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金融安全中心主任江涌

❶ 谈谈你对我国大学生就业现状的理解

一是国家经济不到位，不能提供足够职业。二是，国家机构占领太多资源，而不把资源用于再造岗位。三，人的观念不对，不愿从事一些行业，把大学生看的过重，但有所缓解。

❷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中国扮演重要角色王逸舟告诉记者，他认为中国在这次亚欧峰会中扮演三重角色。第一重是东道主角色。这次峰会突出了绿色环保的特点，就很好地说明这个角色中国扮演得不错。第二重角色，中国经历了汶川地震、奥运之后全球又面临这种金融海啸。办奥运会的时候，中国提出“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所以全世界都在关注开幕式里面有什么样的中国元素。现在大家也在看金融海啸中国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因为中国的承诺还是比较可信的。第三重角色就是30年经济发展后中国的角色。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遇到这么大坎坷的时候怎么办？怎么跟亚欧两大洲的朋友们、同行们互相交流渡过这个难关。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虽然总量不大，但是增长很快，因此大家对中国很期待。虽然在我们看来是过高的估计中国的救市能力。应注意防范风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博士23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各方对在北京召开的此次亚欧首脑会议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日显重要。与此同时，中国也应防范类似于美国金融危机的风险。尤其在金融领域，因为中国的金融模式譬如说投资银行等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美国模式”，在会计、审计、监管方面均与美国有相似性，美国的此次金融危机也就如同给我们敲醒了一记警钟。江涌教授强调，美国的问题说明，美国以及“向美国学习”的经济模式亟须一场改变，中国现在应该“防患于未然”。“譬如说，无论在金融业还是其他行业，职业经理人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过大，这不是一个好事，需要改变。”他如此说道。江涌还认为，中国股市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策略也应有所改变，大量热钱的进出造成股市跌宕太大，普通散户在资讯方面很容易陷入“信息不对称”的困境。江涌还不无担忧地提及，如今我国一些大中城市的中小企业出现倒闭现象，也与我们一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关，“我们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总是贴牌，这就使得其承受能力十分脆弱，甚至是‘弱不禁风’。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在经济领域进行战略调整的时机已经到了。”金融风暴难撼北欧福利制度本报讯 （特派记者李明波、赵夙岚）当北欧社会的高福利模式引起全世界的艳羡时，一场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却让它难以“独善其身”。在当前这场从美国蔓延开来的金融危机中，北欧国家同样没有幸免。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北欧，是否还会继续坚持自己的高福利政策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几位专家。冲击难“立竿见影”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江涌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金融危机对北欧高福利政策的影响现在还看不出来。北欧的高福利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模式，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比较刚性的，很难在短时间内有什么大改变”。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的范勇鹏博士告诉记者，北欧国家中只有冰岛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大，相反被看作是北欧模式典范的瑞典，在这次危机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认为，金融风暴肯定会对北欧的福利制度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需要多久表现出来还不好说，起码不会有太大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江涌进一步认为，目前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都是与美国关系十分紧密的国家，而北欧诸国多与美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目前看来只有冰岛受影响较大，而冰岛对其他北欧国家而言并不具有联动效应。改革只能渐进进行范勇鹏说，北欧福利制度经过了一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和完善，但带来的一个重要弊端就是无形中“养”了一批“懒人和不劳而获者”。30多年前的石油危机时代，已经有人对北欧的福利制度提出批评。世纪之交时，欧盟首脑峰会曾提出的“里斯本战略”也提到，要提高欧盟的竞争力，必须改革现有的福利制度。事实上，近年来，北欧国家已经在逐渐改革自己的福利制度。以芬兰为例，为避免高福利的社会保障滋生“懒人和不劳而获者”，提高社会整体效率，芬兰要求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利和发展条件的同时又要符合以下原则：居民享受社会保障的程度是合理的和满足基本需要的；这些社会保障措施在满足公民生存基本需要的同时，能够激发其劳动热情和创造性等。选举政治约束了政府范勇鹏分析说，改革北欧的福利制度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在选举政治的大背景下，政府高度重视选民的选票。对于政府来说，如果大幅调整国家的福利制度，带来的将是选票的大量流失。所以北欧国家的政府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江涌也表示，正因选举政治的特殊性，北欧各国政府为争取选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削减福利政策，“事实上，北欧各国的国际援助的比例是很高的，甚至占到了联合国的7％，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如果遇到困难可以先消减这方面的开支，有较大的腾挪余地。至于企业负担的那部分福利，因为有法律的约束，他们哪怕是通过减薪以缩减开支，也不会轻易拿员工的福利待遇开刀。”

❸ 专业就是细节,专业就是把细节做到最好,细节上完美就是专业化

一、近来，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严峻，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受到冲击，利润空间加剧下滑。为了控制成本，裁员、减薪成为了企业方最常用、也是最优先考虑的方法。而失业、生存压力也就成为了近期备受关注的词汇。据今年年初国际劳工组织的专家预测，2009年全球失业人数将再创记录，达2.1亿人。而在国内，裁员狂潮也在地产、金融等企业的带领下迅猛袭来。企业大裁员，就业增加更多压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全球性裁员已经成为金融危机扩大化的又一波浪潮。江涌表示，从公司裁员潮的走向，可以看出此次金融危机仍在扩大，而底层员工受裁员影响更深。 “可以说，全球性的裁员潮成为金融危机扩大化、深化的又一种表现，对很多公司和底层员工来说，更艰难的日子还在后面。”这些刚失去工作的员工形成了就业市场上新的力量，这将给没有任何经验的应届毕业生带来不小的就业压力。

二、就业的压力
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正在悄悄地波及大学生就业市场。预计，2009年将有592万大学生毕业 再加上往届没有就业的大学生预计上千万的失业大学生；研究生扩招这一政策并不看好，扩招无非只是把现在的就业压力转移到将来几年而已。没有从跟本上缓冲就业压力，将来还可能会出现研究生就业难。”另一方面，不少企业却取消了校园招聘计划，2009届大学生们已经感受到了就业前景的“寒流”。我们可以从这幅漫画中看出，毕业生的就业需求量与企业的就业岗位量相差很多，在金融风暴下，毕业生的就业前景不容乐观。招聘会的火爆场面也证实了这一点。

而从以往就业形式分专业看，月薪最高的10个专业分别是法语、石油工程、注册会计、软件工程、德语、微电子学、建筑学、信息安全、保险和日语；月薪最低的10个专业分别是临床医学、小学教育、中医学、教育学、美术学、医学影像学、林学、历史学、体育教育和音乐学。尽管2009年就业形势不好，但一些行业仍有很多机会可供求职者去把握。根据2008年人才指数分析及2009年才市预测，其中有三大行业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占尽风头，预计也将在2009年里继续风光，这些行业分别是信息技术与互联网行业、建筑业、快速消费品业；
信息技术与互联网行业的人才需求一直保持全年行业需求的最高，月月居十大热门行业榜首，招聘始终维持在15%－20%左右的市场份额。从行业人才需求看，技术人才水涨船高，软件人才需求最为火爆。
网上职位需求显示，2008年软件行业招聘比例比2007年上升5.3%；在IT行业需求排名第一。对于软件工程师、在未来几年中的需求将会继续增加。

软件业的发展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未来，软件产业将成为21世纪拥有最大产业规模和最具广阔前景的新兴产业之一。软件领域是一个包括系统软件、嵌入式软件、数据库软件、财务及企业管理软件、教育软件、游戏软件，目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国际软件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我们仍需要向世界主要软件出口大国学习，学习它们的先进技术和研发理念，学习它们的管理经验。

由于IT技术在通信建设、医疗、教育、交通、旅游、财政、国家政务、邮电、民航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促进了各个软件开发方向的发展、从系统分析、编程到测试对人才的需求旺盛。软件工程师很多都享受着地位和薪水的双高待遇。企业招聘人数很多，而且相比更加青睐有项目经验的应聘人群。快速发展所需要三类人才：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软件高级人才、系统分析及设计人员（软件工程师）、熟练的程序员。
南京成立的“南京高新区软件园”是 国家级的软件产业基地，投资8个亿，创造实现利润44.7亿，服务外包业产值达到200亿元，印度软件企业巨头SATYAM计算机服务有限公司也在南京高新软件园落户。在重庆，被称为重庆硅谷的“重庆软件开发园”，软件人才也是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重庆软件开发园的人才缺口达到了30万，而现在国内软件人才的收入，3000月薪收入占50%左右，3000-5000占24%，5000-8000占18%。
中华英才网的《ChinaHR IT 职场排行榜》显示，目前游戏产业人才缺口非常大，设计、开发人才尤缺。一名游戏公司市场经理的年薪可达26万，一名优秀的游戏设计师的年薪则在30万元左右。一些技术含量低的网页设计师年薪在4万元左右，项目经验丰富的软件测试工程师的年薪可达7万元左右，高级软件工程师的年薪一般在9万元左右，优秀的项目经理年薪通常能达到30万元左右。而作为的管理人才，要注重与人相处、交流、沟通与协调的能力；思维活跃，阅读或兴趣面广泛；因此软件企业希望新进员工无需进行任何培训即能迅速展开实质性工作，也非常看中项目经验和职业素养。

北大青鸟 (兰州思威)网络开发工程师课程——在理论知识讲解、项目实战开发上体现教学目标，全面提升学员专业技术知识和项目实战能力，使理论课、上机课、阶段项目课、项目案例 课、项目答辩、毕业设计多层面、全方得以标准化实施和严格的科学测评，保障学员专业技能过硬、职业素质优良，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北大青鸟（兰州思威）设立有就业部，有专门的就业老师负责就业推荐工作，在北大青鸟的学习中，你每天的考勤和每个阶段的学习状况，都进入总部学员数据库，当你的技术能力和职业素养符合软件行业的要求时，我们就会为你履行推荐就业程序，在庞大的就业网络中，为你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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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谈谈你对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的理解和认识急

2009年大学生毕业人数达610万,再创新高,而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更是让形势逐年严峻的大学生就业雪上加霜。日前,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在深刻分析了大学生就业形势趋紧四大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六大指导意见。其中,除了鼓励基层就业等传统的方式,“鼓励和支持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自谋职业”被当作了解决就业困局的重要方法。而针对大学生创业的种种,记者日前展开了系列调查。
融危机下的2009就业形势分析
2008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不仅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管制逐渐强化的一年，也是雪灾、地震、奥运会、全球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交织发生的一年。这些重大事件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格局，并构成了当前就业面临的基本形势。往年10月,各大企业都早早地启动了校园招聘计划,各大高校内也因此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由于遭受金融风暴的影响,就业市场整体不景气,企业裁员风潮不断涌现,而今年的校园招聘在起动期便寒意阵阵。然而10月底了,有些高校的校园招聘显得冷冷清清,部分往年的招聘大户和积极分子非但不见了身影,甚至有企业宣布取消了校园招聘计划。有专家坦言,受金融危机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今年的校园招聘却来得慢一些、少一些,很多企业还在观望之中。然而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的数量再创新高,他们的就业压力可想而知。也有专家表示,中国有足够大的经济体量。在国民经济保持健康发展的过程中,企业用人需求仍然会伴随GDP的增长而增长。大学生就业在其中不会是一个遇到巨大问题的阶段。
企业校招明显萎缩，部分企业甚至取消计划
往年金融、地产、消费类和流通类的知名企业往往是从校园中选拔大量应届毕业生人才的中流砥柱,但是今年却迟迟不见这类企业的身影。“从截止到11月底的排期来看,计划来宣讲的证券公司仅有一家,保险公司方面提供的职位数量也锐减。”
更让人感到心寒的是,一些已经公开公布校园招聘计划的企业竟然宣布取消招聘计划。据了解,最先公开掀起“退招”风波的是家乐福(中国),成都家乐福超市宣布取消原定于11月6日在西南财经大学的2008-2009年度的全国校园招聘宣讲会。对于取消的原因,该公司解释为“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家乐福(中国)总部通知全国范围内的招聘活动取消。”
企业大裁员，就业增加更多压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全球性裁员已经成为金融危机扩大化的又一波浪潮。江涌表示，从公司裁员潮的走向，可以看出此次金融危机仍在扩大，而底层员工受裁员影响更深。 “可以说，全球性的裁员潮成为金融危机扩大化、深化的又一种表现，对很多公司和底层员工来说，更艰难的日子还在后面。”这些刚失去工作的员工形成了就业市场上新的力量，这将给没有任何经验的应届毕业生带来不小的就业压力。
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
据统计,2009年的大学毕业生再创历史新高,人数达创纪录的559万,有专家预计,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592万多人,同时加上去年没能实现就业的往届毕业生,这个就业竞争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今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

❺ 大学生就业现状

摘要：现如今，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业已经成为当下的一个热点的社会问题。而就业形势的严峻，意味着就业转型对于解决就业困难、劳动力过剩等一系列就业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大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围绕中国大学生就业现状展开，分析了影响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因素包括有：社会因素、高校因素和用人单位的因素。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现状 就业困难 原因
一、中国大学生就业现状
（一）大学生毕业人数基数不断增长
当前，我国大学生毕业人数基数大，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非常大，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对教育的重视与发展。大学教育的普及，高校大规模扩招使大学生毕业数量一直处于一个递增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就业问题将会变得更加的突出。大学生就业现状最大特点就是：就业基数大，就业人数增长迅速。目前，就业市场的供需能力不足，就业岗位的竞争大，大学生群体的几何式增长与就业岗位数量之间的关系失衡，更多的大学生无法走上就业，大学生的就业率下降，大学生就业形势很不理想。大学生就业人数的增长使我国就业形势更加的严峻。
（二）就业区域集中
大学生就业区域结构分布不合理，就业区域的分布存在着一系列不平衡现象

❻ 节能减排意识的增强给当今企业带来怎样的挑战与机遇

如果说现在还有什么话题，能引发全球的集体关注，恐怕气候变化一定算得上一个。从年初就开始的气候变化谈判大会，到上个月纽约的气候变化峰会，再到两个多月后确定发达国家2012年后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哥本哈根会议。气候变化这一主题，贯穿了整个2009年，而且每次都能汇聚全球的视线。而在全年大大小小的气候会议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也从未停止过，甚至有人将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称为鸿门宴。究竟在气候相关的背后，包含了什么样的国家利益和政治博弈，让各国为之争夺如此激烈。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中国又应该有着怎样的应对策略呢？

一、气候“战争”

9月2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美国纽约召开，这是联合国历史上就气候变化问题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国际会议，联合国192个会员国均派代表出席，其中包括9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足以证明这次峰会的重要程度。

气候变化被全球关注的背后是一组让人不安的数字，如今，全球每年要排放250多亿吨二氧化碳，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工业化以来，已经增长了36%。人类制造了大量的温室气体，由此带来的灾难正不断威胁人类自身，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全球发生的重大气象灾害比50年代多了5倍。有人预测，如果情况不加遏制，全球平均气温将在未来50年内升高2到3摄氏度；由气候变暖引起的干旱和洪灾将使2亿人流离失所。一系列连锁反应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把人类推到难以发展的尴尬境地。

好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了这点，都开始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而联合国不定期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其中一个主要议题也是要制定各国的减排任务，同时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进行减排。然而，在每一次会议上，一旦提及减排目标与资金技术转让的问题，马上就会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议的焦点。

1997年，联合国气候大会在日本京都通过了旨在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议——《京都议定书》。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说，发达国家，首先要做出政治的承诺，要有一个减排的目标，这个是绝对减排的，当然发展中国家，也要做出相应的，适当的国家减排的方案，所以这两个减排目标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自愿的，而且是相对的减排，他们就是强制要求的，而是要绝对的减排，当然这里面斗争很大。

但2001年，布什总统在上任时以“对美国经济发展带来过重负担”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由，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也就表示美国不再承担减排责任。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 杨富强说：“当然美国它是想说，它不管承诺，它也很想把中国和印度，还是拉进来，他认为印度、中国将来会排放那么多，我们辛辛苦苦搞了排放，结果他们将来排放更多。”

《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作为全球经济第一大国的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当时给美国制定的减排任务为，到2012年必须让温室气体排放削减7%。而在减排这一问题上，中国长期以来坚持实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同样承担责任，但受经济发展阶段和实力所限，不应和发达国家承担同等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责任。而在责任大小的问题上，美国等发达国家坚持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目前在碳排放的总量上迅速增加，其中，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所以应承担重要责任。而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就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他们是当前气候变暖的始作俑者。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 杨富强表示，发达国家，要承担历史责任，历史上他们排放了太多的二氧化碳，所以才造成了我们今天气侯变化，对我们农业、对我们的水、对我们各种资源、对我们公众健康的影响。在历史上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发达国家，一定要做出他们的承诺，来拿出资金和技术来支持发展中国家。

2007年12月15日下午，经过持续十多天的马拉松式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终于通过名为“巴厘路线图”的决议。决议强调了在以前国际谈判中受到忽视的“技术开发和转让问题以及资金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应将其GDP 0.5%～1%用于提供资金支持，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但在落实到实际的行动上时，发达国家却迟迟没有动静。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 杨富强说，从目前看来，美国和其它的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的承诺都是太低了，给的资金现在目前还没有着落，我们估算了一下，每年应该是1650亿美元，那么目前连1美元的这个影子还看不到。而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潘家华也说：“实际上现在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在核能开发，在这个能源效益的提高这些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做得都好，我们做了，有目共睹事实摆在那儿了。第二，我们想做得更好，但是我们的资金技术，像这个风能发电机和电子控制水平设备，我们没有，给我们吧，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拿来吧，我们可以做。”

作为研究环境经济的学者，潘家华认为，要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问题上发挥作用，美国等发达国家必须率先起榜样作用，否则很难得到共鸣。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潘家华说：“我们想做得更好，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你们做给我看一看，对不对？现在美国、欧洲、日本没有一个敢说我做的，就像我这样做就行。拍着胸脯，像我这样做，拿不出来呀。”

虽然在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上，迟迟未做出实质性的举动，但奥巴马和鸠山由纪夫的相继上台，让美国和日本在减排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比前任更为积极的态度。这也让中国感受到了越来越强的减排压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强调：“没有哪一个议题，像气侯变化议题一样，具有杀伤力，这就是我个人认为是美国的它一个战略转变的一个重大考量。”

为此，在纽约的气候峰会上，中国已经做出的回应：中国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要有显著下降。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仅通过降低能耗这一项，中国5年内可以节省能源6. 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15亿吨二氧化碳。这些承诺都显示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姿态。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 杨富强表示，中国目前，所做出来的减排，比如说20%的节能目标，是15亿吨二氧化碳，是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减排力量最大的这么一个国家目标。

今年12月，联合国将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气候变化大会，这是继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后，又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性意义的全球气候会议。届时，与会各国将就2012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安排达成一致。然而就在各国的政治家们准备预订去哥本哈根的机票时，最先抵达哥本哈根的是一团团乌云。《经济学人》杂志撰文称“哥本哈根会议的前景目前还不明朗。在纽约举行的气候会议，除了阐述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几乎未提出具体的措施，他所说的内容极为空洞。” 而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政府受医改问题牵制，不仅没有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更积极的态度，反而发出了倒退的声音，使得哥本哈根大会之前的多轮会谈都停滞不前。这些迹象都使得即将到来的气候谈判迷雾重重。

说到发达国家的减排问题就不能不提到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它的态度和作为将对全球减排问题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奥巴马上台后一改布什政府的消极态度，推出了庞大的新能源发展计划，那么这一计划对全球的能源格局、乃至经济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二、新霸主计划

2009年2月，奥巴马上任第一周，签署了两项总统行政法令，要求美国提高燃油使用效率，并允许州政府制定高于国家标准的汽车尾气二氧化碳含量标准。他在白宫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说：“美国准备在新能源上重新领导世界。”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能源部长朱棣文共同访华。两位部长此行提及最多的一个关键词也是新能源。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告诉我们，作为世界上两个最有生产力和创新力的经济体，美国和中国都有着独特的地位，来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各种全球急需可再生能源技术。

还是新能源，今年2月11号，美国通过的《2009年恢复与再投资法》中，有约500亿美元用来提高能效和扩大对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在涉及新能源计划中，其中100亿用于智能电网的建设，为新能源并入(火)电网创造物质条件，其余400亿全部用于扶持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种种迹象表明，这个世界经济的第一大国已经将发展新能源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海滨表示，其实最早的推动新能源的进程，不是美国，日本，欧盟，其实走在前面。但是并没有形成一波很强烈的潮流，美国奥巴马政府他一推动以后，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从历史看，美国一直不曾放松对能源的控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的小布什曾被戏称为“Oil guy”——石油人。早在他就职初期，2001年4月的白宫内阁会议上就做出过这样的决议：“由于伊拉克对石油市场可能有不安定的影响，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风险，因而军事干预是必须的。”曾为美国政府效力多年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布什政府发动伊战的根本原因——石油。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如果你说美国出兵伊拉克就是为了有更多的石油， 那有人就该问了，‘那我们为什么油价还80美元那么高呢’? ”于是记者问到：“如果我们不出兵伊拉克，那么我们现在的油价就该到每桶130美元、140美元一桶了，是这样吗？”他回答：“对，没错”。记者怀疑的问到：“您确定吗？”格林斯潘回答说：“ 当然，这就是打击萨达姆的目的。”

可以说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能源的控制，手段也从军事打击到金融控制，不断出新。然而在小布什第二个任期时，对于能源的认知开始悄然发生着变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说，美国前期阶段的时候，重点为了维护国土安全，防范恐怖袭击。后来，也随着国际这个经济环境格局，竞争秩序的这一个变化，再加上国际利益集团搏弈的这种变化，那么布什政府，也在修整他的能源政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海滨说：“小布什政府时期，虽然在京都议定书的问题，在全球气候制度建构方面，它作用很小，甚至是采取了单边主义的做法；但是有一点请大家要注意，小布什政府时期，每年都投入50到60亿美元用于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

布什政府当年在新能源方面提出的最为有力的举措，就是2007年，开始大力推行的玉米乙醇加工技术。美国计划要在2017年前将玉米乙醇等生物燃料生产量提高为当时产量的5倍。江涌表示，当年玉米乙醇的兴起让嗅觉灵敏的美国金融资本在对玉米期货的控制中赚了个盆满钵满。但生物乙醇技术也因为加剧了全球粮食价格的上涨而广受批评，有人用汽车轮子碾碎穷人饭碗来形容这项举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江涌说：“上一轮，就是07、08年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那么人们普遍指责美国和欧洲，然后搞生物能源，因为搞玉米来加工乙醇，包括联合国，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在指责欧美这种行为，是违反人类的，反人类的这种行为，是极其不人道的。

现在看来，很多人认为美国当时力推玉米乙醇并非只是想发展清洁能源这么简单，玉米的短缺也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农业问题。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经在上个世纪70年代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国家；而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人类。基辛格这番话的背景来自1974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膨胀，那么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会很快因之增强。这对美国来说自然是一个威胁。所以，可以通过控制粮食出口，逼迫那些国家实施控制生育的政策，限制国力的增长。这份报告也被当做后来美国引发的这场的粮食危机的政策源头。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在他看来，美国各个时期的能源政策都不如在气候这个议题下的新能源策略具有威慑力。那么，奥巴马的新能源政策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他说：“新能源，它都被泛政治化了。现在很明显的泛政治化，如果你不做，你就是影响国家形象，你的国家形象的问题，/在发展国家，未来解决基本生存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他们引领这样一个大旗，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觉得它设置话题 议题的能力太强了，这就是他们的话语权。”

今年4月初，美国能源部长的朱棣文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呼吁美国“放弃石油”，“掌握自己的能源命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海滨笑着说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可以看到，2003年，美国打了伊拉克，确实国力受到很大的影响和削弱，另外一个方面，可以看到在美国对外政策当中，看到拉美的委内瑞拉，俄罗斯，这些实际上经常打的牌就是能源，就是石油牌。另外还有就是伊朗问题，他经常说要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也是难以承受世界之重。奥巴马政府要考虑能源安全，就是石油、天然气，传统化石燃料，可靠的供应是个很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国外的依赖越大，国家越脆弱，你就越难随行你国家的利益和政策。”

“一个控制不了自己能源的国家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未来。”奥巴马在自传《无畏的希望》一书中，以犀利笔触表达了自己对美国能源政策新的看法：我们一方面通过战争和金融手段继续加大对国外石油的控制，另一方面，要加快新能源的研发，占领技术的制高点，未来10年要投入1500亿美元资助替代能源的研究。这两方面共同作用，才能尽快摆脱对石油输出国的高度依赖。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说，美国之所以要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因为第一，美国发现它当时没有应对气侯变化，退出《京都议定书》以后，它在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发展上落后了。所以奥巴马提出能源新政，当然还有国内的原因，他想要利用可再生能源，然后代替大量的石油进口。因为美国喊了几十年，说要减少石油供应安全的，这种威胁，但是这种威胁，仍然时时刻刻存在，所以美国表示最后试一试可再生能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海滨也表示如果说美国占领了新能源技术的制高点，这无疑对美国它的霸权的地位的巩固和维护，那都是至关重要的。

可见，奥巴马挥舞绿色大旗，大步前进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让那些以石油为战略资源、在政治上敢于向美国叫板的国家逐渐失去话语权。接下来，美国还将通过制定新能源的游戏规则再次牢牢握住世界经济的主导权。

说到新能源，不得不提到一个词：碳交易，它在国际市场上有一个通行的叫法CDM，CDM是清洁发展机制的简称。1997年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了未来几年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发达国家需要为此支付高昂的成本，像在日本境内，减排1吨二氧化碳的要花费234美元的成本，美国也需要153美元，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减排成本仅仅是十几美元，在中国，每减少一吨碳排放也只需要20美元，正是这种巨大的减排成本差异，让发达国家热衷于在发展中国家寻找减排项目，CDM就是这样一种用资金换碳排放的机制。从广泛的意义来讲，任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都可以作为CDM项目来开展，比如新能源。目前在中国，有不少的风电企业已经开始从中受益。

❼ 国际板的争议

虽然国际板年内出台呼声日高，相关的传闻也不断出现，但和交易所以及地方政府在各种场合的大力宣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经济学家对于在短期之内推出国际板却始终持保留态度，在国际板到底能否实现其预定的目标与功能上也存在不少争议。
争议最大的，就是国际板的推出到底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否具有推动作用。
“在人民币尚不能自由兑换、资本项目仍然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国际板的推出，是变相的资本管制放松，也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变相的‘可兑换’。这是一种跨越、进步，这也是一种改革试验”武汉科技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
“国际板实行人民币交易规则，是人民币朝国际化迈出的关键一步。”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则表示，国际板的人民币交易规则，实际上是从资本投资需求的角度，推动对中国贸易逆差国持有人民币储备。左小蕾表示，国际板实行人民币交易规则，在国际板上市的境外公司将获得人民币融资，所有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机构包括外资机构，也必须以人民币交易并清算、结算。推出国际板，无疑推动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和全球流动货币的进程。
“企图以国际板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做法完全属于本末倒置、因果错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表示，从英镑、美元、欧元的经验来看，恰恰显示的是相反的路径。也就是说，只有未来人民币成为可以(部分)取代美元的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才能通过印刷人民币纸钞换取外国企业股权。而状况是，国外企业用高市盈率的股票换取中国的人民币，然后用这部分人民币兑换中国的美元储备，而中国的美元储备不是中国央行印刷的，也不是证监会发行的，而是中国以廉价的商品、廉价资源、廉价劳力、廉价股权换取的。在人民币没有(部分)取代美元成为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的情况下，A股国际板的交易则是一场中国以实体资源，借助人民币为第一媒介和美元为第二媒介，来换取外国公司高市盈率股票这一虚拟票证的交易。这些虚拟的票证在理论上可以无限发行，类似于纸钞，但中国的资源显然不可能无限供给和出口。
除了是否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的意义之外，经济学家对于国际板是否会成为“圈钱板”，为跨国公司来华圈钱大开方便之门也存在争论。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开设国际板吸引了127家外国公司前去上市，之后便是证券市场一路走低，外国企业便逐步退市。2003年国际板便消失了。”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余云辉表示，只要证券市场发行制度没有进行实质性改革、只要A股市场还存在“高储蓄背景下的制度性套利机会”，那么，A股国际板一定是外资上市公司的“国际提款机”。 “从现实性角度看，我国资本市场自身的制度性缺陷还未解决。”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认为，我国现行的发行制度名为核准制，实际上比审批制还要严格；而在创业板的推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三高超募、业绩变脸等一系列问题。这种种问题一方面使得我国资本市场本身的稳固性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也大大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导致市场承受力有限。如果这一系列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我国的资本市场将难以承载国际板之重。
另外，国际板的推出，需要一系列配套机制保驾护航，“而目前来看，这些配套机制尚不完善。”刘纪鹏表示，一方面，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协调问题尚未解决。目前我国尚未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如果要通过国际板的开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问题势必要得到解决。因此，要开通国际板，我国的货币政策就要进行适当调整，而从状况来看，这样的调整显然尚未完成。另一方面，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性尚需提高。国际板的开通，将会牵涉到金融监管的方方面面，需要国内各个金融监管机构的通力合作。但严格来讲，我国现行的一行三会体制依然没有完全理顺。
刘纪鹏认为，从合理性上看，国际板应让位于新三板，不宜近期推出。从资本市场架构的系统性来看，新三板应优先于国际板发展，国际板必须要建立在新三板完善发展的基础之上，否则便是空中楼阁，缺乏根基。另外，新三板的推出技术难度更低，更能适应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相较而言，新三板的推出更加简单，因为它没有IPO的直接融资，在某种意义上就能为更大量的中小企业挂牌转让服务，同时也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发动大家共同打开中国资本市场的瓶颈。
著名经济学家华生也表示，国际板的条件仍不成熟，推出需要谨慎。华生表示，从长期来看，国际板是需要的，但任何事情都应当有节奏地进行。创业板运行时间不长，市场容量不大，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市场约束机制也刚刚见效，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集中力量发展创业板，实现其估值合理化。另外，创业板的估值水平有所降低，“应当抓住这个机会继续发力发展、巩固和完善创业板”他说。 “跨国公司是世界消费者共同的企业，也是世界投资者共同的企业，国际板的推出，不仅为国内投资者变相提供了一种在国际股票市场投资的机会，而且它也让国内投资者能够共享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发展成果。国际板上市公司拥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及稳定透明的按季分红政策，它不但对本土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榜样作用，同时，它还将引导国内投资者树立价值投资信心，以及长期投资理念。”董登新表示。
江涌则表示，推出A股国际板明显缺乏国际金融的战略预见性。多年来，中国股票市场的高市盈率使股民很难分享到上市企业的成长收益，相反成了上市企业圈钱的工具，股民踊跃投资的结果是“一赢、二平、七亏”。跨国公司在中国按市场化的高市盈率发行股票，中国投资者在逻辑上和机制上都无法保证能够分享到跨国公司的成长收益。如果扣除资金和资源的成本，这项投资同样得不偿失。实际上，在同等条件下，跨国公司成长性一般都不及中国企业的成长性高。因此，让中国股民去沾跨国公司金融高手们的光、亦即让羊群分享狼群的利益，是不现实的。
余云辉表示，国际资本以美元的方式进入中国，换取了中国廉价的资源、廉价的股权和廉价的商品；相应的，中国形成了储蓄和外汇储备。这是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然后，国际资本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一次反向运动，形成资本的回流，才能最终达到转移中国财富的目的。南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都是发生在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二阶段，即国际资本回流阶段。“国际资本在中国即将走完第一阶段，在未来一两年之内将配合美元加息和美元走势趋强而进入第二阶段，即国际资本回流阶段。大规模、快速的资本外流容易引爆中国经济金融危机。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相对于国际板是否能够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国际板开板之后是否会导致跨国公司在境内圈钱的问题，专家更为担心的，是国际板开放之后，将为国际资本从中国撤离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危机中国的金融安全。

❽ 关于中小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国外的研究现状

中国扮演重要角色

王逸舟告诉记者，他认为中国在这次亚欧峰会中扮演三重角色。第一重是东道主角色。这次峰会突出了绿色环保的特点，就很好地说明这个角色中国扮演得不错。

第二重角色，中国经历了汶川地震、奥运之后全球又面临这种金融海啸。办奥运会的时候，中国提出“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所以全世界都在关注开幕式里面有什么样的中国元素。现在大家也在看金融海啸中国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因为中国的承诺还是比较可信的。

第三重角色就是30年经济发展后中国的角色。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遇到这么大坎坷的时候怎么办？怎么跟亚欧两大洲的朋友们、同行们互相交流渡过这个难关。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虽然总量不大，但是增长很快，因此大家对中国很期待。虽然在我们看来是过高的估计中国的救市能力。

应注意防范风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博士23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各方对在北京召开的此次亚欧首脑会议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日显重要。与此同时，中国也应防范类似于美国金融危机的风险。尤其在金融领域，因为中国的金融模式譬如说投资银行等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美国模式”，在会计、审计、监管方面均与美国有相似性，美国的此次金融危机也就如同给我们敲醒了一记警钟。

江涌教授强调，美国的问题说明，美国以及“向美国学习”的经济模式亟须一场改变，中国现在应该“防患于未然”。“譬如说，无论在金融业还是其他行业，职业经理人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过大，这不是一个好事，需要改变。”他如此说道。江涌还认为，中国股市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策略也应有所改变，大量热钱的进出造成股市跌宕太大，普通散户在资讯方面很容易陷入“信息不对称”的困境。

江涌还不无担忧地提及，如今我国一些大中城市的中小企业出现倒闭现象，也与我们一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关，“我们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总是贴牌，这就使得其承受能力十分脆弱，甚至是‘弱不禁风’。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在经济领域进行战略调整的时机已经到了。”

金融风暴难撼北欧福利制度

本报讯 （特派记者李明波、赵夙岚）当北欧社会的高福利模式引起全世界的艳羡时，一场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却让它难以“独善其身”。在当前这场从美国蔓延开来的金融危机中，北欧国家同样没有幸免。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北欧，是否还会继续坚持自己的高福利政策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几位专家。

冲击难“立竿见影”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江涌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金融危机对北欧高福利政策的影响现在还看不出来。北欧的高福利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模式，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比较刚性的，很难在短时间内有什么大改变”。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的范勇鹏博士告诉记者，北欧国家中只有冰岛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大，相反被看作是北欧模式典范的瑞典，在这次危机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认为，金融风暴肯定会对北欧的福利制度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需要多久表现出来还不好说，起码不会有太大的立竿见影的效果。

江涌进一步认为，目前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都是与美国关系十分紧密的国家，而北欧诸国多与美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目前看来只有冰岛受影响较大，而冰岛对其他北欧国家而言并不具有联动效应。

改革只能渐进进行

范勇鹏说，北欧福利制度经过了一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和完善，但带来的一个重要弊端就是无形中“养”了一批“懒人和不劳而获者”。30多年前的石油危机时代，已经有人对北欧的福利制度提出批评。世纪之交时，欧盟首脑峰会曾提出的“里斯本战略”也提到，要提高欧盟的竞争力，必须改革现有的福利制度。

事实上，近年来，北欧国家已经在逐渐改革自己的福利制度。以芬兰为例，为避免高福利的社会保障滋生“懒人和不劳而获者”，提高社会整体效率，芬兰要求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利和发展条件的同时又要符合以下原则：居民享受社会保障的程度是合理的和满足基本需要的；这些社会保障措施在满足公民生存基本需要的同时，能够激发其劳动热情和创造性等。

选举政治约束了政府

范勇鹏分析说，改革北欧的福利制度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在选举政治的大背景下，政府高度重视选民的选票。对于政府来说，如果大幅调整国家的福利制度，带来的将是选票的大量流失。所以北欧国家的政府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

江涌也表示，正因选举政治的特殊性，北欧各国政府为争取选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削减福利政策，“事实上，北欧各国的国际援助的比例是很高的，甚至占到了联合国的7％，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如果遇到困难可以先消减这方面的开支，有较大的腾挪余地。至于企业负担的那部分福利，因为有法律的约束，他们哪怕是通过减薪以缩减开支，也不会轻易拿员工的福利待遇开刀。”

❾ 中国财政部为什么在次级债的问题上批评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确实是这三家公司的错吗

国际三大信用评级公司透视（转贴）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深入，对信用的要求就越高。为减少投资风险，增加市场透明度，信用评级应运而生。所谓信用评级，是指专业机构对债务人就某一特定债务能否准时还本付息的能力及意愿加以评估，分为资本市场、商业市场及消费者等三类评级，其中资本市场评级居核心地位。长期以来，穆迪（Moody′s，美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美资）和惠誉国际（Fitch Rating，原为美资，现为法资控股）位列国际资本评级市场“三甲”，不过惠誉在市场份额、赢利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方面远逊于前两者，国际资本评级市场的话语权实际是“两强垄断”。三大评级公司在一定程度与一定范围内增加了市场透明度，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为政府监管部门提供了管理依据与参考资料，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成为西方某些势力持续推行美国价值观与强权，进而威胁主权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新工具。
三大评级公司的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性受到广泛质疑
美国信用评级制度运作已近一个世纪。美国商法规定，评级公司属于一般股份公司，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监管。为保证评级的公正与客观，评级公司应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主要是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评级公司虽对股东负责，但当股东与大众利益冲突时，必须置大众利益于优先的地位。因此，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是信用评级公司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但正是在这方面三大评级公司受到了广泛质疑。
令人质疑的独立性。一是政府给予特权。1975年SEC认可穆迪、标普与惠誉三家公司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RSRO），并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时必须接受NRSRO评级公司的评估，由此确立了三大公司的垄断地位。今年3月，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谢尔比在参议院就评级公司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指出，穆迪和标普几乎遇不到什么竞争，其所以财源滚滚，主要是得益于“受控特许”。二是长期受到庇护。为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评级公司肆意出售AAA评级，SEC限制其他公司进入资本评级市场。在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公司财务丑闻发生后，SEC在诸多压力下，也只增加了多美年（Dominion）一家评级公司为NRSRO。名义上信用评级受SEC监管，但事实上三大公司极少向SEC报送相关资料，SEC的例行检查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因此，长期以来，三大公司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督。
令人质疑的公正性。首先是以美国的标准为标准。国家因发行国债而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鉴于国家的巨大清偿能力以及主权的敏感性，一般的评级公司都不涉及主权国家信誉评级，但三大评级公司的一个重要评估标的却是主权国家信誉，而且把市场自由化作为评价的重要依据。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为稳定经济，采取关闭外汇市场的断然措施，受到三大公司的一致声讨，然而事后证明马来西亚的管制政策是成功的。其次是长期奉行双重标准。三大公司在美国本土评级时，主要依据被评估公司自身或经美国会计公司发布的报告，但对于美国以外的企业，除少数进行“自愿评估”（需要付费）外，大多数则是所谓的“独立评估”。问题在于，三大公司对美国本土市场存在的问题经常视而不见，对他国尤其是美国不喜欢的国家的金融市场动态则往往“明察秋毫”。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破产，当时美国银行的金融衍生品不良投资高达23万亿美元，但三大公司都不曾降低美国银行的信誉等级。从“9·11”事件到安然等巨型企业财务丑闻，摩根大通等知名银行金融欺诈，再到伊拉克战争与持续恐怖袭击威胁等，美国金融市场遭遇连续的冲击，国际资本一度纷纷逃离美国，三大公司同样不曾也不打算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
令人质疑的客观性。长期以来，三大公司坚持以美国的价值观来审视亚洲文化与市场环境，因而在对亚洲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2002年，三大公司将日本政府债券的评级列在工业七国最末，其信贷级别排在博茨瓦纳之后，与拉脱维亚和波兰同等。日本国际金融中心（JCIF）认为，外国评级公司未能反映日本独特的商业惯例，评级结果并不能表达真实情况。时任财务省国际事务次官黑田东彦要求三大公司出具详细的评定标准，认为日本拥有很高的个人储蓄率及庞大的海外资产，对国内投资者能完全清偿债务，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继续调低日本政府债券评级。中国经济多年来的快速增长和良好的发展预期令全球瞩目，但直到2003年底，标普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即“适宜投资”的最低限——BBB级。《华尔街日报》评论，标普将中国大陆银行全部定为垃圾等级。众多国际著名的投资机构都认为标普的这一评级“保守得有些可笑”。这不仅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而且造成数以百亿美元计的经济损失，因为中资机构与企业在境外融资时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令人质疑的科学性。法国《世界报》2003年5月6日载文指出，评级公司缺乏信息发布工作的规则，发布信息的无规律性使人们对其预测能力产生怀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黄京志认为，三大公司使用的方法与模型已经过时，模型使用的数据对于美国本土公司一般一季度才更新一次，而境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公司的数据更新周期往往超过一年甚至更长，远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的需要。长期以来，三大公司收集和发布信息的活动一直是灰色的，乃至暗箱操作，信息可靠性存在严重问题。英国《金融时报》今年3月13日就此发表评论：按照大多数标准衡量，信用评级行业都是全世界最缺乏竞争性和透明度的市场。当为安然公司评级的评级师被质问为什么对安然财务报告的重大疑点视而不见时，该评级师承认他没有能力把握安然的业务和财务结构，也没有认真读过这些财务报告。此外，三大公司利用其垄断地位，在向客户主动提供信用评级时往往变相要求购买其他服务。1996年穆迪曾受到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原因就是被怀疑对客户变相进行了捆绑销售，迫使客户购买其全套服务。
不仅难以发挥预警功能，反而时常加剧金融市场动荡
三大公司因为已经存在而合理，因为美国政府而获得垄断地位并具有强大影响力。但由于缺乏应有的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性，它们不仅难以及时、准确地发挥预警功能，相反时常加剧金融市场的动荡。
难以发挥预警功能，在美国本土备受质疑。三大公司或根据被评估企业公布的信息资料进行评估，或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所谓独立评估。但实际表明，这两种评估的科学性都存在疑问。1992年，加州保险司长控诉标普及穆迪先前给予倒闭的Executive Life保险公司不实且过高的评级，导致投资人遭受损失；1996年，加州橘郡指控标普未能对该郡所投资的基金风险进行恰当评估，以致扩大举债终至破产。自2001年底，一连串巨型公司出现财务欺诈丑闻，美国金融市场由此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评级公司反应滞后，未能发挥所期望的预警作用，自身信誉备受质疑：要么有意隐瞒不报，这意味其丧失了应有的独立与公正性；要么真的没有发觉，这意味其丧失了应有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连美国国会和联邦调查人员都指责评级公司的失职，没有在“大厦将倾”之前发出警告。在内外压力下，SEC出具的报告罗列了信用评级业存在的12种问题与缺陷，使三大公司陷入了空前的尴尬境地。
常步市场后尘，在国际领域屡屡失信。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酝酿之时，三大公司未能发出任何警告；等到危机爆发后，慌张应对，降级过激，加剧市场恐慌。1996年9月，穆迪与标普分别给韩国开发银行的长期债信评级为“A1”及“A+”，均属于投资等级；韩国危机发生后，急速降至为“Ba1”及“B+”，已属垃圾等级。1997年7月，泰铢发生危机，穆迪与标普仍给泰国政府公债“A”级，直到10月才加以调整。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与2000年土耳其金融危机，三大公司都未能预测危机的到来，直到危机已经成型，才迟迟降低有关信用等级。因此，国际清算银行（BIS）认为，“评级公司经常步市场的后尘”。
加剧国际金融动荡，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三大公司几乎垄断了整个国际资本市场的话语权，俨然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调节者，往往一个业务声明就能引发金融市场的震荡。1997年以前，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外汇储备、外贸顺差、制造业竞争力、居民储蓄等项指标都好于美国等诸多发达国家。但由于话语权掌握在三大公司手中，东南亚国家所获得的评级均低于美欧国家，由此引发相关国家的资本外逃，恶化了地区的金融局势。1997年11月28日到12月11日，穆迪将韩国外汇债券和票据的评级从原来的A1急速调降到“Baa2”，导致韩元对美元汇率暴跌，股市一落千丈，中型企业接二连三倒闭，从而引发韩国全面金融危机。德国《经济周刊》1998年2月5日载文评论，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对亚洲危机毫无预感，它们知道的并不比金融市场多，根本就不起作用，而现在却火上浇油。法国《世界报》2003年5月6日的文章认为，信用评级公司提供的信息（特别是关于可能出现危机形势的信息）毫无作用。人们责备信用评级公司，认为它们要么没有提前预测危机，直到危机已经到来，才迟迟降低有关信用等级（如在1998年俄罗斯危机、2000年土耳其危机问题上），要么相反，过早地降低有关信用等级，加快了危机形势的到来（如在1999年巴西危机、2001年阿根廷危机问题上）。
“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的另一新强权
评级公司的“魔力”形成路径是“建立信誉——确立地位——产生依赖——实施影响”。穆迪与标普“两强”不仅通过大力宣传、积极公关等多种手段建立市场信誉，影响与操控市场，谋取垄断利益，而且充分利用其垄断利润，通过暗中利益输送、直接向本土评级公司购买、聘请政府官员开讲座或担任咨询师、与高校及研究机构进行学术合作等各种途径，获取各类商业与非商业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获取不正当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协助美国政府攫取政治利益。《纽约时报》曾在社论中指称：评级机构是冷战结束后，国际上的另一个新强权。
配合美国公司的经营扩张。穆迪与标普的评级直接决定融资成本，制约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已变相掌握了企业的生杀大权，这种权力正被悄悄运用于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与经营战略。日本证券市场相对闭塞，长期为本土四大券商垄断，美国投资银行垂涎已久。东亚金融危机使日本金融业陷入动荡，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证券成为金融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1994—1996年，山一股票价格一直在600—1000日元之间波动。但是，自穆迪1997年6月宣布要降低山一评级后，山一股价一路下滑，8月滑落到200日元。11月穆迪宣布正式降级后，美国证券公司立即抛售其股票，不仅造成山一股价狂泻，最后跌到1日元，还断绝其从短期资金市场筹资以起死回生的后路。山一倒闭后，美国最大券商美林公司乘机接管山一证券，原本属于山一的50间店面、2000名精干员工及经营技术，全都归属美林。
扰乱主权国家的经济秩序。评级公司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本只具有引导资本市场的服务性功能，然而穆迪与标普的权力不断膨胀，几乎充当了金融市场的调节大师。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银行业累积了巨额不良债权。按传统习惯，日本官方、民间机构与传媒，不会轻易触及国内累积巨额不良债权的银行与金融公司，而是依照日本独有方式由银行与金融公司悄然渐进处理，以期不出现重大金融风波。但是，穆迪与标普“毫无保留地”重估日本企业的投资安全度，打破了日本的传统游戏规则，使日本金融陷入持续动荡。日本媒体将穆迪与标普给日本企业、经济带来的冲击描述为：不单像历史上用大炮打开日本锁国大门的“黑船”，还像最终全面占领日本的赫尔“最后通牒”，具有强大无比的破坏力，以致在工商界普遍出现“评级恐惧症”。
直接为美国政治利益服务。有研究认为，东亚金融危机是美国对东盟吸纳缅甸加入表示不满的一次政治报复，而穆迪和标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1997年4月中旬，穆迪将泰国政府的长期借贷级别从A2下降为A3，4月25日又宣布降低泰国大城、京都和泰军人三家主要银行的信用等级，从而加剧市场恐慌，诱发资本外逃，导致金融危机爆发。1998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马来西亚总理就此严词批评穆迪和标普缺乏客观性，助纣为虐。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德国一直反对，两国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国企业接二连三地被标普降低信贷评级，由此导致包括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公司在内的相关企业股价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德国社民党经济委员会领导人温德称，“近期的降级引起我们高度关注，我不排除德美紧张的外交关系间接地影响了评级结果的可能”。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亚全力支持美对伊战争，标普将澳外汇债务评级升至AAA最高级。德国政府为此愤怒不已，明确表示向美国评级领域的霸权发起反击，要求欧洲信贷机构联合起来抗衡美国评级公司。德国财政部表示，将对标普和穆迪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并宣称德国要通过立法以“保证评级的公正性”。
三大公司尤其是“两强”的垄断与危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信用评级看成是一项非常特殊的行业，扮演着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看门人”的角色，涉及国家主权，关系一国经济、金融与信息安全。因此，纷纷采取措施，消除对三大公司的迷信与盲目追捧，限制与三大公司的联系，加强对三大公司的监督，减少直至消除对三大公司的依赖，促进本土评级公司的发展。
（转贴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江涌同题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