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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分析日本经济

发布时间:2021-02-17 07:11:58

⑴ 当前国际金融经济背景(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态度,充当的角色之前采取的措施等)

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提要:
经济全球化已经构成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趋势性特征,作为推动这一趋势的两股主要力量,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以及全球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引起了普遍关注。人们常常把前者称之为生产一体化(或全球化),把后者称之为金融一体化,其中又以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概括地说。
当前的金融一体化趋势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加深。各个地区之间的以及全球不同类型的金融市场相互贯通,联系密切,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增大。二是私人资本流动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力,大约占全球资本流动的3/4,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流向了新兴经济地区。三是跨国银行呈现出“全能化”发展趋势,业务趋于综合化。四是大规模的银行兼并风起云涌,仅1999年就发生了七起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兼并案(王雪冰,2000)。我国当前正在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发展谋求融入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全球金融的一体化在给我国的金融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带来挑战,因而有必要结合我国金融开放的进程,认真分析,提早应对。 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金融业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并且最具增长潜力的经济体。1978年~1999年我国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创下了世界之最,20年间经济规模增长了6倍,而同期世界经济仅增长了2.2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8年我国GDP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汇率折算,占世界的3.2%。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占到了发展中国家的17.5%,全世界的3.1%(见表1)。由于改革与开放并行不悖,成功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来越深地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1979年~1998年问,全世界出口额增长了3.3倍,而我国的出口增长了13.5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1999/2000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838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4%,成为世界第9大出口国。1999年我国出口总额进一步增加到1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6.1%。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成为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1997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452.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亿美元,1999年为404亿美元。1999年中国的进口、出口和FDl分别占当年GDP的16.73%、19.67%和4.08%(见表2)。与此同时,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也在稳步增长。我国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趋势。 在贸易和投资的带动下,我国的金融业也开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体系。1980年4月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成员资格,同年5月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地位,随后又成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是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但由于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以前,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尚不明显。1996年以后,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国内金融和经济的影响开始加深。通过不断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开放B股股票市场以及越来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债券发行,国内金融市场间接地将自己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起来。从目前与WTO各缔约方谈判的进展情况看,我国有望于年内加人WTO,金融市场的开放也会随之加快。预计到2020年,中国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届时,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将会更加直接和密切。 (一)银行业 近二十年来,遵循稳妥、有序的原则,我国逐步扩大了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从1981年引进第一家外资银行以来,外资银行在华业务一直处于健康发展状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并没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允许其在中国境内所有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7月,又进一步扩大了上海、深圳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范围。 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国境内共设立外国银行分行154家,当地注册银行13家(含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财务公司7家,外国银行代表处257家,几乎汇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实力的大银行。这些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别占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313.36亿美元,其中贷款总额为222.49亿美元;负债总额为286.11亿美元,其中联行及附属机构来账206.69亿美元,占72.24%,存款为49.97亿美元,占17.74%,资本(或营运资金)为26.93亿美元。外资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进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保险业 与快速开放的银行业相比,中国保险业的开放相对谨慎一些。从外资保险机构的设立情况看,自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成为首家获取在华营业资格的外资保险公司以来,外资保险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截至1998年底,7年来总共批准了12家外资保险公司的营业性机构,但开放区域仅限于上海、广州两个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国一次批准了美国丘博保险集团、美国恒康相互人寿保险公司、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等4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在华外资保险机构达到了16家。从保险业务来看,1998年,国内保费收入1247亿元人民币,其中外资份额为1%。 (三)证券市场 由于过分强调筹资功能,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主要特点即发行市场发展迅速,而交易市场发育缓慢。相应地,这一特征也反映在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上。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上述发行累计筹资119.76亿美元,其中H股市值占到了香港股市总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国还有49家红筹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课题组,1999)。在国内股票市场,另有108家公司发行外资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发行B股股票),累计筹资47.45亿美元(王雪冰,2000)。但与此同时,股票的流通市场却发育缓慢。受证券市场自身发展阶段、监管水平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的影响,外国证券投资者及证券中介机构在进入我国证券市场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外国证券投资者只能将外汇资金投资于B股市场。证券市场的不平衡开放态势仍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 二、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 金融开放已经使我国在吸引外资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获得了巨大收益。从长期看,逐步扩大金融开放,并最终融人全球金融体系不仅可以使我国继续获得这些收益,也有助于加快国内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不过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一体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开放为前提的,这一过程必然会使我国的银行、保险及证券等相关行业在国内金融市场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从业务、人才、管理等方面给我国金融产业的各个领域带来直接冲击,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的宏观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对我国的金融业而言,全球金融一体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对银行业的影响 从长期看,我国银行业将从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多种收益,诸如有助于减少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于国内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实现跨国经营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还体现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融人全球一体化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将要面对资金实力充足、管理先进、服务高效的国际大银行的有力竞争,有助于从外部增强我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加快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规范化。但是从短期看,甚至从中短期看,这种融入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是,虽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银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远未实现,许多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如商业化程度较低,激励机制扭曲,创新能力不强,不良资产比例高等,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悬殊下的市场竞争必然会给国有银行带来负面影响。 可以预见,一旦现有的各类保护性措施取消后,国内银行业将出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首先,向外资银行开放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不可避免。由于外资银行的资金成本低、贷款开发能力强、贷款质量高,有可能导致大量效益好、讲信用的优质客户向外资银行转移,而效益和信用评级较差的客户,以及一些政策性业务继续留在国内银行,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这可视为对中资银行的最大威胁。 其次,外汇业务方面的限制也将逐步取消。依托通过国际市场筹集低成本资金的优势,外资银行就能以较低利率对国内客户提供外汇贷款,从而凸现其外汇业务的优势,对国内银行的外汇业务产生较大冲击。 第三,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也将最终解除。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华外资银行总数的70%。随着人民币地域限制的放松,外资银行将会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扩展,加强对优质客户的争夺。 第四,在开放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居于垄断地位。外资银行在金融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以及混业经营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它们熟悉国际金融领域,长期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有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具备很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尤其是在个人资信系统方面,能够提供优良的服务。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处于垄断地位。 最后,外资银行出于开拓国内市场方面的考虑,将吸引走大批国内银行界优秀的管理和专业人才,给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一定的冲击。 以上竞争格局必将对国内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市场份额出现流失。我们可以比照加人世贸组织作一个简单的估计。根据预测,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市场份额将上升到15%。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上升到5%至10%(宫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人民币贷款市场份额将达到15%左右;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十年之后,外资银行将占有整个银行业市场1/3的份额(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随着中资银行市场份额的缩小和优质客户的减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随之降低,最终将影响到中资银行的收益。如果考虑到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同时还肩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状况将使中资银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是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资金来源逐渐从中资银行分流到外资银行,必将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鉴于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已经很高,流动性损失不仅会恶化国内银行的风险状况。甚至有可能对中资银行的生存构成威胁。 (二)对保险业的影响 尽管我国保险业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与具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外国 保险业相比仍显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国的保险深度(即人均保费)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险密度(保费占GDP的比重)为1.57%,居世界第55位(胡颖,2000)。 此外,我国的保险业缺乏一个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经纪人、公估行在内的中介体系以及以“松散监管”为特征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国内各保险公司在经营机制、风险处理技术、科技运用水平、资金运用能力、产品创新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保险公司。这种差距固然意味着国内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融人国际保险市场,通过与国际大型保险公司展开竞争与合作而不断增强竞争力,但同时也意味着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与银行业的状况类似,从短期看,这种竞争劣势也将导致国内保险公司业务流失,市场份额下降。由于我国保险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份额的缩减将给民族保险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同时,外资公司还将凭借其灵活的管理机制和优厚薪酬待遇吸引国内保险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造成国内保险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险业的开放必将进一步促进市场主体以及保险业务的多元化,对中国现行的保险管理体制和监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对中国证券业的影响 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规模较小,资本市场的深度不够。截至1998年底,中国股市市场价值占GDP的比重还不足25%。而1996年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15.6%,英国为151.9%,日本为67.2%。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泰国、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别达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许等,2000)。资本化比率低不仅说明了我国的证券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也反映了其较低的抗风险能力。 二是市场结构不合理。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这两大构成中,我国的证券市场过度偏重于股票市场,而债券市场又主要集中于国债市场。截至1999年11月,国内上市的企业债券仅有11支。这与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1970年~1985年间,在美国,债券融资额约为股票融资额的10倍(深交所,1999)。 三是市场分割严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的割裂;产权交易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割裂等。市场割裂严重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四是市场流通性不够。目前,国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 五是各市场主体行为的高投机性。国有企业倾向于上市“圈钱”;券商负盈不负亏,违规操作,过度承担风险。个人投资者追涨杀跌,盲目跟风。整个证券市场呈现出高风险的特征。 六是中外证券中介机构在竞争实力上差距悬殊。国内证券中介机构在经营管理机制、服务水平、创新能力、资金实力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证券中介机构。单从资产规模来看,目前我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国泰君安的总资产大约300亿元。而1998年末,美林证券公司总资产达2998.04亿美元,摩根斯坦利的总资产更高达3175.90亿美元。它们任何一家券商的资产规模,比我国全部的90家券商的资产总和还大出许多(周道许等,2000)。竞争力之悬殊显而易见。 上述问题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还远远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在条件不成熟时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将会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机,特别是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后果的集中体现。但差距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推迟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这不仅不符合金融一体化的总体趋势,也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自身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对我国证券业发展与规范的更高要求。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全球金融一体化将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手段,加快实现宏观调控方式从直接向间接的转变。但从近期看,鉴于我国的经济转轨仍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金融一体化将对我国既有体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货币政策控制力减弱。相对于国内银行,货币政策对外资银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国外金融市场,它们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导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的约束很小。当国内货币政策的意图发生变动时,它们会通过转向国外市场加以规避。这必然会缩小货币政策的直接覆盖面,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发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减弱。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是我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遗漏了两项内容:一是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二是外资金融机构存款。这两项内容所涉及的金融业务量(以资产度量)占国内全部金融业务量的14%,对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实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随着外资银行业务量的扩大,这种偏差也会随之放大。另外,随着金融机构多元化及其业务多元化的发展,微观的货币需求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金融创新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压力的增大也都会削弱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减弱。我国现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管理、准备金制度、再贷款、再贴现等。金融开放除了有助于增强第一项工具的效果外,对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减弱。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银行管制,外资银行业务量占比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结果必然会减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备金调整的效率弱化。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贷款通常不受其存款来源的制约,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因此,就总体来言,外资银行的发展倾向于削弱准备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后是再贷款、再贴现机制作用下降。这些政策工具对国内银行业的资金支持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外资银行的调控作用不大。 四是货币政策的外在约束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的介入,将使货币政策的对外依赖程度有所增加。这样,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取向,采取相应对策,以便将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五)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发展会更加迅速,金融创新也更加活跃,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一个严峻挑战:(1)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不断对其金融产品进行分拆组合,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历史的经验表明,金融创新常常是作为金融监管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并且是推动金融监管发展变化的主导力量。(2)混业经营的程度越来越深,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相互交叉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彼此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对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进行全面监管至今仍然是个世界性的课题。(3)巨型金融集团应运而生,它们的业务范围更广,金融品种更多,机构设置遍及全球。如何对这些金融集团进行有效监管需要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4)一些传统的注重隔离风险的“防火墙”措施已逐渐失去作用,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转移和传播,同时还具有倍数放大作用,破坏力更大。作为这些挑战的一个集中展示,对冲基金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的高举债、极度投机和不受监管就是一个生动事例。考虑到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够深入,金融监管仍然出于从计划到市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之中,高效的监管体制尚未形成,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还相当有限,挑战不言而喻。 三、面对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对策 针对全球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积极准备,以趋利避害,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现代化进程。这要求我们除了要积极审慎地扩大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外,更重要地是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改善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一)加快实现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 首要任务是理清产权关系,建立有效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与此同时加快进行不良资产重组。实现银行的资产重组可以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方法,剥离和处置不良资产。需要强调的是,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理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关键的问题是防止边清理边产生,甚至新增速度超过化解速度。这意味着银行自身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工、农、中、建4大国有商业银行无论从资产数量、人员数量、营业网点还是从业务份额上都在我国银行业占有绝对比例。这样的垄断机制既不利于通过竞争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也不利于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因此,可以考虑通过适当放松市场准人的方法,引进外资银行,发展区域性银行以及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以培育新的竞争主体,加强市场竞争。 第三是对国有银行现有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撤并无效机构,清理包袱,提高竞争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展缓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机构臃肿,冗员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累计拥有机构14.4万个,金融从业人员近167万人(见表3)。以机构和人员论,堪称世界之最。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更是以其员 工数量之巨堪称世界银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员,非业务部门人员的比例超过1/3,而在华外资银行的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显而易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影响经营效率。根据1999年第7期英国《银行家》杂志的统计,尽管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与世界上几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差距并不很大,但是资产回报率却相差悬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将使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旧有的激励机制。目前人才竞争的格局已经出现。外资银行钱多人少,为网罗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计,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资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大约有1/3来自中资银行,他们都是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另有1/3来自外方,1/3来自海外归国人员。这种格局已经为国有银行的激励机制敲响了警钟。 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不外乎以下五个方面: 产权机制 市场经济中拿什么来承担责任,拿什么来承担风险?靠的就是产权。用自己的财产来承担投资风险的人,最有积极性关心投资收益。玩自己的钱和玩别人(公家)的钱不仅风险偏好不一样,投资效果也截然不同。 经理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做老板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打工族。为什么这些没有物质资本或物质资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儿命工作?靠的就是经理市场。经理市场说穿了就是人材市场,是给人材定价的一种机制。通过经理市场,优秀的专业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声誉,衡量、显示并且变现自己的人力资本。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经理、医生、律师、会计师、大学教授等职业的繁荣都是建立在经理市场的基础上的。正因为有了经理市场,才会不断涌现出类似李?亚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杰克?威尔治(任通用电气总裁)这样的经营巨擘。 奖励机制小到奖金、补贴,大到股票期权都可以视作奖励机制。奖励机制更加富于技术性,应用范围最广,方式更为灵活。 乌纱帽机制也就是官僚科层体制,这可以视为与经理市场平行的一种激励机制。现阶段国有银行对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就主要靠这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好处是有助于避免在转轨时期出现治理真空,缺点是对人材的定价信息不公开,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条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对现代管理的一条贡献。它不仅被历史证明是我党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宝,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体上说,建立国有银行人才激励机制可以从这五个方面着手,最终逐渐过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种机制。

⑵ 日本经济特点是什么

日本的经济特点是:

1、大力发展海上航运,进口原料,出口工业产品。

日本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从而使本国经济得到调整发展,日本是世界上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主要工业部门有:钢铁、汽车、造船、电子、化学和纺织工业.这些工业的产品大量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

2、普通商品价格比较高。

日本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名意为“日出之国”,位于亚洲东部,是一个有名的岛国,领土由7200多个小岛和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组成,总面积37.8万平方公里。

日本因为国土面积小,国内资源有限,主要依赖进口,导致日本国内的普通商品价格比一般国家高出不少。

3、近几十年经济发展甚是缓慢。

2017年底,日本GDP总量48675美元,是中国的GDP总量的1/3左右,同比增涨率为1.6%,增速缓慢,早在1994年日本GDP总量已达到49070亿美元,可以看出近二十多年日本经济总量没有很大变化。

日本自从上世纪九十代初爆发了泡沫危机之后,GDP增速一直持续低迷,并且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出现了GDP负增长。那么日本经济到底有什么特点和优劣势。

4、容易受其他经济影响

除了丰富的森林和渔业资源,日本的自然资源贫乏,基本大部分都依赖进口,通过国外进口的自然资源有石油、铁矿石、铜矿石等。日本以海港为依托,进口原料,出口工业产品,主要依靠国际市场。

日本主要出口的产品有汽车、电器、一般机械、化学制品等,主要贸易对象是中国、美国、韩国、德国等国家。日本经济主要依赖大量进口原材料和出口成型的工业产品,导致日本的经济受全球经济影响很大,一旦爆发全球经济危机,日本经济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⑶ 日本经济危机案例分析

1、日本1990年危机的背景是什么?

(一)美国的“滞胀”与“里根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罗纳德·里根宣誓就任美国第49届总统时,美国经济正为严重的“滞胀”所困扰。1980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13.5%,失业率为7%,经济增长率为-0.2%,财政赤字高达738亿美元。里根指出:“我们正馅入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家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我们必须开辟一条改革和重振经济的道路。”(里根,1991)为此,里根政府以供给经济学派、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等作为理论基础,制定了美国“经济复兴计划”,史称“里根经济学”。
“里根经济学”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1)削减联邦政府支出;(2)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3)放松政府管制,减少政府干预;(4)反通胀的货币政策。其中,降低税率和减轻纳税人负担是“里根经济学”的核心。里根认为,“税率低则国库盈;税率高则国库空”。要想国民富裕、国家富强,应该从减税开始。只有降低所得税率,人们收入增加了,才会更多地去消费、去储蓄、去投资,才能刺激生产。生产规模扩大了,就能克服“滞”;市场供应增加了,就能克服“胀”,从而实现无通胀的经济增长。同时,“我们不只是希望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而且还要通过减税来减少政府开支、压缩政府规模、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里根,1991)。

(二)美国的财政赤字和高利率。
以“里根经济学”为基础的,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在里根总统的任期内,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1980~198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上升到3.3%,失业率降到6%,平均通胀率大幅降低到4%。但是,由于国防费用和社会福利费用的不断增加,里根政府关于削减联邦政府开支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1980年,里根入主白宫时,美国私人部门的盈余和政府部门赤字尚能大体保持平衡,两者抵消仍能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其净储蓄额还能为政府的过度开支提供融资支持。1980年以后,美国私人部门的储蓄和投资持续缩小,政府支出不断扩大,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1980年,美国的财政赤字为790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为2.9%。1985年,里根总统第一届任期结束时,美国的财政赤字为2120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为5.2%
在里根政府实施减税计划、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美联储则通过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上任之初,他就连续三次提高利率。当时,美国的官方利率达到两位数,明显高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市场利率高达20%左右,比主要发达国家大都高4个百分点。

(三)美元持续升值与巨额贸易赤字。
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启动了“美元利率上升→美元升值→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过程。美联储的高利率政策增加了美元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大量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升值。1979~1985年2月,美元与其他10个发达国家货币的比率上升了73%,美元对这些国家的汇率甚至已经超过了布
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的水平。
美元升值使美国的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1980年,美国贸易赤字为150亿美元,1982年增加到360亿美元,1983年增加到670亿美元,1984年增加到1130亿美元。巨额的贸易赤字使美国从1981年的拥有1410亿美元国外净资产的债权国,转变成1985年的拥有1110亿美元负债的债务国。在4年时间里就发生了高达2500亿美元财富的转移。到1986年末,美国对外净债务总额达2636亿美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
对于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认为,贸易赤字是过度投资的必然结果,而过度投资又是巨额预算赤字造成的。著名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当时担任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一再向里根解释,只减少贸易赤字、不减少预算赤字不利于国民收支平衡和国民经济运行。但是,里根政府始终没有把削减预算赤字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保罗·沃克、行天丰雄,1996)。
1985年初,美元涨风席卷了整个国际货币市场,美元汇率已经达到了极端高价。盛极必衰,从1985年2月起,美元开始走低。由于美元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和贸易计价货币,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元的贬值过程也就是非美元货币的升值过程。因此,也是从1985年2月起,世界主要国家的非美元货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升值,日元对美元的双边汇率也开始走强,并从此进入了一个持续升值的通道,后来的“广场协议”只是加快了日元的升值进程。

(四)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受日益扩大的贸易赤字和出口衰退的影响,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1985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美日贸易决议案》和《紧急贸易及促进出口法案》,提出凡对美出口超过从美进口额65%的国家,将对其进口产品一律征收25%附加税。日本首当其冲。1985年9月,里根总统首次援引《贸易法》301条款,授权对日本进行贸易报复。

(五)“国际经济协调”和詹姆斯·贝克。
“国际经济协调”是指在无法保证协调参与国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通过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尤其是汇率政策合作,寻求最佳政策组合,以提高参与国的福利水平。1973年以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西方主要国家实行本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协调双边汇率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从1976年起,在牙买加体系下,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协调,尤其是多边汇率政策协调,主要通过七国首脑会议或七国财长会议的形式进行。
1975年,在法国朗布依埃举行的第一次七国首脑会议,标志着以大国会议方式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开始,不过,这次会议主要强调各国内部事务管理的重要性,没有讨论国际经济协调问题.1978年的德国波恩会议,第一次提出,七国政府应该联合行动,共同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这次会议是国际经济协调的真正开端。1982年,法国凡尔赛会议建立了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的五国财长会议制度。1986年,加拿大和意大利加入,成为七国财长会议。其中 “广场会议”是汇率政策协调的典型例子;1987年的“卢浮宫会议”增加了包括利率、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等在内的有关宏观经济指标内容,成为利率政策协调的一个典型例子。 1985年初,詹姆斯·贝克成为第二任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个强硬、务实的政治家,主张采取实用性贸易政策来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为了降低美
元汇率,减少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他要求召开五国财长会议,并提出了就多边汇率问题进行联合行动的“国际经济协调新措施”。

(六)日本的1985年。
在日本历史上,尤其是在日本泡沫经济形成与破灭的过程中,1985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日本发生了一系列足以影响日本历史、改变日本命运的大事。“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只是其中的一环。
1. 日本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加快。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和金融都曾带有浓厚的“封闭”和“管制”色彩。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了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日本政府逐步放宽了利率限制,修订了《外汇与外贸管理法》,开放了日本金融市场,并积极拓展日本银行海外业务。1985年,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公告,揭开了日本经济、金融全面自由化、国际化的序幕。
2. 随着日本经济国际化步伐加快,日本政治国际化进程也在加快。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希望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行动;扩大国际影响、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其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理想。1983年,中曾根康弘提出了日本的“大国思维战”战略,并把对美关系作为这一战略的基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后来的“广场会议”和“卢浮宫会议”等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日本均成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3. 1985年前后,日本还酝酿着一场更深刻的变革,即日本的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舆论更是指责日本政府封闭市场,输出失业。这些舆论给了日本政府以强烈的震慑。1985年,日本《经济白皮书》指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日本必须扩大内需,以缓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也就是说,1985年的日本,同时面临着三个非常重大的战略转变:(1)由“管制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2)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3)由“外需主导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变。显而易见,如此重大而深刻的变革集中在同一个年份,本身就缩小了宏观政策的回旋空间。当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问题、国内经济目标与国外经济目标问题、国内政策协调与国际政策协调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增加了宏观政策选择和调整的困难。

(七)日本贸易盈余的积累。
1985年前后,在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同时,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与美国巨额贸易赤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贸易盈余的积累。从1964年开始,日本出现了贸易盈余,并逐年扩大,由此引发了长期的日美贸易冲突。1980年以后,美国与日本的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两国的贸易矛盾激化、贸易摩擦升级。1980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76.62亿美元,1985年为461.5亿美元,5年时间增加了5倍。

(八)“中曾根主义”。
1982年,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内阁首相。1983年,他提出了日本的“大国
思维”战略,从此日本进入了“中曾根主义”时代,即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协调,提升国际地位,改善国际形象,以实现日本的政治大国理想。
早在1964年,日本加入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时,日本政府就提出,“日本只有争取成为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大国,直接参与解决国际重大问题,才能更有效地保持和发展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大国”。1983年和1984年,中曾根在七国首脑会议上反复强调,日本将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实现以内需为中心的稳定增长,维护世界经济自由贸易体制,通过加强经济政策协调,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并通过稳定外汇价格,扩大世界贸易。当时的国际舆论认为,“这些讲话均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阐述日本立场的,大国思维跃然其中”。
2、日本1990年危机的诱因是什么? 日经指数看跌期权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首先,政府及政策部门决策失误与泡沫经济直接相关。美国的高压迫使日元快速升值,与大幅降低利率一起诱发了金融资产泡沫的产生。而股市泡沫迅速膨胀之时,日本银行却一直采取观望态度,直至1989年5月,才将维持了两年零三个月的超低利率提高,延误了使过热经济软着陆的时机。之后日本银行连续五次加息,至1990年8月,2.5%的再贴现率已提高至6.0%,同时出台了土地融资的总量控制、土地税制改革等严厉的紧缩政策,最终刺破了泡沫。
其次,来自国际市场金融衍生商品的冲击,给日本证券市场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力。日本于1984年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措施,放松政府管制,开放了外国资本和国内资本的自由流动,为投机资本的入侵打开了大门。外国银行和证券公司运用诸如股指期货这一崭新的投资手法,与现货指数之间进行套利交易,对大牛市的破灭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而高盛发明的“日经指数看跌期权”最终要了日本股市的命。日经指数看跌期权做为一种权证很容易买卖,普通投资者交易时很方便,看空的力量大增。同时日本人沉迷在股价上扬的梦幻中,认为股价怎么可能下降呢?所以日本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在诱惑之下纷纷与高盛对赌,签订巨额对赌合同。衍生品的交易使得泡沫加速破灭。
最后,银行和投资者风险意识淡薄。1990至1991年,日本证券公司、银行丑闻频发,如野村、日兴等证券公司为大客户填补损失,富士、东海银行等以假名义提取存款等欺诈事件,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的信誉,动摇了投资者信心。在大牛市面前,追逐资本增值的投机目的使投资者狂热地投入到股市,投资者信心过度膨胀,风险意识薄弱。
3、日本1990年危机的有哪些前兆?可能的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什么?
(1)危机前的征兆:
1985年的“广场协议”成为日本股市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日本股市由之前的经济发展和盈利推动转向估值提升。日本央行由于担心日元升值对经济的紧缩作用,采取了低利率的扩张政策,结果导致日本国内货币供应明显增速,M2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迅速增长的财富使广大投资人将大量资金投向了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催生了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也为日后的泡沫破灭埋下了伏笔。
在这一阶段,日本实际GDP仅增长17.19%,但汇率升值了72.17%,股市上
涨了456%,市场估值水平由20倍左右提升到70倍左右。
(2)经验教训:
a) 宏观政策的失误
1985年9月七国财长会议之后,日本一味迎合美国的需求,放纵了银根,以刺激国内需求,降低居高不下的贸易收支盈余。此外,由于80年代重建财政、减少财政赤字和减少国债发行量成为日本最优先的课题,使得刺激经济的工具完全靠央行的再贴现率的下调。
b) 金融自由化的负面效应
随着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推进,企业开始积极利用证券市场筹资,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环境恶化。外汇市场的过早以及衍生工具的发展给资本市场带来了冲击,国际投行与本国金融机构过度追求利益而忽视风险的监控与管理。
4、日本1990年危机时美日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态度如何,各采取了哪些措施?
1990年2月27日,日本财务省出台了限制房地产贷款的措施,由于市场对政府的限制措施将会损及地价的担心,导致此后的股市下滑更为剧烈---戳破资产泡沫的利刺
日本央行并未意识到泡沫破灭,反而认为股市和地价仍会居高不下,日本经济依然过热,因此在1990年8月将政策利率从5.25%急升至6.0%。
1991年7月,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从6%下调至5.5%,同年12月财务省宣布废除对房地产贷款的限制措施,但这些举措并未阻止股市走低和地价下滑。
1992年2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经济将陷入衰退,日经指数当年3月跌破2万点大关,并在8月跌破1.5万关口。政府在随后几年都在大规模增加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促进股市回稳。同时,央行也阶段性降低政策利率,并在1995年 年9月降至0.5%。

⑷ 2008年日本为什么受金融危机影响大,请从日本的基本实体经济力量角度分析

日本作为一个狭小岛国,资源匮乏,日本崛起靠的是美国的援助和购内买拉动经济,容之后日本成功的确立的自身高质量低能耗,国际跨国发展的战略,成为外向型经济的典型代表和成功典范。
但是,日本正是由于依靠外向型出口经济,使得对外依赖度大,当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他的主要购买力受到巨大冲击之后,日本自身也就受到拖累。
加上美国等国为了本国经济尽快恢复,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保护本国贸易成为他们的一道措施,更成了日本的紧箍咒。使其本就备受打击的出口业雪上加霜。
日本本国物价本就很高,失业率高,人民不愿花钱,本国消费力疲软。经济没有国内拉动力。
而同时,日本本身在经历了十年的经济衰退之后,本身实力大损,不足以消化这些影响,造成了日本在金融危机中的经济衰退。
日本的经济体制本身具有其固有缺陷。日本是一种政经相互影响牵制的经济体制,使得日本企业发展受限,而日本一直未能完成其在政经混乱关系上的改革,是其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所在。

⑸ 日元作为国际货币给日本经济政策带来了什么影响

结算货币都是指世界上认可度高的货币,比如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二回战以来,日本以出口贸易答作为国家战略,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日本这一战略还没有改变,日本陆地面积小,人口少,其强大的生产能力难以在国内得到消化,维持出口战略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有鉴于此,日本的一系列出口政策中对日元汇率的政策也就非常清晰,那就是维持日元低汇率水平。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日本经济的强大、国际收支的顺差等等经济环境强烈需要日元升值,这就和日本的基本国策相悖,日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长期干预也就能理解。所以近几年中,不管世界经济出现多大的问题,日本凭着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其汇率处在一个盘整的周期中。从长期来看,日元汇率的上升会动摇日本的国策,日元汇率的下跌,也和日本的经济能力相矛盾,日元汇率将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日元汇率的稳定仍会是主基调。

⑹ 金融危机后的日本

2008年9月以来,源自华尔街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日本经济以重创。在很短时间内,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迅速出现战后少有的急剧下滑,2008年财年GDP增长率下降3.5%,出现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但经过大半年时间的艰苦努力,从2009年5月起,日本经济的主要指标逐渐回暖,6月政府正式宣布“触底”。日本经济何时复苏?后金融危机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以及中日经贸关系将产生很大影响。

一、日本未发生金融危机,而是发生了经济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对日本金融机构的直接打击有限,但对实体经济打击沉重。2008年第4季度实际GDP增长率骤降14.4%,创下战后以来的新低。2009年第1季度又降为14.2%。不仅如此,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均开始出现雪崩式下滑。美欧市场的萎缩导致日本出口迅速下降,2008年度出口同比减少16.4%,贸易顺差下降了90%。2009年第1季度,出口下降26%。此前日本之所以从长达10几年的长期萧条中挣脱出来,主要是由出口扩大带动的。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日本整个出口企业沉重一击,而汽车企业首当其冲,受害最重。出口产业受挫,引起工矿业生产迅速下降、设备投资下滑、企业经营恶化,而生产的减少以及企业效益的下降又引起就业形势的恶化,经济危机的特征十分明显。这说明在日本并未发生金融危机,而是发生了经济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经济急剧下滑,且比震源地的美国以及其他欧洲主要发达国家更严重,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经济是在旧伤尚未痊愈的情况下,进入新一轮的周期性衰退,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因此表现出比美国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更严重的症状。

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日本政府在2008年8月、10月和12月先后采取了“紧急综合对策”、“生活对策”和“紧急经济对策”措施,被称为“三级火箭助推”。三次政策措施共投入财政资金12.4万亿日元,相当GDP的1.9%,预计将带动75万亿规模的事业投资。

三次经济对策主要包括支付定额消费补贴金(2万亿日元)、下调高速公路收费、改善就业政策、住宅减税、实施医疗、看护、社会福利政策等措施。同时,为了加强金融系统的稳定,出台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对策(担保规模扩大到30万亿日元)、增加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公共注资(12万亿日元)、成立银行等金融机构持有股票回购机构等。

在货币政策方面,日本银行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向短期金融市场大量供给资金,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金融市场提供美元流动性,两次下调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的诱导目标,2008年10月从0.5%下调至0.3%,12月从0.3%下调至0.1%。2008年12月,又实施购入长期国债、购买一般企业商业票据(CP)等特别措施。直到2009年6月,日本银行一直维持0.1%的低利率不变,继续增加货币的流动性。

鉴于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经济恶化速度加快,日本政府又于2009年4月决定出台新的“追加经济对策”,追加额高达15.4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3%,这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财政投资,预计带动56万亿日元的事业规模。据预测,此举将推升2009财年GDP增长率2个百分点。

上述一系列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已初见成效。2009年5月份以来,日本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开始出现若干回暖迹象,节能汽车减税及绿色补贴、定额消费补贴金等对策已产生效果。据预测,如果不实施经济对策,2009年度实际GDP将为超过-5%的负增长,而实施经济对策后,将维持在-3%左右。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日本经济走势

尽管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日本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对其金融体系和社会结构并未造成太大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国家实力并未出现实质性变化。正因为如此,日本的经济危机呈现出“来得快,走得也快”的特征。2009年5-7月份,日本银行与政府与双双连续三个月对经济运行做出上行判断。日本银行在6月份“金融经济月报”中指出:日本经济持续改善。7月的“月报”进一步指出;经济逐渐好转。内阁府在6月份“月例经济报告”中时隔7个月首次取消了“恶化”二字,认为经济已出现部分改善,虽然不能说复苏,但也已触底。7月份的“月例经济报告”又进一步认为,尽管形势依然严峻,但经济已全面改善。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第一个宣布“触底”。这意味着日本经济已从危机阶段进入后金融危机的疗伤阶段。为了判断未来经济走势,还应分析一下日本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1.有利因素

(1)日本经济实力雄厚,特别是国内金融系统仍然稳定,不良债权早已处理完毕,经济基本层面尚好。另外,日本对金融创新和发展金融衍生工具一直持慎重态度,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远比美国严格,这也是日本金融系统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免遭重大直接损失的主要原因。再者,日本刚刚经历长期萧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事实上,目前美国所采取的扩大公共投资、零利率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也都借鉴了日本的经验。

(2)周期性衰退接近尾声。从战后日本出现的13次景气循环来看,衰退期平均为17个月。第14次景气循环从2007年11月开始进入衰退期,到2009年7月达20个月,经过长期调整,新一轮经济周期即将来临,加之前两个季度跌幅较大,第二季度止跌反弹情在理中。

(3)库货减少,生产可望回暖。自去年秋季以来,出口锐减,企业减产,大量积压的库货开始减少,到2009年3月库货已接近正常水平。加之美国市场出现回暖兆头,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经济保持相对高速增长,3-5月份,出口连续保持降幅缩小态势,工矿业生产指数也分别出现1.6%、2.3%和5.7%,连续3个月正增长,企业信心指数得到提振。

(4)政府的紧急对策将逐渐显露效果。如前所述,面对国际市场恶化和日元升值,日本政府自2008年秋季以来先后出台了四次紧急经济对策,累计财政支出规模超过GDP的5%。发放到每位居民手中的定额消费补贴金和2008年财年补充预算以及提前执行的2009年度公共投资等均在第二季度产生效果,支撑经济回暖。央行及时下调利率,向短期金融市场提供大量资金,还采取回购长期国债、回购民间企业发行的CP等非传统金融手段,企业融资环境已明显趋好。

(5)国际经济环境的若干有利变化。面对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国际社会频频出手,采取协调行动,这些对策可能在2010年上半年显露效果,全球经济可望逐渐回暖。另外,国际油价、粮价的大幅度降价对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经济利好,会使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交易条件改善,但前一时期这种利好为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波所淹没,经济触底后,这一利好就会逐渐显现。

2.不利因素

(1)设备投资短时期内难以恢复。据内阁府的最新调查,反映半年后设备投资增长的机械设备(除船舶、电力外)订货金额出现连续四个季度大幅度下滑,这意味着半年乃至一年后的设备投资仍将持续下跌。据内阁府预测,2009年度设备投资将为-15.9%的大幅度下降。设备投资约占日本GDP的15%,设备投资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设备投资大幅下降,首先将严重影响内需的扩大。

(2)失业状况继续恶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到2009年3月底已有10几万“派遣临时工”失去工作岗位,正式员工也岌岌可危。从失业率来看,2008年1月仅为3.8%,2009年1月上升为4.1%,5月又攀升至5.2%。同月有效求人倍率(有效求人数/有效求职数)下降至0.44,为战后最低点,失业人口总数高达347万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失业率还将上升。严重的失业问题已开始演变为社会问题。

(3)个人消费增长困难。个人消费占日本GDP的56%,对自律性经济复苏影响巨大。消费疲软是日本经济陷入萧条的重要特征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个人消费基本处于停滞或负增长状态。2002年3月以来的69个长期景气过程中,由于收入未能增加,个人消费也基本处于微升和停滞状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仅收入没有增加,反而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压迫社会总收入上升,其结果导致个人消费更加疲软。

(4)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如前所述,到2008年度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达860多万亿日元,与GDP之比接近180%。前一个时期,由于政府严格控制国债发行额,财政状况曾出现过好转迹象,但突遭金融危机袭击,不得不再次采取凯恩斯主义手法,扩大发行国债,使财政再陷深渊。倘若危机长久持续,能否筹措到“第五次经济对策”资金似乎都很困难。

(5)政局将持续动荡。日本最晚将在2009年8月30日举行众院选举。据媒体预测,在野的民主党获胜可能性较大,但即便民主党掌握掌权,也难以保证政局的长期稳定。政局的动荡难以保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不利于紧急经济对策的推行。

3.近期走势

由于外日本需依存度较高,只要美国经济不复苏,世界经济不复苏,日本率先实现明显的V字型复苏很难想象,但出现U型复苏的可能性较大。日本这次经济衰退,出口下降、生产减少、设备投资骤减、就业形势恶化以及个人消费减少等萧条特征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同时出现。来势凶猛,触底也很快,但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并继续走向复苏,尚需时日,由于美国经济、世界经济尚未恢复以及经济下滑惯性等因素的影响,2009年度日本经济仍将是-3.3%左右的衰退。

最近世界经济出现若干复苏的端倪,在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刺激下,估计日本经济在第二季度有可能出现正增长,在继续持续一段正增长后,到2010年第二季度前后,随着经济对策效果的减弱或消失,设备投资和个人消费等民需又难以跟进,因此可能再次出短期波动,亦即出现双底的W型变化。倘若2010年下半年以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出现复苏,日本经济也将随之复苏,2010年度可能转为1%左右的正增长。

4.中期走势

这里的中期是指未来5年左右的期间,亦即后金融危机时期。这一阶段是对金融危机后遗症进行处理、疗伤的阶段。由于设备投资低迷、失业压力还在增大、个人消费持续疲软、财政困难以及外需环境不稳定等不利条件的存在,日本经济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很难出现较高增长。

日本财政咨询会议把近中期经济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危急阶段”,大体在2009年。这一阶段的对策是:为了切断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恶化的连锁,要强化内需的支撑作用,提前实施公共投资计划项目,扩大就业。目前这一阶段的目标已基本实现。第二阶段为“触底阶段”,大约在2010年前后。在这一阶段为了使景气不再下跌,应当加强空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第三阶段为“恢复和增长阶段”,大约在2011年以后。

虽然日本经济在2008年出现了大衰退,但由于日元升值,按美元计算的实际GDP反而比上年出现大幅度上升(从4.3万亿美元上升至4.9万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第二位的经济规模,而且世界金融大国、债券大国的地位也未发生变化。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但日本经济实力犹在,资金雄厚、企业创新能力旺盛,具备经济再生的基础条件。因此陷入类似90年代的长期萧条的可能性不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有望成为下一个经济增长点的绿色经济、节能环保领域,日本具有压倒优势,占据着制高点,加之支持力度又在加大,今后有望进一步成长。财政困难、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少子老龄化问题属于长期和超长期结构性问题,对近中期日本经济的影响有限。

综合各种不利与有利因素,笔者对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日本经济走势持谨慎乐观预测,2010年以后,日本将会逐步告别凯恩斯主义政策,而重新走向财政结构改革之路,做好后危机收口工作。目前日本有关方面明确表示,2010年度的财政预算规模将小于上年度,国债发行额度也将会相应缩小。倘若经济能够顺利复苏,日本将在2011年以后逐渐提高消费税,并择机再次解除零利率,使金融政策回归常态。在美国经济、世界经济回暖的大前提下,后金融危机时期,日本可望保持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应的1%-1.5%左右的稳定增长。

⑺ 日本经济的特点是什么工业分布特点是什么

特点
1.大力发展海上航运,进口原料,出口工业产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从而使专本国经济得到属调整发展。日本是世界上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2.日本的主要工业部门有,钢铁、汽车、造船、电子、化学和纺织工业。这些工业的产品大量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的最大贸易对象是美国,其次是亚洲和西欧。

日本与中国的贸易,日本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有服装、石油、煤炭、棉花、水产品和蔬菜等。向中国输出的商品有钢材、电子产品和其他工业品。

日本工业主要分布在太平洋沿岸和濑户内海沿岸的狭长地带。东京大阪、名古屋、北九州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是主要的工业区。

2. 影响日本工业分布的原因。

以海港为依托,进口原料,出口工业产品,依靠国际市场,是形成日本工业临海分布的主要原因。

⑻ 日本经济的特点

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日本的企业制度,也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些特征,如现代日本的企业大都是股份制企业,在日本也存在庞大的证券市场,企业的经营活动也都遵循市场竞争规律。但这些并不是日本企业制度的全部,有些东西在现代日本企业制度中,则是某种形式的存在。如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日本企业只是一种形式的存在。构成日本企业制度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构成日本企业制度的独特性,是存在于日本企业中的另一种关系,即自上而下的具有浓厚宗法色彩的依附关系。

这种宗法依附关系,分这样几个层次存在。第一个层次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即政府对企业指导、保护的“护送船队”关系。政府对企业除了通过产业政策诱导和管制外,还通过“神仙下凡”派往企业的官员,对企业进行渗透。第二个层次的关系是行业关系。行业关系通过行业协会和财界组织来实现。行业协会没有政府背景,主要协调行业内事宜,制定行业标准。第三个层次的企业之间的“序列关系“。企业之间的序列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关系。(1)隶属于企业集团(财团)的序列关系。日本不同的财团在历史上属于同一财阀延续下来的。每个财团以银行和商社为中心形成松散的联系。同一集团之间在商业上相互照顾。如企业之间的商品采购要优先从本财团内的企业采购。如在日本研修中参加富士通举行的多次酒会上,所用啤酒是和富士通属于同一财团的企业的啤酒。(2)主银行关系。日本企业的金融业务都由一家银行承担,银行向企业派遣干部,企业经营出现问题时银行出手救济。(3)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专属配套关系”。中小企业依附某一大企业专门为其提供产品配套,大企业保证中小企业的经营业务、向中小企业派遣干部、提供技术并压其降低成本。政府的指导、行业协会和财团、主银行隶属、专属配套等构成了企业的存在外部关系。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主要通过企业内部的工会、雇佣终身制、年功序列制等制度来维系。
市场竞争的关系是一种横向的关系,而自上而下的从政府到财团、从银行到中小企业的关系网是纵向关系。将企业划分在不同的条块之中自上而下的序列关系具有一定的依附性。某个企业一旦脱离或背叛隶属的某个财团或他的主银行,可能会为企业的生存带来意向不到的危机和灾难。任何一个日本企业都面临着两种关系的约束,即竞争关系和依附的关系的约束。这种自上而下的依附关系并不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而是对既定历史关系的承袭。是古代自上而下的封建宗法关系在现代社会的再现。如日本的财团就是日本历史上财阀关系的沿袭。同样政府对企业的保护,银行对企业的控制,这种变相的依附关系也是古代封建社会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封建皇权对超经济控制的另一种形式的再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这种自上而下企业关系称其为古代宗法依附关系的遗留。这种关系的存在同日本的近代历史有关。日本从古代的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走的是一条改良道路。现代的资本主义关系是在保留古代封建关系的框架下渐进形成的。现代的日本企业存在于市场关系与遗留的宗法关系混合生成的制度中,也就不足为奇。

以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制度,在本质上也是使员工不得不依附企业的一种宗法关系。因为在日本所有企业都是隶属某个财团或某个银行,所有的企业都实行终身雇佣,而且是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形式上分离,实际上的不分离,所以在日本并不存在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发达的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家市场。从表面上看,这种变相的依附关系的存在是对市场竞争关系的抑制。特别是按照西方的古典经济学观点,这种变相的依附关系是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但是在现实日本市场经济中,正是这种依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却成了日本企业精神的形成根源。这种从古代社会遗留下的依附关系,在市场竞争的压力和日本特定文化的背景下,变成了员工对企业、小企业对大企业,大企业对银行、企业对政府的服从和忠诚关系。员工对企业的服从和忠诚在日本企业的内部又变成了高度的敬业精神和相互配合的团队精神。企业对政府的服从,使政府的调控信息以最少摩擦得以实现。小企业对大企业的服从,企业对财团的服从,使以高度分工为基础的现代化生产体系以最少摩擦而形成。如果说欧美的大企业是在长期的竞争中形成的,那么日本的大企业集团则是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宗法关系框架中形成的。与欧美的大企业相比,日本企业集团形成时期短,摩擦成本小。这可以说是在短期内日本跨国公司迅速成长的秘密所在。

总之,在市场关系与古代遗留下宗法关系混合中形成的日本企业制度,在80年代以前,表现出了很强生命力和竞争力。这种独特的企业制度,也成了其他国家很难模仿的构成日本经济特点的一种制度。

二战后至80年代末发生泡沫经济前,日本产业政策的实施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为了恢复市场,克服通货膨胀,确立了以经济自力为基础的产业政策;在产业选择上,主要推进了以纤维纺织品为主的轻工业的发展。第二个时期,是以产业合理化为中心,培育新型产业,充实社会资本。在这一时期重点发展了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化学等行业。第三个时期,适应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化,为了实现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迈向经济大国的目标,采取强化产业竞争力的产业政策。这一时期也是日本的汽车、电器机械迅速发展和走向世界的时期。第四个时期是产业政策多样化的时期,主要是谋求振兴电子产业和发展知识密集型企业的时期。

日本产业政策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产业政策的出发点主要是追求规模经济、鼓励企业间的合并与联合,追求卡特尔效应;二是适应日本经济外向型特点,鼓励出口始终是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三是坚持将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置于产业政策的核心,使产业推进和升级始终在技术进步的中进行。日本产业政策这三大特点与日本战后赶超性总体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通过大规模生产提高引进技术的重复使用效率,然后在开拓的国际市场中进行销售,在短期内实现赶超西方发达国际的目标,这就是日本战后推行产业政策的核心所在。实践证明,日本的赶超产业政策是成功的。正是这种赶超政策使日本在短期内,创造出了一个可以和美国相抗衡的工业制造大国。

通过产业政策、外汇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鼓励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是日本在80年代以前实现经济起飞的另一个经验。日本的技术进步经验从总体讲是一个学习的经验或二次创新的经验。日本战后技术革新是在引入西方先导技术的前提下,将尖端技术与具体工业流程、产品开发相结合进行追加创新的技术革新。所以在日本的技术创新体系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外汇金融政策激励下对西方尖端技术的引进、学习和消化的系统,另一部分是将尖端技术与生产工程和产品开发项结合,进行的技术再创新的。由于属于工程学和实用技术的创新是与市场紧密相联系的创新,所以日本的技术创新是以民间部门为主体的创新,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技术创新所需资金的供给也是以民间部门为主。日本拥有全世界一流的工程师和各种各样民间技术人员,日本也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素质工人。这些都是日本80年代在制造业技术领域领先世界的原因所在。这也是日本技术创新体系的特点所在。同欧美的技术创新体系相比,在研究开发领域,日本工程学占优势,欧美则在理学占优势。

由于结构和制度的原因使日本经济走出不景气的道路艰难而曲折,日本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的时间表,即使日本的专家与学者也很难确定。但经过十多年渐进的改革和探索,以及对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的反思,日本经济未来发展与改革的方向越来越明确。从日本专家和学者讲述的内容中,可以发现,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是现代日本经济发展的三大趋势,也是日本经济改革中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

日本的政府和学者已认识到政府导向型经济模式的弊端,放松行政管制,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适应因特网时代需要的更加灵活的市场经济,是目前日本经济改革的主要方向。 在金融体制方面推进更加自由化、更加有选择性的金融体系。 在金融机构的合并中,允许银行、保险、证券等业务的自由化。在企业关系上,开始进行打破束缚企业之间竞争的序列关系的改革,在企业内部,对终身雇佣制进行改革,打破大锅饭铁饭碗,鼓励人员开始流动、竞争,促使劳动力市场发展。在对外开放上,鼓励外资进入日本,收购日本的企业和不良资产。这些改革都是围绕一个目标进行的,就是使日本市场机制更加具有竞争性和开放性。

在新一轮的新经济竞争中,日本企业未能抓住有利机会,获得其应有的市场份额。面向全球,实现日本企业的再造,成为日本企业努力的目标。如富士通株式会社全力推行的面向全球性的经营战略,代表了目前日本跨国企业改革的方向。富士通作为一个从事电子通讯的跨国企业,适应因特网时代技术发展的要求,提出两大经营战略。,将富士通的全部资源集中于互联网世界,使富士通的品牌成为全球性的品牌。富士通的这两大战略与建立因特网时代无国籍企业的发展趋势非常吻合。随着互联网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一轮的国际竞争,将是以全球化经营为战略目标的无国籍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未来的国际市场中,越是全球化的企业,越具有生命力和竞争了。

⑼ 日本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优势有哪些

日本金融危机的情况:

一、日本未发生金融危机,而是发生了经济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对日本金融机构的直接打击有限,但对实体经济打击沉重。2008年第4季度实际GDP增长率骤降14.4%,创下战后以来的新低。2009年第1季度又降为14.2%。不仅如此,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均开始出现雪崩式下滑。美欧市场的萎缩导致日本出口迅速下降,2008年度出口同比减少16.4%,贸易顺差下降了90%。2009年第1季度,出口下降26%。此前日本之所以从长达10几年的长期萧条中挣脱出来,主要是由出口扩大带动的。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日本整个出口企业沉重一击,而汽车企业首当其冲,受害最重。出口产业受挫,引起工矿业生产迅速下降、设备投资下滑、企业经营恶化,而生产的减少以及企业效益的下降又引起就业形势的恶化,经济危机的特征十分明显。这说明在日本并未发生金融危机,而是发生了经济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经济急剧下滑,且比震源地的美国以及其他欧洲主要发达国家更严重,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经济是在旧伤尚未痊愈的情况下,进入新一轮的周期性衰退,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因此表现出比美国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更严重的症状。

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日本政府在2008年8月、10月和12月先后采取了“紧急综合对策”、“生活对策”和“紧急经济对策”措施,被称为“三级火箭助推”。三次政策措施共投入财政资金12.4万亿日元,相当GDP的1.9%,预计将带动75万亿规模的事业投资。

三次经济对策主要包括支付定额消费补贴金(2万亿日元)、下调高速公路收费、改善就业政策、住宅减税、实施医疗、看护、社会福利政策等措施。同时,为了加强金融系统的稳定,出台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对策(担保规模扩大到30万亿日元)、增加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公共注资(12万亿日元)、成立银行等金融机构持有股票回购机构等。

在货币政策方面,日本银行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向短期金融市场大量供给资金,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金融市场提供美元流动性,两次下调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的诱导目标,2008年10月从0.5%下调至0.3%,12月从0.3%下调至0.1%。2008年12月,又实施购入长期国债、购买一般企业商业票据(CP)等特别措施。直到2009年6月,日本银行一直维持0.1%的低利率不变,继续增加货币的流动性。

鉴于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经济恶化速度加快,日本政府又于2009年4月决定出台新的“追加经济对策”,追加额高达15.4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3%,这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财政投资,预计带动56万亿日元的事业规模。据预测,此举将推升2009财年GDP增长率2个百分点。

上述一系列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已初见成效。2009年5月份以来,日本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开始出现若干回暖迹象,节能汽车减税及绿色补贴、定额消费补贴金等对策已产生效果。据预测,如果不实施经济对策,2009年度实际GDP将为超过-5%的负增长,而实施经济对策后,将维持在-3%左右。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日本经济走势

尽管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日本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对其金融体系和社会结构并未造成太大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国家实力并未出现实质性变化。正因为如此,日本的经济危机呈现出“来得快,走得也快”的特征。2009年5-7月份,日本银行与政府与双双连续三个月对经济运行做出上行判断。日本银行在6月份“金融经济月报”中指出:日本经济持续改善。7月的“月报”进一步指出;经济逐渐好转。内阁府在6月份“月例经济报告”中时隔7个月首次取消了“恶化”二字,认为经济已出现部分改善,虽然不能说复苏,但也已触底。7月份的“月例经济报告”又进一步认为,尽管形势依然严峻,但经济已全面改善。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第一个宣布“触底”。这意味着日本经济已从危机阶段进入后金融危机的疗伤阶段。为了判断未来经济走势,还应分析一下日本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1.有利因素

(1)日本经济实力雄厚,特别是国内金融系统仍然稳定,不良债权早已处理完毕,经济基本层面尚好。另外,日本对金融创新和发展金融衍生工具一直持慎重态度,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远比美国严格,这也是日本金融系统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免遭重大直接损失的主要原因。再者,日本刚刚经历长期萧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事实上,目前美国所采取的扩大公共投资、零利率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也都借鉴了日本的经验。

(2)周期性衰退接近尾声。从战后日本出现的13次景气循环来看,衰退期平均为17个月。第14次景气循环从2007年11月开始进入衰退期,到2009年7月达20个月,经过长期调整,新一轮经济周期即将来临,加之前两个季度跌幅较大,第二季度止跌反弹情在理中。

(3)库货减少,生产可望回暖。自去年秋季以来,出口锐减,企业减产,大量积压的库货开始减少,到2009年3月库货已接近正常水平。加之美国市场出现回暖兆头,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经济保持相对高速增长,3-5月份,出口连续保持降幅缩小态势,工矿业生产指数也分别出现1.6%、2.3%和5.7%,连续3个月正增长,企业信心指数得到提振。

(4)政府的紧急对策将逐渐显露效果。如前所述,面对国际市场恶化和日元升值,日本政府自2008年秋季以来先后出台了四次紧急经济对策,累计财政支出规模超过GDP的5%。发放到每位居民手中的定额消费补贴金和2008年财年补充预算以及提前执行的2009年度公共投资等均在第二季度产生效果,支撑经济回暖。央行及时下调利率,向短期金融市场提供大量资金,还采取回购长期国债、回购民间企业发行的CP等非传统金融手段,企业融资环境已明显趋好。

(5)国际经济环境的若干有利变化。面对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国际社会频频出手,采取协调行动,这些对策可能在2010年上半年显露效果,全球经济可望逐渐回暖。另外,国际油价、粮价的大幅度降价对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经济利好,会使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交易条件改善,但前一时期这种利好为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波所淹没,经济触底后,这一利好就会逐渐显现。

2.不利因素

(1)设备投资短时期内难以恢复。据内阁府的最新调查,反映半年后设备投资增长的机械设备(除船舶、电力外)订货金额出现连续四个季度大幅度下滑,这意味着半年乃至一年后的设备投资仍将持续下跌。据内阁府预测,2009年度设备投资将为-15.9%的大幅度下降。设备投资约占日本GDP的15%,设备投资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设备投资大幅下降,首先将严重影响内需的扩大。

(2)失业状况继续恶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到2009年3月底已有10几万“派遣临时工”失去工作岗位,正式员工也岌岌可危。从失业率来看,2008年1月仅为3.8%,2009年1月上升为4.1%,5月又攀升至5.2%。同月有效求人倍率(有效求人数/有效求职数)下降至0.44,为战后最低点,失业人口总数高达347万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失业率还将上升。严重的失业问题已开始演变为社会问题。

(3)个人消费增长困难。个人消费占日本GDP的56%,对自律性经济复苏影响巨大。消费疲软是日本经济陷入萧条的重要特征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个人消费基本处于停滞或负增长状态。2002年3月以来的69个长期景气过程中,由于收入未能增加,个人消费也基本处于微升和停滞状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仅收入没有增加,反而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压迫社会总收入上升,其结果导致个人消费更加疲软。

(4)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如前所述,到2008年度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达860多万亿日元,与GDP之比接近180%。前一个时期,由于政府严格控制国债发行额,财政状况曾出现过好转迹象,但突遭金融危机袭击,不得不再次采取凯恩斯主义手法,扩大发行国债,使财政再陷深渊。倘若危机长久持续,能否筹措到“第五次经济对策”资金似乎都很困难。

(5)政局将持续动荡。日本最晚将在2009年8月30日举行众院选举。据媒体预测,在野的民主党获胜可能性较大,但即便民主党掌握掌权,也难以保证政局的长期稳定。政局的动荡难以保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不利于紧急经济对策的推行。

3.近期走势

由于外日本需依存度较高,只要美国经济不复苏,世界经济不复苏,日本率先实现明显的V字型复苏很难想象,但出现U型复苏的可能性较大。日本这次经济衰退,出口下降、生产减少、设备投资骤减、就业形势恶化以及个人消费减少等萧条特征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同时出现。来势凶猛,触底也很快,但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并继续走向复苏,尚需时日,由于美国经济、世界经济尚未恢复以及经济下滑惯性等因素的影响,2009年度日本经济仍将是-3.3%左右的衰退。

最近世界经济出现若干复苏的端倪,在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刺激下,估计日本经济在第二季度有可能出现正增长,在继续持续一段正增长后,到2010年第二季度前后,随着经济对策效果的减弱或消失,设备投资和个人消费等民需又难以跟进,因此可能再次出短期波动,亦即出现双底的W型变化。倘若2010年下半年以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出现复苏,日本经济也将随之复苏,2010年度可能转为1%左右的正增长。

4.中期走势

这里的中期是指未来5年左右的期间,亦即后金融危机时期。这一阶段是对金融危机后遗症进行处理、疗伤的阶段。由于设备投资低迷、失业压力还在增大、个人消费持续疲软、财政困难以及外需环境不稳定等不利条件的存在,日本经济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很难出现较高增长。

日本财政咨询会议把近中期经济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危急阶段”,大体在2009年。这一阶段的对策是:为了切断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恶化的连锁,要强化内需的支撑作用,提前实施公共投资计划项目,扩大就业。目前这一阶段的目标已基本实现。第二阶段为“触底阶段”,大约在2010年前后。在这一阶段为了使景气不再下跌,应当加强空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第三阶段为“恢复和增长阶段”,大约在2011年以后。

虽然日本经济在2008年出现了大衰退,但由于日元升值,按美元计算的实际GDP反而比上年出现大幅度上升(从4.3万亿美元上升至4.9万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第二位的经济规模,而且世界金融大国、债券大国的地位也未发生变化。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但日本经济实力犹在,资金雄厚、企业创新能力旺盛,具备经济再生的基础条件。因此陷入类似90年代的长期萧条的可能性不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有望成为下一个经济增长点的绿色经济、节能环保领域,日本具有压倒优势,占据着制高点,加之支持力度又在加大,今后有望进一步成长。财政困难、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少子老龄化问题属于长期和超长期结构性问题,对近中期日本经济的影响有限。

综合各种不利与有利因素,笔者对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日本经济走势持谨慎乐观预测,2010年以后,日本将会逐步告别凯恩斯主义政策,而重新走向财政结构改革之路,做好后危机收口工作。目前日本有关方面明确表示,2010年度的财政预算规模将小于上年度,国债发行额度也将会相应缩小。倘若经济能够顺利复苏,日本将在2011年以后逐渐提高消费税,并择机再次解除零利率,使金融政策回归常态。在美国经济、世界经济回暖的大前提下,后金融危机时期,日本可望保持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应的1%-1.5%左右的稳定增长

⑽ 日本的经济特点是什么

日本的经济特点是:

1、大力发展海上航运,进口原料,出口工业产品。

日本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从而使本国经济得到调整发展,日本是世界上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主要工业部门有:钢铁、汽车、造船、电子、化学和纺织工业.这些工业的产品大量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

2、普通商品价格比较高。

日本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名意为“日出之国”,位于亚洲东部,是一个有名的岛国,领土由7200多个小岛和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组成,总面积37.8万平方公里。

日本因为国土面积小,国内资源有限,主要依赖进口,导致日本国内的普通商品价格比一般国家高出不少。

3、近几十年经济发展甚是缓慢。

2017年底,日本GDP总量48675美元,是中国的GDP总量的1/3左右,同比增涨率为1.6%,增速缓慢,早在1994年日本GDP总量已达到49070亿美元,可以看出近二十多年日本经济总量没有很大变化。

日本自从上世纪九十代初爆发了泡沫危机之后,GDP增速一直持续低迷,并且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出现了GDP负增长。那么日本经济到底有什么特点和优劣势。

4、容易受其他经济影响。

除了丰富的森林和渔业资源,日本的自然资源贫乏,基本大部分都依赖进口,通过国外进口的自然资源有石油、铁矿石、铜矿石等。日本以海港为依托,进口原料,出口工业产品,主要依靠国际市场。

日本主要出口的产品有汽车、电器、一般机械、化学制品等,主要贸易对象是中国、美国、韩国、德国等国家。日本经济主要依赖大量进口原材料和出口成型的工业产品,导致日本的经济受全球经济影响很大,一旦爆发全球经济危机,日本经济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0)国际金融分析日本经济扩展阅读

日本经济的大致发展:

回顾日本的经济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成功”转向“失落”的曲线。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率先复苏,突飞猛进,曾一举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2010年被中国超越)。

1985年,日本经济进入泡沫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陷入“失落年代”,至今仍未能完全走出来。

1868年~1945年属于明治维新后的崛起阶段。

经过1894年的甲午海战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获得了大量的战争赔款,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攫取了大量的资源类产品,成为西方国家中的后起之秀。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56.8%,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但在1929年~1933年的大危机中,日本同样受到巨大打击,工业生产降幅超过35%。

在此背景下,日方开始宣扬对外扩张理论,并走上了扩军备战之路。

从1931年入侵我国东北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再到1941年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的战争费用直线上升,国债余额从1930年的62亿日元增加到1945年底的1439亿日元。战争最终拖垮了日本经济,到1945年战争结束,日本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1946年~1985年属于战后经济复兴及高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946年~1955年为战后经济复兴时期。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间接统治”下,推进了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劳动立法等一系列民主改革,完成了从战时统治经济向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转变,这被称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二次大改革”。

1946年采取的“倾斜生产方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方式将经济重建重点放在煤炭、钢铁的扩大生产上,通过两者的循环增产,阶段性地带动其它产业发展

1951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为日本经济起飞带来了机遇,大量的战争特需使日本工矿业明显活跃起来,经济触底反弹。1951年日本与美国签订《旧金山和约》,宣告美国对日本全面军事占领时期的结束,日本取得主权国家地位。

1953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55年又加入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以二战战败国身份回归国际社会。到1955年,日本的所有经济指标已全面恢复或超过战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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