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经济人与社会人的区别与影响
经济人与社会人的区别主要在于假设前提不同，而这种假设的不同影响着管理者的决策。
（一）经济人与社会人的区别。一是经济人与社会人的假设前提有很大不同，经济人假设把人当作"经济人"来看待，认为金钱是刺激人的积极性的惟一动力；而社会人假设则指出影响人的劳动积极性的除了物质利益外，还有社会和心理的因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个体的观点和个性都会影响个人对上级命令的反应和工人中的表现。二是经济人与社会人概念不同。经济人是指职工是经济人，是承担社会工作主要是为满足经济方面需要的人，而社会人则是指职工是社会人，是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中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影响的人。三是经济人和社会人管理理论不同。由于“经济人”都是唯利是图的，是以利益为驱动力的，所以必须采取经济上的激励和约束措施去管理；而“社会人”因为受到经济利益影响的同时，人生活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人的思想、情感、态度、动机、行为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不但要考虑人的经济需求，还要考虑其社会需求，而去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上，“经济人”理论提倡者会侧重从“人”的外在特性出发去看待和研究管理中的人的问题，而社会人理论者会着重于对“人”的内在特性的研究去看待和研究管理中的人的问题。
（二）经济人与社会人不同假设的影响。由于经济人与社会人假设前提不同，也导致企业管理中对人的管理决策与实践的差异。认可人是“经济人”的企业，采取的激励策略主要加强管制，严格工作规范，用金钱提高士气，用经济手段严惩对待消极怠工者，并通过对大多数人实行管、卡、压，使他们努力去完成企业的目标。而认可“社会人”的企业，会考虑人的社会方面、心理方面的需求，即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和受人尊重，因此会侧重从社会及心理方面来激励职工提高生产率，而不是单纯从技术条件来着眼。事实上，人是千差万别的，经济人与社会人的理论争议，本身说明了不能绝对依赖某一种假设和管理理论去管理人，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必须全面而具体地分析人的需求和动机，采取不同的激励方法和措施，以便获得最佳激励效果，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B. 世界的经济危机会影响到个人吗
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一）危机的双重性影响 这次金融危机是世界历史转变的标志，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危机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对中美2个国家具有双重性影响。 就美国来讲双重性表现为：一方面如果处理得好，是金融产业的泡沫压缩，如同2001年纳斯达克暴跌形成的生物产业和信息产业挤压泡沫一样，泡沫压缩后美国将会更加强大。另一方面如果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美元信用的崩溃将结束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如果出现这一局面，帝国的最后疯狂必然导致世界大动荡和大规模战争。 单就目前情况来看，后者出现的概率不大。美国金融体系的欺诈性质，决定了这场危机在客观上是一场赖帐运动，作为债务人的美国，遭受到的伤害并不很大，宏观微观都是如此。从宏观来看，美国破产的都是经营别人资产的金融公司，破的是别人的产，自己只是名义损失。这就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区别，实体经济破的是自己的产，虚拟经济破的是别人的产。从微观来看，美国老百姓和银行的关系与中国完全相反；美国是老百姓欠银行的钱，破产对美国老百姓危害不大，所以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互助银行破产后没有引起社会任何反响；中国则是银行欠老百姓的钱，银行一旦破产老百姓就会造反。无论美国人实际上是怎么样，这场赖帐运动在客观上帮助美国形成了风险和财产相分离的状况，美国透支消费了世界各国主要是中国的财产，现在却通过破产把风险转嫁给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现在回顾美国今年4月完成的金融改革法案才发现，美国之所以4月份建立起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经济防火墙，就是为了在金融危机引爆后防止别国收购美国实体经济，维护美国的经济基础。 就中国来讲的双重性表现为：一方面，经济殖民化陷阱造成了中国“双空”结局，资源和美元都是两手空空，财富被掠夺净尽，弄不好甚至会造成大崩溃大动荡大分裂甚至大残杀。另一方面如果处理好，就能够带领世界步入大众时代，实现东方文明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崛起，世界中心再次转移到中国，人类包括中国在内同时完成正、反、合的发展周期。 （二）向中国转嫁危机 全世界唯独中国号召赴美救市；全世界唯独中国舍弃自己股民去美国救市。家族利益决定的，家族利益超过阶级利益，阶级利益超过民族利益。这不是认识问题，是利益问题，左派只能等待收拾残局。并且国民的麻木是重要原因，汉奸言论公开化既不是政府的问题也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国民的问题。偷偷耍流氓是个人品质决定的，公开耍流氓就是公众品质决定的。那么多人公开为贱卖银行辩护，说明他们知道无论怎样公众仍然会追捧他们，否则是绝不可能公开裸奔的。让人均一千多美元的中国去人均4万美元的美国救市，所有中国人无不感到悲愤莫名。 这场危机是信用危机，主要是2个国家最厉害，美国和中国，美国透支未来收入，中国透支未来资源；美国是虚拟经济领域的欺诈，中国是实体经济领域的欺诈。结果就是美国虚拟经济破产，中国实体经济破产。所不同的是，美国是为本国人民高消费透支了未来，中国则是在压缩本国人民消费的基础上为美国透支了自己的资源。虽然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透支国家，只是美国透支了别国人民未来的收入，中国则是被别国透支了自己的资源，还透支了中国人的福利，中国人的健康，中国人的环境，所有这些透支最终都要由中国人自己偿还，如果现在把透支资源换取的一点财富再拿去美国救市，中国最后依靠什么偿还？如此的经济开放使中国人的存在没有了任何意义，完全是为美国而存在：中国资源存在的意义在于能为美国提供廉价消费品；中国劳工存在的意义在于能让美国人有更多时间在夏威夷海滩尽情嬉戏；中国企业存在的意义在于能为美国创造高额利润；中国赚取外汇的意义在于能让美国人信用卡上可用金额更多一些；中国引进外资的意义在于能让美国控制我们的民族产业；甚至为了防止工人抵抗外资压低工资，专门修改宪法，取消罢工自由。结果是美国在透支我们资源的基础上玩虚拟，玩预期，玩透支游戏，我们还傻乎乎地遵守这种游戏规则，按照美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进行全国大检查，凡是与美国游戏规则冲突的所有规定和政策统统作废，把中国变成了美国的海外经济基地。 中国九十年代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美国九十年代大牛市的过程，中国创造的财富长江大河般流入美国，支撑了美国的消费和股市，自己却是人死在医院外面，钱葬送在股市里面，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一场又一场股灾。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变成了一个财富黑洞，如同科幻电影中的时空转换器，所有财富都会瞬间变成美国的财富，中国的青山绿水变成了西方国家的财富，换来美国印刷厂印制的一堆名叫美元的纸张，最后连这花花绿绿的美元也送还给了对方。中国变成了21世纪的杜十娘。中国出口的所有东西都贬值，中国进口的所有东西都涨价，包括中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都没有定价权，为什么？汉奸买办里通外国。我们的资源变成了美国的廉价商品，我们自己却是资源掏的越多，换来的美元越多，国内投放的货币就越多，就越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反过来又紧缩，越是紧缩老百姓工资就越低，老百姓就越倒霉。马克思曾经讲，当初工人因为创造的财富太多而贫困，中国人则因为资源卖的越多越贫困。 本来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中国拥有实体经济，美国拥有虚拟经济，一旦冲突，美国倒霉。可是现在美国却控制了中国的实体经济，先是把中国钉死在产业链低端，耗光中国资源，整个世界20年在享用中国资源。然后在把中国资源换取的美元回流美国，把虚拟经济的灾难转移到中国。与此同时，还用资本和品牌把中国的低端产业再控制在自己手中，让中国最终两手空空，高端低端产业全部控制在对方手中。世界形成两个极端国家：创造财富的贫穷国家和创造品牌的富裕国家。前者资源耗光环境崩溃，后者山清水秀不付任何代价。结果是实体经济的生态灾难和虚拟经济的泡沫灾难，全部砸在中国人头上。这就是所谓世界规则和市场规则。 建立如此一套经济体制把国家和人民推向极端灾难，放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处以极刑，可是在中国却成为伟大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精英创造了一个财富时空转换器，把财富转换成美国财富；为了逃避责任，中国法学精英创造了一套流氓法律，损害一个人违法，损害一群人和一个民族叫自由。强奸一个人是犯罪，强奸一群人是开放。中国成为家乐福的缩影，中国人创造财富，然后存入外国人账户。生产目的就是美元，为了掩盖掠夺式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领袖赵紫阳80年代就把国民收入改成为GDP，在GDP的指标下，即便外国人把中国经济外部占有了，仍然显示是中国的GDP在增长。GDP加美元标价，中国的财富便不再由中国人来掌握，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至今仍然欣赏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奥秘就在这里
C. 因经济利益对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情形包括哪些
自身利益是注册来会计自师或主要近亲属在被审计单位中拥有经济利益，而不是因处于某种职务就因自身利益对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在被审计单位中担任重要职务只要是因密切关系等对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而外在压力一般题目中不会指出对注册会计师构成威胁，外在压力是指来自于客户方或事务所方施加的压力，进而会威胁独立性，比如原项目负责人加入到审计客户，那么该人员对事务所的审计程序的选择、审计程序时间的确定等内容都非常熟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可能就会面临在一些专业技术运用的压力，这种压力就形成了外在压力。比如项目组成员在甲公司持有股份，同时审计客户的董事长也在甲公司拥有股份，那么从外部组织或个人看来，注册会计师和被审计单位之间存在了某种内在关系，那么这就形成了外在压力的影响。
D. 变化的经济环境对个人的影响
对大多数人有影响，对你要看你的能力了，有信心，有能力就好应付！！
E. 金钱对人的影响大还是道德对人的影响大
四辨陈词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对方辩友来讨论这样一个我们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人际关系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无处不在，究竟是利益还是道义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更大呢？对方辩友今天给出了很多典型的事例，弘扬了道德的高尚，诚然如此，但是我必须请对方辩友面对现实，先来看看你们犯的一些错误。
首先是审题不清。对方辩友今天一直在跟我们讲，再人际交往的过程中，面对利益和道义的选择时我们应该怎么做，道义在其中是如何的重要如何地高尚，但是非常可惜，今天的辩题是一个实然层面的问题，讨论道义应该如何重要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当在现实中寻找答案，不论是善的还是恶的影响，我们都应当以现实作为判断的标准。
其次是概念混淆。对方辩友今天一直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利益和道义的定义，更没有阐明两者在人际交往中的相互关系，而是空泛地告诉我们，道义包含了什么东西，这样感性的说法显然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对方辩友没有看到道义的产生实质上是人类对利益分配的一种规则和规范，没有利益和利益的分配，道义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最后是逻辑混乱。对方辩友明确地告诉我们，人是具有利己的本性的，可是却不认为利己是道义产生的基础，既然是本性，请问人又是如何摆脱的？道义是后天的教化，狼孩具有人的根本特性，但是没有后天教化，还能说他有道义么？另外，对方辩友已经在公边阶段认可了利益和道义相比在人际关系中处于一个主导性的地位，却说这个主导性的地位不是影响更大的因素。那么请问，究竟什么才是影响更大呢？对方之后提出的几个评判标准都被我方在自由辩论中证明是荒谬的，却始终没有进一步建设性的意见了。
义利之辨远在孔孟时代就是中国知识阶层关心关注的问题，几乎所有参与讨论的，对社会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理想、抱负和责任的有识之士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诚然，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辉煌文化的伟大民族，其民族精神、文化生命之长盛不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关怀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刻地认识到了对利益的过分追求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多大的危害。但是我们更愿意去看一下，先哲们如此倡导的背后是什么。
我们看到，忧国忧民的先哲们对道义的倡导，是基于这样一个社会背景或者我们不妨称之为现实：我们身边有人拜金有人贪财，有人见利忘义，有人背信弃义，利益长久以来地成为了操纵人际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和最根本的动力，所以他们从沉默的大多数中走了出来，要高唱着道义之歌，树立起一个又一个典型、榜样，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怎么做。
应该。仅仅是应该。现实就摆在我们面前，树立起一个近乎神话的榜样或者是高歌猛进地倡导一种价值，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实就是现实，我们必须面对。只有正视现实我们才有资格去谈理想，谈应该。人际关系是现实的，对人际关系所可能发生的影响也是现实的。我们要讨论的是，利益与道义哪个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更大，而不是哪个的影响应该更大。
对方辩友今天给了我们很多例子，那些英雄，有些甚至是悲剧英雄式的人物的确把道义放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敬仰他们，崇拜他们，我们为人类精神能孕育车这样伟大的牺牲者而感到骄傲，我们也承认这些英雄的确带动了一些人，至少他们都曾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造成过冲击、震撼和感动。可是所有这些，都是高高在上的。一切的一切都会过去而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们仍旧要面对生活中的幸福和悲伤，仍旧要在生活中现实地做出一次又一次地选择，选择最有利于我们自己的，选择让渡出自己的利益去与人合作还是为了自己直接的利益去与人竞争，可是不论如何选择，现实中的我们都不会无私地为了别人的利益而放弃一切，这与人之本性都不相符。道义第一的乔峰在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时候不也要为自己的生世和声誉去争么？难道这个让乔峰拼出性命去证明的自己的清誉，仅仅是一种道义的存在，与他的利益毫无关系？
资源是有限的，这样的前提之下，人生存的本能决定了人必须是利己的，否则人类的存在都没有了依据。而在放弃一切追求道义的理念之下，没有经济发展没有个人财产没有个人对价值的判断和取舍，天下是大同了，可是个体人的存在也没有了意义。
当然我们不否认道义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作为一种对利益分配的规则规范，道义的存在的确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但是在讨论对人际关系发生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必须看清楚，哪个是主导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本质上对人际关系产生影响的。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原动力，对利益的渴望在人类行为的背后发挥着主导性、操纵性的作用。我相信，是利益的存在让我面对现实，让我在现实中拼搏奋斗，让我让渡出自己部分的利益去与他人合作，这些关于合作、关于互助、关于和谐社会、关于竞争发展的的人类社会的道义，不正是利益教会我们的么？
F. 个人所得税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是什么
纳税人可以享受到的你都会享受到
G. 经济学对你的影响
摘 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 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 世纪20 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 [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 。”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 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 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 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 参考文献：
[1] 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2] 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4] 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5] 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
[6]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7] 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H. 这很符合我国国情,如果一个人经济利益受到影响,那么将对他所付出的一切，或目前所处状态都会受到影响。
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的改变将会影响上层建筑的东西。一个人经济利益改变证明他所付出的一切的成功与失败，包括对于个人能力的评价，进而改变职业走向，改变今后生存质量。
I. 经济对个人有什么影响
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0.59至-0.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我们试用1998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结论。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97年下降0.53个千分点（注：从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么，根据上述推论，199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应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资产比1997年增长13.9%）。但实际情况是，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人均GDP增长率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注：1997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7%。）！由此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如此简捷明了，更不会“立竿见影”。胡鞍钢博士的上述结论值得商榷。
2 经济学理论的“矛盾”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归分析应该以定性分析为先导，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应该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在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后，由于胡鞍钢博士没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作用的因果关系，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
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
反马尔萨斯派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注：前些时候，有的学者曾在某大报上著文，强调人口多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
3 统计方法应用的“陷阱”
统计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数据（所谓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充满了“陷阱”。
在胡鞍钢博士的回归分析中，有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条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单向的，人口增长本身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讲，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人口增长（及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必然是有偏估计，不能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很显然，这个假定靠不住。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人口增长率因此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人口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而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因此，胡鞍钢博士的4个回归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这个结论。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两个变量在数量上的变化都可能呈现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如果不对这种“关系”的内在作用做认真科学的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规律性的现象”并不就是规律本身！“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收入增长很快，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教师收入与环境污染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就会得到教师收入增长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荒唐结论。
4 统计水分的“迷雾”
统计数据存在系统误差，使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困难。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均存在较大误差。据估计，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约为30～40%。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统。
与人口统计数据相比，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更大。据2000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年获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的经济统计数据水分极大（见下表），GDP和乡镇产值高报幅度分别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讳言，这种虚报经济增长指标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经济数据统计水分
附图{图}
说明：“1998年统计水分”的计算中有一个假定，即：1999年有关经济指标的实际值与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经济有所增长，那么，实际的统计水分将比以上计算值更大。
经济统计数据高报、人口统计数据低报，势必人为造成（或加剧）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们还很难计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性关系，在计算定量关系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5 实证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
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
6 结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尚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的数量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注：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经常出现样本有限、数据质量不佳、定性分析失当、定量分析欠妥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从提高人均GDP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是不合适的。
胡鞍钢博士的这项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愿意与胡鞍钢博士一道，继续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后记：在本文刚刚完成后，我们看到了西部某地计生委的一个立项报告。该报告说明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使当地的人口增长率降低2个千分点。因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当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0.36×总人口）。未来几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但GDP是否能增加xx亿元，我们期待着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