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国际金融中心及国际版的目的
打个最简单袭的比分
两个小店，一个门庭冷落，没有客户
另外一个小店整天人流不断，生意兴隆。
不用说，肯定是后面一个老板发财。
香港就类似生意好的小店....
一个城市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资金流要比普通城市大很多。雁过拔毛，相关机构自然也获利丰厚
② 国内外对区域金融中心的研究现状和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意义
金融中心建设不存抄在排他性。从世界袭各国经济发展和金融中心形成一般规律看，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都拥有若干个不同层次的经济中心城市，而这些中心城市一般都成为重要的金融中心。如：美国有国际性金册衡袭融中心纽约，也有区域金融中心芝加哥、洛杉矶等；英国有国际金融中心伦敦，还有区域金融中心曼切斯特；同样日本有东京为国际金融中心，也有大阪、名古屋等。这些国家金融中心建设经验说明，经济发展加速加快了金融中心形成，州兄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内可以拥有若干拦友个功能互补、层次不同的金融中心，同时，金融中心对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提升经济中心城市功能起到积极作用，对所在地区发挥着重要金融支持和经济辐射功能。
不是我说的！复制专家说的，不过很有道理。
http://www.cce365.com/csj_wenzhang_detail.asp?id=100713自己去看吧
③ 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到底差距在哪里
陆红军 ······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追寻答案。从2001年起至2004年，我们通过大量文献研究、专家论证和多元统计分析，设计与探索实施了一套国际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金融规模、金融环境、金融聚集度、金融国际化、金融风险防御、金融创新、金融效率、金融人才、金融制度、金融科技10个一级指标和56个基础指标。 本指标体系10个一级指标和56个基础指标测评的样本数据截至2004年，分为客观数据与主观数据两类。其中客观数据源于文献调研，包括2001~2004年的各类统计年鉴,各大官方统计网站,如各城市的金融管理机构官方网站、城市官方统计网站、世界银行等网站，以及2000~2004年各类专业研究报告。 主观数据源于问卷调查，主要包括针对金融制度、金融透明度和金融创新力三指标进行调查问卷。调查对象包括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高级经济学家、跨国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及中国京沪深三地政府经济部门官员、金融业高管人员、律师、高校专业研究人员等。 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评价与比较通过上述方法，我们取得六个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原始数据，再通过统计方法量化，我们得到六个城市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一级指标得分数。 在表中，我们可发现： 1.中国香港在金融聚集度、金融国际化等方面得分比较高，一方面由于香港属于特殊的经济体，另一方面是由于其长期实施自由的商业社会与金融制度。同欧美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相比，香港的金融规模处于中游水平。 2.新加坡的金融发展状况与香港类似，金融聚集度指标得分较高，而金融规模与金融人才得分排名居纽约、伦敦与东京之后。新加坡的经济运行机制与香港类似，且都属于资源缺乏的经济体，主要依赖于开放的政策资源和创新的人才资源。 3.作为世界级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东京，其优势在于：金融规模得分仅次于纽约，比伦敦高；而在金融人才方面，其得分低于纽约、伦敦。而东京的弱势集中在金融环境、金融效率和金融国际化方面。这主要由于日本金融体系弊端所致。 4.上海近几年发展比较迅猛，但由于整体金融改革有待时日、金融体系基础较薄弱，金融制度健全进程中，导致其大部分指标得分虽然与香港、新加坡接近，总体上仍处于香港、新加坡之后。由于日本银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频频发生倒闭现象，资本市场秩序难以控制，而中国政府不断向各银行注入资本，以提高其资本充足率，同时加速银行改制上市进程，从而使上海在金融效率指标中略胜于东京，但与其他金融中心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上海在吸引外国金融机构与金融资产时，采取了不少积极的优惠政策；而东京则相对保守，故在金融国际化指标中，上海与东京的差距并不大。 5.与其他城市相比，前几年上海的相对优势集中于金融规模上，得分略高于新加坡，与香港处于相似的发展水平。上海的不足之处突出地表现在金融风险防御、金融创新与金融人才方面。在金融环境、金融效率、金融国际化方面，上海虽然落后于其他各城市，但差距不是非常大。因此，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把握机遇、扬长避短、突出重点，不能全方位赶超国际各大金融中心城市。
④ 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的核心原因有哪些
农业经济时复代晚期国制际金融中心的萌芽
商业革命时代国际金融中心的初步发展
工业化早期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形，工业化成熟期国际金融中心由成熟走向分化以及后工业化时代国际金融中心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重点分析了国际金融中心在不同的经济金融阶段是如何形成和发挥作用的。线索是随着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
国际金融中心功能也在不断地演进。历史上每一次金融中心的漂移，都是基于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变化跟不上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而衰落，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正是为迎合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功能而诞生和发展。
⑤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趋势
为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
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30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类基本的汇率安排：一是独立浮动汇率安排，实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固定汇率安排，包括实行货币局制度和传统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货币国家（如欧盟内部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三是“中间道路”安排，即各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安排，如爬行钉住制、区间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较高或国内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据统计，2002年，在IMF的186个成员经济体中，实行上述三类汇率安排的国家分别占22％、48％和30％。
由于美、欧、日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安排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单个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安排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但从国际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两个缺陷：一是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活动的汇兑成本和风险；二是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即运用本币贬值政策推行贸易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全球范围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局部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从80年代后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到最近一个时期美元强势政策的调整，都充分显示美国在缓解其经常账户逆差时对于汇率贬值政策的依赖。
固定汇率安排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货币主权，换取汇兑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强的国内财经政策约束。各种形式的“中间道路”则有可能兼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优点，并使本国货币当局具有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然而，在美、欧、日等大国货币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无论固定汇率还是“中间道路”安排，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少研究显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后美元相对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国等实行钉住美元安排的国家货币急剧升值，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能力。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作用比较有限，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调节主要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在发生严重逆差时，也可有限地运用汇率政策，并从IMF获得一定的短期信贷支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国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性国际融资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从而避免采用财政紧缩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调节措施。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国际流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国家放松内部约束，滥用财政扩张政策，延误必要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结果是不仅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常常为沉重的外债负担所累，甚至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放松，国际资本流动迅猛扩张。目前，全球各类国际资本的日交易量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近年来不少研究显示，国际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许多国际投资和信贷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资本流向的国别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常常发生“饱饥综合症”，即当看好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因此常造成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动荡。此外，在危机发生的前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大规模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参与更是加剧了有关国家危机的深度，并在危机的国际传递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1973年后，该组织已不再具有对各国汇率安排进行约束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以增强其清偿能力。然而，由于该组织长期以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因此对于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动迟缓，就是力不从心，而且常常附加紧缩开支和经济自由化等不切实际的条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由于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影响，该组织对于美洲以外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往往显得十分冷漠。这表明了该组织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目前，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国首脑和财长会议。总体上看，这个协调机制常常流于形式和务虚，很少具有实质性内容。近年来，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在试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或者成效并不显著，或者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货币合作进程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元于1999年成功面世，欧元区内部也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欧元的诞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最近几年来，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采用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或者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尽管两年前的金融危机迫使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但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依靠这种地位，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别国的实际经济资源。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IMF，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
历史不会进行简单回归，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改革和重构IMF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改革建议，则更是反应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另外，相互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也使发达国家很难在所有的改革问题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国一直反对日本在亚洲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反对其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展望未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⑥ 国际金融中心是什么
国际金融中心，它之所以成为一个中心，它应该有这样几个重要的标志。
第一个标志，它有很多的金融机构。首先有很多的银行，有很多的比如说保险公司，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
第二个，这个金融中心，应该有很多的金融市场，对于没有学过金融学的同学来说，我还是要罗列一下这些市场，比如说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黄金市场，外汇市场，等等。
第三个标志呢，它要有实质性的金融活动发生，金融交易活动发生，也就是说，确实有很多的机构，很多的投资者，很多的筹资人，在这里进行存放款的活动，金融的交易活动，要有实质性的这种活动发生。
金融中心的最后一个特征呢，它应该是一个都市，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它应该是一个城市，不可能是一个乡村、偏僻的地方，因为它一定要有发达的通讯、电信、交通，这样的网络，一定要有这样的网络，而且呢，它实际上要有发达的第三产业。
从层次上看，目前世界上的国际金融中心一般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香港；二是地区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如新加坡、开曼、巴拿马等。
⑦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际油气与固体矿产资源领域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全球资源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因此，在能源战略甚至是国家发展战略中，必须把开发利用海外资源作为核心内容，建立相应的信息库、决策方法库和动态分析模型。
很多发达国家、石油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很早就已经认识到建立全球资源开发利用的数据库和决策支持系统的重要性。比如埃克森公司、道达尔公司和壳牌公司都具有这些数据库和风险管理系统。其中，埃克森公司的全球油气系统最为著名。这些数据库和评价技术在公司范围内，是核心技术和资源，不会与别的公司和国家共享。同时，有许多权威的国际咨询公司开发出了类似的数据库和风险管理体系，比如著名的IH S公司就具有非常详细的数据库，对外服务中价值极高。
国外一些著名的研究机构或政府部门，如：国际能源署（IEA）、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美国能源部（DOE/U.S.），已经建立了旨在辅助决策的能源系统。最具代表性的能源模型是美国能源部开发的国家能源模型系统（NEMS）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与世界能源委员会（WEC）合作开发的IIASA-WECE3模型。
NEM S模型是美国EIA/DOE（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署，简称EIA）于1993年开发的能源经济区域决策支持模型，目的是通过模拟美国及国际能源市场来规划能源、经济、环境、安全因素对美国能源消费、价格、安全的影响，为决策者制定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和规划提供必要的决策信息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模块就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全球生产、消费、资源、贸易和价格运行的动态模型。依赖此模型，可以规避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风险，规避海外油气进口的供应风险，规避本国能源消费的需求风险。
ⅡASA-WEC E3模型是ⅡASA和WEC于20世纪90年代开发的基于动态线性规划的能源－经济－环境决策支持模型，它是以连续的、相互独立的情景分析方式，研究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未来社会、能源消费和技术发展的一系列可能的状况，从而为决策者制定能源长期和短期规划提供信息支持。
国内已经意识到海外开发需要现代化的风险管理技术的支撑，但是目前只有一些分散的研究，尚未从国家层面上系统地规划和协调实施，更没有形成支持企业海外投资决策的系统。
国内的石油公司，特别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的国际油气勘探开发业务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数据和信息，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例如，在资源方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具有世界盆地数据库和最近开发的区块图集，对海外投资环境，特别是法律法规、合同模式、条款数据和投资信息的基本数据和信息，有一定的积累；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CNODC）海外中心具有许多国家的项目资料和一线的实践者。但是还没有系统地建立针对海外资源开发利用的风险管理系统。相比之下，中小石油公司，特别是民营石油公司十分缺乏系列的数据和信息支持，更没有辅助的风险管理系统。
在全球矿产资源利用方面，发达国家的政府机构和许多跨国公司都定期地进行全球矿产资源分布及潜力分析，一方面将其作为制定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重要依据，通过调整资源规划和政策，以应对资源供应的风险；另一方面为国家制定资源勘探开发战略、优选有利区块、确定投资方向提供依据，为正确决策，减少失误提供可靠保障。
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目标是促进环境、资源和经济因素一体化，把项目部署与国家和公民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服务。矿产资源的研究内容主要有4个方向：一是矿产资源的支撑能力和社会需要，维护相关数据库，研究矿床评价和分析方法、成矿作用、金属矿产和成矿环境；二是矿业经济和国家政策，调查矿产品信息（矿产品概要、矿业调查、矿产年鉴和国际矿业等），为国家公园、森林和土地资源管理提供矿产资源、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资料；三是矿业环境和公众健康，研究废弃矿产地、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背景，评价地质环境；四是矿产技术方法和资料发送，进行矿产相关数据库和信息资料更新。
⑧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趋势
为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
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30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类基本的汇率安排：一是独立浮动汇率安排，实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固定汇率安排，包括实行货币局制度和传统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货币国家（如欧盟内部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三是“中间道路”安排，即各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安排，如爬行钉住制、区间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较高或国内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据统计，2002年，在IMF的186个成员经济体中，实行上述三类汇率安排的国家分别占22％、48％和30％。
由于美、欧、日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安排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单个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安排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但从国际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两个缺陷：一是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活动的汇兑成本和风险；二是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即运用本币贬值政策推行贸易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全球范围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局部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从80年代后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到最近一个时期美元强势政策的调整，都充分显示美国在缓解其经常账户逆差时对于汇率贬值政策的依赖。
固定汇率安排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货币主权，换取汇兑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强的国内财经政策约束。各种形式的“中间道路”则有可能兼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优点，并使本国货币当局具有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然而，在美、欧、日等大国货币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无论固定汇率还是“中间道路”安排，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少研究显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后美元相对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国等实行钉住美元安排的国家货币急剧升值，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能力。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作用比较有限，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调节主要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在发生严重逆差时，也可有限地运用汇率政策，并从IMF获得一定的短期信贷支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国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性国际融资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从而避免采用财政紧缩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调节措施。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国际流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国家放松内部约束，滥用财政扩张政策，延误必要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结果是不仅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常常为沉重的外债负担所累，甚至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放松，国际资本流动迅猛扩张。目前，全球各类国际资本的日交易量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近年来不少研究显示，国际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许多国际投资和信贷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资本流向的国别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常常发生“饱饥综合症”，即当看好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因此常造成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动荡。此外，在危机发生的前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大规模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参与更是加剧了有关国家危机的深度，并在危机的国际传递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1973年后，该组织已不再具有对各国汇率安排进行约束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以增强其清偿能力。然而，由于该组织长期以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因此对于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动迟缓，就是力不从心，而且常常附加紧缩开支和经济自由化等不切实际的条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由于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影响，该组织对于美洲以外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往往显得十分冷漠。这表明了该组织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目前，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国首脑和财长会议。总体上看，这个协调机制常常流于形式和务虚，很少具有实质性内容。近年来，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在试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或者成效并不显著，或者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货币合作进程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元于1999年成功面世，欧元区内部也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欧元的诞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最近几年来，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采用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或者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尽管两年前的金融危机迫使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但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依靠这种地位，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别国的实际经济资源。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IMF，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
历史不会进行简单回归，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改革和重构IMF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改革建议，则更是反应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另外，相互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也使发达国家很难在所有的改革问题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国一直反对日本在亚洲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反对其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展望未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⑨ 国际金融中心 特点
1.金融市场的完备程度，是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础指标。
2.开放程度，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又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