乘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急需资金之时，以“意向书”的形式向受援国提出种种先决条件，左右受援国的经济政策。正如阿根廷经济学家阿尔多·费雷尔所指出：“外债对主权和我们人民的自决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面对严重的债务危机，自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调整经济结构及发展战略，如降低发展速度，减少借债；扩大出口和压缩进口，以外贸出口提高偿债能力；实行紧缩性的财政及外债外汇管制制度；等。上述措施使债务国家在80年代后期的财政赤字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偿债能力有所提高。但是，这些措施也产生了严重的负作用，导致了生产性投资衰退、对外贸易的畸形发展和国内主活水平的下降等。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也产生了严重影响，它不仅威胁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影响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使西方国家丧失了很大部分的商品市场。因此，为防止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和维护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先后采取和实施了一系列所谓“救援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政策。相继抛出了“宫泽计划”、“密特朗计划”、“贝克计划”，但皆以失败而告终。1989年3月，美国财政部长布雷迪公布了“布雷迪计划”，其中心内容是：鼓励商业银行取消债务国部分债务；要求国际金融机构继续向债务国提供新贷款，以促进债务国经济发展；提高还债能力。同以往方案相比，“布雷迪计划”把解决外债的重点放在债务本息的减免上，而不是放在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上。这一计划改变了美国过去坚持逼债的僵硬立场，意味着美国的债务政策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严峻的现实迫使美国政府开始承认减免债务是解决债务问题必由之路。尽管这一计划有可能导致民间银行削减贷款，而且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尚属疑问，但比过去向前走了一步，给缓解债务危机提供了一个突破口。但也应该看到，美国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目前，减兔发展中国家债务的措施，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债务资本化。外国债权银行将自己帐面债务形式折价出售，债券购买者买下债权后，通过当地银行贴现转换成债务国的货币再进行投资。对于债权者的有利之处是：找到了按票面价值运用其贷款的办法。对债务者的有利之处是：顺利清偿了部分债务，减少了债务负担。据统计，1988年上半年发展中国家资本化了的债务就达88亿美元。但是，债务资本化有两个不可忽视的负效应：一是加剧了债务国的通货膨胀；二是加强了外国投资者对债务国经济的控制。（2）现金回购，一国按一定折扣以现金购回它的债务。其中最著名的是玻利维亚的债务回购计划。玻利维亚于1988年3月按89％的平均折扣率（即按面值的11％）购回它的商业银行债务的40％（合3．35亿美元），1989年初又作出人类似安排。目前，由于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严重不足，这种方式不可能广泛适用。（3）减少债务偿还额。无条件地取消发展中国家所欠的债务基金，并降低利率。这种做法目前已越来越多地被债权国所采用。
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本身，要摆脱外债的沉重负担，必须抓住有利时机，采取具体措施来扭转被动局面，应力图做到：（1）继续调整改革国内经济结构，大力推行出口促进战略，通过扩大出口来克服债务危机，进而把出口的盈余用于经济发展；谋求外资来源多样化，保持经济发展与偿债能力呈正比关系；从制度和政策上努力创造条件提高外资使用效率，促进国内储蓄的提高；（2）发展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领域增强与发达国家的谈判力量，改善国际贸易条件，改善借债与还债的条件；（3）开展南北对话，积极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在这一过程中，组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跨国公司，组建自己的区域性金融机构，通过南南合作促进债务问题的解决。
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有所缓解如1991年拉国家的外债比上年减少2.1％。但也应该看到，长期形成的全球性债务问题要在短期内得到彻底解决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债务问题仍将是发展中国家的沉重负担。然而只要发展中国家协调一致，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同时努力，摆脱债务困境仍是充满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