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的国际金融中心

㈠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着力点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前，国务院已决定由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国家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即“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探索谋划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路径，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国研网：当前，我国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正平稳转型到新常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道富：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际经济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二是经济增长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寻求经济效率；三是开始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原有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适应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当经济转型时就会出现各种金融困境，这也是金融需要转型的信号。
一、“三元悖论”与“中心外围”结构制约中国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给原来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三元悖论”和“中心外围”结构。
“三元悖论”揭示了一个经济体不同同时实现汇率、利率及资本管制三个目标。“三元悖论”成立是建立在无套利均衡基础上的。如果将汇率看作货币对外价值，利率看作货币的对内价值，资本自由流动则意味着国内外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则三元悖论本质上是一价定律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即一种商品在一个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要想破坏一价定律，则只需破坏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可，如一个市场、同质商品、无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结构下，可以有多种方式达到市场均衡。“三元悖论”仅揭示瞬间无套利均衡要求，无法判断哪个组合的均衡结构更好。
中国当前正在寻找“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汇率波动、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规模巨大。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遗漏方向开始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939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600亿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近些年出现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来，分别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幅度内，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分别与2014年的5月和6月达到历史高点，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别减少了30906亿元人民币和7908.92亿美元。我国的基础货币余额2015年3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不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论”约束，还接受了金融资源的世界再配置。从全球动态均衡来看，二战后全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美元周期结构。这与是否采取浮动汇率没有太直接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采取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波动牵动全球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了以浮动为主的汇率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的美元周期。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也成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中国近些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货币大量投放，各类金融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承担大量经营风险，还不得不管理并承担大量金融风险。企业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此外，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阴霾始终无法消除。
货币凝聚着人类的普遍信任。在经济阶段转换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转换期，在原有的增长点和增长模式下出现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盈利状况恶化，难以凝聚社会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规模还较小。这样以商业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大幅下降，社会普遍信任转向以物和政府信用为主，表现为房地产和政府信用（含隐性担保）的过度膨胀。
货币借助资产实现扩张或收缩，支持货币扩张的资产价值的来源不同，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同效果。
当实体资产属于新的商业创造(包括新项目、原有项目的扩大、改建等)，货币因此而扩张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实扩张，从而引起对现有实体资源的争夺，引发实物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当这些投资机会被证明确实具有稳定回报，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就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当投资机会并不具有稳定回报，成为不良资产，货币金融体系则需要通过不良资产退出实现货币收缩来及时承认错误。如果不良资产不能及时退出，则在经济体中保留了多余的货币创造，产生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
当实体经济属于现有的存量资产，只是实现了证券化进入金融领域（货币的深化）。这种类型的货币扩张不再对实物资源产生增量需求，只是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化，货币的国际化及各类资产的证券化等。货币深化并不会带来对现有资源的增量争夺，只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边界扩大。
当资产价值增加来源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利率或者风险偏好变化，那么并不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只是实现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如我国上一轮股市繁荣期，大量上市公司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以获取两者之间的价差，等等。当价值评估重估以合理定价机制为基础时，这是利用金融体系利用其价值评估体系以较低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过程，是广义的套利和资源整合过程。但当价值评估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导，或者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不再是套利和资源整合，而是价值的再分配和欺诈掠夺。
当经济处于转型期是，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匮乏，货币扩张越来越多的由存量投资机会证券化和价值重估实现时，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带来实物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但不断出现资产泡沫。投资者普遍面临“资产荒”难题，不断寻找价值洼地，提高风险偏好。从微观企业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但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上市公司保留较大比例的现金。我国近期更是出现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价格较高。当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投放相互实现时，市场参与者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不看好房地产内在价值，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损害货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不得不参与房地产的追逐。
三、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观金融机构从业务发展出发，顺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已进行了大量创新。从实践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传统金融领域外出现了大量创新。受制于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框架的制约，金融管理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我国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线并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
事实上，我国有必要将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它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国研网：“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将面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当前存在哪些金融风险？
陈道富：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经济金融转型的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让我国进入了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期。个人认为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风险是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和经济下行伴随的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9%，今年的增长目标为6.5%~7%。随着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一些企业会破产退出，同时更多风险也会暴露。这一类风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
第二类风险是“三期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新的阶段表达而产生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风险。金融改革是中国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国研网：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您认为金融体系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
陈道富：目前，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才能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因此，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它又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处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

㈡ 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分别指的是什么

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十三五”规划（2016年到2020年）要求规划编制必须强化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科学设定规划目标指标，积极推进市县规划体制改革，坚持开放民主编制规划，使“十三五”规划更加适应时代要求，更加符合发展规律，更加反映人民意愿。
《建议》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六大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建议》由15个部分构成，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为总论，包括第一、第二两个部分，主要阐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必须遵循的原则和主要目标。

第二板块为分论，总体上按照新发展理念的内涵来组织，分领域阐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点任务，安排了12个部分，明确了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国内市场、深化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发展，到文化建设、绿色发展、对外开放、社会建设、安全发展、国防建设等重点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作出工作部署。

第三板块为结尾，包括第十五部分和结束语，主要阐述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健全规划制定和落实机制等内容。

金融体系建设紧扣“现代”

未来五年，中国金融发展可从中一窥端倪。《建议》表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是金融系统“十三五”时期的战略目标，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金融改革发展迎来“十四五”新发展阶段，紧扣“现代”关键词也传递出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稳中有进的信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日前撰文称，回顾“十三五”金融改革发展，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的目标要求都得到了贯彻实施。

10月30日，央行党委会议指出，聚焦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谋划好今后5年及更长时期内的金融高质量发展路径和具体措施，切实增强金融工作的前瞻性、系统性和科学性。

11月2日，银保监会党委(扩大)会议强调，着力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提升金融监管能力。加强制度建设，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提高监管透明度。完善风险全覆盖的监管框架，增强监管的穿透性、统一性和权威性。

何海峰表示，面对中国金融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怎么定位很重要。既要善用金融科技，还要正视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尊重金融长期发展演化的客观规律，趋利避害，共同致力于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健全和健康金融生态的完善。

2020年是资本市场建立三十周年。过去五年来，资本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基础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十三五”时期各方面发展都取得了决定性成就。

目前，已经形成包括上海(主板+科创板)、深圳(创业板+中小板)、北京(新三板)以及在多地蓬勃发展的“四板”市场及私募市场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截至2020年10月底，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超过4000家，总市值超过70万亿元。

与规模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建议》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从“十三五”的“创造条件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到“十四五”的“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这是中国证券市场深化改革的一次历史性“突围”。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建议》称，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里的亮点在于，我们从过去的通过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的对外开放，提升到规则和制度层面的对外开放。下一阶段我们要实施的是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这些都对应的是高质量发展的总的要求而言的，是制度规则层面上的接轨。”

在“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这一条上，徐洪才认为:“现在，随着我们对外合作的扩大，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和国际合作中越来越多地面临着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的问题，这涉及到知识产权和公平待遇等方面。我们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是两条腿走路的，境外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国内享受国民待遇，我们的企业在海外也应该享受当地的国民待遇，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建议》指出，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

徐洪才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导致产业链供应链中断，也无可避免地对我国产生了影响，因此供应链配套的完整性至关重要。

“我们强调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便是如此，两个循环的畅通也是基于供应链产业链的互联互通，否则经济活动很容易受到负面影响。”徐洪才表示，“当今的全球分工体系当中，我们有一些产业处于‘卡脖子’的环节，所以我们要强调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过度的依赖别人是不安全的。这和立足国内大循环为主、推进强大的国内市场中间是有内在联系的。”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建议》明确，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

《建议》还提到，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业内预计，未来五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20%左右，成为“十四五”时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柱性产业。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范若滢表示，当前我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我国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支撑。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获得更大的支持力度，包括芯片、集成电路等面临“卡脖子”问题的关键领域，以及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业等代表产业链升级大方向的重点领域有望成为投资热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

“房住不炒”依然是“十四五”期间楼市调控的主基调。在房地产市场调控方面，《建议》称，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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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北京和上海哪个会成为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 为什么

上海，地理优势摆在这里，经济发展比较快速，而且上海现在就已经是我国的金融中心

北京是政治中心，政治中心是不可能成为金融中心的

㈣ 金融与国际金融有什么区别

一、金融与国际金融概念上的区别

金融就是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之后，实现价值和利润的等效流通，是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中进行资源跨期的最优配置决策的行为。

国际金融由国际收支、国际汇兑、国际结算、国际信用、国际投资和国际货币体系构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二、金融与国际金融两者学科上的区别

国际金融属于英语专业，只是专业课程里加入了一些金融方面的课程，比如西方经济学、金融学、国际金融学、会计学、国际贸易等等，学的大学数学也简单，属于应用型英语专业。

金融属于经济学专业，至少要学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三门数学课，还要有计量经济学课程，学习的内容包括经济学、金融学的课程。

三、金融与国际金融的核心元素区别

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到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

国际金融的核心是国际间的收支、汇兑、结算、体系等，受到各个国家互不相同的法令、条例以及国际通用的惯例和通过各国协商制订的各种条约或协定的约束。

㈤ 国际金融危机下国际金融体系重新构建研究

晕。。你这课题做的。。。很赶潮流哟。
但是可能有点难做哟，因为这个东版西是眼下各国都在努力权希望解决的，也是布林森顿体系瓦解后30余年里世界希望解决但一直解决不了的。。。
只有多上网搜搜，多借鉴。。。多说套话。。。

㈥ 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哪些优势

1. 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加快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具有政府的大力支持。

2. 地理位置优越，临近大海，交通便利，有深厚的经济基础，上海也是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和远东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

3. 基础条件好， 上海已建立起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期货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票据业务中心等在内的类型齐全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机构、人才、环境与管理，从国内城市目前的现状来看，上海最有条件。

4. 上海是我国综合城市实力最强的市，是我国第一大城市，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是我国最大的外贸港口，是我国最大的商业城市。

5. 上海是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全球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

㈦ 环球金融中心在上海的建成代表什么大楼的具体资料有人知道吗如题 谢谢了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Shanghai global financial hub是以日本的森大厦株式会社（Mori Building Corporation）为中心，联合日本、美国等40多家企业投资兴建的项目，总投资额超过1050亿日元（逾10亿美元）。原设计高460米，工程地块面积为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38.16万平方米，比邻金茂大厦。1997年年初开工后，因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工程曾一度停工。2003年2月工程复工。但由于当时中国台北和香港都已在建480米高的摩天大厦，超过环球金融中心的原设计高度。由于日本方面兴建世界第一高楼的初衷不变，对原设计方案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环球金融中心比原来增加7层，即达到地上101层，地下3层，楼层总面积约377,300平方米。 楼层规划 大楼楼层规划为地下2楼至地上3楼是商场，3～5楼是会议设施，7楼至77楼为办公室，其中有两个空中门厅，分别在28～29楼及52～53楼，79～至93楼是酒店，将由凯悦集团负责管理，90楼设有两台风阻尼器，94至100楼为观光、观景设施，共有三个观景台，其中94楼为「观光大厅」，是一个约700平方米的展览场地及观景台，可举行不同类型的展览活动，97楼为「观光天桥」，在第100层又设计了一个最高的「观光天阁」，长约55米，地上高达472米，预计将会超越加拿大国家电视塔的观景台，甚至还会超过杜拜的杜拜塔观景台（地上440米），其完工後将会成为未来世界最高的观景台。 风阻尼器 大楼在90楼（约395米）设置了两台风阻尼器，各重150公吨，使用感应器测出建筑物遇风的摇晃程度，及通过电脑计算以控制阻尼器移动的方向，减少大楼由于强风而引起的摇晃，而预计这两台阻尼器也将成为世界最高的自动控制阻尼器。 建筑主体高度达到492米，比目前已建成的中国台北国际金融大厦主楼主体高度高出12米（台北101大厦实体高度加天线高度为508米），仍为名符其实的世界第一高楼。按照施工计划，工程将于2008年初，也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竣工落成。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是以办公为主，集商贸、宾馆、观光、会议等设施于一体的综合型大厦。建筑的94层至101层为观光层，79层至93层将建成超五星级的宾馆，7层至77层为写字楼，3层至5层为会议室，地下2层至3层为商业设施，地下3层至地下1层规划了约1100台的停车位。在100层、距地面472米处设计了长度约为55米的观光天阁，这一高度将超过世界最高观光厅——高度为447米的加拿大CN电视塔。此外，在94层还设计了面积为700平方米、室内净高8米的观光大厅。以上海的都市全景为背景，观光天阁和观光大厅将成为世界新的观光景点。 关于环球金融中心设计的争议，除了高度，还有其外形。KPF公司总裁威廉·帕德森说，金融中心的设计灵感原本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天地”的理解，正是天圆地方的意思。而且，50米直径的“圆洞”就是不远处“东方明珠”第二个球的大小，空心圆洞与实心球体正好形成一虚一实、遥相呼应的艺术美感。但这样的构思在华人看来，同时也表现出了另一种形象，首先是一位新加坡华人（易经大师）给上海市建设局写信称，楼顶的大圆孔，远远地看太像日本的太阳旗。 在注意到了造型争议后，上海方面还是与日方重新达成了修改方案的协议。根据日本开发商2005年10月18日公布的最新设计方案，圆形风洞已改为倒梯形。 2007年9月14日，矗立于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中心的当今建筑屋顶高度和人可到达高度均创世界第一的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工程，经过中国建筑总公司和上海建工集团建设者1000余天的奋战，提前实现结构封顶。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屋顶高度达492米，超过了目前屋顶高度世界第一的中国台北101大厦（480米）；其在100层、距地面472米的观光天阁，也是世界上人所能到达的最高高度，超过了目前世界第一观景平台的加拿大CN电视塔（447米）。 设计争议 许多中国网友指出，大楼原方案之所以会修改，是因为许多上海、中国民众认为原设计方案看上去就像是两把日本刀架着日本国旗中的日之丸，而建商更是日本公司，遂向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公司加压，甚至有民众抵制环球金融中心的建立中心公司随即更新设计，不过大部分不持有此观点的人士认为这-{只}-是民族主义的穿凿附会。 有人认为大厦原有的圆形方案更为美观，造型也符合美学观点之一的简约及流线型，也与周边的东方明珠和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等同样以球形为设计元素的建筑更为协调，但也有人套用传统上“天圆地方”的观念认为矩形的设计也未尝不可。 由于大厦在设计建造之初，主流媒体就予以了集中宣传报道，所以普通市民对于大楼改变设计方案也都能察觉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世界第一高楼之争 该工程于1997年开工，1997年8月27日正式奠基，原设计高460米，94层，原本预计建成后将成为世界第一高楼，后来因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工程一度停工了6年直到2003年2月13日，当时其设计高度已被其他摩天大楼建筑计划超越，复工後的大厦对设计方案进行了修改，比原来增加32米（7层），即达到地上101层，从而使总高度达到492米，但以美国权威建筑机构CTBUH所订定的高度计算而言，仍低于已建成的台北101大楼（总高509.2米），对此相关部门指出，台北101的高度包括60米尖塔在内，就实体高度（大厦屋顶）而言，环球金融中心仍属世界第一，但又由於复工後其工程速度已不如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塔工程，直至被超越，至此计划定位为中国大陆第一高楼与世界第三高楼。 与金茂大厦的互动 在大楼建造之初，相关部门就拟定了与金茂大厦之间建设「天桥」的计划，原本计划以地下道方式连接，但有专家指出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金茂大厦两幢摩天大楼之间仅一条马路之隔，若再开挖地下道，则上海地面沉降的状况将变得更加严重，同时陆家嘴地区复杂的地下管线系统之间也没有容纳地下道的足够空间，所以近年来趋向于建造「陆家嘴天桥」的方案，这一方案现在已进入实际勘测阶段，预计将于2007年内动工，2008年初建成，不过也有专家表示对于天桥工程将破坏大厦景观和陆家嘴地区环境的担心。 建筑概要： 建设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Z4-1号地块 用地面积： 30,000 m2 占地面积： 14,400 m2 总建筑面积 ： 381,600 m2 建筑层数： 地上101层、地下3层 建筑高度： 492米 结构形式： 钢筋混凝土结构（SRC结构）、钢结构（S结构） 建设单位：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有限公司 策划： 森海外株式会社（Forest Overseas Co., Ltd.） 设计审编： 森大厦株式会社 建筑设计： KPF建筑师事务所 停车场：约1,100台 结构设计： 籁思理·罗伯逊联合股份有限公司(LERA) 设计单位：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总承包联合体 竣工日期： 2008年初（预定）

㈧ 金融体制改革取得哪些新成绩

一、金融企业改革继续深化
一是国有大型金融企业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继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股份制改革并成功上市之后，中国农业银行2009年完成了股份制改革，2010年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2012年，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在香港整体上市。二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有序推进。国家开发银行由政策性银行改造成股份制商业银行，2008年正式挂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稳步推进，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改革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并完成200亿元人民币注资。三是服务“三农”、小微企业的金融组织制度改革创新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扩大到12个省（区、市），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较快。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县域、基层和中西部地区延伸网点，基本实现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主要商业银行均设立了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城市商业银行、融资性担保公司等服务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四是中小金融企业改革发展富有成效。光大银行顺利上市，中信银行等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逐步建立现代公司治理架构。信达、华融两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革。五是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二、金融市场改革发展取得新成绩
一是银行间债券市场迅速发展，形成以做市商为核心、金融机构为主体、其他投资者共同参与的分层有序的投资者结构，推出中小企业私募债。二是平稳推出创业板，扩大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试点范围，新增上海张江、武汉东湖、天津滨海三个国家级高新区，设立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推动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规范发展。三是推出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启动转融通业务试点，新增螺纹钢、早籼稻等13个商品期货新品种。四是出台《农业保险条例》，开展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初步确定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方案，推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放宽了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股权等限制。五是推出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交易。初步形成现货与衍生品、场内与场外相结合，面向机构和个人的多层次黄金市场格局。六是积极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珠江三角洲、福建泉州和浙江丽水等地区开展金融改革试点。
三、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
一是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运行顺利，在货币市场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不断巩固。二是存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扩大，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7倍。三是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2012年，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5‰扩大到1%。同时外汇市场干预大幅减少，国际收支状况逐步改善。
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加快
一是推出进口核销改革，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推广至全国，取消货物贸易外汇收支逐笔核销。二是开展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提高投资总额度至2700亿元人民币。提高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总额度至800亿美元，稳步增加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截至2012年末，累计批准24家RQFII机构、169家QFII机构和107家QDII机构的投资额度。三是全面取消强制结售汇制度。对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实行正负区间管理，取消头寸下限管理。
五、金融监管机制进一步完善
一是初步建立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完善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体制，加强金融管理部门的信息沟通与监管协调。二是实施银行业新监管标准，推动建立严格的动态资本约束、动态拨备等监管制度。推出创业板、主板和中小企业板退市制度，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建立现代保险监管框架，利差损、车贷险等历史遗留风险逐步得到解决，财产险公司偿付能力首次全部符合监管标准。三是有效化解了城市信用社等高风险金融机构风险，查处了一批内幕交易、非法集资、地下钱庄等违法违规案件，规范发展民间借贷。四是成立保险保障基金公司，人民银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成立了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五是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我国的首次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评估，评估结论总体积极、正面。
六、金融开放水平全面提升
一是放宽金融市场的外资准入限制。合资证券公司外方持股比例上限提高到49%，参股设立期货经纪公司的股东扩大至所有境外金融机构，参股比例最高可达49%。包括境外央行、境外参加行、港澳清算行等在内的100家境外机构获准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交强险业务对外资开放。截至2012年末，共有银行业外资法人机构达42家，外国银行分行95家；合资证券公司13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43家，合资期货公司3家；外资保险公司55家。二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扩大至全国，境外地域范围不受限制。三是允许境内机构以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和境外投资者使用人民币到境内直接投资。允许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和境内非金融企业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在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展跨境人民币贷款等试点，建设香港等人民币离岸中心。四是与韩国、马来西亚等1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额超过1.6万亿元人民币。五是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对马来西亚林吉特、俄罗斯卢布交易，启动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增加澳大利亚元和加拿大元对人民币的交易。推出人民币对泰铢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对韩元、越南盾、泰铢、老挝基普、哈萨克斯坦坚戈5种非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银行柜台直接挂牌交易。
七、国际和地区金融合作日益扩大
一是加强与港澳台地区金融合作。落实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补充协议，允许港澳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广东设立异地支行，推动沪深港交易所联合设立合资公司。加强海峡两岸在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下的金融合作，签订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二是深化区域及金融合作。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资金规模扩大至2400亿美元，与其他金砖国家就货币互换、开发性融资等合作达成共识，利用区域性开发机构加强与拉美、非洲等地区的金融合作。推进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英经济财金对话等平台下的双边金融合作。三是积极利用二十国集团等平台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目前我国已是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排名上升至第三位。全面参与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各项工作。
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
一是建立健全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实施新修订的《保险法》，国务院审议通过《征信业管理条例》。出台《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等，修订出台《证券投资基金法》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发布《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初步构建和完善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法规框架。二是支付体系和统计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农村支付服务建设初见成效，推动和规范银行卡业务和新兴支付业务发展。正式统计并发布社会融资规模数据。三是征信体系建设成效显著。截至2012年末，已为1858万户企业和其他组织、8.2亿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基本完成机构信用代码全国推广应用工作。四是顺利结束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A）互评估后续报告程序，反洗钱监管、监测范围扩大到支付机构。五是金融信息化建设加快。在全国稳步推进银行卡芯片化迁移，发布银行业标准体系和金融移动支付技术系列标准，开展储蓄国债（电子式）网上银行销售试点。

㈨ 对比纽约，上海在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还有那些方面需要提高

答：上海在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具体可以在以下五个方面加以提高：
第一，大力提高金融市场证券化程度。虽然我国10多年来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使得金融市场证券化程度大大提高，但和国外相比我国的金融市场资产证券化比重仍然很低。 当前，应将信贷资产证券化、融资性票据及企业债券市场的试点作为金融市场资产证券化的突破口，利用上海现有的市场体系，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多层次、面向所有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涵盖全社会投资者的市场。
第二，大力推进金融市场产品高级化的进程。金融市场竞争的核心是产品的竞争，伴随着新的金融产品出现，金融市场将会不断得到发展。随着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的程度提高，市场和客户对产品的需求特点较以往有了显著的转变，必须于致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复合型金融产品，并从多方面促使上海从大宗产品定价、保值中心向金融衍生产品中心过渡，使其尽早建成以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为主的综合性金融市场。
第三，加快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步伐。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是指监管原则的统一性、市场发展的均衡性及资金流动的无障碍性，市场效率提高的同时，市场功能得以充分发挥。随着金融创新与新型金融产品的出现模糊了金融分业的概念，资金的横向流动在不断打破分割的金融市场，各个市场及市场管制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各金融市场业务与监管政策倾向趋于一体化，其结果是金融市场的协调发展，逐步加强金融市场一体化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四，大力推动金融市场国际化。随着2006年我国金融业的全面对外开放，上海金融市场将在更大程度上融入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上海金融市场应通过引入各种有效的渐进式金融市场开放工具逐步实现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最后，应该完善金融市场法制建设。法律体系的效率和金融规范管理是发达金融市场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上海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际金融中心，其金融市场的发展对立法的需求也先于全国其他地区。考虑到我国立法周期性较长，建议国家就上海金融中心进行单行的、阶段性专门立法，授权上海市人大或市政府对金融创新制定地方性规范，在法定权限内加强金融相关配套的地方立法，扩大国家驻上海金融管理部门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