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是什么
目前中国经济现状怎么样？
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2%，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是高增长。初步测算，前三季度GDP为697798亿元，可比价格同比增长6.2%，季度方面，第一季度增长6.4%，第二季度增长6.2%，第三季度增长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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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计算，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为4.3005万亿元，增长2.9%；第二产业增加值277869亿元，增长5.6%；三是产业增加值376925亿元，增长7.0%。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882元，名义同比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6.1%，基本与经济增长同步。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近年来发展良好。如果看人均GDP增长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人均GDP增长率快。名义增长方面，根据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前三季度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8%。
中国经济的变化有哪些？
从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来看，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十一；2000年超过意大利，世界排名第六；2007年超过德国，世界第三；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17年，中国GDP将相当于12.3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的15%，比1978年高出约13个百分点。
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稳定的锚。
按人均GDP计算，1952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19元。此后人均GDP增长曲线与GDP增长曲线相似，经历了两次下降，总体呈上升趋势。到1976年，中国人均GDP为318元，比1952年高出1.69倍，低于同期GDP增速。这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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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均GDP快速增长，2017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78年的200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8250美元，超过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在银行公布的217个国家(地区)中排名高达第95位。
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9660元，比1978年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2018年，中国人均GDP突破6万元。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如何？
第一，经济增长总体稳定
虽然去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低于上半年，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内需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民间投资保持较高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量增速稳定在较高水平。经济增长适度放缓是全球经济放缓和中国积极调控和市场需求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体上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
第二，涨幅的价格通常是可控的
虽然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的食品和住房价格仍处于较高水平，但涨幅的价格趋于趋同，价格上涨趋势已得到初步控制。
第三，积极推进结构调整
1）从需求结构来看，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
2）从生产结构来看，农业生产投入增加，工业生产稳步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现代物流，软件、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良好。
3）从收入结构来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财政对社保、教育、医疗的投入显著增加，城乡居民转移支付收入显著增加。
『贰』 今年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和制度转型是通过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农村到城市、由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改革方式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效率的改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过去20年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近几年来，随着种种原因，已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通货紧缩现象。导致经济低迷既有经济周期和盲目投资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消费。心理倾向发生变化所引起的需求疲软、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导致的出口下降这些原因，也有经济体制软件落后及经济体制硬件结构的不合理使得经济增长后劲不足的原因。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民众预期收入信心不足的措施相互配套、刺激广大民众的消费需求的同时，采用各种刺激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的投资热情及扩大外贸出口等措施尽量给予人们经济自主权，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活动。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解决经济低迷的事半功倍的效果，促使经济持续性长久发展。 目录： 一、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困境 1、生产过剩和开工不足 2、国企低效和过企亏损 3、财政赤字与银行呆帐 4、工人下岗和失业严重 5、收入下降与需求疲软 二、当前经济低迷和宏观调控政策失灵的原因 1、经济周期低谷的进入以及盲目投资导致了生产能力的过剩 2、对未来收支的担忧导致了当前需求疲软 3A经济体制基础软件的落后与经济体制硬件结构的不合理 三、对策 1、为了提高人们的消费热情和解决内需疲软的问题，要尽快解决 广大民众对“生、老、病、居、教”费用的后顾之忧的问题，从而解 决消费者信心不足的问题 2、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解决生产萧条问题，要调动非国有企业的 投资热情及放宽民营和私有经济的限制 3、为了解决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问题，同时也要解决外贸出口下降的问题 4、为了提高人们对市场化改革的认同感和政府的威信，从现在起加大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 四、建议 1、刺激经济要从经济体制转型及经济制度建设方面着手，要加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和大量减少政府部门干预经济活动的程度 2、要解决好经济社会基础软件部分的落后问题及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 3、要保持政策和规章制度的稳定性，只有这样才能增加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和法规的权威性
『叁』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
不怎么顺利吧
『肆』 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谈谈你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
咳咳···同学，深大的吧···
既然这样那就稍稍透露一下我的想法吧···就当是交流了···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这句话是重点，网络“科学发展观”之后发现
这句话是唯一能跟“经济”这个词搭上边的···“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
之后就是通过“改革开放”，跟“科学发展观”旁敲侧击融会贯通左右逢源你抄我补就好···
『伍』 我国人口现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哪些不利影响
中国人口总数大,对经济发展来说,利的是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使工业成本降低,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消费,但人口素质不高,高科技产业人才难觅,使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缓慢.资源是有限的,人口的不断增长,对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人们的节约和保护意识薄弱,对资源的需求量大,工业,农业,生活对资源的浪费和污染,使中国的资源面临巨大压力.人口多,产生的废弃物也就多,再加上人们的环保意识不够强,生态环境自然差
我国水资源总量2.8×104亿m3,但人均占有量仅为2693m3,居世界第109位,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资源13个贫水国之一.全国668个城市中,目前有400个城市缺水,北京城市尤为突出.据统计,我国城市平均日缺水量为1600万m3,北京、山东、沈阳、长春等都是缺水城市(1984年192个城市缺水,说明人口的增长,需求量加大).
粮食问题、土地问题
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对粮食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据美国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推算,现在世界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1985年后人口增长速度未变,则每年将短缺1亿吨粮食和5000万吨蛋白质,将会有更多国家人民不得不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状态.
造成粮食短缺的一个原因是世界上可耕地面积有限,而且分布不均,其中最肥沃而又便于耕种的土地均已开垦,剩下的若开垦则需要大量投资.实际上各个国家人均占有耕地的数量是极不平均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扩大耕地的可能.有些地区甚至还需要退耕还林、还牧.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城市、交通占地的不断增加,使耕地面积不断缩小.虽然人们还可以通过改革耕作技术和增加农业投资等措施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使粮食获得较高的收获,但目前粮食增产是有限度的.最根本的措施是控制人口的增长.
中国人均占有耕地少,加之人口增长过快,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人地矛盾日趋尖锐.1953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18公顷,每公顷耕地平均养活5.5人,目前我国每年出生人口1500多万人,而耕地面积每年由于工业、城市、交通占地而减少40~50万公顷,以致造成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1公顷.每公顷耕地平均需要养活9.8人.预计到2050年,每公顷耕地需养活12人左右.浙江省人均耕地不足0.05公顷,福建省只有0.04公顷.
预计到2050年,我国人口达到16.4亿,而耕地面积则下降到7300万公顷(由目前的9600万公顷),按16亿人均年消费粮食600kg计算,我国共需粮食9.84亿吨,需每公顷产粮13.5吨,而目前粮食单产最高年份(1984年)只有3.6k/ha,比现在需要提高粮食单产2.7倍.达此指标是相当困难的,只有控制人口的增长才是唯一出路.
能源与资源的问题
自然资源的耗竭问题指的是不可更新资源,包括矿产、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等).
世界能源消耗速度迅速增加,目前消耗最多的是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石油年能源消耗量占总量中的38%,发达国家多,如日本石油、天然气消耗占总耗能额的65.8%,煤仅占18.8%,美国石油、天然气消耗额占总额的65.6%,煤占29.3%,而我国能耗特点是以煤为主,1990年煤耗占75.06%,石油、天然气仅占19.4%.
矿产资源：我国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庞大的人口数量对矿产资源需求,已使我国在允许的人均矿产消费很低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资源消费大国.每年矿石采掘量达50亿吨,年人均5吨.总量超过了美国的采掘量.不仅造成资源的紧张,而又诱发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很多矿产品和加工产品又被用来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
『陆』 怎样看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亚热带风光，创业者英姿。谢谢。
『柒』 我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现状
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是我们面临的新形势，也是研究和部署未来地质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33.54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位。依靠自己力量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我国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7175元，实际增长50倍；农民人均收入由134元增加到5153元，实际增长38.5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3597万人，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成倍增加。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得到根本改变。
我国社会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得到巩固和发展。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等教育总规模、大中小学在校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全社会创业活力明显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全国。社会管理不断改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城市化快速推进。我国城市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详见图13。
图13 我国城市化水平与城市数量的变化情况
第一阶段（1949～1957年）：城市化的起步和健康发展时期。到1957年末，中国城市增加到176个，城市化水平上升到15.4%。
第二阶段（1958～1978年）：城市化不稳定发展时期。在这13年间，城市只增加25个，城市化水平在17.3%上下徘徊。
第三阶段（1979～1999年）：城市化稳定快速发展时期。城市个数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1999年的666个，新增城市473个。1979年城市化率是18.96%,1999年为34.78%，提高了15.8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9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2000～2009年）：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全国城市数量稳定在655个左右，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城市化速度从36.2%提高到45.7%，年均提高1.28个百分点。
二、我国人口增长与城市化前景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准确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既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也是预测我国中长期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预测我国中长期发展趋势，国内外不少研究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大多数的预测采取情景分析方法，也就是基于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得出相应的预测结果。严格地说，准确预测，特别是短期预测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预测成功的案例迄今为止并不多。本项研究我们并不进行专门预测，因为缺乏数据基础和必要的预测模型，仅引用国内的一些预测成果，并进行必要的分析。
我国未来的人口。关于我国人口的峰值及其出现时间，国内外预测很多，不少预测认为我国的人口峰值为15亿，也有认为会达到15亿以上；人口峰值出现在2030年，也有认为在2030年以后。由于机械增长，到2050年中国人口才会稳定并逐步下降。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研究成果，2010年我国人口为13.6亿，2020年为14.7人。根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部人口司预测，中国人口峰值出现在2033年，届时的人口数量约为14.6亿。也就是说，那时中国人口不会超过15亿。这一结果与我国不少预测的结果相近。还有预测认为，我国人口在2050年后才开始下降。
关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按2004年不变价格计，2010年GDP将超过2.6万亿美元，人均1900美元左右（2000年价）；2020年将超过5万亿美元，人均3500美元左右。未来15年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重化工业仍占主导地位；2010年和2020年三次产业的比例分别为14:54:32和12:48:40。从总体上看，我国工业化进程处于中期阶段的特征可持续到2020年。
关于城镇化水平。衡量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显著提高城镇化水平。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30%后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达到60%后进入平缓发展阶段。1996年以来，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城镇化率每年以1.43～1.44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是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5.7倍，2008年达到45.7%（表3）。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的前期，在2020年前都将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2010年和2020年，城市化水平分别为46%和55%；也有认为2010年将达到49%左右，到2020年城镇人口的比例达到60%。
表3 2010年和2020年城镇化水平预测
2008年3月25日，麦肯锡公司发布《迎接中国10亿城市大军》报告。该报告称，按现有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城市人口将于2025年达到9.26亿，66%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30年将突破10亿。中国城市在未来经济中将占据更加主导的地位。该报告称，中国城市化规模和步伐有望继续保持前所未有的速度。到2025年，中国将出现221个100万人口的大城市，23个5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武汉、重庆和成都8个城市，将成为人口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移民将成为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动力，在2005年至2025年70%的城市人口增长将由流动人口构成。到2025年，在中国新增3.5亿以上城市人口中，流动人口将超过2.4亿。
三、我国区域发展特征与演变趋势
（一）区域经济发展特征
1.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加快，但经济活动向东部地区集聚的趋势没有改变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呈现逐年加快的态势。自1999年以来，西部地区GDP增长率连续7年逐年加快，从7.3%提高到2006年的13.2%；同期，中部地区由7.9%提高到13.1%，东北地区则由7.9%提高到13.5%。从横向比较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要低于东部地区，继续呈现东部地区高速增长，而其他地区增长相对较慢的不平衡格局，但增速差距缩小。1980～1990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2%，中西部地区为8.8%，东北地区为8.1%。1991年后，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加快，东部与其他地区增长率的差距开始加剧扩大。1991～1998年，东部地区GDP年均增长14.7%，中部地区为12.0%，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只有10.4%和9.5%。1999年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东部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增速差距缩小。1999～2006年，东部地区GDP年均增长率为12.2%，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保持在10.5%～10.7%，三个地区的增长速度十分接近。
表4 我国各地区GDP增长率的变化
续表
近年来，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加快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国家政策的支持。为鼓励沿海企业西进，2007年8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东西互动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意见》；商务部实施了“万商西进工程”，鼓励中西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和加工贸易转移，鼓励沿海企业和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进。二是沿海要素成本的上涨。近年来，随着产业的大规模集聚，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各种成本要素成本大幅度提升，土地和能源供应紧张，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趋于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纷纷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加大产业升级和环境保护的力度，由此导致一些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纷纷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三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效益提高。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这些地区投资环境尤其是硬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投资效益明显提高。2006年，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投资贡献率平均为13.7%，比东部地区高1.1个百分点，工业成本费利用率平均为11.3%，远高于东部地区的6.2%。可以预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今后沿海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向这些地区推进的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并没有改变经济活动向东部沿海转移和高度集中的态势。1980～2006年，东部地区实现GDP占全国的比重由43.6%提高到55.7%，提高了12.1个百分点；而东北地区所占比重由13.7%下降到8.5%，减少了5.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所占比重由22.3%下降到18.7%，减少了3.3个百分点。这说明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中国的经济活动仍在向经济繁荣的东部地区转移和高度集中。这种集中化趋势是中国经济市场转型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和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向东部地区的集中趋势。
2.四大区域产业布局各有侧重，但呈现两大变化趋势
四大区域产业布局各有侧重。东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东部地区的销售收入占全国总销售收入的90%以上，而中西部地区比重较大的则是资源加工型产业，如烟草加工、金属冶炼、炼焦业、麻纺织业、盐加工业等。此外，中部地区在运输设备制造业，西部地区在航空航天设备制造等方面占有较大比重；东北地区主要是装备制造业优势较为明显。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产业布局特别是工业布局，近年来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一些主要工业部门布局发生了较大尺度的空间转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基础原材料工业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聚。作为基础产业的钢铁、石油及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工业等对矿产资源依赖程度很高的产业，20世纪90年代前的40年间形成了原有的布局，其影响因素是资源产地、交通条件、水源条件等。现在影响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发生了改变。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人才和管理以及反映进入国际经济循环难易程度的区位等，成为产业发展和产业布局的重要因素。在这些因素作用下，我国许多产业的布局发生较大尺度的转移。在基础产业中，钢铁、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学工业，以及装备工业中的机械制造业（特别是电气机械制造）、交通运输工具制造业等，由于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引进外资及体制上的创新等，在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等地建设了若干大中型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改变原有的布局。西部发展这些产业虽具有资源的基础，但由于资源以外的因素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致使这些产业的重点向东部地区转移。
能源工业特别是电力工业向西部地区转移。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电力消费需求增长很快，我国主要的能源消费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地区、山东半岛等主要依靠本地或附近区域建设了一批火电站，在珠江三角洲还建设了为数众多的燃油小电站。随着上述城市集聚区环境问题愈来愈严重，改变其能源消费结构成为国家和地区重要的能源政策。因此，国家决定大规模开发西部地区的能源资源特别是水电资源、煤炭资源和天然气资源，实现电能和天然气在全国跨大区输送。近年来，二滩水电站等已投入运行。同时加快了广西红水河流域、贵州南盘江流域、云南澜沧江流域及金沙江支流的水电开发。2010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将达到2亿千瓦，其中西部地区将占到70%左右（不包括红水河和三峡）。为了扩大西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资源的开发，国家加大了西北地区，包括新疆塔里木、青海柴达木和陕甘宁地区的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形成了一系列的能源生产地带。与此同时，贵州至广东直流输电、交流输变电等大型超高压输变电线路建成或在建。
（二）区域空间结构演变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在新的倾斜式赶超战略（与传统的既要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又要全面超英赶美的发展战略相对而言）指导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开始实施所谓“弓箭”形或“T”形空间布局战略，即以沿海地区和长江干流地区为重点的地区倾斜发展战略；随后发展为所谓的“丌”形空间布局战略，即在“T”形布局框架的基础上，将陇海线沿线地区作为另一条重点开发轴线，形成“丌”形空间开发结构。
根据三大地带的“梯度”开发理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要求，考虑到我国人口和城镇布局的基本特点，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区域经济总体布局的主干框架将朝着“一带、七轴、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演变。全国区域空间布局以国家级中心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核心组织区域经济活动，以点带轴、以轴促面，形成以城镇轴带和多中心为骨架，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空间结构。“一带”指沿海城镇带；“七轴”指京呼包银、陇海兰新、长江沿线、沪瑞四条东西向轴带和京广（部分京九）、哈大、北部湾三条南北向轴带；“多中心”指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都市连绵区和武汉、成渝、辽中、关中、山东半岛、郑州、长株潭、海峡西岸城镇群，以及哈尔滨、乌鲁木齐、昆明、南宁等多个边境重要城市。
（三）区域人口分布与城镇化发展
1.人口向东部地区集聚的趋势更加明显，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人口比重下降
2000～2005年，我国各地区人口均呈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总体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最快。如表5,2000年东部沿海人口总量为44231万人，而到2005年已增长到46388万人，人口年均增长率达9.6‰，分别比同期的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高6.1,2.8和4.5个千分点。与此同时，5年来，各地区的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只有东部沿海有所增加，从2000年的35.60%上升到2005年的36.15%；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全部下降，分别下降了0.41,0.09和0.06个百分点。
表5 2000年和2005年我国四大区域人口分布比较
2.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新兴地区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加快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西部的新兴地区城镇化和人口集聚速度在加快。随着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人口流动的目的地不再局限于东部地区，而是扩大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新兴地区。而且，东部沿海地区在经过20年的发展后，产业结构开始调整，东部沿海的企业也为了进一步开拓新的市场，寻找更多的商机，有些劳动力转移逐渐转向中西部的新兴地区。如云南、新疆外来人口数都超过了100万人，基本集聚在新兴城市。除四川、贵州、重庆转移到云南的劳动力比较多外，还有来自浙江、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新疆同样有大量的劳动力输入。随着中西部经济崛起，还有加入WTO后发展边境贸易，位于边境贸易城市的流动人口也将越来越多。
3.四大区域城镇化进程加快，但东北地区城镇化速度相对缓慢
2000年以来，我国四大区域的城镇化均以较高的速度推进。2005年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已分别达52%和56.5%。2000～2005年，中部地区是我国四大区域中城镇化进程推进最快的地区，东北地区相对较慢。从增长速度来看，2000～2005年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速度达1.45个百分点，分别比东、西部高0.1个、0.22个百分点，比东北地区高出0.47个百分点。但中部、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还相对较低，2005年分别为37.6%和34.9%，并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化推进的空间还很大。
表6 2000年和2005年我国四大区域城镇化水平比较单位：%
『捌』 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情况分析
内容提要：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继续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利用通货紧缩一方面“大扫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供给面，另一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积极扩大就业，逐步缓解失业，建立灵活性劳动力市场；(2)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首先要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其次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其三实行“透明革命”、“信息公开”；(3)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在于高质量高增长模式；(4)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5)进一步提高中央本级财力潜力，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经历明显的转变
如何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这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认识。总的评价是，我国经济形势正处在建国以来相对稳定、持续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效益开始改善的良好时期。
“九五”期间比“八五”期间年平均GDP增长率下降了3.7个百分点，但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好于“八五”期间。突出表现：经济波动系数处在建国以来最低水平；实际财政收入增长率明显超过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了6.2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了3.5个百分点；从高通胀率降至低通胀率，但仍处在通货紧缩状态；国内市场销售额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进出口贸易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能源消费量首次负增长，单位GDP能源消耗强度明显下降(见表1)，煤炭生产量减少了3亿吨，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首次下降，减少了7.7个百分点；C02和SO2首次出现下降，1995 -2000年期间累计分别约减少了14％和15.8％，粉尘减少了33.2％，工业粉尘减少了36.9％，工业废水减少了1／3，木材生产量首次下降，减少了24.6％，累计退耕还林3502万亩，“生态赤字”开始减小。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去6年的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明显转变，正在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改善型转变，不仅经济效益改善，而且环境生态效益开始改善，功在当代，利在未来。
如何看待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过去6年我国各类库存明显下降，是经济增长率放缓的重要原因，使实际GDP增长率减少了一个百分点。其中在GDP支出法中的资本存货占GDP比重由1996年的5.17％下降为2001年的-0.35％，资本存货减少了3847.1亿元。这反映了国内各类投资者(包括政府、企业、外资和私人投资者)更注意调整投资结构，更注重提高投资效率，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资交付率由1996年的71.6％提高到2001年的77.7％，大大减少了无效投资或低效投资；商品库存占GDP(生产法)的比重由1996年的10.6％减少为 2001年的4.3％(见表2和图1)，商品库存减少了3070.4亿元，反映了各类企业对供大于求的国内市场作出积极的响应，通过降低库存、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市场竞争力。根据我们估计，由于这两种库存量下降，分别使GDP增长率下降了1.06％和0.88％，或者说在库存量不变的条件下，GDP增长率分别为9.16％和8.98％(见表3)。
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率不会有明显提高，可能在7-8％之间。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值均7.0％；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信息中心预测值均7.4-7.4％。尽管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为7-8％，低于长期增长潜力(1979-1997年期间为9.5％)，还是一个比较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我们不能盲目追求高经济增长率，如果库存大量增加，就等于无效生产或低效生产，我们希望经济增长率是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有经济效益的、低库存比率的经济增长率。
从国际横向比较看，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但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的国家之一，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与经济稳定的“稳定器”。由于受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与贸易衰退的影响，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的W型增长轨迹，美国等发达国家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的V型增长轨迹，只有中国和印度避免了这两种情形，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要高于印度。据世界银行预测，东亚地区国家将由2000年的7.5％下降为2001年的4.6％，如果扣除中国的数据，这一地区经济增长率为2.3％，即下降了一半。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中，“不进则退”。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按实际购买力(PPP)计算，1995年中国GNP超过了日本，1999年中国GNP比日本高出40％。正如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所说，“四年来，中国两次成功克服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逆流而上，无论在亚洲还是全球都是一枝独秀”。
过去几年实践证明，1998年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积极实行扩大国内需求重大决策，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及时的、也是正确的。从国际比较角度客观公正的打分的话，中国政府是世界上表现成绩最好的国家之一，为世界所瞩目，为国际所公认，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也贡献于世界发展和东亚经济发展。
二、我国持续5年通货紧缩，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
通常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通货紧缩：一种是“温和型通货紧缩”，主要是由于加快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产品价格下降，但是产出仍呈上升趋势；另一种是“危害型通货紧缩”，它是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和需求低迷引起的，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表现为价格总水平和总产出同时下降。
中国是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不仅价格总水平下降，GDP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除少数服务价格外，各类商品市场供大于求，实际产出低于生产能力，这也迫使厂商大幅度减少库存。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1999年3月)的定义，如果通货膨胀率(即价格指数上涨率)低于1％作为判断出现通货紧缩的标准。根据这一定义，按商品零售指数上涨率来看，1997年我国已经进入通货紧缩；按居民消费指数上涨率看，我国1998年进入通货紧缩，一直低于1％；到2002年4月这两个价格指数上涨率分别为-2.1％和-0.3％。这表明，我国仍处于通货紧缩之中，或者说通货紧缩卷土重来。
1997年以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负增长(见表4)。以1996年价格水平为基数，到2000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下降了25.6个百分点；到2001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下降了11.5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了 5.3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等购进价格减少了1.6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了6.9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指数仅提高了1，7个百分点(见表4)。
由于中国通货紧缩具有结构性特征，在农业部门表现尤为突出，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幅度最大，农业附加值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97年和1998年以后各类粮食总产量不同程度下降。估计，1997-2000年期间全国农民因价格下跌出售农产品的损失达3000亿元。
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全球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和通货紧缩，各类产品价格(除石油产品外)都不同程度下降。农产品价格水平在1995年后大幅度下降，累计下降了23个百分点，原材料、金属、矿产和钢铁等不同程度的大幅度下降(见表5)。
在世界性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我国国内生产也出现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一方面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寻找出路，会通过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从进口和投资加剧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放大了国内供过于求的局面，出现国内价格向国际价格趋同趋势，促使工农业产品价格下跌，我们称为“输入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品生产大国，国内生产能力过剩，需要向国际市场寻找出路，通过出口方式加剧国际生产过剩，我们称为“出口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也会加剧全球性通货紧缩。这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国际市场背景和国内市场背景。加入WTO之后，上述两种趋势会更加明显。从中长期看，供给大于需求是我国国内市场(除少数垄断性服务业市场外)的基本格局，通货紧缩取代通货膨胀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健康运行头号顽敌。
三、关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三者的关系
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观察一国或地区宏观经济运行“晴雨表”的三个最重要经济指标，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第二次大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被称为“摸索对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历史”。
通常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奥肯模型来描述，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菲利普斯曲线来描述；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是由奥肯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推导而得。
由于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无法反映真实失业情况，则无法比较准确的研究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的应用和局限性。根据我们对我国实际城镇失业率的估计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 (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三个变量的模型计算 (见表8和表10)，有如下初步研究结论：
第一、在短期内(指1993-2001年之间)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菲利普斯曲线特征，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即通货膨胀率变化量上升，失业率下降；反之则反。通货膨胀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失业率则上升0.2个百分点；(见表10方程3)。但是，当样本扩大之后则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特征关系。
第二、产出缺口(指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与通货膨胀率变化量(指t年与t-1年之间的变化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见表8方程2)。
第三、我国产出缺口与失业率变化量(指t年与t- 1年之间的变化量)呈负相关关系。(见表8方程1)。
上述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三者相互关系的短期经济政策含义是：要继续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减少产出缺口；由零通货膨胀或负通货膨胀率转向适度低通货膨胀率(如3％左右；亚洲开发银行认为适宜的区域在1-1.5％)，即利用通货紧缩的时期一方面“大扫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供给面；另一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积极扩大就业，逐步缓解失业，通过建立灵活性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产业、地区、部门转移以及就业或岗位转换。
五、我国“三农”问题愈来愈突出，直接影响2／3总人口的切身利益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广大农民的农业收入的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而农民无法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1996年以来，由于农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下降，尽管全国每个农民出售粮食等农产品实物量在上升，但是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额在减少，从1013元减少到2001年的637元(见表9)，仅此一项，我们估计，在1997—2000年期间全国农民累计现金损失达4000亿元左右。
农民农业剩余明显下降，实际已出现负盈余。全国每个农民农业盈余(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减去用于农业现金支出)1997年为655元，到2001年下降为 340元(见表10)。如果计入农民自身的劳动工资，实际农业剩余是负值。农业一直处于弱质、低收益产业，不仅存在自然灾害风险，还存在市场变化波动风险。农民出售农产品收入占人均现金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43.9％下降为2001年的25.1％，减少了18.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3.8个百分点(见表11)
农业占GDP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20.4％下降到2001年的15.2％，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照这个速度下降，到2006年农业占CDP的比重将不足10％。在此情况下，我们很难依靠这么低的农业占比来提高50％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2／3农村人口的农业收入。
我国内需不足，GDP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占GDP比重为47％，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为68％)、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7％)水平。而居民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占GDP比重由1995年的24.0％下降为2000年的21.8％(见表13)。而农民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人均GDP水平太低且持续下降，由1996年的34.54％下降为2001年的31.37％。
农民人均出售农产品收入相对全国人均GDP水平，由1996年的18.17％下降到2001年的8.44％(见表14)。8亿多农民在全国GDP分配格局和生产格局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不利。此外，政府财政支出和财政转移支出严重向城市倾斜。
六、我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我国正处在历史上经济繁荣、经济稳定的最好时期，但也是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复杂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并不能自动保证社会稳定，也不会自然地解决和调节社会矛盾。我们不仅要促进GDP持续高增长，更要寻求较为公平的经济增长模式。
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国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社会稳定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民意调查是反映社会人群心愿的“晴雨表”。“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对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个大问题上：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2001年关注的五大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从中央纪委系统1996年以来连续6年的调查中，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的头号问题，1996年为通货膨胀，1997-2000年为腐败，2001年转为失业与就业，腐败居第二位。
七、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TFP
过去20多年，30多个不同省市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很大，有的发展快，有的发展相对慢。那么，经济增长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呢?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决定经济增长有两种效应：一是水平效应即短期效应，即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只要增加资本投入，经济水平就会提高。二是速度效应即长期效应，即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效应。前者是使产出曲线发生平行移动，后者则使产出曲线改变斜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得益于TFP(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我们研究，在1978-1995年间，资本的贡献大约是55％左右；人力资本大约是5.4％；劳动力的贡献，大约是9.5％；TFP大约是29.4％。实际上中国资本的增长率并没有高于改革前，而且比改革前要低一些，主要是TFP明显增加，是由一个负值变成了一个正值，其贡献率达到近30％，几乎是三分之一。
从今后来看，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不太可能，尽管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还会增加，但增长率并不会很高，低于1％。从资本增长率来看，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在40％，也不大可能再进一步提高，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也是高的国内投资率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最高水平国家之一。那么，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TFP。
提高TFP必须提高政策质量和政府质量。经济增长无论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自然资本的积累还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都有待于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中国加入WTO并不是无代价、无成本，这些成本应该考虑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受损者得到必要的补偿。
中国要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有三个方面工作要做，最核心的首要的问题是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效的政府管理本身，也会有效地促进增长；相反则会阻碍经济增长。要改变由政府独家管理社会的状况，让多个社会组织共同管理和治理社会，包括企业、社团、公民自身，甚至国际组织。政府要重塑与社会的关系，改变政府与企业和居民传统的控制关系，变成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实行“良治”，其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和公共福利最大化。
第二个方面是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通过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
第三个方面是“透明革命”、“信息公开”，由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成一个看得见的政府，由一个看不见的财政变成一个看得见的财政，由一个缺乏责任的政府变成一个负有责任的政府，由一个不受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变成一个受到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
今后中国要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问题不在于能否实现高增长，而在于能否实现高质量的高增长。高质量高增长模式包括：由低效率高增长转向高效率高增长；由不公平高增长转向公平高增长；由低就业高增长转向高就业高增长；由不可持续高增长转向可持续高增长。
八、消除“一国两制”的体制性障碍，加速城镇化进程，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加速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会进一步提高TFP，从而促进经济高增长。从经济增长率看，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1997)估计，在1978—1995年期间，仅农业劳动力向非转移型产生资源配置的效应，约占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王晓鲁计算，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大概有1.5个百分点。从劳动生产率看，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可提高6.1倍，如果转移到第三产业可提高2.8倍，这将不同程度地提高总产出。从人均消费水平看，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市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可提高2倍以上，如加上住房医疗等消费会提高2.5倍以上。从投资需求看，农民进城还会带来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这些都是中国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来源之一。
中国需要一场制度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中国不仅城乡存在巨大发展差距，无论人均收入，还是人口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甚大，在全世界也是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体制，可称谓“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不同制度，如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例如，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但是政府用于农村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10-15％，200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3.0％，但实际比率在5％，而城镇人口实际人均税率为0.58％。这种长期实行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这是农民人均收入相对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束缚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体制性障碍。
中国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核心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农村与农民政策是最大的公共政策。从历史上看有两次“解放农民”的制度变革，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通过土地改革的方式，第一次“解放农民”，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获得7亿亩土地，免除了700亿斤粮食的地租，粮食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 45％，也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8％。80年代初期中国第二次“解放农民”是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从人民公社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从1978-1985年农业附加值增长了55.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7倍，其增长幅度是历史上最高的。那么现在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使农民从土地、农村永久性的解放出来，使农民尽快变为非农业人口，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乡村青年提供进城务工的机会(四川省调查有90％的初、高中农村青年希望外出进城务工)。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的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职业培训的机会；平等就业竞争的机会和享有劳动保护的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以及充分享有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与机会。
国家应在农村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制度，为农村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根治流行病与地方病，提供清洁水源，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提供农业科技知识服务和技能培训。
国家应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农田基本建设，国土整治，植树造林，建设乡村道路、乡村自来水网、乡村电网、乡村广播电视网、乡村公共电话网、乡村公共因特网以及公用通讯设施。
九、进一步提高中央本级财力潜力，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淡出有不同的意见。余永定认为，如果一旦停止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而GDP增长趋缓，国债占GDP的比重就会上升，那才是真正危险的。戴园晨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真的要淡出时，操作起来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从宏观调控着眼，害怕减少财政赤字规模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下不了决心；另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支出有刚性，取消任何一项无效开支都要经过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反复磋商，缩减开支很不容易。
我认为，在世界经济衰退尚未复苏和世界贸易增长低迷，以及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的情况下，不要急于淡出，还需要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不是继续依靠扩大发行国债规模，而是提高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尽管过去几年中央财政收入明显增长，但是提高中央财力还有很大潜力。对此我有如下建议：
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征统一的、强制性的社会保障税。若将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从近期来看，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可增加2.5-3.0个百分点；从中长期来看，可逐步提高4-5个百分点。
第二，按照WTO的原则，全面清理和取消对各类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对外资企业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和补贴财政优惠政策。同时开放国内各类市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统一的市场。按照WTO的原则，全面清理和取消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减免关税或补贴政策，同时降低名义关税税率，减少人为的出口反倾销事件，每年中央财政对出口补贴高达800-1200亿元，国家财政需要重新调整对出口不适当的、或被认为直接补贴或过度补贴的中央财政支出。
第三，国家应当征收国家赋予各种特许机构的特许权收入。例如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收入特许权收入；经营银行、证券、信托和保险的特许权收入；发行有价债券和邮票等特许权收入；中央电视台全国电视播放特许权收入；各类电信公司使用国家无线电频道资源的特许权收入；各航空运输公司使用国家空中资源航空或其他飞行的特许权收入；销售烟酒的特许权收入，进一步提高香烟消费税税率；销售石油产品和加油的特许权收入。必要时采取公开拍卖这些经营特许权，收益归中央财政。特许经营权属于国家资源，具有相当之高的“租金”。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将国家的特许权收益归国家所有，而不是归部门所有。这一是没有增加公民和企业的税收负担；二是没有增加地方上交中央财政的负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十分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