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界影响

『壹』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现代经济的影响（论文）

农业超额剩余价值与工业超额剩余价值不同
产生的原因不同。工业中的超额利润是通过个别企业采取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而得。但当其他企业也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时，这种超额利润就会消失。因此工业中的超额利润只是一种暂时现象。而农业中的超额利润则不同，它是以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为基础的，优、中等地被农场主租种后，就会垄断其经营权，从而阻碍了农业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从而稳固获得超额利润；②产生的条件不同：工业中的超额利润只有先进企业才可以获得，因为工业品的社会生产价格是由中等条件决定的；而农业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却不是由农业中的平均生产条件决定，它必须由劣等地的生产条件决定，而经营劣等地的农业资本家也要获得平均利润。

经济发展要靠良好的经济秩序

—浅论商业信誉和商业道德的建立

上个世纪初，西方商业经历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确立了一个牢固的信条，就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童叟无欺这个信条在中国人头脑当中是根深蒂固，因为我们的传统道德是人以理自信。古话说“人无信不立”，可见中国人历来强调信誉对于做人的意义。不过，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上信誉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信誉的作用也愈益重要。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来说，守信行为才能保证交易能够进行、经济能够运转。但是，十分可惜的是，到了上个世纪的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商业意识、现代意识进入到了中国人的头脑中，但是童叟无欺却没有进去，而且明码标价也做得很不全面。

比如这样一个场景：我到楼下的一个小杂货店买一罐饮料，五块钱。我把五块钱交给这个杂货店老板，我要出门。这时候那个老板说我没有给钱。这时应该怎么办呢？可能许多人没有面对过这样的情形，因为其实这样的情形一般是不大会发生在杂货店里的，更有可能的事实是：我在某一个大街上买了点香蕉，本来应该出五块钱，结果被迫出了十块钱。

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杂货店和路摊的客源性质是不同的。杂货店的老板欺诈，顾客不但不会再买东西了，还会告诉他的邻居，那么他的邻居也不会去买东西了，那么这个杂货店就失去了客源。经营者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因此，我想说的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是信誉。

在传说中的原始状态下，人们之间没有交换，也就不会发生信誉问题；即使发生了一些偶然的交换，在这种物物交换中，信誉也不是一个重大问题。在市场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小市场上，普遍实行的是现金交易，即使有一些靠未来付款的信用承诺支撑的信用交易，但由于这种市场小范围的性质，人们不大可能互相欺骗。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通常发生在整个民族国家乃至全球化的市场上，欺骗就变得方便多了。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使这种交易能够长久持续下去的动力和中介－信誉。失去了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也就无法运转。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市场的国际化是大势所趋，中国面对的将是全方位的国际竞争。而让人忧虑的是，目前我国市场上的商业信誉状况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我们的商业秩序非常混乱，我们的商业道德非常差。例如企业间签订的合同履约率极低、债务人大量逃废债务、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企业进行虚假广告等行为屡见不鲜。许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心理：我们去医院看病的时候，经常怀疑我们拿的药是真的还是假的，担心别人给我们打针的针头是第一次使用还是回收的；我们去买肉的时候，也经常担心这肉是不是注水的；当我们受雇一个老板的时候，都担心他到时候会不会给我们发工资；当我们雇一个人给我们打工的时候，我们也担心他会不会把公司的东西拿走，带到自己家逃跑了；我们借给别人借钱的时候，担心他不还钱…… 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当前的情况下，商业道德、市场秩序非常不尽人意。我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信誉危机”。

一个市场经济要有良好的市场秩序，而这个秩序则是要建立在一个良好的信誉机制之上的。而我想，建立信誉制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长期的预期。

说的明白一点，就比如：一个人的行为与他的生命预期有关。假如他预期我只活一个礼拜，他发财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也许他会去抢钱包。犯罪是要判刑的，但是他无须担心这些事，因为法院还没有来得及开庭，这个人就已经死了，那么他还何必在乎法律呢？但如果他预期要活很长很长的时间，他也许就不会这么做了。一个人的生命预期越长，他的行为就越规范，他就越愿意坚持兑现自己的承诺。因而我想，我们可以把信誉归结为这样一个东西，信誉就是人们为了获得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要让一个人、一个企业重视自己的信誉，一定要让他们有一个长期预期，也就是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能够“存活”很长的时间，因此要有一个使自己长远的发展东西—信誉。

我认为，建立和完善信用制度是个系统工程，当务之急是要制定出一套制度使全社会形成“失信寸步难行”的良好环境和信用秩序。我想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动员受损失方积极捍卫自己的利益

许多欺骗是发生在消费者不知产品根底的情况下，也就是销售商隐瞒了一些“私有信息”。而作为消费者，他们需要购买的商品成千上万，不可能对每一种商品的信息都了如指掌。因此这时候就需要一些提供信息的机构或体制来帮助他们，同时进行组织，使他们团结起来自我保护。如各地的消费者协会等一类组织，有些国家银行业所采取的“黑名单制度”也值得仿效。如果易受侵害的方面都能积极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欺诈行为的活动空间就会大大缩小，“伸手就被捉”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但光是动员受损失方积极捍卫自己的利益还是远远不够的，毕竟消费者只是弱势的一方，只是自己保护自己，而不使加害方的失信成本大幅度增加，还是难以达到目标。而要提高加害方的失信成本就要依靠法律的手段来达到－完善规章制度。

2。完善产权制度

应该提高售假等行为的成本，使违规违法者在经济上受到损失。而为了提高失信和欺骗行为的成本，必需要有健全的法规。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的经济不会是一个讲信誉的经济。产权制度就是使人们有一个稳定的长期、预期的制度。能够使得一个人干了坏事，就一定会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如果他做了贡献，就一定能够得到回报。如果一个人做的事，后果不一定会由这个人承担。这时候的他也许就会有积极性去追求一种短期的利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产权制度下，欺骗、不讲信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发达国家的人们都比较讲信用，我想这不是种族原因使然。文化背景和道德规范固然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的还是因为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民信用体系比较完善，人们不敢以身试法，如此日积月累，才能成为社会的风尚和习惯。良好的道德风气应该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之上。所以，第一点，如果我们要有良好的信誉制度、市场秩序，我们必须有一个良好的产权制度。

有人也许会说，中国现在大量的民企、私营企业也不讲信誉，也在坑蒙拐骗，他们已经有自己的产权，为什么他们还不讲信用呢？而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3。 规范政府行为

要规范市场一定要规范政府行为。

假定我们已经完善了制度，但是如果政府任何时候有权利来宣布这个企业做这个是违法的、做那个是违法的，今天能干、明天不能干，一个私人的企业家也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所以他也会追求短期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个人的行为。现在我国的情况，我们的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对自己的未来并不充满信心，他们并不预期自己企业做大之后，做好之后，有了信誉之后可以收回果实了。所以他们和国有企业一样，也就免不了要追求短期的利益。我们的有些政策是模糊的，是不透明的，这样使得政府的官员本身享有了好多权力，他们可以用这些权力来去干涉企业。那么由此导致民营企业本身也不会重视信誉。

如果买了一辆富康车没有一个月，政府突然宣布富康车不能上长安街，那人们会有什么行为？办了一个饭店，如果预期政府可能明天就要关闭这个饭店的时候，店主为什么不宰一刀？所以我想，规范市场一定首先要规范政府，没有规范的政府行为不会有规范的市场行为。

4。 建立良好的信息传输体制

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制度、市场秩序，要有一个好的信息传输体制。

回到我们前面的例子，这个杂货店的老板不敢骗人，是因为他一旦骗了人，这个信息很快传给好多人。假如他骗了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那么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所以我想信息的传输是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那些欺骗行为的信息尽快在市场中传输，传输得越快市场秩序的建立就越容易。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和我们过去的社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交易对象经常只见一次面，我们大概不会每天都在一个商店买东西，或者不会只向一个人买东西，我们要跟好多人进行交易。这样的话，欺骗行为被下一个可能交易的人知道就非常重要。

为什么在现代都市里建立信誉要比乡村社会困难的多？我想“闲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传输机制。所以我们在现代社会里边怎么能够制造这样一个机制就非常重要。

5。 减少政府部门的交易行为

建立信誉也要求尽量减少政府部门的交易行为。

第一个例子中的杂货店老板之所以不骗人，是因为骗了之后顾客会心疼，以后就不再买东西。但如果顾客没有感觉，他自己买东西被骗却不在乎，那么我想这个老板当然不会讲信誉。而政府买东西就是这个意思。买东西的人对欺骗之后他本身并不受损害，因为他是给别人买东西，他不是给自己买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买东西的和卖东西的合谋起来。现在有那么多回扣就是与这个有关系。所以说，如果政府部门作为一个重要的消费者、购买者，在这个事实下的秩序也就很难建立。因此我想应当尽量减少政府交易行为，或说价格操纵于人的手上的交易（如通过电脑等进行无法作弊的交易，透明度会高很多）。

我想这是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一个信誉制度需要解决的四个最重要的问题。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优化市场发展环境”这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界使用频率最多的一句话。因为，市场经济秩序和发展环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中国现在的市场秩序是比较糟糕，看看历史，在那么多年之前我们就有了契约关系。现在是新的世纪，和一百年前相比，现在中国的商业道德基础可能不会比那时候更好。比如说山西票号，作为中国最初的现代银行，它们有多少坏帐；再看一看现在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等，他们又有多少坏帐呢？“山西票号”在一百几十年前还是借贷，已经发行我们现在的支票，他的分支店分支机构遍及国内外，那时候没有中央银行审批单，谁都可以开银行，但没有欺骗。为什么我们现在管制越来越多欺骗也越来越多，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建立信誉变成每一个人的最优选择不是靠几个口号就能解决的，我们应该实实在在的在制度上、在体制上、在政策上有大的动作。
这是我参考了一些资料才写出来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贰』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第一、次贷危机主要影响中国的出口。

次贷危机引起美国经济及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而这其中最主要是对出口的影响。2007年，由于美国和欧洲的进口需求疲软，我国月度出口增长率已从2007年2月的51.6%下降至12月的21.7%。

第二、我国将面临经济增长趋缓和严峻就业形势的双重压力。

实体经济尤其是工业面临巨大压力。而大量的中小型加工企业的倒闭，也加剧了失业的严峻形势。
最后，次贷危机将加大中国的汇率风险和资本市场风险。

为应对次贷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弱势美元的汇率政策。美元大幅贬值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汇率风险。

(2)经济界影响扩展阅读：

次贷危机危机特征：

全球“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动荡引起的金融危机。一场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

连续加息引爆“定时炸弹”：

1、引起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风暴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

2、在前几年美国住房市场高度繁荣时，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甚至一些在通常情况下被认为不具备偿还能力的借款人也获得了购房贷款，这就为后来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的形成埋下了隐患。

『叁』 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相关问题

美国次贷危机牵累世界经济http://www.cnhubei.com/hbrb/hbrbsglk/hbrb09/200809/t427222.shtml

谭雅玲、刘煜辉谈美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0803/33233.html

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分析（上）http://www.drcnet.com.cn/DRCnet.common.web/DocViewSummary.aspx?docid=1716577&chnid=34&leafid=100&gourl=/DRCnet.common.web/DocView.aspx

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分析（下）http://www.drcnet.com.cn/DRCNet.Common.Web/DocViewSummary.aspx?ChnID=34&LeafID=100&DocID=1716120&gourl=/DRCNet.Common.Web/DocView.aspx

美国次贷危机是一场新型的金融危机，其产生的内在机理是金融产品透明度不足、信息不对称，金融风险被逐步转移并放大至投资者。这些风险从住房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从金融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并通过投资渠道和资本渠道从美国波及到全球范围。

国际经济界多数意见认为，虽然次贷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并不能据此判断会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IMF最近表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形势尚在"可控制范围内"。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次贷危机有可能导致本轮世界经济繁荣周期发生逆转。索罗斯认为，次贷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60年内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时代的终结。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家沃尔夫 (Martin Wolf)将次贷危机视为盎格鲁-撒克逊金融体系的危机。美国经济学家罗比尼(Roubini)则认为，美联储的连续降息举措难以阻止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来分析，笔者认为，世界经济衰退可能性是存在的，由于次贷危机尚未见底，其不确定性风险更值得警惕，其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流动性过剩与次贷危机
在经历了连续四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世界经济在2007年出现了调整迹象，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和通货膨胀的威胁同时出现给世界经济的前景蒙上了阴影。泛滥的流动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助涨了全球商品、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价格的高涨使得通胀在全球蔓延；过于泛滥的流动性则放大了全球投资者的"自信"，带来全球信用的膨胀。就根本而言，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
货币紧缩政策时滞

"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 13次降息，逐次调低到1%。此举虽然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刺激作用，但其副作用也不容忽视。一方面，实际利率过低令国内信贷尤其是房地产贷款膨胀，增加了美元供给；另一方面，低利率令美元贬值，为全球流动性泛滥埋下隐患。

事实上,次贷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国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效应。针对房价企高等经济过热表现,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基准利率从1%上调到5. 25%。伴随着美国利率的不断提升，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步积累沉淀, 使得信用等级较差的客户开始出现无法承受贷款负担的状况。为避免坏账进一步增加,贷款机构收紧银根，从而使贷款客户的资金状况更加恶化,被激化的坏账通过证券化链条传导给全球金融市场和投资者,最终引发次贷危机突然大规模爆发。

全球流动性过剩

导致危机影响规模异常严重的原因则是全球流动性过剩。全球经济的失衡、美元贬值、低息政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使用则是全球流动性泛滥的主要原因。对于次级贷款市场而言，一般贷款机构出于谨慎考虑会采取"惜贷"的原则。本来其贷款客户是资信等级较差的，但是在全球资金供给过剩的背景下，通过次贷证券化的手段让贷款机构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来源，而房价的持续上涨则让贷款机构忽视风险，肆意降低了贷款审核标准。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规模过度扩大，再经由证券市场传导给全世界投资美国次级贷款证券的投资者，最终演绎成为全球的潜在金融风险。

金融市场多米诺骨牌效应

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在多次降息的同时放松金融管制：一方面，降低信用标准，鼓励商业银行向信用等级低的借款者放款；另一方面，允许金融机构以低成本的借贷投资于高风险资产，允许投资银行为扩大利润来源不断设计结构复杂、高杠杆的衍生品提供给客户，对冲基金大量涌现。衍生品市场在提供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同时，也使得各类金融机构以流动性为链条捆绑在一起；一旦链条某个环节出现问题，便会引起连锁反应。

美国经济步入景气收缩期

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更多的骨牌开始倒下。市场也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充裕的资金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美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房地产市场萎缩、信贷紧缩等一系列问题。这场危机并没有止步于金融市场，而是通过多个渠道影响到实体经济。

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终结

次贷危机标志着美国27年来以"美元扩张、资本市场扩张、双赤字扩张"的国民负债增长模式的终结。在过去五年推动美国地产价格上涨的因素既不是社会财富总量扩张、贫富差距拉大、两位数通货膨胀（如俄罗斯），也不是因为大量移民涌入（如新西兰），更不是经济高速增长、人口城市化、土地供给稀缺（如中国），而纯粹是因为金融创新所带来的"虚假需求"，所以这次危机的爆发对美国的房地产需求无异于"釜底抽薪"。

表面上看，由次贷危机引发的衰退是信用收缩造成的消费低迷、经济减速。但危机背后反映的都是"全球金融机构借钱帮助美国中低收入者购房"的美国债务/ 消费模式的结束。长期以来，美国以双赤字为基础，不仅通过借钱来维持本国的消费，而且通过借钱来维持本国的投资，其财富总体消耗远远超出财富创造能力所能支持的范畴。次级债及相关金融创新虽然把负债增长的美国繁荣模式发挥到极点，同时也标志着从里根时代开始的以美元信用的外部扩张和美国资本市场的内部扩张为基础，通过巨大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以及吸引国际资本流入来推动的长达27年的繁荣模式，很可能难以为继。

美国经济已陷入衰退

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似乎已经确定无疑，惟一不确定的仅仅是衰退的程度。

2008年伊始，美联储在短短8天连续降息125个基点；3月18日美联储又降息 75个基点，使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2.25%，但是这种调控行为只能在短期减缓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长期内难以扭转美国的经济颓势。历史上这种连续大幅度的降息是很少见的，这说明美国经济的确是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目前较为客观的预测是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只有2%，远低于2007年年底 3.1%的预测值。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也显示，次贷危机仍在恶化，并正外溢至美国经济各个方面，冲击到美国经济整体走势。在楼市降温、次贷危机恶化、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近期美国失业率也陡然上升，成为美国经济不容乐观的最直接征兆。2007年12月美国的失业率升至5%，为两年来新高；而新增就业人口仅1.8万人，是2003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劳动部近期公布的2月份失业率为4.8%，仍居高不下。从上世纪90年代初和本世纪初两次经济衰退的历史经验看，在衰退发生之前，失业率都出现较大幅度上升。从2007年3月份触底以来，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上升了60%；从50多年来的情况来看，一年之内出现如此高的升幅通常都是经济衰退的征兆。美国供应管理学会(ISM)公布的3月报告显示，美国制造业活动指数在1月份小幅上升之后2月份转而下降至48.3，为2003年4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并且还伴随其他一些不利的情况。类似的情况曾在2001年预示了美国经济衰退的到来。

最令人担心的是，美国经济最糟糕的时刻可能还未到来。按照美国次贷放贷时间推算，拖欠还贷的高峰期应在今年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因此现在所暴露出来的次贷损失，可能只是世界金融体系总体损失的一小部分，次贷危机并未触底。

全球经济面临滞胀威胁

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最根本的影响在于，它将改变全球政策目标结构并带来各国经济周期的错配，使得偶然的"优质博弈均衡"无法继续维系，如果没有深度的货币政策协调与合作，各自为政的货币政策调控将带来全球经济滞胀的"劣质博弈均衡"。

美国贸易进口萎缩

次贷危机酿成全球危机的渠道之一是国际贸易，美国经济下滑和市场疲软将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影响全球经济。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进口市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将会降低美国的进口需求，这将导致其他国家出口减缓，进而影响到这些国家的 GDP增长。这对那些依靠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如德国、加拿大、墨西哥、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石油输出国等的影响尤为显著。此外，美元大幅贬值将会损害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那些与美国出口商品构成同质性竞争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如欧盟和日本。

资本"乱流"

次贷危机会加大全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从短期来看，为了弥补亏损，缓解资本充足率压力，美国金融机构纷纷从全球市场抽回投资；同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加大了对美国金融机构的投资力度，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方向是从其他国家流入美国。

从中期来看，美国金融机构为了重新盈利，以及美联储继续降息和美国经济持续疲软，将会导致国际短期资本从美国流向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套利，从而助涨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价格。

从长期来看，一旦次贷危机尘埃落定，美国经济触底反弹，美联储重新步入加息周期，美元币值转跌为升，国际短期资本将会重新由新兴市场国家回流美国。最后这种情景尤其需要引起关注，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历次金融危机，往往发生在美元加息和美元升值之后。

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已成定局

从目前获得的统计数据和研究机构的预测报告看，虽然对世界经济是否陷入衰退还存在疑问，但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出现减速已成为定局。

2007年，主要工业国家增长减速，由于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并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美国经济增长放慢的不利影响，世界经济依然保持快速增长。2008年，世界经济是否出现衰退主要看新兴市场经济的表现。

新兴市场金融风险加大

次贷危机下，新兴市场可能面临更大的金融风险。部分亚洲国家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一些做法可能成为下一次危机的诱因。比如，亚洲国家当前的巨额外汇储备的确增强了抵御金融市场动荡的能力，但同时也给各国带来了资本大量流动的风险。亚洲国家的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在相对安全的西方发达国家投资。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雷曼兄弟公司等权威机构报告指出，最近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资本外流的危险有所显现，再次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上升。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年东亚经济体（除中国、日本和中国香港以外）内部储蓄和投资金额占GDP的平均比重分别降至30%和25%以下，创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也认为，高风险抵押贷款就如同当年的互联网，可能" 刺破"全球的资产泡沫，而土耳其等高负债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可能首当其冲。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经济参与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程度也随之加深。因此，一旦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经济也将会有所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美国进口需求下降将会造成中国出口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和就业；其二，一旦美元大幅贬值，将会造成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缩水；其三，美国步入降息周期，将会加大中国使用加息来遏制通胀的难度；其四，美国经济衰退，将会加大国际短期资本出入中国的规模和频率，加剧国内金融风险。

全球性通胀

当前，无论是处于经济周期由高及低的发达国家，还是在经济周期持续上扬的新兴市场国家；无论是处于降息通道的美国，还是按兵不动的欧盟和日本，甚至在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中国，通货膨胀随处可见。不难断言，当前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总供给曲线移动带来的全球性通胀。

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都达到近年的最高水平。中亚地区2007年通胀水平已经接近9％，南亚的通胀水平达到6％，东南亚是5％左右。2007年11月美国CPI 环比上升0.8%，同比上升4.3%，创下2005年9月以来的最高升幅；而11月PPI更是上升3.2%，单月升幅达到197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年1月份又上涨1%，大大超过市场预期的0.4%。欧元的升值和石油价格上涨，也使欧洲的物价水平上涨频频突破2％的警戒线。在油价不断攀升的形势下，对通胀水平的下降似乎不能过于乐观。

同时，次贷危机后的应对政策也助长了全球通胀的发展。由于次贷危机产生的信贷紧缩，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等货币当局沿用了应对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和"9·11" 事件后的救市操作，采用了注入流动性和降息的办法。比如，2007年12月20日欧洲央行采取了最有力的一次行动，其向市场输入的3486亿欧元两周期贷款创下了单次"输血"的最高纪录。美联储则在次级信贷危机之后连续性降息，仅今年头两个月内就连续降低200个基点。美联储等西方主要经济体5家中央银行 3月11日宣布，决定采取联合措施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这是西方央行在过去3个月里第二次联手应对信贷紧缩问题。这种应对措施虽然在短时间内缓解了次贷危机带来的流动性急剧紧缩的问题，却助长了全球通胀的势头。

滞胀--全球经济的隐忧

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出现的局面引发了对于全球经济陷入滞胀的担忧。本轮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由流动性泛滥引发商品价格高企所致，对于很多国家而言，主要表现为输入性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就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言，经济衰退导致的有效需求下降将会使物价水平下调，从而使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增长之间权衡；而对于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而言，衰退产生的需求下降则可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从而导致滞胀的产生。

接下来的几年内，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还有可能持续上涨，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还会进一步上升。决定大宗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 美元汇率仍然可能支撑价格走高。如果全球商品价格继续处于高位，许多国家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格局将会延续，从而加大滞胀的可能性。

『肆』 求中国经济界知名人士介绍

张五常(Steven N.S. Cheung)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张五常教授1935年生于香港，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跟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学习，1963年―1967年攻读博士学位，1967年到芝加哥大学跟从科斯做博士后研究，1969年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82年起担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张五常教授的理论主张往往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议。主要著作有《佃农理论》（英文1969）、《社会成本的神话》（英文1978）、《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英文1982）、《卖橘者言》（1984）等等。一方面，张五常教授在理论上下过苦功，“由浅入深、由深转复杂，再由复杂转深、再转浅，来来回回好几次”，已把价格理论咀嚼透烂。另一方面，张五常注重案例研究，大量时间用于现实问题的实践调查，多年砺炼，使他的学术素养和对现实问题的把握浑然一体。 钱颖一(Yingyi Qian)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钱颖一教授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4篇论文，仅仅2006年，钱教授就有3篇学术文章发表，说明钱教授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钱颖一教授在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1981年)，先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1982年)、耶鲁大学运筹和管理科学硕士(1984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1990年)。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副院长, 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任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马里兰大学。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组织和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对于中国未来所面临的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重多机遇与挑战，钱教授反对单一渐近式说法, 坚持渐进与激进并行的观点。 郎咸平（HP Lang, Larry）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郎咸平在国内的知名度极高，堪称 林毅夫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林毅夫教授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之一。林教授是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教授的关门弟子。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一位。他一直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认为只有实行市场经济，理顺市场价格体系，形成比较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信息指标体系，才能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邹恒甫（Zou Heng fu）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邹恒甫教授说过喜欢做两件事：一是教书，和学生在一起；第二就是很痛快地读书，主要是历史和哲学。1992年，邹恒甫博士一手创办了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开办了国际数理金融和数理经济系两个班，开始了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试验。这两个班采用英文原版教材，教学与国际惯例接轨。中心向全球一流大学经济系输出很多中国经济学博士生，邹教授的行动赢得了经济学同行之间的佩服和尊重。邹恒甫对于教育所做的贡献，首先不愧于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本职。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本经济学英文期刊《经济学与金融年刊》，该刊成为国际经济学主流刊物之一。 吴敬琏（Wu Jing Lian）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吴敬琏教授给人感觉是一位公正、睿智、博学、为民请命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他的主要欢迎人群平均分布在男女老少之中。让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是一个睿智和良知兼备的中国学者，他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格。但也有人把近几年中国股市的不景气部分归罪于他。由于历史等多种原因，吴敬琏教授并没有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他仍然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适时转变到整体改革战略，规划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论证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 张维迎(Zhang Wei Ying)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教授可能是挨骂最多的经济学家，什么“资本家的乏走狗”，什么“屁股决定脑袋”，一时间学术争论和人身攻击的界限被彻底地模糊了，但是那些骂张维迎教授的人，至少有90%没有完整地读过张维迎的一篇文章。从1984年至今的20多年里，张教授张从事产权和企业理论的研究是一贯的，长期的。张教授还应该算作是将“博弈论”（Game Theory）引入中国的开山之人，做了大量有关博弈论“传道授业”的工作。 李稻葵(Li, David D)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除了经济学业内人士, 知道李稻葵教授的人很少。“一个经济学者在公众空间，要以一种理性的形象出现，要用理性的话语讨论问题，这是一个严肃经济学者的风范。”李教授发表评论的同时也定义了自己。李教授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获学士学位，199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经济学)学位。先后担任安娜堡密西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陈志武（Chen Zhi Wu）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陈志武教授是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华尔街对冲基金公司的首席投资经理，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获得过美国默顿.米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奖励。陈教授是金融经济学、财务学理论、证券定价、新兴资本市场方面的专家。最近几年，陈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和制度机制建立的问题。“什么制度机制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金融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都是陈博士研究关注的问题。 田国强（Tian Guo Qiang）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田国强教授无论是在国际经济学界还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均名声远扬。然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早期赴美留学的孜孜学子，田国强的求学道路异常坎坷。田教授1980年毕业于原华中理工大学数学系，1982年获得该校数学硕士学位， 1987年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获得全美斯隆博士论文奖。他提出了一个在“非规范性”的经济环境中，即有限经济自由和不完全市场体系环境下的企业产权理论。该理论认为，只有经济制度环境得到适当的改变，社会才能有效地变换产权的所有制安排形式。田教授为德州A&M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华人著名经济学家很多人都不是国内前三的高校毕业的，看来大陆高考选择的并不是最
有学术天赋和学术野心的。另外天国强曾说，相对与日本学生，中国学生更加
IMPATIENT。没有学术毅力是做学问的大忌。

『伍』 如何理解金融创新的风险和对整个经济界的影响

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金融监管三者之间相互依赖、互为关联，以前的金融监管细则和方式由金融风险和市场安全、稳定、高效的要求所决定。
当金融市场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深化进而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以前的监管细则和方式，便和原有的金融风险一起阻碍了金融活动主体获取潜在的利益，这样金融活动主体为了规避而进行金融创新之后，又产生了新的风险，从而对监管细则和方式有了新的要求，使其因改变而随之改变，而变化后的监管细则和方式与创新之后的风险在金融市场又逐步深入到一定程度之后，又会阻碍金融活动主体进行获利，则引出了新一轮的创新。如此反复伊始，便促进了整个金融业的发展。

『陆』 人民币贬值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人民币贬值会使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对政府的宏观调空产生一定压力；人民币贬值势必会使贸易顺差进一步加大外汇储备进一步上升那么因为外汇贬值而给中国外汇储备造成损失的风险就越大（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上升必定会使资金大量闲置无法发挥经济建设的作用；贸易顺差的加大必定造成中外贸易摩擦升级（尤其是中美贸易）；人民币贬值也不利于中国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水平方向的发展。当然会有支付能力上升，财富积累的优势。
至于对世界的影响，应该也是以负面为主，会加大其他国家的工人的就业难度，根据经济规律人民币对美圆（外币代表）现在是供不应求应该升值，为了避免因此产生的对中国经济的大的波动政府才采用了明智的控制措施。

『柒』 当今社会经济对企业市场环境的影响

你可以参考以下一篇范文，也许对你的论文开题有所启发，希望对你有用
原 形 毕 露
超级主义者的导论

在平时的工作中，我经常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中国国内的企业，他们对“三井物产”这样的日本综合商社的了解也很肤浅。基本上普遍的认识是，综合商社是一个经营几乎所有商品的贸易公司。他们简单地认为“综合商社”的意思就是“各种商品集合经营的贸易公司”。其实这完全忽视了综合商社更重要的金融和投资功能。所谓“综合能力”，不是指“多种商品贸易”的能力，而是强调贸易、金融、投资、物流、信息和人才的综合运营和协调的能力。而综合商社的真正意义，更在于其代位政府，以类似民间企业的行为方式，行使着国家微观经济管理的职能。

对于普遍接受大学的西方经济学教育和美国MBA教育的中国企业家们和经济学家们，日本综合商社的学问也许已经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和争论了。在目前普遍矮化日本经济的舆论导向下，许多研究日本经济和社会学者被排除出中国主流学术圈外，他们的声音早已经被人数急剧扩大的美国经济学博士们的著作所淹没。特别是当今厌日情绪急升的形式下，似乎也不合时宜去提倡研习日本经济模式。所谓“不景气的十年日本经济”更放大了日本经济制度的罪过。这对于隐藏和融化在微观经济世界中的日本综合商社和财团体系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虽然它们近在咫尺，几乎无所不在，却也无从被中国人关注和发现，更不用担心被中国这样一个竞争对手识破和模仿。当我们为中国各种宏观经济统计数字的高速增长而欣喜若狂时，他们却暗自为大方的中国带给日本的巨额财富而兴奋不已。

有一句话叫作“眼不见心不烦”。可是，我偏偏工作在一个处于日本经济领导地位的最老牌和最有影响力的综合商社中，眼见中国公司凭借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刚刚打出的一片天地，不知不觉中被纳入了日本财团的势力范围。看到周围发生的中日冲突，无不与综合商社或其所关联的财团企业有关。有谁会想过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宝钢”是日本三井财团的成员呢？从宝钢的资本构成和它建设在中国土地上的事实，没有人会怀疑它是中国人自己的企业。可是，如果宝钢离开“三井物产”涉猎的巴西和澳大利亚铁矿，没有“商船三井”的铁矿石运输和“三井造船”制造的大型矿沙船，不与三井物产和新日铁（三井物产的伙伴）建立合资物流销售公司，没有“丰田汽车”（三井财团成员）和“通用汽车”（三井财团伙伴）这样重要的客户，宝钢能够迅速提升它的产品档次吗？另一个问题，宝钢与外国谈判铁矿价格和合作投资的意志和行为是由中国人自己所能决定的吗？

去年年底，出现了一件震动中国经济界的大事，“中航油”在海外石油贸易和期货市场交易的博弈中，一下损失了5.5亿美元。三井物产作为三井财团的一员，拥有世界上很多油田的股权，是这场赌博的庄家(受益者)。在这场赌局中，三井财团有两个重要的关键成员，一个是日本“三井住友银行”，向赌徒“中航油”进行放债；另一个是参股三井住友银行的美国“高盛公司”，通过其在新加坡的子公司“阿尔龙”向赌徒“中航油”提供财务管理和期货交易咨询。显然，在一个四人游戏的麻将赌桌前，三井财团占了三个位子，并扮演着不同角色，而另一个位子留给了“中航油”。由于三井物产拥有全球的贸易和情报网络，加上财团另一成员“商船三井”掌握的全球货运订单情报，就可以轻易判定石油价格将持续上涨，提前埋下大量订单。只要“中航油”不断从“三井住友银行”借钱，然后按照“高盛公司”的意见投入赌局。这样一来，三井物产就可以赚到大把的银子。

现在，“中航油”输光了银子，欠了三井财团的成员(伙伴)“三井住友银行”和“高盛公司”的债。他们向“中航油”催债是再合法不过的事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或者他们可以逼迫中航油的后台为他们莽撞和缺少经验的儿子“中航油”把钱垫上。“中航油”实在还不起债，把股份折价抵给债主们也是不错的事情。今后，“三井住友银行”和“高盛公司”成了与中国垄断巨头在一起工作的董事，可以分享超额垄断利润。同时，对于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的重大行动，三井财团会更容易地捕获到有价值的情报，这对把握石油市场变化和控制贸易风险带来了更多的好处。即使“中航油”清盘这种最坏的情况发生，三井物产赚取的利润从整个财团看足够弥补“中航油”欠三井财团成员的2千万美元债款。对于三井财团这一年在石油生意中赢利的不止一个5.5亿美元利润而言，这点儿债款损失只是个小意思。

综合商社本身就是一个贸易和金融的综合体，再加上它的财团企业的配合，对于孤军奋战的中航油来说，犹如羊入虎口，必死无疑。我在三井物产东京工作的一段期间，亲身经历向韩国和台湾供应美国粮食的贸易与期货相结合的实战过程，才真正理解了综合商社对大宗原材料的定价机制、贸易实务和风险控制。实际上，对于粮食、油料、糖、棉花、石油、矿产、钢铁和有色金属等具备成熟期货市场的商品，综合商社的操作手法都基本一样。出于商业机密的考虑，我不能在这里做更进一步阐述。“中航油”不过是中国垄断石油企业的代理人，根本不具备从事大宗原料贸易的资源（包括人才、信息、决策机制、风险控制、实战经验等），出现巨额损失只是早晚的事。在旧体制下，由于国营垄断公司全部依靠政府财政或银行贷款来补窟窿，市场波动造成的风险和损失没有暴露出来。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和台湾企业长期与日本综合商社、其它金融大亨和大鳄们对手大宗原料贸易和期货，但它们有一套自我保护的组织系统，非常值得借鉴。

中航油事件只是中日两国在石油领域展开较量的一个插曲，双方更多的冲突和对抗早就不断暴露出来了，而背后总能看到日本综合商社的身影。特别是中日双方在俄罗斯萨哈林油气资源上争夺异常激烈。为争取俄石油管道项目的走向，日本不惜血本，志在必得。此外，中国和日本还在印尼东固天然气项目和靠近钓鱼岛的东海油气田开发上发生强烈碰撞。事实上，日本是一个能源和矿产资源赤贫的国家，所以它把资源保障摆在国家战略的首要位置。结合国家政策，日本综合商社在世界各地积极获取油气田的开采权。

综合商社作为投资中介组织，主要利用其长期稳定贸易经营建立起的全球信息网，为财团内部的生产型企业寻找市场定位或投资伙伴。在与财团内的生产企业共同确定投资意向后，通常由生产企业占有支配股份，综合商社以10%左右参股。综合商社为生产企业投资提供中介工作的真正收益来自于未来长期的为该投资企业提供的贸易和物流服务的收入。日本式的以综合商社为中介体主导财团成员企业对外投资的行为，是金融与商业有机结合的具有战略前瞻性的长期投资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得对投资企业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的控制权，从而实现其财团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和长期化。必须提高警惕，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由于掌握着大量国有资产，他们的“投资银行业务”潜在着成为被外国大资本（财团和基金）利用的工具。外国大资本渴望获得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资产，从而最终瓦解中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

当大家看到电视剧《小兵张嘎》和《白求恩大夫》中的日本“零式”战机投下的印有“三井”（“井”字中有个“三”字）标识的军需品被八路军缴获时，是否意识到“零式”战机和“三井”军需品是由三菱财团和三井财团的企业制造的呢？虽然二战已成为历史，重新组建的当今日本财团还是沿袭了战时经济体制的很多重要内容，其当前所属企业通常是军民两用型企业。日本的实际军事力量并不是用军费开支来衡量的，而是看其财团企业的生产规模，技术装备水平，以及企业之间的综合配套能力。随着日本财团的产业外移和海外资产的迅速增长，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保护其不断膨胀的海外利益成为财团的一种迫切要求，这也是他们急力修改教科书和相关法律，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的内在原因之一。名义上的日本政府，还会为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体系争取最大利益，确立日本在东亚的主导地位。

台湾问题牵动着海内外每个中国人的神经。在历史上，日本旧财阀是对台湾实施殖民统治的真正主角。目前，台湾企业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事业体系。但是，它们又与日本企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产业分工和合作关系。特别是，近几年台湾企业在中国大陆高速成长，引起日本综合商社高度重视。为了带领日本财团的成员企业大规模进入中国，商社非常需要既了解中国市场而又按照国际商业规范进行经营的合作伙伴。由于台湾企业的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和行为方式接近日本企业，并且拥有在大陆的销售通路，自然成为日本商社将其纳入自己财团体系的首选目标。面临生存和发展的抉择，可能会有更多的台湾企业投入日本财团的怀抱。不由的感触道：没娘的孩子象根草，这是台湾在大陆发展起来的企业的真实写照。中国自己的综合商社和财团体系在哪里？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是否应该从实现台湾企业与大陆企业的统一开始呢？

我们的企业家和经济领袖们能否重新研究中国微观经济的管理模式，尽快行动起来，组建和运转自己的综合商社和财团机制，从而确立自主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支柱体系。否则，我们国家的大量关键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就象是没娘的孩子一样，将会一个一个被日本财团领养走。特别需要提醒的是，那些以经济改革为名义实行管理层持股的国有企业往往容易成为日本商社的重点猎取目标。因为当管理层个人持有大型国有企业股份时，日本商社可以投入很小的资本与该企业管理层建立紧密的人脉联系，从而影响和间接操控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层个人可能会为了自己股权价值在短期内最大化并兑现为现金，以很小的代价将战略性国有资产转给日本商社或其财团企业。当中国联想收购美国IMB股份时，美国政府立即出面干预和审查，这应该给我们一定的启示。需要说明的一点，战略性资产的价值不等于企业的净资产。

中国原有的经济体系似乎完全按照美国经济教科书的指导，在跨国公司的巨大压力下，如同苏联解体一般，正在走向终点。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帮助我们打破了原有的官僚经济体制结构，引入了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但是，当一种旧的经济体制被破坏后，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新经济体制才能确保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使中国尽快走上富强之路？日本综合商社和其财团企业在中国的大量经济活动也有着积极的一面，它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新的活力，培养出一批重视实践和经验积累的综合性人才，也是制衡欧美企业在华谋取超额利润的重要因素。日本企业带给我们更多集体主义的文化和作风，这完全区别于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化理念。而且，与日本公司的近距离接触，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这样一个问题：那种以股票市场和基金管理为中心的、拜金主义的、美国式经济改革方案是否可以真正造就一个富强的中国？也许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 重商主义的、日本式的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

明显感到，随着美国金融寡头（基金机构）在宏观领域（汇率，期货）的强大压力，和日本商业巨头（商社财团）在微观领域（资源，物流）的激烈争夺，中国经济正在受到外国势力越来越多地控制。当我们为以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女排为代表的中国体育军团在世界比赛中屡见战功而欢喜雀跃时，日本国民早已习惯于自己的经济军团（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在国家间的经济竞赛中所向披靡。美国的好学生南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这样的发展中地区已经成为日本财团的属地；不可一世的美国必须承认其制造产业正在被日本财团企业蚕食；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和中东的丰富资源正在成为日本商社的囊中之物；毫无疑问印度和非洲正在被列入日本财团的新战略目标。唯有欧洲是个例外，因为那里是与日本经济组织模式类似的德国的势力范围，日本财团很难有空子可钻。另外在东亚，韩国是一个不可征服的国家，因为韩国有着从日本学来的以综合商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财团产业。在国内，温州是仅存的一块不被外资沾染的净土，因为它们有着类似日本人的商业行为和儒家理念，但组织方式还很原始。我禁不住要问，中国的未来将会如何？

刚刚提到中国乒乓球队称雄世界的奇迹，可是多少青年人知道他们崛起的秘密：正是以日本为最强大的对手，不断地研究日本、敢于与它们竞争与对抗，最终成为世界乒坛的主宰。中日争端的实质是争夺东亚主导权的斗争，同时也是一场经济利益的博弈。如何与日本搏击，建立怎样的中日睦邻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让我们通过《中国乒乓球五十年辉煌历史回眸》的历史记录，重新感受一下那激动人心的年代吧：

1961年4月4日，第26届北京世乒赛开幕了。4月9日，男、女团体决赛开赛，两场比赛的对阵双方都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决赛首先开始，日本女队经过五盘鏖战，以3比2获胜，实现了她们在世乒赛女团比赛中五次夺魁、三次蝉联的梦想。女团决赛尚未结束，男团大战便在万众瞩目间开始，中国队的决赛阵容是庄则栋、徐寅生、容国团。日本队应以星野展弥、木村兴治、荻村伊智朗。中国队终于以5：3击败了世界乒坛的天皇-日本队，第一次捧得斯韦思林杯。这枚男团金牌凝聚着中国乒乓球队九年的梦想、九年的汗水、九年的付出。男团、男单、女单金牌相继入帐，在26届世乒赛上大丰收的中国乒乓队震惊了世界。

1963年4月，第27届世乒赛中国男队继续保持优势，夺得男团冠军、包揽男单前四名、获得男双金银铜牌。中国队此番出征，派出了秘密武器--直拍削球手张燮林。张燮林，江苏镇江人，曾进入上海队，1959年参加了国家队集训。在26届世乒赛中，他的这种新打法一亮相，就削倒了日本队的星野和三木。从此，他被中国队雪藏起来，直到27届世乒赛。在团体决赛中，他又展示神削绝技，击败了日本队的三木和木村，为中国队蝉联斯韦思林杯立下大功。

1965年4月，第28届世乒赛由梁丽珍、李赫男、林慧卿、郑敏之组成的中国女队顺利杀入团体决赛，对手正是宿敌日本队。时任女队教练的容国团排出奇阵，用林慧卿、郑敏之两员削球手出战，打了日本队一个措手不及。最终她们以3：0战胜了蝉联四届冠军的日本女队，首次捧得考比伦杯。接着，林慧卿、郑敏之又在女双比赛中夺魁。中国女队连夺两金，从此吹响了崛起的号角。在女队打响翻身仗的同时，男队也连奏凯歌，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组成的团体阵容在决赛中击败了由木村、小中健和高桥浩组成的日本队，再度蝉联斯韦思林杯。

可惜的是，同样是60年代，以日本综合商社和主力银行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军团（财团）重新组建之时，中国却没有一只象中国乒乓军团一样能够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与日本对抗的经济军团。唯有韩国人在70年代学习日本经验建立了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成为一只抗衡日本的有生力量。日本式的财团体制实质上是面对经济自由化的经济环境，采取的一种对抗外国经济霸权，巩固和发展本国独立自主经济体系的一种战略选择。根据目前中国人均GDP、人均收入，城乡差别，教育水平和企业组织等各项综合指标，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中国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与日本六十年代中期极其相似和接近。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摆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拉美和东南亚道路，一条是日本和韩国道路。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如何，可以说将取决于中国国民对建设富强国家的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理解程度。

『捌』 中日经济的相互影响与分析

第一章 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沿革

本章将以史实与数据为依据，考察中日经济关系在过去50多年的发展历程。重新考察这段历史，就是要从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中理清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考证两国经济往来在各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经济关系对两国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从而为进一步考证两国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奠定基础。

第一节 复交前的中日经济关系

中日复交之前，经济往来比较简单，主要是贸易往来，而且此一时期的贸易往来受到了政治限制。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对于没有外交关系的中日来说，贸易往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为政治需要服务的，其象征意义也更大。

一、50年代的两次贸易协议与两次贸易协定

1、第一次贸易协议。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当局曾与新中国有着相当规模的贸易往来，然而由于冷战的需要以及朝鲜战争爆发，日本追随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禁运限制了两国贸易的发展。1952年6月，由日本绕道西欧经过苏联访问新中国的三位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代表日方贸易团体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并代表中方贸易团体的南汉宸签订了《中日贸易协议》，这是一个以物易物的简要民间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到该年底各出口3000万英镑。随后的11月，根据第一次贸易协议日本“巴商事”株式会社与中国进出口公司在北京签订了第一个38万英镑的进出口合同，然而日本当局不予批准，第一个合同最终未能履约。由于日方执行美欧的“封锁禁运”，导致了两国贸易迟迟没有进展，中方两次同意展延协议。尽管如此，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也仅仅执行了协议总金额的5%。

2、第二次贸易协议。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在“日中议联” 的推动下，日本国会通过了《促进中日贸易决议》，日本的贸促运动逐渐兴起。同年9月，“日中议联”接受中国贸促会邀请，组团参观访华。访华期间，双方经过20多天的谈判，于10月29日签订了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这次协议仍然是同类物资交换的易货贸易协议，协议金额仍然是各方出口3 000万英镑。本次协议在14个月期间，完成了总额的38.8%，比第一次协议的执行情况已经大大改善。

3、第一次贸易协定。第二次贸易协议签订后，中日民间友好运动升温，鸠山、石桥两届内阁也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第一次贸易协定于1955年5月4日在东京签订。与以往不同，此次协定是中国具有民间和政府双重性质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东京期间签订的；而且在日本一方，以鸠山为首的日本内阁首次对协定表示了支持和协助，此次贸易得以由两国国家银行支付清算。称为协定而不称为协议，正是因为已经与官方发生了联系。协定的贸易额仍然是3 000万英镑，依然是甲乙丙类物资同类易货原则，为期一年并在一年届满之后因协定中的双方互设商务机构问题没有进展再延长了一年。第一年完成贸易协定总额的67.2%，第二年完成77.7%。

4、第二次贸易协定。岸信介上台后，采取了敌视大陆的政策。谈判第二次贸易协定的日本通商使节团迟至1957年9月才到达北京开始谈判，由于双方在中国在日商务代表机构的问题上迟迟难以达成一致，直到1958年3月日本通商使节团再次访华才签订了第二次中日贸易协定。此次协定仍然采取同类物资易货的原则，协定金额发生了变化，即一年内各方出口3 500万英镑。然而，由于1958年5月长崎国旗事件 的发生与日本政府的错误态度，该协定仅履行了一小部分。随后，中日贸易完全中断。

二、60年代的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

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三届内阁的对华政策，基本上都是“政经分离”——政治上承认台湾，不承认大陆，经济上同大陆进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不过三届内阁的掌握程度不同，因此三届内阁期间中日贸易情况也有变化。1960年，对华持敌视态度的岸信介因为在国会强行通过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招致人民的反对，被迫下台。其继任者池田勇人对华采取了较为友好的政策，中日民间贸易开始恢复。1962年11月，中日双方代表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签订了《备忘录》，其中规定：双方开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1963年到1967年的第一个五年内，列出双方有计划长期供应的主要商品货单，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约为3 600万英镑。此外，双方还同意互设常驻机构、互派记者。1963年6月，中日间第一个成套设备合同签订，并使用了日本输出入银行贷款。随后又签订了两项大型合同，但由于日本受到台湾和美国的压力，不再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贷款；而最后这两笔合同也因“吉田书简” 事件而失效。佐藤上台后，对华政策再次转向，中日间贸易受到影响，因而未能在1967年备忘录第一个五年结束后续签贸易。尽管佐藤上台前后，中日关系处于低谷，但是直到中日复交日本中小贸易商社仍然同中方有相当数额的贸易往来。

从表一来看，中日贸易额在1960年代初期之前一直都是相当小的，但是196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贸易额却有很大的增长，尽管1964年佐藤上台后对华采取了较为敌视的政策。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对华政策较为友好的池田内阁同中方签订了长期贸易合同，这些合同的相当部分得到了执行；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在1960年代初期严重恶化，使得中苏贸易受到了极大影响。此时中国需要的进口的大部分物资和产品都转向从日本获得，因而中日贸易额较大。

表一、复交前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百万美元）
历 年 中国经贸部统计 日本通关统计
中方出口 中方进口 合计 日方出口 日方进口 合计
1950 21 26 47 19 39 58
1951 0.9 11 12 5 21 27
1952 3 1 4 0.6 14 15
1953 6 3 9 4 29 34
1954 20 14 35 19 40 59
1955 58 25 83 28 80 109
1956 64 63 128 67 83 150
1957 59 55 114 60 80 140
1958 32 48 80 50 54 105
1959 — — — 3 18 22
1960 — 0.1 0.1 2 20 23
1961 21 14 36 16 30 47
1962 31 42 73 38 46 84
1963 64 64 129 62 74 137
1964 141 160 302 152 157 320
1965 192 261 454 245 224 469
1966 269 333 603 315 306 621
1967 233 304 537 288 269 557
1968 204 334 539 325 224 549
1969 222 381 582 390 234 625
1970 223 582 806 568 253 822
1971 281 592 873 578 323 901
（资料来源：转引自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8页，189页）

第二节 复交后的中日经济关系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因而发生了变化。1971年10月25日，在联大第26届大会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随后不久，1972年2月21日至2月27日，尼克松一行终于实现了北京之行，中美双方于27日发表了“上海公报”。这两件大事，震动了整个世界。而日本所受到的冲击又是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为巨大的。

多年以来，日本一直追随美国“遏制”中国，但是日本在尼克松正式发表将访问中国的讲话之前几分钟才最终得知美国与中国的接触。美国的“越顶外交”给日本带来的所谓“尼克松冲击”震撼了日本朝野，同时也正因为美中关系的改善，日本才得以获得了美国的允许而与中国建交。田中组阁之后，迅速与中国接触，并于1972年9月29日发表联合声明，中日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去除了中日发展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政治障碍，从此中日经济关系也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新时代。

复交之后的中日经济关系也可以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中日复交到90年代初期，两国发展经济关系，同时也考虑中日友好的大局；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两国间被初期的友好所暂时掩盖的问题以及两国发展之中产生的新问题均浮出水面，经济关系中“友好”的因素越来越少，逐渐走上常轨。另一方面，尽管复交之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迎来了新的高潮，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从复交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中日经济关系

复交初期，双方的友好关系在从官方到民间的各个层次上迅速发展，两国人民对彼此的好感日益加深，双方往来频繁。良好的政治氛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理想的大环境，双方经济合作大大发展。

（一）、贸易关系。

1、政府间贸易协定、长期贸易协议的签署和贸易混合委员会的成立。复交之后，两国政府立即根据联合声明着手进行两国政府间一系列协定的谈判，在经过多次磋商之后，中日政府间贸易协定终于在1974年1月签订。这一贸易协定是中日间第一个正式的“政府间”贸易协定，周恩来总理在1960年提出的三原则中的“政府协定”终于实现，两国贸易关系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在这一协定的基础上，在中日两国政府和经济界的共同努力下，中日贸易大幅度增长。

中日两国贸易协定的签订揭开了中日贸易的新篇章，为了巩固两国间的贸易联系同时也是实现日本经济界人士就长期贸易协议问题提出的设想和建议，1978年2月14日，稻山嘉宽和土光敏夫率领日中长期贸易访华团到达北京，并最终于16日中日双方签订了长期贸易协议。该长期协议“期限为1978年至1985年共8年，规模为各方出口金额累计100亿美元。日方在头五年以延期付款方式出口技术设备70亿美元至80亿美元，建设器材20亿美元到30亿美元；中方在头五年逐年增加原油、炼焦油、动力煤出口，原油从700万吨逐渐增加至1500万吨，煤炭从50万吨逐渐增加至370万吨，后三年的数量另订。” 1979年3月，长期协议委员会双方负责人举行定期会晤，签订了会谈纪要，一致同意将协议的期限延至1990年，在协议13年期间，将原定目标金额再增加一至二倍，即各方出口200—300亿美元。后来，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双方也对协议的内容做适当调整。

根据中日贸易协定，中日双方政府还组建了贸易混合委员会，自1975年开始委员会召开了多次会议。通过接触、协商，更好的解决了双方贸易过程中出现的如贸易平衡问题、产权问题、关税问题等等摩擦，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另一方面，该委员会通过定期协商、及时解决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有助于两国贸易更加健康的进行，推动了两国的贸易往来。

2、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

复交以来，在良好的氛围下，在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中日两国贸易关系迅速发展，贸易规模逐年扩大；在贸易结构上，由于双方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主要还是垂直分布。

1972年中日贸易额仅10亿多美元，1975年达到了近40亿美元，1981年几乎达到了100亿美元，是1972年的10倍，1991年又迅速跃升至200多亿美元。中日贸易在双方的贸易总额中也占有较大的比重，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以1985年为例，按照中国外贸部的统计，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约592.1亿美元，中日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7.8%左右，占中国外贸对象国首位；按日本海关通关统计，1985年日本外贸总额3051.4亿美元日中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额的6%，为日本外贸对象国中第二位。

从表二中可以看到，中日贸易规模扩张的速度非常快。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友好的政治氛围为经济往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政府间各项协定的签署也极大地便利了经济交往。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自70年代逐渐走上正轨，尤其是1970年代末之后，中国大力发展经济，经济建设需要进口大批物资。早在60年代中苏交恶以后，中国失去了东欧的技术和设备来源，日本就开始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在1979年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又一次形成进口浪潮，日本仍然是最主要的来源。80年代以来，中国轻工业开始加快发展，日本在此期间向中国大量出口消费品和工业原料，1983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只有55亿美元，1985年就达到了150亿美元。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自从1966年直到80年代中期，日本近20年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

在双方的进出口结构中，中方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初级产品：石油、煤炭及其他矿产品、服装和农产品。其中石油和煤炭是中方出口的最主要产品，1978年石油和煤炭的对日出口占到了对日贸易的40%还多，1987年比重下降了，但是也仍达近30%。日方主要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钢铁、化工和机电产品，以重工业制品为主。从中日贸易长期协议中也能清楚地看到这种贸易结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能出口的产品不多，主要也就是自然资源、初级产品，而这些能源正是缺少资源却十分需要资源的日本想要的；同样，日本对华出口以钢铁及设备为主也正是由于中国要进行各方面的建设。两国的贸易交往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

表二 复交后初期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百万美元）
年 份 中国经贸部统计 日本通关统计
中方出口 中方进 口 合计 日方出 口 日方进口 合计
1972 411 626 1038 608 491 1100
1973 841 1107 1945 1039 974 2013
1974 1142 1982 3125 1984 1304 3289
1975 1403 2403 3806 2258 1531 3789
1976 1222 1816 3039 1662 1370 3033
1977 1356 2108 3465 1938 1546 3485
1978 1718 3105 4823 3048 2030 5079
1979 2764 3945 6709 3698 2954 6653
1980 3993 4915 8908 5078 4323 9401
1981 4597 5380 9978 5095 5291 10387
1982 4860 3746 8608 3510 5352 8863
1983 4457 4620 9077 4912 5087 9999
1984 5354 7374 1272 7216 5957 13174
1985 5610 70830 16440 12477 6482 18960
1986 4364 9499 13863 9857 5678 15535
1987 5016 7243 13159 8248 7396 15645
1988 7133 7300 14433 9475 9852 19328
（资料来源：转引自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9页）

（二）、投资关系

日本对华投资始于1979年，自1979年至8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在逐步增长，但是总体看来，投资件数比较少，项目规模也比较少。在1984年和1988年日本对华投资出现了两次小高潮，但是这两次均属于小规模的试验阶段，投资量不大，而且投资主要集中在饭店、旅馆等投资易于短期收回的的行业和领域，而这两次小高潮也随着中国经济的调整很快衰落了。1979至1990年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件数仅1404件，合同金额总共32.9亿美元，实际执行了27.5亿美元。这一投资规模不仅在同期日本对外投资所占微乎其微，即使在日本对东亚和东南亚投资中也无足轻重。8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远远少于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单个国家所吸收的日资。日本对华投资不热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建设刚刚起步，投资的硬件条件不够完善，而且初期也将投资的主导对象定位于港澳和海外华侨；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走向也有很多不同看法，日方对直接投资也仍然有或多或少的顾虑。

（三）、政府开发援助及其他资金合作

1、政府开发援助。日本政府自1979年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1979至1984年日本向中国提供第一批日元贷款3 300亿日元，年利率3%，偿还期包含10年宽限期共30年。1984年3月，中曾根康弘首相访华期间表明日本政府决定从1984年至1990年的7年期间，向中国继续提供第二批日元贷款，总额4 740亿日元。

2、其他资金合作。除了两批低息日元贷款外，日本政府还向中国提供了一些临时政府贷款和少量无偿援助，而且在两国金融业和民间财团中也有广泛的合作。其中主要是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能源开发贷款和中方在日本发行债券。能源开发贷款是日本政府为了鼓励成套设备出口设立的信贷资金，由专门设立的日本输出入银行管理。1979年5月和1984年12月日本输出入银行两次与中国银行签订备忘录，两次共向中方提供了10 000亿日元的贷款，这两次贷款用于中方采购中方为开发石油和煤炭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器材。此外，为了开辟筹措资金的新途径，在日本四大证券公司和有关银行的协助下，中国自1982年开始在日本发行债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福建投资企业公司首次在日本发行了私募债，后来中国银行、中信、福建投资、上海国际信托投资等公司陆续在日本发行公募债券。“1982年1月至1987年8月，中方在日发行债券19次，合计金额达3650亿日元和2.5亿美元。” 这些资金合作扩大了中国的资金来源，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的经济关系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在各个方面高速发展，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绩。

（一）、贸易关系

1、贸易规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在短暂的“平成景气”之后，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1996年以后，日本经过一系列调整改革，经济刚刚有了起色，但是却在不久后遭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寒流，日元大大贬值，国内经济再度萧条。在这些情况下，国内需求减少，进口增长停滞不前，有的时候甚至出现减少。日本从中国进口却较小地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有较大幅度上升，中日贸易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日本外贸增长速度。拿2001年来说，日本对全球贸易出口减少15.7%，进口也减少7.9%，但是惟有对华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4%。 据中国海关统计，1991—1996年，中日贸易年增长幅度均在20%以上，而1990年至今中日贸易也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增长，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速。

从贸易额来看，1991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202.5亿美元，1995年达到578亿美元，2002年就突破了1 000亿美元大关, 2004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则迅速突破了1 500亿美元。1993——2003年，连续11年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早已超过韩国和台湾地区，自1995年以后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贸易伙伴，2004年最终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从图一和图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日贸易、美日贸易的变化情况。很明显，中日贸易在不断上升，美日贸易在下降，中日贸易对日本来说越来越重要。

图一（Fig.2-2(1)）日本对中美出口情况

图二 (Fig.2-2(2) )日本从中美进口情况

（表格资料来源：日本贸易振兴会网站www.jetro.go.jp）

另一方面，中日双边贸易在两国各自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都很大。“1990年,对华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出口仅占2.1%,进口占5.1%,而1999年分别上升到5.6%和13.8%。” 2000年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首次达到10%，2003年则超过了15%。对日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一度逐年上升,1990年,出口占14.3%,进口仅占6.9%,而2000年分别上升到16.7%和18.4%。2001年以来，出现了新情况。尽管中日贸易额在不断增加，中日贸易在日本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如表四所示），但是在中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却在降低（如表三所示）。这表明中日贸易关系中持续了几十年的中方对日的依赖——在相当的时期内是严重依赖——出现了变化，日本对中国的依赖性大大增加，而中方对日方的依赖性逐渐降低。

表三 日本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地位 单位：亿美元，%
年度 中国进出口总额A 对日贸易额B 比重B/A 位次
2001 5096.5 877.22 17.2 1
2002 6207.7 1091.1 16.4 1
2003 8512.1 1335.7 15.7 1

表四 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单位：亿日元，%
年度 日本进出口总额A 对华贸易额B 比重B/A 位次
2001 913947 107903 11.8 3
2002 943364 127074 13.5 3
2003 989241 153689 15.5 2
转引自薛敬孝：《1980年以来中日经济关系的演变》，载《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一期

9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强劲发展的原因其一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扩大了自身的出口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对日本产品和资金的需求量;其二是日元升值和日本经济战略的转变。由于日元升值,使日本国内资金相对过剩,也使日本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从而促使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为了减少与美国、欧洲的经济摩擦,日本企业转移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又逐步从欧美转向东亚地区。中国及时地抓住机遇,提供优惠政策,吸引日商来华投资设厂。由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增加,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生产原料及零部件的对华出口。同时日资企业的产品大量反销日本,也促进了中国纺织品、服装家电等制成品的对日出口;其三是双边政府间资金合作的加强。日本政府对华ODA的扩大,对开拓中国市场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促进了民间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和双边经济交流。

2、贸易结构。90年代以来，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的绝对数量还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但是在整体出口中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中国对日出口增长的主力是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中国服装占据着压倒多数的日本服装市场份额。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及游戏用具的出口也迅速增长。档次较高的机械、机器类产品如复印机、照相机、精密仪器类产品的零部件的出口也持续旺盛。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中工业制品比重的上升，行业间分工向部门内部分工的转化，甚至部门内生产程序分工的出现，都标志着双边贸易正在向水平方向发展，这种趋势及促进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尽管中国对日出口中工业制品的比重在增加，但是纺织、服装及轻工等初级产品和钢性产品居多，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机电仪器产品、弹性产品较少，中日双边贸易结构优化的潜力仍然很大。

此外，日本对华技术贸易在中国的技术引进中占重要地位。70年代以来中国从日本引进了大量的技术设备,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90年代以来,又有了新的发展。1990—1999年,中国从日本引进技术设备共5280项,总金额达163.22亿美元。日本在中国技术引进国别中,始终居前4位,其中1993年居第一位,1994—1996年连续3年居第二位。90年代从日本技术设备的大量引进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产业装备的现代化和技术进步,特别是在家电、石油化工及钢铁等行业体现得尤为突出。

表五 1990年以来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亿美元）
年份 中方统计 日方统计
中方出口 中方进口 合计 日方出口 日方进口 合计
1989 81.47 65.16 146.63
1990 88.71 40.55 129.27 120.54 61.30 181.83
1991 102.52 100.31 202.83 142.16 85.93 228.09
1992 116.99 136.80 235.80 169.53 119.47 289.02
1993 157.80 232.5 390.3 205.65 172.73 378.38
1994 215.70 263.20 478.90 275.66 186.82 462.48
1995 284.60 290.05 574.60 359.22 219.31 578.53
1996 308.70 291.80 600.58 405.50 218.90 624.40
1997 318.20 289.93 608.58 420.66 217.85 638.51
1998 296.62 282.07 578.99 368.96 200.22 569.17
1999 323.99 337.68 661.67 428.80 233.35 662.16
2000 416.50 415.10 831.70 552.95 304.38 857.33
中国对外贸易年鉴各年版

（二）、投资关系。1991年以后，在中国吸引的外资大幅度增加的同时，日本再次形成了对华投资的高潮。1992—1995年，日本对华投资达到了第三次高潮。“1992年中国批准的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相当于前13年的总和，当年批准项目数为1 805个，协议日资金额为21.73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7.1亿美元；1993年批准项目数为3488个，协议日资金额为29.6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13.2亿美元，分别比1992年增长93.2%、36.2%和185.9%。1994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项目为3 018个，协议金额为44.4亿美元，实际投入20.75亿美元，协议金额和实际投入分别比上年增长50.5%和57.2%，居中国引进直接投资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第四位。” 到1995年，日本对华投资出现第一个高峰，达到了44.67亿美元。1996年，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数量和协议额虽然比上年分别下降了40.9%和32.4%，但是实际投资额也达到了36.8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的8.7%。主要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此后对华投资放缓甚至有所下降。然而，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渐消除以及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到新世纪之初投资再次出现高峰。200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了4301亿美元；据中国外贸部统计，2002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2745个，合同金额53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41.9亿美元。2003年实际使用金额则达到了50.5亿美元，2004年前10个月的直接投资使用金额就接近了这个水平，达到了47.2亿美元。

根据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统计也可以看出同样的增长趋势。据日本大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申报额统计（大藏省只统计一亿日元以上的申报项目），1995年度，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达到了770件，投资额达4320亿日元（44.73亿美元），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分别比上年度增加了21.1%和74.4%，约占日本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8%和对亚洲地区直接投资总额的36.5%。首次超过对东盟地区的投资总额，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第二大投资国。截至1997年3月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4066件，金额达到157.1亿美元。此后呈现下降趋势，1999年度为761件、838亿日元，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下降到1.1%。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下降，2000年和2001年合同额分别比上年增长40%多。 尽管日本对华投资有起有落，但在对华投资国别和地区中始终处于重要要地位。截至2005年2月底，日本累计对华直接投资

『玖』 美国次贷危机为什么影响全球经济

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
首先，资产证券化成功开启次按市场大门
其次，信用保险成功突破信用瓶颈
再次，众多实力机构进入围猎美次按市场
第四，流动性过剩使得次按市场近乎疯狂
第五，欺骗和渎职给本已疯狂的次按市场火上浇油
第六，官方纵容使得次按泡沫愈吹愈大.

美国是经济头号大国，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

次贷危机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范围将有多广？这是目前世界经济界和金融界密切关注的问题。从其直接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众多收入不高的购房者。由于无力偿还贷款，他们将面临住房被银行收回的困难局面。其次，今后会有更多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由于收不回贷款遭受严重损失，甚至被迫申请破产保护。最后，由于美国和欧洲的许多投资基金买入了大量由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出来的证券投资产品，它们也将受到重创。
这场危机无疑给国内金融业带来了不少启示。在金融创新、房贷市场发展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美国次贷风波爆发以来，无论从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还是美国实体经济的变化来看，次贷之殇在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不容小觑。对于中国来说，这场风波为我们敲响了居安思危的警钟。
美国次贷风波中首当其冲遭遇打击的就是银行业，重视住房抵押贷款背后隐藏的风险是当前中国商业银行特别应该关注的问题。在房地产市场整体上升的时期，住房抵押贷款对商业银行而言是优质资产，贷款收益率相对较高、违约率较低、一旦出现违约还可以通过拍卖抵押房地产获得补偿。目前房地产抵押贷款在中国商业银行的资产中占有相当大比重，也是贷款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商业银行为房地产抵押贷款计提的风险拨备是较低的。然而一旦房地产市场价格普遍下降和抵押贷款利率上升的局面同时出现，购房者还款违约率将会大幅上升，拍卖后的房地产价值可能低于抵押贷款的本息总额甚至本金，这将导致商业银行的坏账比率显著上升，对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和资本充足率造成冲击。然中国房地产市场近期内出现价格普遍下降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从长远看银行系统抵押贷款发放风险亦不可忽视，必须在现阶段实施严格的贷款条件和贷款审核制度。
事实上，本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源头就是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在市场繁荣时期放松了贷款条件，推出了前松后紧的贷款产品。中国商业银行应该充分重视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第一应该严格保证首付政策的执行，适度提高贷款首付的比率，杜绝出现零首付的现象；第二应该采取严格的贷前信用审核，避免出现虚假按揭的现象。
在次贷风波爆发之前，美国经济已经在高增长率、低通胀率和低失业率的平台上运行了5年多，有关美国房市“高烧不退”的话题更是持续数年。中国与美国房市降温前的经济图景存在一定相似性。
本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最大警示在于，要警惕为应对经济周期而制订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某个特定市场造成的冲击。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联储加息导致房地产市场下滑。当前中国面临着通货膨胀加速的情况，如果央行为了遏制通胀压力而采取大幅提高人民币贷款利率的对策，那么就应该警惕两方面影响：第一是贷款收紧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影响，这可能造成开发商资金断裂；第二是还款压力提高对抵押贷款申请者的影响，可能造成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而这两方面的影响都最终会汇集到商业银行系统，造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作为抵押品的房地产价值下降，最终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盈利性甚至生存能力。
人们需要认识中国和美国经济周期以及房市周期的差异性。美国是一个处于全球体系之下的有着悠久市场经济历史的国家，周期性很强，目前正处于本轮经济周期的繁荣后期。
中国则还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即使从改革开放算起到现在也只有30年的历程，从1992、1993年提出市场经济到现在更是只有15年历史。处于这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关键词是供需不平衡，固定投资需求大。这是区别于美国经济接近10年一个周期的重点所在；此外，中美房市的周期也有所不同。中国实施房改后，结束了此前多年无住房市场的局面，需求大幅飙升。虽然中国房市也存在投机因素的推动，但需求大而供给有限是促使房价走高的最重要原因。而且，对于中国房市，政府有调控余地。
本次美国次贷危机也给中国宏观调控提出了启示。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有必要把资产价格纳入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时的监测对象。因为一旦资产价格通过财富效应或者其他渠道最终影响到总需求或总供给，就会对通货膨胀率产生影响。即使是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也很有必要把资产价格的涨落作为制订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第二，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综合考虑调控政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美联储连续加息时，可能对房地产市场因此而承担的压力重视不够；第三，政府不要轻易对危机提供救援。危机是对盲目投资和盲目多元化行为的惩罚，如果政府对这种行为提供救援，将会导致道德风险的滋生。本次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在市场上联手注资，可能会催生下一个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