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Ⅰ 近年来反映我国经济建设巨大成就的事都有些什么

大改革 大开放 大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3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推进体制改革，毫不动摇地促进对外开放，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辉煌成就，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赢得了我国在国际经济社会影响力和地位的空前提高，中国经济社会的面貌从此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一、国民经济上大台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转变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10位。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的推进，不断为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我国经济迅速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30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由弱变强的30年，是我国逐步摆脱低收入国家不断向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30年。30年间经济实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按照改革开放的总体要求，确立了“三步走”的伟大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全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奋发图强，开拓进取，1987年提前3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1995年实现再翻一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5年进入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实现“三步走”伟大战略目标的进程中，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增长。1979-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8%，不仅明显高於1953-1978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於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与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2%和南韩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不相上下。经济总量连上几个大的标志性台阶。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经济总量呈现加速扩张态势。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07年的249530亿元。其中，从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用了8年时间，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用了5年时间，此後10年到2001年平均每年上升近1万亿元，2001年超过10万亿元大关，2002-2006年进入高速增长期，平均每年上升2万亿元，2006年超过20万亿元，在此基础上，2007年一年又增加3.76万亿元。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经济总量的加速扩张大大缩小了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3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4位，仅次於美国、日本和德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折合成美元，我国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2801亿美元，相当於美国的23.7%，日本的74.9%，德国的99.5%，分别比1978年提高17.2、59.7和78.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有明显上升，1978年为1.8%，2007年提高到6.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成倍增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1987年的1112元後，1992年达到2311元，2003年超过万元大关，达到10542元，到2007年又迅速攀升至18934元，扣除价格因素，2007年比1978年增长近10倍，年均增长8.6%。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长，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对於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点低、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的扩大，同时带来了国家财力的增加。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仅1132亿元，1985年翻了一番，达到2005亿元，1993年再翻一番，达到4349亿元，1999年跨上1万亿台阶，达到11444亿元，2003年超过2万亿元，达到21715亿元，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元，达到51322亿元，1979-2007年年均增长14.1%。财力的增加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外汇储备实现由短缺到富足的历史性转变。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人均只有0.17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不足1块钱，短缺是当时外汇储备的基本特徵，出口创汇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动力。但随著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壮大，经常项目贸易盈馀不断积累，外汇储备的短缺迅速成为历史，1990年外汇储备超过百亿美元，达到111亿美元，1996年超过千亿美元，达到1050亿美元，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扩大到15282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大型公司（企业）不断涌现并迅速发展壮大。伴随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型企业由少到多、由弱变强，成为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成就的醒目标志。根据美国《财富》杂志评出的2007年度世界500强公司名单，我国内地共有22家，其中中国石化集团名列第17位，比2006年提升6位，取得中国公司在世界500强排行榜上的最好名次，也是中国公司首次进入世界前20强。二、经济结构大调整，发展方式和增长模式呈现出由粗放向集约和节约的重大转变</strong></p><p>30年来，改革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改革开放的30年，是经济结构大调整的30年，是经济发展方式和增长模式不断呈现新格局的30年。</p><p>二、三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基本实现以工农业为主向一、二、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转变。30年来，三次产业在调整中均得到长足发展，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强化，工业实现持续快速发展，服务业迅速发展壮大。1979-2007年，第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4.6%、11.4%和10.8%。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3.9调整为2007年的11.3:48.6:40.1。与1978年相比，2007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16.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16.2个百分点。</p><p align=center></p><p>工业结构基本实现了由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程度高、门类单一的结构向劳动密集、技术密集、门类齐全的发展格局转变。30年来，冶金、能源、纺织、机械、航运等传统工业在改造中实现结构不断调整升级。2004年钢铁工业的连铸比已提高到95.9%，比1980年提高近90个百分点，达到国际先进水准。铜、铅先进熔炼生产工艺的产能达到总产能的70%左右，电解铝自焙槽工艺已全部淘汰，改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准的大型预焙电解槽技术。耗煤低、发电效率高的单机容量30万、60万千瓦机组已成为我国电力工业的主力发电机组，并逐步向100万千瓦级发展。落後棉纺锭和毛纺锭得到大规模压缩，棉纺织设备的大部分机器采用了变频调速、可编程式控制制器PLC技术，基本实现了纺机产品的机电一体化。大型燃气轮机、抽水蓄能机组、直流输电设备、超临界火电机组、大型船用曲轴等实现国产化，年产千万吨级的大型炼油厂设备自主化率高达90%。与此同时，电子资讯、生物工程、航空航太、医药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技术工业从无到有，蓬勃发展，成为带动我国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因素。经过30年来的发展，我国在航太技术、核能发电技术、高性能电脑技术、重型机械成套设备制造技术、数控机床制造技术、第三代通信技术等领域都有一系列重大突破。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1162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7%，比1995年提高3.0个百分点。</p><p>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基本实现了由城乡分割向城乡协调共同发展的转变。30年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年提高，城镇化水准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7年的44.9%，上升了27.0个百分点，年平均上升0.9个百分点。城镇总人口年平均增加1453万人，乡村总人口年平均减少216万人。大量乡村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随著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1978-2007年，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23.7%上升到2007年的38.1%。与此同时，城镇就业岗位的快速增加带动了乡村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使乡村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总量的比重从1978年的76.3%下降到2007年的61.9%。</p><p align=center></p><p>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基本实现了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197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77.6%，集体工业占22.4%，国有占绝对优势；发展到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29.5%，集体企业占2.5%。国有企业占比的下降并没有改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仍占绝对优势。2007年，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和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所占比重分别为96.9%和90.8%，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占75.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分别占49.8%、42.0%和32.2%。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对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发挥著越来越大的作用。从数量看，2007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741.5万户，私营企业551.3万家，分别比1992年增长0.8倍和39.1倍。在规模以上工业中，非公企业数量达30.3万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90%。从创造的产值看，2007年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为68%。从就业上看，2007年，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占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24.3%，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从业人员几乎全部集中在公有制企业。</p><p>分配结构出现了明显调整，基本实现了由平均主义突出、收入渠道单一，向以劳动报酬为主、资本和技术等收入为辅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转变。1979-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1%。与此同时，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007年，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部年收入中，工薪收入占68.6%，比1990年下降7.2个百分点；经营净收入占6.3%，财产性收入占2.3%，转移性收入占22.7%，分别比1990年提高4.8、1.3和1.0个百分点。2007年，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38.6%，比1985年提高20.5个百分点；家庭经营性收入占53.0%，下降21.4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从无到有，已占到3.1%。</p><p><strong>三、商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大提高，实现了从短缺到总体基本平衡的根本性转折</strong></p><p>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明显提高，曾经困扰我们多年的商品和服务的短缺问题大大缓解。改革开放的30年，是商品和服务由短缺转向总体基本平衡或略有结余的30年，是商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不断提高的30年。农产品供给能力稳定提高。30年来，确保农业特别是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始终是党和政府关注的重点。第一产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1028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8095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2.7倍，平均每年增长4.6%。主要农产品产量成倍增加。2007年，粮食产量达50160万吨，比1978年增长64.6%；棉花产量762万吨，增长2.52倍；油料产量2569万吨，增长3.92倍；糖料产量12188万吨，增长4.12倍；水果产量18136万吨，增长26.6倍；水产品产量4748万吨，增长9.2倍。肉类产量6866万吨，比1979年增长5.5倍。工业生产能力扩张迅速。2007年工业增加值突破10万亿元，达到107367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了23倍，年均增长11.6%。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迅猛。2007年生产原煤25.3亿吨、粗钢4.9亿吨、水泥13.6亿吨、汽车889万辆，分别比1978年增长3.1倍、14.4倍、19.9倍和58.6倍，家用电冰箱由2.8万台增加到4397万台，彩色电视机由0.4万台增加到8478万台，行动通讯手持机和微型电子电脑从无到有，扩张迅速，2007年产量分别达到5.5亿台和1.2亿台。初步统计，附加值较高的发电设备2007年比1978年增长25.9倍，冶炼设备增长5.4倍，金属切削机床增长2.5倍，交流电动机增长4.9倍。制造业大国地位初步确立。根据联合国工发组织资料，1995-2000年，我国制造业年均增长9.3%，比工业化国家快6.1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快4.0个百分点；2000-2006年年均增长11.2%，比工业化国家快9.4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快4.2个百分点。按照2000年不变价计算，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由1995年的5.1%上升到2007年的11.4%。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其中，烟草类占比49.8%，纺织品类占比29.2%，衣服、皮毛类占比24.7%，皮革、皮革制品、鞋类占比33.4%，碱性金属占比23.8%，电力装备占比28.2%，其他交通工具占比34.1%；有15个大类名列前三；除机动车、拖车、半拖车一个大类外，其他21个大类所占份额均名列世界前六位。而在发展中国家中，除机动车、拖车、半拖车一个大类名列第十一位外，其他21个大类所占份额都名列第一位。第三产业迅速成长。随著对第三产业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投入的不断增加，第三产业实现快速发展。200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100054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18.6倍，年均增长10.8%。在第三产业中，各类服务业均实现快速增长。商业持续繁荣，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多门类的商品市场体系和多种经济成份、多种市场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商品市场格局。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比1978年增长56.2倍，年均增长15.0%。金融市场体系初步建成，金融产品逐渐丰富。2007年底，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馀额26.2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137倍；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7036亿元，比1994年增长17.7倍。交通邮电蓬勃发展。2007年，旅客运输周转量21593亿人公里，比1978年增长11.4倍，年均增长9.1%。货物运输周转量101419亿吨公里，比1978年增长9.3倍，年均增长8.4%。邮电业务总量19805亿元，比1978年增长580.0倍，年均增长24.5%。房地产业发展迅猛。2007年，城镇房地产开发投资25289亿元，占城镇全部投资的20%以上，房地产业增加值11854亿元，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1.8%，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行业。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前列或位次前移。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提升了我国主要产品在世界的位次。2007年，主要农产品中，谷物（45632万吨）、肉类（6866万吨）、棉花（762万吨）、花生（1302万吨）、油菜籽（1057万吨）、茶叶（117万吨）、水果（18136万吨）等产品产量已稳居世界第一位。甘蔗（11295万吨）、大豆（1720万吨）分别居第二、四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56561万吨）、煤（25.26亿吨）、水泥（13.6亿吨）、化肥（5825万吨）、棉布（675亿米）居第一位。糖（1271万吨）居第三位。发电量（32816亿千瓦小时）居第二位。原油产量（18632万吨）居第五位。其他主要产品产量的位次也明显前移。四、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大加强，实现了从制约到有力支援经济发展的显著转变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曾经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改革开放30年来，加大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入取得明显效果。改革开放的30年，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大加强的30年，是能源、交通、通信等“瓶颈”制约不断缓解的30年。能源生产能力由弱变强。能源不仅关系到经济能否取得稳定的增长动力，还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增加能源供给。30年来，通过不断大幅度地增加能源投入，我国能源生产能力大大增强。2007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23.5亿吨标准煤，比1978年增长2.8倍，年均增长4.7%，已经成为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能源生产国，能源总自给率达到90%。在主要能源中，2007年原煤产量25.26亿吨，居世界第一位，比1978年增长3.1倍。2007年末，发电装机容量7.18亿千瓦，比1978年增长11.6倍，年均增加9.1%。2007年发电量达到32816亿千瓦小时，比1978年增长11.8倍，年均增长9.2%。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开发效果明显，水电、核电、风电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例由1978年的3.1%提高到2007年的8.2%。交通运输能力明显增强。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实现快速扩张。铁路营业里程由1978年的5.2万公里增加到2007年的7.8万公里，增长50.9%，累计新增2.6万公里。公路里程由89万公里增至358万公里，增长3倍，累计增加269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从无到有，2007年末达到5.4万公里。民用航空航线里程由14.9万公里扩大到234.3万公里，其中国际航线由5.5万公里增至104.7万公里，增长17.9倍。管道输油（气）里程由0.83万公里增加到2007年的5.45万公里，增长5.6倍。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由1985年的3.1亿吨增至38.8亿吨，增长11.5倍，连续五年居世界第一。邮电通信业蓬勃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资讯化的发展不断催生对通信基础网路的需求，邮电通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基础产业之一。到2007年末，已初步建成覆盖全国、通达世界、技术先进、业务全面的国家资讯通信基础网路。固定电话用户由1978年的193万户增加到2007年的36564万户，增长189倍。移动电话用户从无到有，由1990年的1.8万户膨胀到2007年末的54731万户。通讯设施明显改善。全国局用交换机容量由1978年的0.04亿门升至2007年的5.1亿门，增长125倍。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达到8.5亿户。长途光缆线路长度达到79.2万公里，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8539万个。全国邮电业务总量从34.1亿元增加到19805亿元，增长580倍。已通邮的行政村比重达到98.4%。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2.1亿人，居世界第二位，宽带上网人数1.63亿人。网路规模居全球第一，发展速度也位居世界前列。

Ⅱ 谈谈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

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

近几年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国民经济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进一步显现，在区域经济发展上表现得也十分明显。

去年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区域经济增长速度都比上年提高，宏观区域经济发展态势仍然保持了近年来“东部西部高、中部和东北低”的增长格局，但东西部地带间增长速度的差距有所缩小。全国各省区市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为13.45%(以各省区市生产总值为权重计算，下同)，比上年提高1.45个百分点，其中东部为14.13%，比上年提高1.28个百分点；东北为12.30%，比上年提高1.46个百分点；中部为12.73%，比上年提高2.33个百分点；西部为12.75%，比上年提高1.48个百分点。东部增长速度最快，并高于各省区市平均；东北、中部和西部增长速度均低于各省区市平均；中部速度增长幅度最大，但西部增长速度仍然高于东北和中部地区，表明西部开发战略继续取得成效；东部增长速度与西部增长速度之差为0.72个百分点，比上年的1.58个百分点有所缩小，表明我国东西部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所减弱。

二是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在上年较快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提高，省区市间的速度差距继续扩大，增长速度的“宝塔型”分布进一步凸显。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幅度为10.4%—19.4%，最大值比上年提高了3.1个百分点，最低值比上年提高了1.8个百分点，最大值与最低值之差达9.0个百分点，高于上年的7.7个百分点，显示出各省区市经济总量的差距呈加速扩大的趋势。

地区经济总量与结构分析

近年来我国地区经济总量的分布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特点如下：一是区域经济总量的分布呈现出东部和中部比重提高，而东北和西部比重继续下降的态势。去年东部经济总量比重54.17%，比上年提高0.21个百分点，中部比重为19.66%，比上年提高0.16个百分点；东北和西部则继续分别比上年下降0.34和0.03个百分点。二是各省区市经济总量排序总体格局没有大的变化，若干省区市位次发生了一些小的变动。

去年全国三次产业结构依然为“二、三、一”的格局。从各省区市看，除北京、湖南和西藏为“三、二、一”格局，海南为“三、一、二”格局外，其余省区市均为“二、三、一”格局。各省区市产业结构比重变化出现新的情况，突出的是一产出现多年来的第一次回升；二产比重继续有所上升；三产比重也继续呈现下降趋势。一产比重15.2%，比上年上升0.8个百分点，二产比重52.9%，比上年上升0.7个百分点；三产比重31.9%，比上年继续下降1.5个百分点。

区域发展水平与差距的变化

去年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561元，按各省区市平均则为13108元，各省区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215元—55307元之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格局和地区差距变化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东西部间的绝对差继续扩大，而相对差则出现缩小态势。去年东西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绝对差为12837元，比上年名义扩大17.8%，与东西部经济总量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东西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对差为2.662，比上年缩小2.5%，表明一系列协调区域发展的措施正在起作用。二是各省区市发展水平继续呈现出发达省区市数量少、落后省区市数量多的“金字塔”形分布格局。

我国区域经济展望

今年是我国第十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今年区域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基本趋势大体如下：

第一，更加明显的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将继续带来我国区域经济的普遍高速增长，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将继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第二，资源对经济快速发展的约束作用将进一步明显。

煤电油运等能源原材料产业，以及其它一些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作用将继续存在。这一方面可以继续为自然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需求条件。另一方面也要求各地区都要将这些制约因素的增强看作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良好的契机，进一步切实抓好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大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工作力度，努力发展循环经济，不断降低能耗和物耗，大力提倡节约水、土地和能源等各种资源。

第三，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将成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整合空间资源和优化经济布局的关键举措。

在今后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中部地区和中等发展发达地区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活力地区。我国中部地区不仅有独特的协调和整合空间资源的优势，而且还具备了快速发展的生产要素基础、基础设施基础和产业基础：如具有较为密集的人才资源和教育科技资源、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达的交通通信条件、辐射广泛的商贸流通产业；高效的粮食主生产、突出的能源原材料产业、具有一定优势的汽车与装备工业以及以“光纤”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等等。

第四，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步伐进一步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在继续享受增值税转型、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等改革试点，对部分行业和企业在税收、银行贷款、投资支持等方面采取灵活优惠的政策的基础上，国家还将加强振兴东北的人才基础。这些措施将使老工业基础的振兴不断加快。

第五，西部大开发将继续取得较大成效。国家将继续在建设资金和财政转移支付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进一步加强西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建设。同时，还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第六，东部将继续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和开展区域合作的先导地区。

第七，地区间的差距将呈绝对差继续扩大，而相对差在人口合理流动继续加速的情况下有所缩小的态势。我国国民经济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地区之间的绝对差距扩大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措施得当，将国民经济总体布局和人口合理分布统筹考虑，是有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控制地区绝对差距过快扩张的。

Ⅲ 你觉得近年来中国省内经济发展快速的城市是哪几个

苏州：这座城市是我国有名的鱼米之乡，它有着将近2500年的历史，是我国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不少人都听说过这个城市的名号，更是有不少人被它所吸引，在苏州有一个著名的景区就是苏州园林，很多人到苏州旅游都是为它而去。当然，苏州身为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一员，那么经济实力和地位也是不容小觑的，这也是为什么说它会有机会赶上北上广深了。这三座城市可以说是黑马相十足，潜力更是被所有人看好，实力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有望晋升超一线，作为网友的你怎么认为呢？

Ⅳ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民之素质为何日益下降

嘿嘿！打个比方:一位仆人尽了全力也没有完成主人交待的任务，他不但没有得到主人的理解而且还被克扣了生活费！仆人又不敢造反，就只好把气往同事的身上撒！所以说素质不好是被逼的。

Ⅳ 阅读下面材料，按要求回答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汉语方言有些已趋于萎缩和衰亡。

Ⅵ 谈谈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识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一些进步同时也显现出一些突出矛盾和冲突。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面：
（1）、经济总量同比上升。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比重超过10%。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低迷甚至衰退，它们的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排位、占全球的比重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正在下降。
（2）增长速度总体平稳。2013年，消费、出口、工业等都出现回升。据统计数字显示，一方面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速基本在逐月提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在逐步减缓；另一方面，经济效益仍维持较高水平，企业活力增强，面对外部环境趋紧和成本上升，一大批企业主动转型，靠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增强创新意识、优化产品结构应对危机，谋求发展，竞争力日益提高，市场适应力更强。 （3）、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现在处于小康社会决胜的阶段，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阶段的转换时期，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调整或下降，但是本质上来说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来自于消费的持续扩张，中国经济发展应该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管理创新，培育出在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形成我们新的优势。 其次，显现出的矛盾与问题：
（1）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原有产业迅速发展等
对资源与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都是靠消耗自然资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拉动经济增长，尽管后来政府采取了相关措施来缓解发展与环境的问题，但成效并不是很大，杯水车薪；由于技术还不够成熟，资源还未得到很充分的利用，造成资源浪费的现象普遍存在。现如今工厂乱排放废弃物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如北京等地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天气，又如云南就有一个小村庄就因为当地工厂乱排放工业废弃物而污染当地水源，导致全村大部分居民里患癌症，成为“癌症村”。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注重节约资源、保护自然环境，以便稳定持续发展，同时为子孙后代的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2） 自2008年10月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并对我国
出口贸易型企业造成严重冲击，企业的用工需求急剧下滑、现有的就业岗位流失严重，失业数量骤增，致使我国的就业和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再加上近年来高校扩招，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也正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求职者供过于求的现象也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作为大学生的我马上也快毕业了，工作问题是个很头疼的问题。
（3） 区域发展不平衡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问题，城乡发展差异
化、东中西部发展差距、城市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问题仍很严重
一是表现在资本存量方面：由于沿海地区由于开放得比较早，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迅速增长, 资本大量积累; 同时改革开放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实施, 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的国外资本的输入, 为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本投入。而中西部由于地理位置和政策的影响资本存量都不及东部，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二是科技投入方面东部地区仍然占据优势
我们不仅要注重中国经济的发展，还需要注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想出解决办法，克服经济发展中的缺点，促使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Ⅶ 怎样写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分税制改革在经济高增长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自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自2001年到2011年这十一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速为10.7%。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实际上，在写作200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时，张军曾与一些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包括笔者）现在一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有些担忧。当时，张军判断说：“毫无疑问，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的持续恶化以及严重威胁投资收益率的资本形成体制以及金融制度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它们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国维持一贯高速增长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在目前体制下，大量无效率的资本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强化金融资源的无效分配，而在短期，对投资的鼓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长期制约因素的形成，这些问题都将对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张军自选集》，92页）
如果不看发表日期，读者也许会误解张军教授是讲今天中国经济的格局及问题呢！以致张军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顾自己的这篇文章时，也感叹道：“最近经济学家对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又有诸多讨论和解释，这些讨论似乎让我有种时间倒流的感觉。我回头翻阅本论文时，仍觉得这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思路与解释框架。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减速一度引起经济学家的悲观情绪，我也在其中。”（99页）
然而，在2012年前过去的十多年，中国经济并没有如本世纪初许多经济学家所悲观担忧的那样减速，而是又经历了一波快速增长，且这一波经济增长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长的体量更大。这一经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其中的机理与增长因素又是什么？这正是张军在之后的数篇长篇论文所要讨论和给予解释的，可能也是张军本人目前对中国经济未来十至二十年增长前景与林毅夫教授一样乐观的原因。
在《张军自选集》最后一篇新近写作的文章中，张军较全面地分析和论证了近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文章一开始，张军就讨论了纽约大学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于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场讲演中所提出的观点，张军评价道：“他在讲演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正确。”（335页）
基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的“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快速的资本积累”这一理论，张军首先指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随着高投资、高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张军还具体列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典型事实：第一，资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显著加快；第二，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在所有省份都经历了跳跃式的增长；第三，来自地方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的资本支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资本支出是来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尽管在九十年代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快了，但资本的回报并没有出现恶化趋势。张军认为，正是因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特征事实或者说增长贡献因素，“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加速是过去20年来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和持续增长的引擎”（341－344页）。
如果说高储蓄、高投资和资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资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也自然理解为什么张军认为朱镕基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对的了：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加速工业化现象不应该[被]理解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实施工业化战略和选择产业政策的结果，正好相反，经济的市场化和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有利推动者”。张军的这一判断，显然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判断有差异，而与张五常近些年所主张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于张五常过于强调“县”在地方政府竞争中的作用（346页）。按照林毅夫的理论解释，之所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一个主要贡献因素是因为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中所采取的因势利导作用，使中国企业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化升级和结构调整。（《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别看重地方政府竞争，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各级政府在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张军相信朱镕基时任副总理时所推动的分税制改革成为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了。张军说：“……分税制帮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进程。这或许是分税制的积极推动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先生当初意想不到的结果。”因而张军相信，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那就真是通过‘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变诱导地方主义的那种激励机制了”，并从而“让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变成了良性竞争，导致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347－348页）。
就笔者管窥所见，近些年来，经济学界、财政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1994年中国政府分税制的问题议论较多，且很多的是批评和否定意见。从经济学的理论上以实证方法正面来论述分税制改革的财政体制的合理性以及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笔者唯独见到张军的这几篇论文。这一方面说明张军经济理论分析的独创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的理论解释，确实还有巨大的空间和待解释领域和问题。探讨和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机理和过程，不仅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会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把握、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张军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所言：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将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张军也说：“你如果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产生兴趣，你就有没完没了的研究题目，你当然也无法再对单调而枯燥的一般理论问题保持兴趣了。”（自序）
那么分税制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积极增长的激励机制的？张军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保证了政府间激励的兼容性，这首先是因为在分税制下，由于税收分开征收，中央税收的增加不会与地方政府扩增税收的努力和激励相冲突和产生负面作用；其次，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隐瞒增值税收入的动机要小得多；最后，正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税，而该税税基的扩大一定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扩大增值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也就同时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页）。结果，“分税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激励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张军得出结论说：“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也是解释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他的具体解释是，“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结果，而分税制驱动了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页）。由此张军认为，在这样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进工业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长越快”。
很显然，张军以上的经济理论推理和实证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机制形成之后，发展经济又成了中国各级政府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均可谓发展主义政府。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外资的大量涌入，乃至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参与经济整体的市场化过程，上级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基本上是当地GDP的年增速，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的竞争和锦标赛的发展机制。在此独特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下，中国自1994年以来采取了主要以国税和地税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且在国税征收和使用上采取分成制，这显然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励作用的。就此而论，张军的判断无疑是对的。然而，要把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归结为分税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怀疑。最多我认为，1994年所逐渐形成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对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还构不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为，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展主义的政府，最多是经济增长的“助产婆”，还显然不能算作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从理论上来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时期的主要行政目标，因为，在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领导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当然，为了达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国家、任何王朝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且都愿意“发展经济”。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政府采取什么制度和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发展经济”，乃至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发展经济。譬如，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各级政府的任何行政长官在发展经济上也有竞争，各级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征到更多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但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蕴生出较快的经济增长呢？另外，尽管钱颖一和温格斯特1997年的《财政联邦主义》的著名文章就试图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因于当时实行的分权式“财政承包”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但后来陶然、苏福兵、陆曦和朱昱铭在2010年的研究则证伪了这一判断，他们的研究表明，“并不存在充分证据支持以下观点：即对省级乃至省级以下级别而言，政绩考核体制，尤其是被认为关键的GDP增长率考核指标，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提拔具有关键的意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页）这一研究无疑也对张五常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县级竞争论，“官员晋升锦标赛竞争理论”，乃至财政分权论的激励观点在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战。
另外，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在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张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税收的高速增长和高税负对经济增长却有一些负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税和提高税率都会减少企业和家庭的私人财富，因而一般会通过一些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企业的投资和扩张以及个人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说来这并非是纯粹经济学推理。实际上，数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曾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专门做过一项实证研究，该项经验研究发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当其宏观税负在10.3%～30.9%时，每提高1%的税负，将使国内投资下降0.66%，GDP 增速则下降0.36%。世行的研究还发现，之所以在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1）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赢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2）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3）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另外，除了上述宏观经济考量外，更为严重的是，从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开征任何新一种产品税（车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即减少社会总福利。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常说的“哈伯格三角”。
无论从经济学原理上进行推理，还是世行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税收增加和高赋税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把过去二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这一判断可能就值得怀疑了。当然，政府征收的税收多，花费的也多，尤其是在发展主义政府追逐高GDP增长目标的导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乃至政府自身建设各式各样的漂亮的行政大楼，都会创造和增加各地当年的GDP。但是，如果从资金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来考虑，即使不考虑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所发现的政府征税后总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应”，到底是资金留在企业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还是通过政府征税后替企业和私人花更有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考虑到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两倍，有几年甚至高达三倍以上）这一事实，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分税制改革，可能有待进一步思考与探讨。别的不说，单是考虑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励增长的“标尺竞争”体制下，各地政府都几乎毫无例外地用减税或免税的方法来吸引外资（包括外资和外省外地资本）来本地建厂投资，就大致能理出从税制改革和演进上解释经济增长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了。当然，从张军的经济学推理中，可以认为，只有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中，各地政府方有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而用减税和免税及提供土地、厂房、公共设施等手段来进行招商引资的权力空间和可能。尽管如此，我们毋宁把近二十年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看成市场经济引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否认分税制改革在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拮据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来经济高增长中的进步和积极意义。因为，在当时中央财政收入拮据、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况下，一个当时人均GDP很低国家的政府是很难有任何作为的。因此，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财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长，既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也是过去多年来中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所主导的投资高速增长的来源和原因。高投资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快速增加，这些特征事实均是不可否认和不可忽视的。而这些特征事实恰恰为张军和他的合作学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讨和解释了。
即使认识到上面分税制改革在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视由于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对称，所给当下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正在造成和带来的问题，而这些财政体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决，将会导致影响未来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甚至社会安定。而实际上，从财政体制上启动政府体制改革，已正在被越来越急迫地提到未来中国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这已成为很多经济、财政学界、社会各界乃至政府决策层的共识。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我们只能留在未来的研究中来讨论了。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非经济学解释
过去二十多年，尽管经历了2008年之后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也没有先例。但高速增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贡献因素有哪些？
记得大约在2001年，张军在哈佛访学期间，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杂感》的经济学随笔。在那篇随笔中，张军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制度不完善，从而在制度变迁的“缝隙”中蕴生了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迅速增长的理论洞识。在新近一篇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题为《可改革的体制：中国经济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张军再次提出：“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也正是张军这些年来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开放性和制度的创新空间”的真正意思。
同样，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访学期间，曾写了四篇《哈佛书简》，其中第四篇《哈佛书简》，也讨论了“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市场、法治与民主》，韦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页）的问题。
在那篇书简中，我曾提出，在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谜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又是怎样形成的？在回答这类极其复杂的问题时，不同的论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视角，并自然会产生不同层面的理论解说。首先，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来分析，譬如，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外贸出口这三大要素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进行理论分解。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也可以从中国的汇率变动和货币政策给出一些理论解释。一些人口学家也可以从人口红利的视角进行解释。然而，尽管这种纯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向人们展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但并没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到底如何发生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是，如果说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和外贸均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贡献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推动经济增长的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长（近些年来尤其是后两个因素）同时发生在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之中的当代中国？而在一些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着大致相同资源禀赋和同样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同时强劲增长？在那篇文章中，我还专门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这些年来一直保持这样高比重和这样高的增长速率？为什么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就不能产生如此高的投资率和出口比例？
对于这个问题，第二个层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激励，并进而蕴生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一层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几分道理。然而，这一解答仍然没有解释得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实行和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只有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国家也不只有中国，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开始之后产生了如此骄人的经济业绩？
在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市场制度最优说”，香港大学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种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说，以及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国人解除了制度的约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释。
通过综述经济学家的要素贡献说，张五常“制度说”、伯杰、雷丁和笔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讨过的中国人的经商精神说，以及林恩的中国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论解释，笔者当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把这三种解释串联起来看，或者说把三者叠放在一起来考虑，也许我们就能大致把握得住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脉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上三种乍看来互不相干的理论解释，实际上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并从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着的。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国外的一些优生学专家的实际研究所发现的那样），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营销员以及生产者才会有超强的经营头脑、精明的商业意识以及令人赞叹的“craftsmanship”，才会在竞争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智商甚高的中国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产者有着如此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精确判断商机的经营头脑，他们才会在中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缝隙”和“体制空档”（或者以现在张军的“体制适应和可改说”——韦森补记），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创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国”，从而不但走出家门、省界，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近些年中国渐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些有着高智商的企业家、经理人、营销员和生产者，既是体制转轨的获利者，也是当下中国工商业惯例和规范的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现实市场制度安排的创造者。在与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并与其他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并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和生意王国，也实际上同时创生了当下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千百万在中国大陆各类企业中实际经营和成长着的的企业家、经理人、管理者和生产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断的那种“目前中国最合宜的种种市场制度规则”的创造者（《市场、法治与民主》，229－230页）。
从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后，笔者仍相信这一判断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进的计量模型和方法来检验，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来解释过去三十多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离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包括现有的一些国有企业的老总）的崛起，离开了中国人乐于和善于经商的文化精神，纯经济学的解释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衰退冲击后中国大规模投资和超大规模货币创造（广义货币近100万亿元，M2/GDP的比率已经达到1.88的当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国经济在未来能否保持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要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增长，需要我们做哪些制度建设和改革，这才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和经济学家们所共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就此而论，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并排除一些成见、误识和偏见，不仅仅是解释过去和现在，还在于指向未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意义主要在这里

Ⅷ 中国经济实现了平稳快速发展吗

据报道，近年来，在世界经济不断调整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虽从以往的两位数增长版换挡为中高速增长，权但年均7.1%的增速放眼全球也属于高增长。

希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可以保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