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理念，方式，动力与过去有何不同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中央全面总结发展经验，科学分析当前形势和未来走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经济发展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我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当前，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二）经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三大需求、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经济风险、宏观调控等九个方面阐述了新旧常态下的阶段性特征。
消费需求，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
投资需求，传统产业相对饱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
出口需求，全球总需求不振，低成本出口竞争优势在削弱，培养竞争新优势，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生产能力，过去供给不足，现在产能过剩，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新特征。
生产要素，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低成本劳动力数量优势正在丧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市场竞争，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
资源环境，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经济风险，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
宏观调控，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三）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新常态既是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也是新旧增长动力转换接替、各类隐性风险逐步释放的过程。政府、企业和老百姓都要主动适应新常态，调整各自的认识和行动，争取掌握发展主动权。
从政府来说，政府调控理念需要真正调整过来，以往那种粗放式单纯追求GDP数量的唯GDP论已不再适用，现在要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如何让老百姓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改善，这是政府要琢磨的地方。政府原来是拼命搞生产，搞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把招商引资作为重中之重，一句话，是以搞建设为主。将来，政府要以做好服务为主，为企业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经营环境，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
从企业来说，企业以往靠规模效应挣钱，眼睛总盯着上新项目或是扩大产能，因为上规模就会降低成本，取得竞争优势，但是新常态下必须靠转型升级、靠创新。现在各行各业都面临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产品卖不出去，谁的规模越大，谁的日子越难过。将来，单纯靠上规模难以为继，企业必须创新，谁走在创新的前面，谁就会重新掌握竞争优势。可以说，能不能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快转型升级、打造竞争新优势，是很多企业面临的一场“生死之搏”。
从老百姓来说，原来有一批人靠炒股票、买国债、集邮、炒钱币等发家致富，后来买房子、炒黄金，甚至一度靠炒大豆、生姜、大蒜等都大赚过。但是，以后怎么理财赚钱？需要有专业的金融知识才能够理财，才能够挣钱。但这个理财不是要由老百姓自己从事，而是要有专业人才、有专门的金融服务机构给老百姓提供服务。国外大多情况下不是老百姓自己去炒股投资，而是金融机构、专业人士在投资，老百姓买的是基金等金融产品。
经济增速换挡，是为了获得更大更优的发展动力，发展得更好。政府、企业、老百姓在新阶段、新常态下，都应跟着形势变化才行。每次改革都是大机遇，别看过程中的这几年很困难，重要的是要认识并抓住其中的机遇。同样，新常态下，转型过程中也会有很多诱人的机遇，就看谁能抓住。
⑵ 如何培育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新动力
培育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新动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闭幕，新常态成为这次会议的核心词之一。以新常态为统领，中国正在形成指引未来经济改革与发展，涵盖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新政策的战略大框架。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这个大逻辑下，抓住新机遇、培育新动力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经济语境下的新常态带有“结构优化，经济均衡，全面转型”的深刻内涵，这与发达国家所指的金融危机之后进入“经济增长较低、周期波动较大，结构调整缓慢痛苦”的新常态存在着很大不同。新常态既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新规律的描述，更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新理念、新路径、新要求的阐述。
新常态蕴含着内外客观条件的趋势性变化。过去30多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全球FDI、低要素成本等因素和优势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2000年至2013年，全球经济GDP平均增速为3.68%，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10.6%，几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三倍。2014年，中国GDP总量可能达到10万亿美元左右。然而，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也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中国需要克服速度焦虑，主动调试心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源泉。
新常态具有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全局性特征。新常态不仅仅是增长速度变化，还包括经济增长动力变化、经济结构调整、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国民福利共享等丰富内涵和特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全局，迫切需要全新的思考框架、全新的发展理念和全新的动力机制，需要进一步提出中国深化改革、全面转型的顶层设计方案，以及具体实施时间表和路线图，全面协调推进各领域改革，摆脱旧有模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束缚。
新常态实质是从非均衡发展转向均衡发展。如果说过去的中国经济是非均衡经济，那么新常态就是要从一个不均衡的经济迈向一个新的均衡经济。过去30多年的全球经济繁荣，带来了显著的结构性失衡，中国同样不可避免。新常态意味着必须彻底解决长期以来内外部失衡和非均衡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扩大进口，提高国民收入和消费比重，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公共产品投资、现代服务业升级，以及区域产业梯度转移和跨区域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实现经济结构平衡。
特别是随着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工业品制造国，中国需要从传统的“眼睛向内”转向“眼睛向外”，逐步定位于“内外平衡”。通过深化“一带一路”、FTA等大战略带动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拓展，由主要依赖国际资本向培育壮大本土资本转变，加快“走出去”，将要素禀赋优势升级形成对外投资新优势，重构中国全球经济布局、产业布局、贸易布局、供应链布局等战略性布局，进而赢得下一个30年。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从旧常态过渡到新常态的过程中，旧增长模式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模式的发力也是不平稳的。因此，未来三五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避免会出现波动，这就需要通过创新宏观调控和政策工具，增强宏观政策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围绕提升潜在增速寻找新的均衡水平，使经济增长完成“趋稳”和“蓄势”，从而顺利进入相对稳定的新常态时期。
由此看来，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经济增长质量依然可观。如果能处理好新常态所带来的各种新挑战，不仅可以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而且可以顺利实现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真正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
张茉楠
⑶ 如何理解创新是经济新常态下的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⑷ 经济新常态下认为那些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经济正在寻求向新常态过渡的新动力。只要新动力找到，向新常态平稳过渡就基本无忧。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原理，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大发动机”是近年来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或“五人理论”，即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对经济发展动力的新概括。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新一届领导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推进结构调整、强化创新驱动（简言之，改革、转型、创新）是基本吻合的。
制度变革即制度改革，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标准规则、政府等组织、市场机制、宏观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无形制度，以及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新型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区域结构优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升级）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有区别，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级则是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质的提升。
⑸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什么
改革，创新，正确的经济政策，稳定的国家环境，人民的不断努力。
⑹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有哪些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有：
创新驱动
绿色发展
未来新型化城镇建设
区域发展
参与全球化
包容性发展
⑺ 新常态下什么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李佐军谈中国大势·发展动力（24）
李佐军
中国经济正在寻求向新常态过渡的新动力。只要新动力找到，向新常态平稳过渡就基本无忧。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原理，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大发动机”是近年来笔者根据自己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或“五人理论”，即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对经济发展动力的新概括。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推进结构调整、强化创新驱动（简言之，改革、转型、创新）是基本吻合的。
制度变革即制度改革，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标准规则、政府等组织、市场机制、宏观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无形制度，以及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新型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区域结构优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升级）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有区别，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级则是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质的提升。
为什么“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首先，制度变革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经济发展依赖于企业、创业者、劳动力、地方政府等各个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各个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依赖于好的制度设计，好的制度表现为权责清晰、责权利对称、实施机制明确、各方共识度高。长期看，制度是各方反复博弈的结果，好的制度不会自动形成，需要通过社会主导群体良性博弈形成，特别是通过发挥执政者的长期理性和民众的首创精神形成。现实中的制度常常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或者是单纯追求GDP增长而忽视科学发展的，因此需要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以使其变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可以通过三个方面释放红利或促进经济发展：一是通过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红利；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释放红利；三是通过改善或提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释放红利。
其次，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性动力。所谓“过程性动力”相当于经济发展的“随行加油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赋予发展动力。结构优化的实质是分工深化，分工深化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源泉。对此，亚当·斯密已有充分论证，简单说就是发展取决于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取决于好的制度安排。在斯密看来，好的制度安排就是“看不见的手”，在我们现在看来，好的制度是“看不见的手”（市场）和“看得见的手”（政府）两只手的有效配合，即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结构优化是如何带来经济发展的呢？我们来看看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结构优化的表现。从分工角度看，工业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就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断从较低效率农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从较低效率工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其结果是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城镇化就是人口和生产要素不断从较低效率农村向较高效率城镇转移、从较低效率城镇向较高效率城镇转移的过程，其结果也是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区域内不同地区分工协作的深化，进而共同提高效率、实现共同发展。
再次，要素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从两个层面起作用：一个层面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带来经济发展，如大规模增加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带来经济发展，另一个层面是要素升级（或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或档次）带来经济发展。要素升级比较典型的表现是前面已提到的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信息化等。技术进步、信息化，一方面可以大限度地降低各种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显著提高附加值，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只要想想互联网技术是如何极大地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如何显著地增加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就可以感受到技术进步和信息化的威力。人力资本既包括一般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也包括企业家才能，人力资本提升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和企业家综合能力的提高上，能力的提高无疑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发展。
上面分别对“三大发动机”为何是经济发展根本动力进行了简要分析，这还不够，还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分析。从最简化的生产函数关系式Q＝f（L、K）中，我们也能看到“三大发动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生产函数关系式左边是产量Q或GDP，相当于衡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右边是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表面看，在这个关系式中找不到“三驾马车”的影子，但细一想就会发现，产量中不能被劳动和资本投入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隐含在f中，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就是“三大发动机”。而且，要素投入也受“三大发动机”制约，如资本既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作为结果必受制度变革、技术进步等的影响。
这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三大发动机”并非是完全并行的，其中制度变革是根源性发动机，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两大发动机都要受其制约和影响。在好的制度下，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都能得到顺利地推进，反之在不好的制度下，则不能得到顺利地推进。因此，发动“三大发动机”的关键是抓住制度变革这个“牛鼻子”，纲举则目张。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如何找准新动力又是寻找新动力的关键。找准新动力不能想当然拍脑袋，或仅根据经验进行判断，还要将找新动力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分析基础上。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囿于既有的部分理论，将视野局限在需求边短期动力——“三驾马车”上，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扩大消费，结果是过度依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等来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带来了短期立竿见影的增长，但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以至于现在不得不花较长的时间对前期刺激政策进行消化，不得不全力应对高房价、高负债、高产能过剩等经济风险。鉴此，当前和今后我们要优先推进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从主要依靠“三驾马车”转向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特别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部署，紧紧抓住全面改革这个“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驱动，努力使中国经济较快地进入到一个好的新常态中。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社 作者：李佐军 编辑：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