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对互联网金融监管和传统金融的监管的不同
一、对互联网金融功能和风险特征的基本判断 尽管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可以创造价值，但研究讨论中有三点需要把握。 第一，互联网金融并没有改变金融的功能和本质。P2P、余额宝等创新的是业务技术、交易渠道和方式，但其功能仍然主要是资金融通、发现价格、支付清算等，并未超越现有金融体系的范畴。就此而言，互联网金融可能并不会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彻底颠覆现有的金融体系。其发展只是又一次充分印证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顿的“金融功能论”：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为稳定。 第二，互联网与金融之间并非没有冲突。互联网强调便捷、强调快，金融业强调规范;互联网强调创新，金融业强调稳健。互联网金融毕竟是在开展金融活动，其运营管理不能没有风险管控这样的金融基因。 第三，未来互联网金融的成长具有不确定性，应当避免过度乐观的预期。有不少意见就认为，互联网金融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新意，甚至是一个伪命题，只不过是传统金融在互联网技术上的延伸，与电报、电话、计算机在金融业的应用相比，并没有革命性变化。 互联网金融能否可持续发展，进而沿着什么样的路径、以多快的方式影响或改变现有的金融体系，还需要边走边看。1975年，美国《商业周刊》基于当时美国电子支付的蓬勃发展就曾经预言，电子支付方式“不久将改变货币的定义”，并将在数年后颠覆货币本身。但38年后的今天，我们并没有观察到货币定义和属性的巨大变化。也许等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才能真正判断互联网金融究竟是个可持续的业务模式还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概念;互联网金融究竟是个有自生能力的新兴业态还是必须依附传统金融才能生存;抑或是二者最终相互融合，实现了基因重组。 从风险角度看，互联网金融参与者众多，带有明显的公众性，很容易触及法律红线，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尽管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链上的部分业态和部分环节受到了监管(如第三方支付)，但从整体上看，还处于无门槛、无标准、无监管的“三无”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P2P等业务具有民商法的合法性基础，公法未必适合或没有必要介入;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业务同时混集了多种业务属性，难以清晰界定其监管归属。如何一方面呵护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普惠精神，另一方面有效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秩序，是互联网金融监管模式选择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国际经验 一是各国普遍重视将互联网金融纳入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强化法律规范，强调行业自律。各国都强调，互联网金融平台必须严格遵守已有的各类法律法规，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信息保密法、消费信贷法、第三方支付法规等。这是金融交易运行的最重要制度基础。 二是各国针对本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强度不等的外部监管措施。澳大利亚、英国等大多数国家采取轻监管方式，对互联网金融的硬性监管要求少，占用的监管资源也相对有限。而美国证监会面对金融危机中公众对监管不作为的指责，认定Prosper出售的凭证属于证券，须接受其监管。 三是监管手段主要是注册登记和强制性信息披露，以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为重心。 四是涉及谁的监管职责就由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往往没有统一的主监管机构。美国第一网络银行(SFNB)、贝宝支付(Paypal)等就曾分别由银行和证券监管机构负责监管。 五是少数国家开始尝试评估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框架，探讨未来监管方向。如2011年7月，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责任办公室就P2P借贷的发展和不同监管体系的优缺点进行了评估，强调持续一致的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灵活性、有效性等。 三、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原则 对于互联网金融这个“新事物”，金融监管总体上应当体现开放性、包容性、适应性，同时坚持鼓励和规范并重、培育和防险并举，维护良好的竞争秩序、促进公平竞争，构建包括市场自律、司法干预和外部监管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安全网，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秉承这样的理念，本文初步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12个原则，试图为今后该领域的讨论提供一个基础和出发点。这些原则也大体构成了金融创新监管的一个概念性框架。 原则1：互联网金融监管应体现适当的风险容忍度 对于互联网金融这样一类新出现的金融业态，需要留有一定的试错空间，过早的、过严的监管会抑制创新。美国经济学家斯莱弗认为，任何制度安排都需要在“无序”和“专制”两种社会成本之间权衡。如果P2P和众筹的业务模式能坚持单笔金额小、人数少，就应该用私人秩序和司法来规范。P2P等无区域性、系统性影响地自然退出，是市场的一种自我淘汰机制，对整个互联网金融的长期有序发展未必是坏事。另一方面，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可以在摸索中寻找道路，但不能犯致命性错误，整体风险须在可控范围内。因此，监管的良好目标应是：既避免过度监管，又防范重大风险。 原则2：实行动态比例监管 金融监管在中文和英文中都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需要进一步厘清。从松到严，金融监管可以分为市场自律、注册、监督、审慎监管四个层次。除此之外，法律本身也具有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监督约束作用，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监管。违反法律的，可由司法机关负责处理。典型的例子是，香港小贷机构的监管就是由警务处负责。 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定期评估不同互联网金融平台和产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程度和风险水平，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监管的范围、方式和强度，实行分类监管。对于影响小、风险低的，可以采取市场自律、注册等监管方式;对于影响大、风险高的，则必须纳入监管范围，直至实行最严格的监管，从而构建灵活的(而不是僵化的)、富有针对性的与有效性的(而不是笼统与无效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评估应定期进行，监管方式需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 原则3：原则性监管与规则性监管相结合 在原则性监管模式下，监管当局对监管对象以引导为主，关注最终监管目标能否实现，一般不对监管对象做过多过细要求，较少介入或干预具体业务。而在规则性监管模式下，监管当局主要依据成文法规定，对金融企业各项业务内容和程序做出详细规定，强制每个机构严格执行，属于过程控制式监管。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监管必须在明确监管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原则”先行。监管原则应充分体现互联网金融运营模式的特点,给业界提供必要的创新空间，同时指导和约束运营者承担对消费者的责任。另一方面,要在梳理互联网金融主要风险点的基础上，对互联网金融中风险高发的业态和交易制定监管规则，事先予以规范。原则性监管与规则性监管的结合，有助于在维护互联网金融的市场活力与做好风险控制之间实现良好平衡，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原则4：防止监管套利，注重监管的一致性 监管套利是指金融机构利用监管标准的差异或模糊地带，选择按照相对宽松的标准展业，以此降低监管成本、获取超额收益。互联网金融提供的支付、放贷等服务与传统金融业相仿，如果二者执行不同的监管标准，将易于引起不公平竞争。事实上已经有持牌金融机构提出：为什么同样都提供支付服务或者从事贷款业务，受到的监管却不一样?为确保监管有效性，维护公平竞争，在设计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规则时，应确保两个“一致性”：一是不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传统的持牌金融机构，只要其从事的金融业务相同，原则上就应该受到同样的监管;二是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线上、线下业务的监管应当具有一致性。 原则5：关注和防范系统性风险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于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具有双重性，这应当是金融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一方面，通过增加金融服务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进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也可能会放大系统性风险。互联网金融准入门槛低，可能会使非金融机构短时间内大量介入金融业务，降低金融机构的特许权价值，增加金融机构冒险经营的动机。互联网金融的信息科技风险突出，其独有的快速处理功能，在快捷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也加快了相关风险积聚的速度，极易形成系统性风险。此外某些业务模式存在流动性风险隐患。例如，互联网直销基金1周7天、一天24小时都可以交易，但货币市场基金有固定交易时间，第三方支付机构需要承担隔夜的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这类“小概率、大损失”的黑天鹅事件对于此类模式的成败有重要影响。金融监管机构对此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及时化解和干预。 原则6：全范围的数据监测与分析 及时获得足够的信息尤其是数据信息是理解互联网金融风险全貌的基础和关键，是避免监管漏洞，防止出现监管“黑洞”的重要手段。客观上，大数据为实施全范围的数据监测与分析，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识别、监测、计量和控制提供了手段。为此，监管机构需要基于行业良好实践，提出数据监测、分析的指标定义、统计范围、频率等技术标准。如对P2P平台设计经营性指标和风险性指标的定期与实时报送和分析机制。在数据监测、分析机制的建设过程中，应注意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在定期评估的基础上持续完善，以及时捕获新风险。 原则7：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 在精心呵护互联网金融的创新精神和普惠性的同时，必须及时惩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互联网金融发展良莠不齐，少数互联网企业运营中基本没有建立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体系，而是披着互联网的外衣不持牌地做传统金融，有些平台甚至挑战了法律底线。如一部分P2P脱离了平台的居间功能，先以平台名义获取资金再进行资金支配甚至挪作他用，投资人与借款人并不直接接触，这已突破了传统意义上P2P贷款的范畴。为此，必须不断跟踪研究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发展演变，划清各种商业模式与违法犯罪行为的界限，依法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推动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发展。 在打击金融犯罪的同时，也应当考虑与时俱进地修改部分法律条款，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例如，美国《创业企业融资法》就是通过修订法条，将需要向SEC注册并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的公司股东人数从499人提高到2000人，鼓励小企业通过众筹融资。 原则8：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市场约束 信息披露是指互联网金融企业将其经营信息、财务信息、风险信息、管理信息等告知客户、股东等。准确充分的信息披露框架，一是有助于提升互联网金融行业整体和单家企业的运营管理透明度，从而让市场参与者对互联网金融业务及其内在风险进行有效评估，发挥好市场的外部监督作用。二是有助于增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任度，奠定互联网金融行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三是有助于避免监管机构因信息缺失、无从了解行业经营和风险状况，而出台过严的监管措施，抑制互联网金融发展。加强信息披露的落脚点是以行业自律为依托，建立互联网金融各细分行业的数据统计分析系统，并就信息披露的指标定义、内容、频率、范围等达成共识。当前，提升互联网金融行业透明度的抓手是实现财务数据和风险信息的公开透明。 原则9：互联网金融企业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应保持良好、顺畅、有建设性的沟通 互联网金融企业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良好、顺畅、有建设性的沟通，是增进相互理解、消除误会、达成共识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企业应主动与监管机构沟通，努力使双方就业务模式、产品特性、风险识别等行业发展中难题达成理解。特别是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拿不准的环节，更要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力求避免法律风险。在此过程中，推进行业规则逐步健全。另一方面，建设性的沟通机制有助于推动监管当局按照激励相容的原则设计监管规则，充分体认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运营和内部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特殊性，促进监管要求与行业内部风险控制要求的一致性，降低合规成本。 原则10：加强消费者教育和消费者保护 强化消费者保护是金融监管的一项重要目标，也是许多国家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重点。要引导消费者厘清互联网金融业务与传统金融业务的区别，促进公众了解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性质，提升风险意识。在此基础上，切实维护放贷人、借款人、支付人、投资人等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当前重点是加强客户信息保密，维护消费者信息安全，依法加大对侵害消费者各类权益行为的监管和打击力度。例如，针对第三方支付中消费者面临的交易欺诈、资金被盗、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应针对性地加强风险提示，及时采取强制性监管措施。 原则11：强化行业自律 相比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的优势在于：作用范围和空间更大、效果更明显、自觉性更强。今后一段时期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自律程度、行业发展的有序或无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监管的态度和强度，从而也影响着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为此，行业领头的企业必须发挥主动性，尽快带头制定自律标准，建立行业内部自我约束机制，不应一味等待政府的强制性干预。近期陆续成立的互联网金融协会应当在引导行业健康发展方面，尽快发挥影响力。特别是要在全行业树立合法合规经营意识，强化整个行业对各类风险的管控能力，包括客户资金和信息安全风险、IT风险、洗钱风险、流动性及兑付风险、法律风险，等等。 原则12：加强监管协调 互联网金融横跨多个行业和市场，交易方式广泛、参与者众多，有效控制风险的传染和扩散，离不开有效的监管协调。一是可以通过已有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跨部门的互联网金融运营、风险等方面的信息共享，沟通和协调监管立场。二是以打击互联网金融违法犯罪为重点，加强司法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三是以维护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为目标，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四、积极探索新金融监管范式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各条原则各有侧重，不同原则之间并非完全一致，这些原则的同时实现并不容易。事实上，互联网金融监管中的挑战，亦是全球监管者在金融创新领域中面临的永恒难题：如何在改善金融效率和维护金融稳定之间恰当地平衡? 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然表明，只注重效率不注重稳定、“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等理念是行不通的。单纯追求稳健而过度抑制创新，也远非良好的监管选择。一个现实问题是，金融监管的格局是基于已有的金融业务并遵从法律规定确立的。在这样的框架下，当新的金融业态出现后，难以找到或客观上并不存在明确的主监管机构，这常常使得只有当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相关监管问题才可能会被严肃地提上议事日程。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个新兴的金融业态，为探索金融创新的有效监管模式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应当立足我国金融发展实际，把互联网金融作为践行良好金融创新监管理念的试验田，积极探索未来新金融监管的范式。
B. 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监管 王晋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可能引发诸多的金融风险，从理论和实践出发，在把握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本质特征和风险结构的基础上，应探索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新模式。
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脱媒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一定意义上在创新初期往往多是游离于现有监管体系之外，特别是在中国，现有监管体系是分业监管的模式，以机构监管为核心。但是，互联网金融进一步模糊了分业的边界，甚至在创新设计和业务发展上就有意地采用跨界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在规避监管或进行监管套利，对金融监管体系等提出了现实的挑战。
其一，互联网金融的信息化程度和科技含量高，对现有监管体系的有效性、针对性和完备性提出了挑战，这是互联网金融对金融监管体系最为直接和现实的压力。
其二，互联网金融的虚拟性导致监管的稽核审查或现场取证等面临技术性困境。
其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得金融监管体系的消费者保护问题更为明显。
最后是互联网金融引致混业经营模式与分业监管体系的制度性错配问题，这是互联网金融对金融监管体系最为实质性的监管挑战。
互联网金融作为所谓的第三种金融模式在中国快速发展具有特定的制度、体制、结构和市场根源，我们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监管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互联网监管应该是以鼓励、规范互联网金融长期可持续发展作为基础原则，鼓励发展与风险防范相结合。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适应了构建多元化融资体系、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趋势，互联网金融在提高居民和企业存量资金配置效率、促进直接融资体系的发展以及促进传统金融创新发展等具有推动作用。从监管上，鼓励互联网金融发展，同时引导市场主体防范技术风险、法律风险和金融风险，加强消费者保护和信息披露，是较为合理的举措。通过发展互联网金融，建立和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和多元化融资体系，是满足经济发展和转型中的多元化融资需求和居民企业多元化、便捷化和低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的必然趋势。
二是互联网金融监管在防范互联网金融自身的特定风险之外，更要防范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体系的风险外溢效应，守住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互联网金融自身存在操作风险、技术风险、法律风险以及监管失效等风险，需要监管机构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防范，杜绝监管漏洞和监管失败。虽然，互联网金融从总量上仍然是金融体系的一个小部分，但是，其风险的内在关联性和空间传染性很强，将以银行主导的传统金融联系在一起，而中国仍然是一个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可能更加集中在银行业，但是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可能作为一个触发机制或者是“蝴蝶效应”的起点，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这是需要金融监管当局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风险及其外溢效应的跟踪、研究及应对。
三是互联网金融监管需要防范混业经营模式与分业监管模式的制度性错配。互联网金融自身的综合混业经营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但是，其对传统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的催化作用并没有引发监管机构的高度关注。比如余额宝发展起来之后，银行机构也纷纷创设了银行类的“宝宝”产品，这实际上使得银行的混业经营边界被进一步扩大，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亦更加依赖短期资金市场，期限错配和管理压力更为巨大。而现有监管体系则是分业监管模式，在面对互联网金融产品可能涉及多个分业领域时，监管缺陷、监管漏洞就可能出现，而这可能成为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触发点。
四是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落脚点应该是消费者保护和信息安全。由于互联网金融服务在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可能存在更为明显的委托代理问题或道德风险，只有通过更为完善的强制性信息披露机制才可能保障消费者的利益。比如，网络贷款中存在的非法吸储、转贷、高利贷等问题如果有强制性的信息披露机制，那么网络贷款平台破产、人员逃跑等问题的严重性可能会大大降低，消费者利益受损亦将大大减少。强制性信息披露机制和消费者保护机制是监管当局强化互联网金融监管最为急迫的任务之一。
五是，中国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的背后反映了中国金融体制深层次的制度弊端：金融要素价格没有市场化；信用体系不健全，尤其缺乏市场信用；资金供给和配置机制银行独大；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的融资需求无法有效满足，资金可得性差；稳健型、固定收益类的投资工具非常少，更是缺少有效的投资渠道；银行等机构乱收费和服务质量差等诸多问题。金融监管机构更要全面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金融要素价格市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金融监管机制和消费者保护机制的完善。
（第一作者单位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
C. 如何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
第一，明确监管主体、完善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体系。理顺各类互联网金融模式的业务范围，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主体、监管对象和监管范围；针对互联网金融活动交易的快速、频繁和虚拟性等特点，监管部门应通过加强信息技术非现场监管，建立有效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针对跨国互联网金融活动，监管部门需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监管合作与协调。
第二，从法律法规层面加大对互联网金融的立法力度。借鉴国际经验，梳理与互联网相关的现有法律法规，结合互联网金融特点加大基础性立法工作，建议明确互联网金融交易主体的责权利、行业准入门槛、交易行为规范；修订和完善互联网金融的配套法律体系，建议修订现有法律体系中对互联网金融不适用的条款，完善对互联网金融犯罪责任追究的法律规范；补充制定有利于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行业法规，建议制定互联网金融公平交易规则以及安全法规。
第三，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互联网金融监测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健全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立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商业信用数据平台；建议将互联网融资纳入社会融资总量，建立完善的互联网融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按照“特定非”的反洗钱监管要求，将互联网金融纳入反洗钱监管；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完善相关立法，明确机构职责，强化信息披露，建立司法保护机制，切实保障消费者利益。
D. 如何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缺乏有效金融监管的条件；二是多元化监管主体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与合作；三是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资源与行业发展不匹配；四是金融监管缺乏科学的实务操作系统。建立有效金融监管体系的重点，一是建立与完善以监管当局、内控制度和行业自律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二是建立与完善以金融监管制度体系、金融监管信息系统、金融风险减震机制、金融风险预警系统、金融监管合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监管操作系统；三是培育以稳健的宏观经济环境、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有效的市场约束、完善的系统性保护性机制和金融问题高效处理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有效金融监管条件。
现阶段，我国已建立了中央银行、保监会、证监会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法律体系以及相应的指标体系和监测体系。但从实际运行的效果看，还存在着诸多缺陷，一是缺乏有效金融监管的条件；二是多元化监管主体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与合作；三是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技术）与行业发展不匹配；四是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实务操作系统
。鉴于此，笔者认为，建立我国有效金融监管体系的着眼点应放在以下几方面：
一、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世界各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并没有统一模式，关键是实现金融监管的便利性、协调性和有效性。考虑到目前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还将持续一定时期，因此，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建设应重点突出三大系统的建立与完善。
（一）完善监管当局的监管控制系统。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是由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共同构成的。从监管当局的结构状况看，除中央银行的监管资源基本与其监管对象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外，证监会目前只在各省会城市及其他个别城市设立了派出机构，其监管资源状况只能满足于对证券机构的市场准入监管和持续营业机构的非现场监测，还无力顾及到对其监管对象经营合规性、风险性的检查与评估。保监会在全国各地的派出机构更少，没有设立保险监管机构的地区，其对保险业的监管工作主要委托当地人民银行代理
，由此造成对保险业的监管责权利脱节，监管质量与效率很低。对此，现阶段完善监管当局监控系统的重点，一是增设证监会、保监会的机构和人员，使其能单独完成或通过聘请中介机构共同完成对其监管对象的监管任务。二是建立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的分级联系制度，加强信息交流与技术合作，实现对有关金融机构的业务并表监管。三是各监管当局的总、分支机构之间要明确监管职权，各分支机构要在授权范围内，按统一标准行使监管职能。四是各级金融监管部门要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责任制，明确规定监管机构及其人员对监管对象存在的问题应查未查、应查出未查出、查出不报、不依法处罚、执法过错等行为所负的责任，以促使监管机构及其人员提高素质，规范行为。五是各监管当局要实行本外币业务、内外资机构、境内外机构、表内外业务的统一监管，扩大金融监管覆盖面。
考虑到加入WTO后，为有效解决混业经营条件下对金融机构的并表监管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借鉴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选择的实践，笔者认为，加入WTO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可供选择的改革模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模式：保持现有金融监管的制度结构，对于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交叉，可通过加强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来解决并表监管问题。在实践中还可以实行以一家监管机构为主的做法，来应付金融业务多样化的监管需要。世界上不少国家目前选择的是此类金融监管模式。
第二种模式：顺应混业经营统一并表监管的需要，成立一家超级金融监管机构，从而独自、全面、有效地对业务广泛的金融机构的整体情况加以监控。这是现阶段金融监管体制选择的新趋势。
第三种模式：打破现有的制度结构，在不成立统一的超级金融监管机构的情况下，按照金融监管的目标设立几个监管部门，各部门从各自的目标出发有权审视各家金融机构，组成矩阵式的监管模式。目前，这种监管模式只是一种理论模型，尚未进入实践阶段。
从上述三种模式比较看，第一种缺陷越来越明显。第二种模式虽然有利但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很高。第三种尚需实践检验。因此，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应分两步走。第一步：考虑到国内的信用评级和外部审计尚未达到一定的水平，金融监管的基础设施等还跟不上，现阶段仍应坚持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重点是改善金融监管的基础条件，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合作，以实现综合监管。第二步：根据国际金融新趋势，结合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的新要求，我国的金融监管应逐步走向泥业经营、统一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向混业模式的过渡中，待条件成熟时，可将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职能与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将人民银行的监管部门、证监会、保监会合并成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当局，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的监管，监管当局可按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各分支机构负责对辖内所有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的监督管理。
二）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系统。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演变的过程看，金融监管大致经历了行政手段控制为主、标准化指标控制为主、内部模型法控制为主、预先承诺控制为主等几个阶段。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对金融机构内控机制要求也更加严密。现阶段的重点为，一是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各金融机构都要建立与本系统业务发展相适应的内部审计部门或稽核部门，并具有相对独立性、超脱性和权威性。可选择在系统内部设立跨地区的监管分局、稽核中心或特派员办事处，消除或减少被查单位对检查部门及其人员的行为制约。二是充实改善内控设施。金融机构建立内控系统网络和相对集中的数据处理中心，一方面改善内部控制的非现场监测条件，运用系统网络观测各经营机构的财务、资产等业务指标变化情况；另一方面能有效防止或减少基层行乱调帐、乱改账等违规行为的发生。三是修改完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各金融机构都要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以动态适应其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三）建立金融同业自律控制系统。从世界各国金融同业自律制度建设的实践看，同业公会（或协会）是适应金融业行业保护、行业协调与行业监管的需要，自发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结合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建议：一是在监管当局的鼓励、指导以及社会舆论的倡导下，在自发、自愿的基础上建立金融业同业公会。可根据金融机构的不同类型、不同地区建立不同的金融业同业公会，并提倡在此基础上形成全国金融业同业公会的联系机制。二是赋予金融业同业公会具有行业保护、行业协调、行业监管、行业合作与交流等职能。
从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操作系统的建设看，其构成要素大致包括金融监管制度、金融监管设施、金融监管手段、金融监管队伍等内容。从我国的现状看，其完善重点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完善金融监管制度体系。金融监管制度是金融机构行为规范的准则，是金融监管部门及其人员借以判断和约束被监管对象行为的依据和手段。因此，金融监管制度的适用性与完善程度，直接影响金融监管的效果。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我们虽然在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持续营业和市场退出各个环节都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但这些制度的建立与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一是部分制度条款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制度落实缺乏必要的监督约束机制；三是有关制度的执行，缺乏配套政策。对此，考虑到加入WTO对金融监管提出的新要求，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重点应突出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监管制度。一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监管指标体系，逐步统一内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二是适当提高资本充足标准，建立有效的金融机构资本金补充机制；三是要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各级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权利、责任和手段；四是要建立与金融机构资产分类相对应的呆坏账准备金制度；五是建立对金融机构统一的资信评估制度；六是建立完备的市场风险控制制度。
（二）构建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状态。一是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分割，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二是监管信息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的收集效率很低；三是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使得金融监管信息失真。由此造成监管部门不能及时发现是否出现了正常金融机构正在向有问题金融机构转化，是否出现了有问题金融机构向危机金融机构转化，是否出现了危机机构的风险向系统内扩散，从而降低了金融监管的质量和效率。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加快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网络化建设，一是要加快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监管信息的网络化建设，实现系统内部业务发展与监管信息同步反馈。二是加快监管当局的监管信息网络化建设，改善信息传递方式和速度，创造条件实现监管部门与监管对象业务系统的信息联网，使金融机构的原始信息真实反映到监管部门，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以动态观察与分析监管对象经营活动的合规性和风险情况。三是加快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网络建设，以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三）建立金融风险减震机制。考虑到加入WTO后，随着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逐步放开，会增加国际金融风险向国内传导的途径。对此，我们有必要建立缓和国际金融风险冲击的减震机制。（1）保持适度的国际储备标准。借鉴国外经验，我国保持适度的国际储备可依据下列参考标准：一是外汇储备支持外贸进口的时间最低不能少于3个月的进口需求；二是外汇储备与外债总额之比不能低于30％；三是外汇储备与短期债务之比不能低于100％；四是外债与GDP之比不能超过50％；五是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应控制在-5％-0％之间；六是外国直接投资加经常项目盈余与GDP之比应控制在-2.5％-5％之间。（2）适度调整汇率制度。借鉴世界各国汇率制度选择的成功经验，加入WTO后，我国应适当调整，适当加大汇率的浮动幅度，适当放开结售汇限制，避免外汇过多地集中于中央银行，迫使央行扩大基础货币投放。随着商业银行、企业、居民持汇量的增加，要逐步培育与发展我国的金融衍生市场，为规避汇率波动风险创造条件。
E. 如何实现互联网金融的有效监管
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是建立在科技的基础之上,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离不开对金融科技的监管。
“由于互联网金融的轻资产、跨区域、高隐蔽性特征,大量不法分子混杂其中,逃避监管,很多情况让人防不胜防。”周宏仁表示,针对上述互联网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在加快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的同时,必须要着手解决互联网金融发展中面临的比较紧迫的监管技术问题。
构建金融科技监管体系,监管部门需要进一步促进金融科技监管规则和工具的发展,建立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金融科技监管基础设施、基本原则、微观指标和监管工具等；加强监管机构与市场间的知识共享和沟通,特别是强化金融科技的典型技术及其与金融体系的融合以及对金融监管体系的影响；在现有分业监管格局下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特别是金融监管机构与非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
应该改革金融科技监管组织架构。他说,互联网金融以及金融科技的发展凸显了我国金融领域跨界经营和综合经营的重大发展优势,这也呼唤相对更加统一的金融监管架构,最为理想的方式是国务院发起成立金融监管机构,其下可以设立金融科技创新中心,重点完善金融科技的创新与监管,并协调“一行三会”等相关部委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此次会议就提出了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F. 如何构建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机制
第一，要防范法律制度风险。应构建多层次互联网相关法律监管体系，既要修补现有法律法规漏洞，又要根据新变化制定专门规范规则，坚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同时，要坚持依法行政，减少政策变动随意性，并强化对监管者和监管措施的硬约束。
第二，建立健全综合监管框架，打破部门、行业界限，共同提高监管效率。中国应有效协调分业与混业两种监管模式，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风险综合监管框架。一是继续加强沟通协调机制建设，确保提高银行、证券、保险、工信等相关监管机构之间协调性，既要避免业务过多交叉，又要避免出现真空领域或灰色地带；二是采取机构监管和业务监管并重的模式，既重视机构监管，也重视业务监管；三是处理好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的关系，监管部门履行他律性监管，行业协会要形成自律；四是督促互联网金融机构建立良好的内控机制，并进行稳健合规经营。
第三，采取适度审慎原则，尊重市场、呵护创新，处理好创新、发展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一是要放宽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明确业务范围。简单限定交易金额不是好的监管方式，更好的办法是通过设定特定交易条件强化监管来保证交易安全。要探索国内互联网金融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真正实现“非禁即入”；同时，从资本充足金、内部风险控制能力等方面合理确定互联网金融准入门槛。二是对业务规模较小、处于成长阶段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可按相关规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等相关政策支持。三是要在考虑互联网金融业务合规性和潜在风险的基础上，对互联网金融创新加以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