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经济发展

『壹』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

以我的理解，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应该首先考虑经济利益、其次是考虑环保利益。我国确实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社会进步等因素相结合、协调，反对“杀鸡取卵”式的、不顾环境保护、引起环境恶化和生态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和道路。
但是，必须同时看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并不是并驾齐驱的。经济建设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作中心，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主要矛盾决定的，除非发生外族大局入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决不动摇的！
再者，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经济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历史使命！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国家富裕了，军队强大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繁荣了，工，农业生产效益高了；这是国人有目共睹的伟大成就。但是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如：
1，官僚主义滋长迅速，干群关系日益疏远。
2，公权力滥用，贪污腐败现象猖獗。
3，社会矛盾逐渐复杂，社会等级观念凸显，社会公平如同口号。
4，人心涣散，信仰危机。传统美德缺失，传统文化淡化。
5，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经济结构有失平衡。
从五中全会看中国发展走向
金秋时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北京胜利闭幕。

这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擘画了未来五年的宏伟发展蓝图。

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十六届五中全会及其审议通过的《建议》，必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时期：“十一五”时期的历史方位

“关键时期的一次关键会议”——这是舆论对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基本定位。

“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三年前，党的十六大作出的这一重大判断，吹响了新世纪新阶段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号角。

弹指之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第一个五年即将过去。“十五”时期的中国，以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全世界的赞叹。“十一五”时期能否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为下一个十年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对于能否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第一个“五年时期”。如何适应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趋利避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继续乘风破浪？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这是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后的第一个“五年时期”。一些国家、地区的发展历程昭示我们：在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与压力同在的黄金发展期、矛盾凸显期，如果举措得当，经济社会发展将实现新的跨越；如果应对失误，很容易导致经济徘徊、社会动荡。

面对战略机遇期，我们耽误不得；处于发展关键期，我们失误不起。五中全会在深入分析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后，突出强调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十一五”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

科学发展：“十一五”规划的灵魂

“十一五”规划，是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由理念全面转化为实践的第一份“五年路径图”。针对“十一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全会突出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发展取得的成绩，让每一个中国人自豪；发展存在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让我国危机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不断拉大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严重制约经济社会更快的发展。不少地方在发展中单纯追求增长规模，经济质量和效益低下，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重大安全事故接连发生，安全事故损失已占全国GDP的2．5％……

坚持不同的发展观，就会有不同的发展前景。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面、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总结了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站在历史的、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

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这是十六届五中全会传递出的鲜明讯息。全会突出强调，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五中全会对“十一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6个“必须”：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并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

以人为本：提纲挈领的发展本质

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强调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十六届五中全会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党的十六大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重大思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决策、举措的中心。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从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嘘寒问暖、解困救急，到有关部门频频出台便民利民举措；从全国28个省区市免征农业税，到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初步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利益观、地位观产生深刻的影响，更在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引发广泛的变化。

发展的力量来源于最广大人民，发展的成果必须惠及最广大人民。专家指出，虽然近年来我国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坚持以人为本，亲近民生、关注民生，对“十一五”的中国而言，仍然是紧迫而现实的重大课题。

5年前，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是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5年后，十六届五中全会高扬“以人为本”的大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层面，提出了诸多新的思路。这预示着，“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将从过去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就业、教育、卫生、公共安全等人文和社会指标，正引人注目地出现在规划编制者的视野。

和谐社会：进入操作、实践的新阶段

“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位置”“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五中全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立为“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并就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出了具体部署。

当前，我国正经历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面临大量复杂的社会矛盾。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日益引人关注，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少数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人民内部矛盾，甚至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

从党的十六大鲜明提出使“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到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从今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深刻阐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重要原则和主要工作，到五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思路和举措……回顾这一发展轨迹，人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考在不断深化，和谐社会建设这个宏大命题，已逐步从初步破题进入操作、实践的新阶段。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五中全会从这6个方面，对和谐社会建设作出全面规划。这是党中央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基于对国情、民情的深刻洞察而作出的重大部署。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在达到新的高度。

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推进器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五中全会公报关于自主创新的叙述，让人印象深刻。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有一种现象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医药生物技术领域，几乎所有药物专利均为发达国家拥有；DVD行业，大批企业交不起国际专利费而纷纷倒闭；汽车制造领域，真正的国产车仅占10％。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位置……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将难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持。党中央一再强调，必须更加坚定地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对我国来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既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撑，又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

全会明确要求把自主创新作为制定“十一五”规划的着力点，强调科技发展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不断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在“十一五”期间，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这使得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更加系统、更加具体。

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农工作迈入新境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五中全会公报中的这一表述，引起不少人的关注。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近年来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农民收入徘徊不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严峻形势，党中央及时提出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并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重农、惠农的政策。今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2．5％，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

去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要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要求，切实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放到国民经济全局中统筹安排。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格外引人注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绝不仅仅意味着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五中全会突出强调，“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意味着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也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城乡差距有望逐步得到缩小，农村面貌将迎来新一轮的历史性巨变。

改革攻坚：在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寻求突破

“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五中全会的这一科学判断，形象地揭示了历经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关键时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为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强大发展动力。然而，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两年前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六大精神，作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对新世纪新阶段的改革开放作出全面规划和部署。

改革的本质，是体制机制的创新。农村税费改革、垄断行业改革、股权分置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关键领域的关键改革加速推进，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改革也被摆上突出位置……一系列改革举措的相继出台，使得2005年成为“改革攻坚年”。

但“攻坚”还仅仅是开始。从现实看，有些改革进展不快，处于滞后状态；有些改革仍止于表层，整体上没有实现质的突破。全会号召全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努力从根本上消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全会从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强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等7个方面，对攻坚阶段的改革作出具体部署。

全会同时强调，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我们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忧患意识：永不自满、永不懈怠

谈成绩，实事求是；讲问题，切中要害。五中全会会场内外，求真务实的清风扑面而来。

全会深入分析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强调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认真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理智、清醒的科学态度。

诞生于民族危亡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在80多年的风雨岁月中，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党的十六大告诫全党，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永不自满，永不懈怠。

强烈的忧患意识，源自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分析与正确判断。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十一五”时期我们面临的仍将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的环境，一个总体上有利于我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不利因素可能增多的环境。我们要牢牢把握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妥善应对各种挑战，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心存忧患，方能从容应对各种挑战；居安思危，才会始终挺立时代潮头。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使命的清醒把握，是中国人民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之源。

『贰』 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提升或经济发展的例子

1、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2、中国的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达到创世纪的3.2万亿美元。
3、在联合国组织下，中国向很多国派驻维和部队。
4、中国军舰派驻亚丁湾海域，维护船只安全，打击索马里海盗。
5、G8峰会失去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有中国参加的G20峰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6、G2的新说法，使中国表面上成为同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主导力量。
7、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

『叁』 山东烟台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何

在近些年的发展浪潮之中，涌现出了许多的黑马城市，而山东省在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作为我国的旅游大省，山东省地理位置优越，当地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深受游客们的喜爱。

而这其中要数济南、青岛这些城市的发展最为突出，这两座老牌经济发达城市，也一直占据着当地前两名的宝座，不过要知道，济南是山东省的省会城市，而青岛又是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能有这样的成绩，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无可厚非的。

当然，当地人非常的热情好客，如果有游客到达烟台市，当地人会热心的分享海边旅行的一些知识和周边一些好玩的景区，因此，到烟台旅行，一定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对于这座默默无闻的“黑马”城市，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肆』 中国近年来取得的新成就

中国人权事业抄取得新成就

一、是改革红利更多惠及全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

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有效推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三、是人人平等原则得到切实贯彻，各类群体的权利保障力度稳步加强。

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弘扬，人权教育研究水平显著提升。

五、是国际人权交流合作广泛开展，人权理念、政策和成就更受尊重。

人权司法保障方面取得新成就

一、是不断健全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司法职权配置进一步优化。

二、是进一步完善人权司法保障程序。

三、是努力提高人权司法保障执行力。

四、是切实保障被羁押人合法权利。

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取得新成就

一、建设目标向信息化整体转型。

二、编制构成向质量效能型转变。

三、军事训练向基地化、模拟化、网络化发展。

四、人才培养向素质能力跃升。

五、政治工作向提高战斗力聚焦、

六、后勤保障迈向三军一体、军民兼容、平战结合。

七、武器装备建设更加注重顶层设计。

『伍』 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摘要：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世界经济形成三大主体、三大市场，南北贫富鸿沟扩大影响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政治环境、市场环境、资源环境、生态环境四大因素成为影响和制约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环境，南北差距，科技发展。

正文：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总体向好，世界经济经过两年多的低速增长，逐渐从低谷走向复苏，形势向好。

进入新的世纪初年，由于美国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网络和股市泡沫出了问题，泡沫经济崩溃，引发了世界三大经济火车头美欧日同时减速，世界经济在2001年、2002年出现低速增长的不景气局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00年时，世界经济增速为4.8％，而到2001年下降到2.4％，2002年为3.0％。世界出现贸易和对外投资双下降。跨国兼并的势头也明显减弱。

经过近3年的调整，采取降息、减税、调整结构等一系列措施，到2003年下半年，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出现复苏势头。日本经济也从10年沉睡中醒来，缓慢复苏。亚洲经济增长强劲，高达7%，是经济亮点。因此，人们在2003年底称世界经济是“开往春天的火车”。

世界经济的增长目前仍然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泡沫经济的后遗症（结构性问题）要彻底消除还有待时日，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美元贬值疲软，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增加了反恐斗争的难度，世界局势不稳定，石油价格居高不下，这一切都会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增长产生变数和不利影响。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世界经济在2003年的增长率达到3.2％。同时预计全球经济增长率 2004年可达4.6%，据称即将调高为4.9%。这个乐观的估计能否实现，还有待于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经济总的发展前景看好。

对于世界经济的具体发展，我想涉及的面太宽泛了，这是一个课题，而非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我就其中一个方面，商业经济发展谈谈自己的拙见。

每十年就会有一些配合时代的伟大产品出现。70年代是微波炉，80年代是录像机，90年代是电脑和互联网。在80年代把握机会的，现在都已成为百万富翁，在90年代把握机会的，则已成为亿万富翁。在未来几年中，也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机会！世界顶尖经济学家保罗·皮尔兹预计，到 2010 年，与健康相关的产业就将为美国经济带来每年 10000 亿美元的收益，这些收益来自为大众提供令人更健康、更美丽、延缓衰老或预防疾病的产品和服务等等。

就拿健康产业来说。在20年前这个产业并不存在，但今天，健康产业的收益达2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整个汽车产业的收益的一半。从2000年到2010年，健康产业的消费将由两千亿增长至10000 亿美元，足足有五倍的增长。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增长呢？为什么可以预计它呢？因为在过去的20年中，二战后出现的新生族主宰了经济的发展。这是否就是你值得把握的机会呢？

这群新生族正是今天37至55岁的人，他们正值事业高峰，收入非常可观，消费力庞大。就是他们促使房地产增长，也是他们刺激了运动用品、汽车、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消费。目前美国经济总产值是10万亿美元，其中5万亿就是由他们创造的。虽然战后新生族只占美国人口的30%，但他们的消费额却占整体经济的50%。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增加10000亿美元的额外消费。

你愿意把握，这就是你前所未有的机会。但你怎样把握这个机会呢？你可以成为医护从业人员、生产商、零售商甚至是分销商。成为医护从业人员(例如医生、按摩师、治疗师)，需要你付出高昂的学费、保险费、需要你长时间不停地学习和工作。成为生产商，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建立基础设施、从事项目开发。成为零售商，需要负担庞大的经营费用、员工薪金、库存费用，还需要每星期工作七天。最有利的就是分销商。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未来二三十年，最大的财富并不在于生产，而在于分销。美国最大的百货连锁店沃尔玛、联邦快递以及在互联网上卖书的亚马逊均从事分销业务，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名称，就是分销商。这些公司把顾客认可和必需的产品或服务进行有效地分销，创造了巨额财富。另一个重要的话题是，由于世界范围内对商业的无知，特别是对新世纪的财富金钱观的无知，21世纪最大的财富，首先将来自对消费者的教育一一关于新的财富观念以及怎样创造财富、实现财富的教育。在实现财富的过程中，分销渠道成为最重要的创造财富的源泉，人们通过做这种生意参与世界财富的分配，这是一种思想敏锐的生意。更好的产品、更好的分销，给每个人带来更好的机会。

这就又涉及到现在很热的长尾经济问题，但无非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世界经济形式越来越多样化，科技，信息产业的发展更是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所以，从宏观来看，我认为，世界经济总体的发展趋势是好的，需要解决的就是，经济环境的和谐健康发展问题，就是所谓的南北差异，霸权主义等等现状，都有待于相关政府，学家为之付出努力，落实政策，实现经济的和谐发展。

『陆』 怎样写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分税制改革在经济高增长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自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自2001年到2011年这十一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速为10.7%。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实际上，在写作200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时，张军曾与一些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包括笔者）现在一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有些担忧。当时，张军判断说：“毫无疑问，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的持续恶化以及严重威胁投资收益率的资本形成体制以及金融制度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它们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国维持一贯高速增长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在目前体制下，大量无效率的资本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强化金融资源的无效分配，而在短期，对投资的鼓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长期制约因素的形成，这些问题都将对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张军自选集》，92页）
如果不看发表日期，读者也许会误解张军教授是讲今天中国经济的格局及问题呢！以致张军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顾自己的这篇文章时，也感叹道：“最近经济学家对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又有诸多讨论和解释，这些讨论似乎让我有种时间倒流的感觉。我回头翻阅本论文时，仍觉得这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思路与解释框架。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减速一度引起经济学家的悲观情绪，我也在其中。”（99页）
然而，在2012年前过去的十多年，中国经济并没有如本世纪初许多经济学家所悲观担忧的那样减速，而是又经历了一波快速增长，且这一波经济增长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长的体量更大。这一经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其中的机理与增长因素又是什么？这正是张军在之后的数篇长篇论文所要讨论和给予解释的，可能也是张军本人目前对中国经济未来十至二十年增长前景与林毅夫教授一样乐观的原因。
在《张军自选集》最后一篇新近写作的文章中，张军较全面地分析和论证了近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文章一开始，张军就讨论了纽约大学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于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场讲演中所提出的观点，张军评价道：“他在讲演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正确。”（335页）
基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的“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快速的资本积累”这一理论，张军首先指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随着高投资、高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张军还具体列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典型事实：第一，资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显著加快；第二，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在所有省份都经历了跳跃式的增长；第三，来自地方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的资本支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资本支出是来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尽管在九十年代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快了，但资本的回报并没有出现恶化趋势。张军认为，正是因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特征事实或者说增长贡献因素，“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加速是过去20年来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和持续增长的引擎”（341－344页）。
如果说高储蓄、高投资和资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资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也自然理解为什么张军认为朱镕基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对的了：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加速工业化现象不应该[被]理解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实施工业化战略和选择产业政策的结果，正好相反，经济的市场化和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有利推动者”。张军的这一判断，显然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判断有差异，而与张五常近些年所主张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于张五常过于强调“县”在地方政府竞争中的作用（346页）。按照林毅夫的理论解释，之所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一个主要贡献因素是因为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中所采取的因势利导作用，使中国企业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化升级和结构调整。（《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别看重地方政府竞争，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各级政府在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张军相信朱镕基时任副总理时所推动的分税制改革成为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了。张军说：“……分税制帮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进程。这或许是分税制的积极推动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先生当初意想不到的结果。”因而张军相信，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那就真是通过‘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变诱导地方主义的那种激励机制了”，并从而“让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变成了良性竞争，导致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347－348页）。
就笔者管窥所见，近些年来，经济学界、财政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1994年中国政府分税制的问题议论较多，且很多的是批评和否定意见。从经济学的理论上以实证方法正面来论述分税制改革的财政体制的合理性以及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笔者唯独见到张军的这几篇论文。这一方面说明张军经济理论分析的独创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的理论解释，确实还有巨大的空间和待解释领域和问题。探讨和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机理和过程，不仅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会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把握、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张军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所言：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将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张军也说：“你如果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产生兴趣，你就有没完没了的研究题目，你当然也无法再对单调而枯燥的一般理论问题保持兴趣了。”（自序）
那么分税制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积极增长的激励机制的？张军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保证了政府间激励的兼容性，这首先是因为在分税制下，由于税收分开征收，中央税收的增加不会与地方政府扩增税收的努力和激励相冲突和产生负面作用；其次，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隐瞒增值税收入的动机要小得多；最后，正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税，而该税税基的扩大一定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扩大增值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也就同时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页）。结果，“分税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激励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张军得出结论说：“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也是解释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他的具体解释是，“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结果，而分税制驱动了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页）。由此张军认为，在这样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进工业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长越快”。
很显然，张军以上的经济理论推理和实证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机制形成之后，发展经济又成了中国各级政府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均可谓发展主义政府。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外资的大量涌入，乃至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参与经济整体的市场化过程，上级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基本上是当地GDP的年增速，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的竞争和锦标赛的发展机制。在此独特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下，中国自1994年以来采取了主要以国税和地税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且在国税征收和使用上采取分成制，这显然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励作用的。就此而论，张军的判断无疑是对的。然而，要把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归结为分税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怀疑。最多我认为，1994年所逐渐形成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对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还构不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为，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展主义的政府，最多是经济增长的“助产婆”，还显然不能算作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从理论上来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时期的主要行政目标，因为，在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领导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当然，为了达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国家、任何王朝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且都愿意“发展经济”。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政府采取什么制度和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发展经济”，乃至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发展经济。譬如，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各级政府的任何行政长官在发展经济上也有竞争，各级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征到更多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但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蕴生出较快的经济增长呢？另外，尽管钱颖一和温格斯特1997年的《财政联邦主义》的著名文章就试图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因于当时实行的分权式“财政承包”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但后来陶然、苏福兵、陆曦和朱昱铭在2010年的研究则证伪了这一判断，他们的研究表明，“并不存在充分证据支持以下观点：即对省级乃至省级以下级别而言，政绩考核体制，尤其是被认为关键的GDP增长率考核指标，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提拔具有关键的意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页）这一研究无疑也对张五常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县级竞争论，“官员晋升锦标赛竞争理论”，乃至财政分权论的激励观点在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战。
另外，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在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张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税收的高速增长和高税负对经济增长却有一些负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税和提高税率都会减少企业和家庭的私人财富，因而一般会通过一些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企业的投资和扩张以及个人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说来这并非是纯粹经济学推理。实际上，数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曾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专门做过一项实证研究，该项经验研究发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当其宏观税负在10.3%～30.9%时，每提高1%的税负，将使国内投资下降0.66%，GDP 增速则下降0.36%。世行的研究还发现，之所以在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1）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赢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2）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3）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另外，除了上述宏观经济考量外，更为严重的是，从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开征任何新一种产品税（车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即减少社会总福利。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常说的“哈伯格三角”。
无论从经济学原理上进行推理，还是世行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税收增加和高赋税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把过去二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这一判断可能就值得怀疑了。当然，政府征收的税收多，花费的也多，尤其是在发展主义政府追逐高GDP增长目标的导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乃至政府自身建设各式各样的漂亮的行政大楼，都会创造和增加各地当年的GDP。但是，如果从资金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来考虑，即使不考虑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所发现的政府征税后总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应”，到底是资金留在企业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还是通过政府征税后替企业和私人花更有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考虑到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两倍，有几年甚至高达三倍以上）这一事实，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分税制改革，可能有待进一步思考与探讨。别的不说，单是考虑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励增长的“标尺竞争”体制下，各地政府都几乎毫无例外地用减税或免税的方法来吸引外资（包括外资和外省外地资本）来本地建厂投资，就大致能理出从税制改革和演进上解释经济增长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了。当然，从张军的经济学推理中，可以认为，只有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中，各地政府方有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而用减税和免税及提供土地、厂房、公共设施等手段来进行招商引资的权力空间和可能。尽管如此，我们毋宁把近二十年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看成市场经济引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否认分税制改革在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拮据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来经济高增长中的进步和积极意义。因为，在当时中央财政收入拮据、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况下，一个当时人均GDP很低国家的政府是很难有任何作为的。因此，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财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长，既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也是过去多年来中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所主导的投资高速增长的来源和原因。高投资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快速增加，这些特征事实均是不可否认和不可忽视的。而这些特征事实恰恰为张军和他的合作学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讨和解释了。
即使认识到上面分税制改革在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视由于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对称，所给当下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正在造成和带来的问题，而这些财政体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决，将会导致影响未来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甚至社会安定。而实际上，从财政体制上启动政府体制改革，已正在被越来越急迫地提到未来中国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这已成为很多经济、财政学界、社会各界乃至政府决策层的共识。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我们只能留在未来的研究中来讨论了。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非经济学解释
过去二十多年，尽管经历了2008年之后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也没有先例。但高速增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贡献因素有哪些？
记得大约在2001年，张军在哈佛访学期间，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杂感》的经济学随笔。在那篇随笔中，张军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制度不完善，从而在制度变迁的“缝隙”中蕴生了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迅速增长的理论洞识。在新近一篇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题为《可改革的体制：中国经济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张军再次提出：“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也正是张军这些年来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开放性和制度的创新空间”的真正意思。
同样，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访学期间，曾写了四篇《哈佛书简》，其中第四篇《哈佛书简》，也讨论了“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市场、法治与民主》，韦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页）的问题。
在那篇书简中，我曾提出，在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谜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又是怎样形成的？在回答这类极其复杂的问题时，不同的论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视角，并自然会产生不同层面的理论解说。首先，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来分析，譬如，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外贸出口这三大要素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进行理论分解。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也可以从中国的汇率变动和货币政策给出一些理论解释。一些人口学家也可以从人口红利的视角进行解释。然而，尽管这种纯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向人们展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但并没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到底如何发生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是，如果说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和外贸均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贡献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推动经济增长的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长（近些年来尤其是后两个因素）同时发生在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之中的当代中国？而在一些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着大致相同资源禀赋和同样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同时强劲增长？在那篇文章中，我还专门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这些年来一直保持这样高比重和这样高的增长速率？为什么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就不能产生如此高的投资率和出口比例？
对于这个问题，第二个层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激励，并进而蕴生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一层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几分道理。然而，这一解答仍然没有解释得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实行和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只有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国家也不只有中国，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开始之后产生了如此骄人的经济业绩？
在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市场制度最优说”，香港大学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种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说，以及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国人解除了制度的约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释。
通过综述经济学家的要素贡献说，张五常“制度说”、伯杰、雷丁和笔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讨过的中国人的经商精神说，以及林恩的中国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论解释，笔者当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把这三种解释串联起来看，或者说把三者叠放在一起来考虑，也许我们就能大致把握得住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脉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上三种乍看来互不相干的理论解释，实际上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并从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着的。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国外的一些优生学专家的实际研究所发现的那样），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营销员以及生产者才会有超强的经营头脑、精明的商业意识以及令人赞叹的“craftsmanship”，才会在竞争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智商甚高的中国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产者有着如此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精确判断商机的经营头脑，他们才会在中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缝隙”和“体制空档”（或者以现在张军的“体制适应和可改说”——韦森补记），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创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国”，从而不但走出家门、省界，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近些年中国渐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些有着高智商的企业家、经理人、营销员和生产者，既是体制转轨的获利者，也是当下中国工商业惯例和规范的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现实市场制度安排的创造者。在与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并与其他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并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和生意王国，也实际上同时创生了当下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千百万在中国大陆各类企业中实际经营和成长着的的企业家、经理人、管理者和生产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断的那种“目前中国最合宜的种种市场制度规则”的创造者（《市场、法治与民主》，229－230页）。
从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后，笔者仍相信这一判断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进的计量模型和方法来检验，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来解释过去三十多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离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包括现有的一些国有企业的老总）的崛起，离开了中国人乐于和善于经商的文化精神，纯经济学的解释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衰退冲击后中国大规模投资和超大规模货币创造（广义货币近100万亿元，M2/GDP的比率已经达到1.88的当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国经济在未来能否保持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要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增长，需要我们做哪些制度建设和改革，这才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和经济学家们所共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就此而论，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并排除一些成见、误识和偏见，不仅仅是解释过去和现在，还在于指向未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意义主要在这里

『柒』 西安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由于西安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导致它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知名度有效提升之中。总体来说西安还是很不错的城市，最近这些年经济正在不断增长之中，不仅在旅游业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交通以及教育等方面都很不错，存在很大的发展潜力。如果之后把它的优势全部凸显出来，相信西安的经济会有更大的突破，做出更辉煌的成绩。对于西安影响力远超广州和深圳，国内排名第四，为何GDP始终不尽人意，不知你看完后有什么想法呢？

『捌』 中国近年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分太少。

『玖』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一方面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