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趋势
为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
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30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类基本的汇率安排：一是独立浮动汇率安排，实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固定汇率安排，包括实行货币局制度和传统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货币国家（如欧盟内部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三是“中间道路”安排，即各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安排，如爬行钉住制、区间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较高或国内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据统计，2002年，在IMF的186个成员经济体中，实行上述三类汇率安排的国家分别占22％、48％和30％。
由于美、欧、日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安排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单个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安排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但从国际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两个缺陷：一是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活动的汇兑成本和风险；二是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即运用本币贬值政策推行贸易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全球范围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局部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从80年代后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到最近一个时期美元强势政策的调整，都充分显示美国在缓解其经常账户逆差时对于汇率贬值政策的依赖。
固定汇率安排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货币主权，换取汇兑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强的国内财经政策约束。各种形式的“中间道路”则有可能兼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优点，并使本国货币当局具有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然而，在美、欧、日等大国货币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无论固定汇率还是“中间道路”安排，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少研究显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后美元相对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国等实行钉住美元安排的国家货币急剧升值，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能力。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作用比较有限，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调节主要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在发生严重逆差时，也可有限地运用汇率政策，并从IMF获得一定的短期信贷支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国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性国际融资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从而避免采用财政紧缩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调节措施。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国际流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国家放松内部约束，滥用财政扩张政策，延误必要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结果是不仅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常常为沉重的外债负担所累，甚至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放松，国际资本流动迅猛扩张。目前，全球各类国际资本的日交易量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近年来不少研究显示，国际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许多国际投资和信贷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资本流向的国别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常常发生“饱饥综合症”，即当看好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因此常造成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动荡。此外，在危机发生的前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大规模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参与更是加剧了有关国家危机的深度，并在危机的国际传递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1973年后，该组织已不再具有对各国汇率安排进行约束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以增强其清偿能力。然而，由于该组织长期以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因此对于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动迟缓，就是力不从心，而且常常附加紧缩开支和经济自由化等不切实际的条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由于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影响，该组织对于美洲以外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往往显得十分冷漠。这表明了该组织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目前，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国首脑和财长会议。总体上看，这个协调机制常常流于形式和务虚，很少具有实质性内容。近年来，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在试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或者成效并不显著，或者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货币合作进程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元于1999年成功面世，欧元区内部也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欧元的诞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最近几年来，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采用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或者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尽管两年前的金融危机迫使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但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依靠这种地位，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别国的实际经济资源。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IMF，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
历史不会进行简单回归，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改革和重构IMF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改革建议，则更是反应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另外，相互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也使发达国家很难在所有的改革问题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国一直反对日本在亚洲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反对其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展望未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②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及其改革方向有哪些
如果是说国际的话，就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金融市场非常的广阔，品种丰富可以满足各个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尤其是衍生市场十分的发达，对于衍生品这个东西，其实很难定义。就拿期权来说，其实就可以认为是一种保险，而且其农业期货业是十分发达，著名的就是芝加哥期货市场，但是由于衍生品市场具有高杠杆和高风险性，而且美国一些金融机构还合成一些金融衍生品，非常的复杂，造成监管的不利，而且衍生品也可以用于逃税，例如洗卖等。所以，进过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会加强对于金融的监管，抑制金融创新，那种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也有可能拆分，将传统银行业务和金融投资等业务分离，这都是有可能的。
③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发展
一、回归新金本位制的构想
出于对所谓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已经构成“倒金字塔”的疑虑，以及美元代行世界货币时所导致的“金融霸权”的疑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相信我们必须重新回到金本位制的轨道上来，并提出了所谓“新的金本位制”构想，即全球所有国家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联盟，来一致确定或同时变更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稳定关系。据说这样既保留了目前金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全球福利增进，又克服了资本积累和世界经济的虚拟化(Spencer,M；1995) 。持有该构想经济学家既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也有一些发达国家的左派经济学家，例如美国的哈罗德等(姜凌；1999) 。其理由基本是：1、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自身必须具有价值，现行的信用货币体系只能导致人们对纯粹信用货币的疯狂追逐和进入资产的无节制膨胀；2、目前的黄金储备数额巨大，足以保证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取得相当的稳定性；3、回归金本位制度还意味着，发达国家榨取通过膨胀税以及国际铸币税的可能性被剥夺，因此新金本位更公正；4、金本位制能更有效地克服经济国家主义，由于各国货币实际上是用黄金表征的，不存在利用名义汇率的升贬值来行"贸易或金融的国家保护主义之实"的可能(Shelton，J；1998) 。
货币体系的百年危机和变迁证实，向金本位制度的回归几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1、尽管在80年代以来，爆发了多次区域性金融危机，但是目前尚没有一例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乃至崩溃。从历史上看，金本位制并不足以保证世界经济避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威胁。例如古罗马、中世纪的欧洲、西班牙和巴西都在彻底的金本位制下发生了物价涨幅在30倍以上的通货膨胀；而世界经济则在金本位制下于1879-1896和1929-1933年之间爆发的以金融体系的崩溃为导火索的世界性经济萧条(钟伟；2000) 。2、金本位制度是对人类资源的惊人浪费，世界经济越发达，所需要的纯粹作为交易中介的全球黄金存量就越惊人(特里芬；1997) 。退言之，即使金本位制度下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更为公正，但它却注定要使全球经济增长收敛于一个极限(全球可充当货币用途的黄金存量)，或崩溃于一个极限(这是指要么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黄金资本的极度匮乏而崩溃；或由于人类技术的进步可以合成黄金而导致金本位基础全部丧失而崩溃)。经济金融化或虚拟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3、人类并非没有进行过回归金本位制度的失败尝试，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和1933-1934年的美国。 例如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曾经部分地采纳过所谓的"偿付美元"(Compensated Dollar)的计划，这种金本位制制度允许货币黄金官价进行周期性调整以稳定国家的物价水平，即当价格下降时以提高黄金官价而在价格上升时降低黄金官价，这时的金融资本国际化实际上是公开以牺牲其它国家的通货稳定来换取本国的物价稳定(Warren, G & Pearson,F；1937) ， 较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公正性。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向金本位制复归的实践也说明，试图重拾被抛弃了近半个世纪的金本位制是不可能的。
二、重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想
在1997年2月15日至17 日德国席勒研究所与高克斯国际劳工委员会在瑞斯顿通过的紧急呼吁书中提出来的。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席勒研究所的创办人海尔格和乌克兰国家议会议员那塔利亚等各国政界学界知名人士数百人、包括80位美国现任和前任议员、53位独联体国家的议员、17位拉丁美洲的议员、35位宗教界人士、40位国际工会领导人，以及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政府首脑和知名人士。而持有类似于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观点的，恐怕还包括诺奖获得者，法国的阿莱，以及颇有争议的美国人Lyndon.Larouche等人(Sanger,D；1999) 。
该吁书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1、目前全球金融投机泛滥和国际金融秩序混乱，世界面临生产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推行的所谓改革政策，给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许多拉美、非洲国家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时刻有倾覆之忧，其政治、社会、军事恶果不堪设想。2、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可能威胁到整个人类的文明，所以必须紧急召开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世界各个主权国家需要采取联合行动，破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制，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球性债务重组和恢复固定货币汇率制度。金融资本全球化本身所包含的发达国家对国际铸币税的垄断，已经使外围国家成为牺牲品，国际金融机构无权要求用人民的血肉来偿还他们的债务。2、美元充当世界货币是极其危险的，“不仅对于一国的人民，而且对于全世界的人民，现在必须设法废除国际垄断金融机构强加给他们的金融枷锁”。主权国家有权推行独立的反经济萧条经济政策，对社会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的大规模投资提供低成本的长期信贷。更为极端的恢复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议则要么声称全球进入废止现有货币的紧急状态(Larouche，L；2000) ，要么呼吁销毁货币，重构新的全球管定汇率制和全球中央银行(Shelton,J；1994) 。
上述构想似乎忽略了货币体系自身演进的历史必然性及其进步性，无论金融全球化造成全球福利增量的分配公平与否，它至少是导致了全球一个福利增量的出现；纯粹谴责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要求重建金融新秩序，将资本利得的全球分配公平化，其用意无可厚非，但是由于目前国际货币和经济体系基本上是发达国家所垄断的资本主义体系，这样的体系势必服务于世界经济?quot;一超多强，货币体系的改革进程似也很难由发展中国家"呼吁"中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来解决。
三、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近来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往往还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银行等的尖锐指责，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不能不和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联系在一起。以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为代表，提出了重构这些国际组织的设想。鉴于这种思路往往寄希望于将IMF改造成全球中央银行，因此其理论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1937年哈耶克在其《货币的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1982年麦金农的《货币稳定的国际准则》等(Mekinnon,R；1984) 。其理由如下：1、IMF最初的目标是保证开放的全球经济的货币稳定，以替代在二战之前就摇摇欲坠的金本位体系。但IMF和世界银行一样，是为美国提供全面控制而设计的，美国否定了全球中央银行的设想，而代之以更弱的、处于依附状态的IMF，以便于对它既实施控制，又和其它国家共同分摊责任。2、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得IMF既没有能力强迫发展中国家执行结构调整，并防止其过度聚举债；也没有能力要求操纵它的发达国家实施有效的债务减免方案。3、IMF虽然追求在最大公开化条件下，加速其重归货币可兑换的目标，但它所提出的极其野蛮的解决方法是众所周知的，IMF没有真正的权威来稳定国际货币体系。而其它指责并不局限于IMF，甚至包括世界银行、WTO、西方七国集团以及联合国等等。
基于以上分析，萨米尔.阿明认为，改革方案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将IMF转变为拥有真实的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中央银行，这种真实货币将取代美元，保证汇率的稳定，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在增长中调整"所需的清偿能力。2、把世界银行变成一种基金，使它能够从德国和日本等吸收国际资本，并注入到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这种意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资本流动调节同时会迫使美国减少其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3、检讨欧洲、日本和美国之间的金融政策协调，使之朝着允许汇率获得相对稳定，并迫使美国调整其结构性赤字的方向发展。同时依据地区性和世界性相互依存关系来重建第三世界国家组织，从而消除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单极化的消极影响。4、重建联合国体系，使之成为政治和经济谈判的场所，以便于把世界主要地区的金融活动和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建立起来(阿明；1995) 。
以上构想的实质，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美元霸权、对发达国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安，希望发达国家更多地分摊货币危机的损失等。但很明显地，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处于霸权后体系，该体系中有霸则稳，货币体系背后也同样是国力的对比(Cooper,N；1989) 。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强调的，也许是货币体系中，强国和弱小国家权责的平衡，如何正确分享更多的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引导和发言权，仍然是有待争取的遥远路途。
四、国际货币的非国家化和组合商品化设想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认为，既然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种种弊端与国别信用货币(尤其是美元)充当世界货币有关，那么最直接和最大胆的设想当然就是将货币非国家化，这种思路包括两种方案。一是私人金融机构发行的竞争性货币，使货币与国家信用完全脱钩。我们来看货币非国家化根治现行金融体制诸种难题的理由：1、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加深的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政府垄断货币发行的弊端。从孟德尔、米塞斯一直到N.Wallace 、L.White等的所谓货币法律限制学派，一致将货币定义为法律限定之结果， 政府将国内和国际铸币税收入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2、政府先天就缺乏制约货币发行的内在动力，政府对货币发行权的滥用和垄断是造成货币体系脆弱不堪的关键。解决这些问题的捷径就是货币发行的非国家化，即废止国家发行货币的特权，由私人银行来发行货币。因为非国家化货币具有自由竞争性，竞争将导致大多数具有私人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市场上将仅存信誉卓著的跨国金融机构所发行的非国家化货币，这种建议甚至没有超出哈耶克早年的思想(Hayek,F；1973) 。二是以组合商品为基础的价值货币，使货币成为纯粹的商品本位货币。部分反对美元本位的经济学家，除了象阿明那样建议创造全球通货以外，也有持商品组本位货币的。实际上早在1931年时格雷厄姆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些缺陷并提出了货币的组合商品化建议。即人们可以用一组基本商品，例如钢、铜(资讯 论坛)、煤、木材和小麦(资讯 论坛)作为货币基础来发行货币，金融机构发行的组合商品货币来替代信用货币，将使货币从根本上丧失信用特征，而成为一种以实物资本为抵押的价值货币，自然现在货币体系就对所谓金融资产膨胀之类?quot;金融癌症具有先天免疫力。
以货币非国家化来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疗方案十分危险，其实质乃是剥夺国家的任何铸币税可能，转而将这种铸币税利益完全交付给市场约束下的金融机构，以此来完全消除国家可能从金融资本全球化中获得的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这种理想主义设想之所以比现行的货币体系更为危险，是因为它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理念上，实际上自由以及市场机制的有效性都是有限的(Buchanan,J；1976) 。货币非国家化改革的失败意味着世界金融经济的总危机，其成功则意味着具备发行世界货币资格的巨型金融机构的出现，这种巨型金融机构几乎可以摧垮一切试图对其本身进行监管的国家或国际组织，而这种"金融巨无霸"当然不大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
至于由私人机构发行以商品组为基础的、具有全额实物资本抵押式的货币，其本身可能给货币体系带来的问题远多于其能解决的问题。不仅将使设置、储备、保管这些所谓商品组的费用极度高昂；且一旦发生货币危机，由于作为货币价值基础的抵押商品组构成复杂，难以分割和分配，实际上是不可能和相应的货币相兑现的，货币体系将失去对金融危机的几乎全部自我调节能力。因此上述两种方案在理论和实践上难有希望。
发展中国家还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出了许多其它方案，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改革方案还有：1、24国集团签署的《加拉斯加申明》，意在由国际债务人(通常是发展中国家)和债权人(通常是发达国家)共同承担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的损失，以及扩大发展中国家在重大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参与权。2、世界经济论坛第七届东亚经济高峰会提出的《危机地区方案》，意在整顿金融体系，加强全球资本流动监管，以及采取区域货币制度、彻底美元化、强化国际货币协调等等。总体上来看，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要求在于降低汇率波动、增强自身清偿力、强调危机损失的全球分摊等。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自从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人类的货币体系一直在"无制度"中运行(陈彪如；1990) 。目前以美元代行世界货币，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领域拥有强大的发言权的确于发展中国家不利，于防范货币危机不利，但迄今我们既未探索出，也没有充分预见到可以取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更为公正和稳健的新世纪货币体系。
④ 论述及评价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演变历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主要内容包括：
（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
（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
（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充分说明了国际金融机构在危机中的乏力。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一系列严重弊端：首先是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其发行不受任何限制，实际上是一种“信用”本位，美国几乎可以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但其偿还却因为汇率的“浮动”而得不到保障。其次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缺乏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仍是建立在少数发达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制度安排。因此，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至关重要。
⑤ 当前国际体系变革主要表现出哪些内容
国际权力好比一个蛋糕，它就那么大，总的大小不会变，你的实力上升了，相对的别人的就下降了，那么你必然会要求更多的国际权力，就会改变现有的权力格局，所以国际体系就只能随着变动了……
变化一: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是综合国力增强
1.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将现代化规律和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1世纪头8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台阶2008年GDP达到 4.4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今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增长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
2.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空前增强。中国广泛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0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近22%。中国同国际社会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在反恐、防扩散、打击海盗等国际事务上发挥着负责任的建设性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3.其他主要力量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实力地位发生变化。美在伊战后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受损，其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行径使美国“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国际地位和声誉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又使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受到冲击。俄罗斯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欧盟一体化进程放慢，日本经济发展面临新困难印度、巴西等发展中新兴大国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增大。
变化二:中国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
1.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862亿元同比增长7,1%。在美欧日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世界普遍寄希望于中国率先走出危机带领世界经济复苏。中国一再表明，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应有贡献。可以说中国一直在向世界传递着战胜危机的“中国信心‘’。
2.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积极姿态和果断行动。大多数国家认为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展现出了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感。欧盟财政规划和预算事务委员达莉亚•格里葆丝凯特的观点颇有代表性:“虽然具体问题如何解决还需各方的磋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轮金融危机是无法完全得到解决的。”国际社会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可望在危机后进一步提升甚至有专家认为，“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从地区大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标志性事件”。
变化三:中国深入参与国际体系调整，将牵动世界格局走向
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拉开序幕。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国家深陷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从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四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进出口国、第三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备受瞩目。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动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新兴大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协调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维护其利益各国对中国的借重明显增强。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话语权提高，在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谈判、粮食和能源问题等其他重要国际议题方面中国的主张和建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公开称:“历史学家将会审视2009年发生的一切.看到中国在稳定全球资本市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人们相信中国将成为国际舞台上更为引人瞩目的力量。
变化四:“中国模式”等软力量大幅提升，推动发展模式多样化
此次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影响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框，又不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是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相结合。在强有力的国有经济支持下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监管.使得中国具有较强的规避危机与应对危机的能力。
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机遇与挑战
1.全面认识中国国际地位的复杂性
实力上升并不一定导致地位上升和影响力上升。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人口大但还不是人力资源大国、人才强国。由于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的人均水平。这种既大又小、既强又弱的矛盾现状在相当长时期内都难以根本改变。这突出反映在经济上中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经济大国但仍非经济强国。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占世界经济总量7.25%接近美国的1/30但人均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16仍然排在全球100多位。“中国制造”无处不在但中国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仅为0.3%，中国自己的世界名牌屈指可数。
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日益上升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中国历来是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始终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作为一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主要任务是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中国对自己、对世界承担的最大责任。对于中国来说也只有解决好自身发展问题才可能在世界上承担更大责任。而且，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上升，中国也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有四大机遇
(1)和平转型的国际体系，有利于中国渐进式地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大趋势是从大国对抗为核心的传统特征向大国合作治理全球问题的未来特征转变。“和平与发展”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当代国际体系转型是正相关的历史进程这是以往后起大国所没有的历史条件。
(2 )在全球事务中各方对中国的借重和需求显著上升。虽然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全球治理体系尚需完善但国际社会认为主要国际组织应在现有架构基础上发展和演变，继续发挥而不是削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作用。中国是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各方对中国的借重和需求显著上升，中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上升，正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战略回旋空间大大拓宽。
(3)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和影响上升，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道路不可或缺的战略依托。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道。这不仅表现在“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日益显著的影响力而且出现了“钻石七国”迅速上升的势头，整个非洲经济也呈现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作为其中的一员不是孤军奋战不是单兵崛起发展所遇的阻力会减小。
(4)中国和谐世界的理念已经形成，使世界各国对“中国wei胁”的看法和担忧有所减弱，对中国的信任、肯定和信心有所增强。
3.面临的风险挑战
(l)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中国外部发展环境空前严峻。美欧日经济同步滑向衰退边缘，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进出口下滑工业生产明显放缓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能否确保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将决定中国能否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
(2 )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周边乱象丛生，中国外部安全环境风险和隐患增多。朝核、伊核等国际热点问题有升温趋势中东、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动荡加剧海盗、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问题日益突出国际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加剧，政局持续动荡。中国仍然面对外部的战略防范和牵制面对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外部安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造成重大挑战。
(3)意识形态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上升，中国外部典论环境仍存在较大压力和挑战。尽管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认同中国和平发展是机遇但仍有一些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抱有种种疑虑，充满误解和偏见，甚至鼓吹形形色色的“中国wei胁论”。部分学者将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存在的大国兴衰、霸权更替规律强加于中国宣扬“强国必霸”等论调，质疑中国的和平发展。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国际上一些势力仍在利用民主、人权和宗教问题“抹黑”甚至妖魔化中国。如何消除外部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让更多的人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一个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将是中国长期面临的挑战。
(4)中国发展面临诸多内部困难。当前中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仍然较多。这些内部问题是中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总的看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是单一的、静态的.而是复合的、动态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内在蕴含着大和小、强和弱的对立统一，具有复杂性、快速多变的特性中国正处在从大而弱的国家走向大而强的国家、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之中。
⑥ 国际金融体系深化改革的阻力和障碍主要有哪些
①国际多边机构的一些运作看，往往是承诺容易，执行困难。在后续程序专和政策的协调，
监管框属架的建立，全球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方面，执行的任务依然艰巨。
②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强国仍然想接着以前的体系维护本国的利益，使得国际经融机构的职能形
同虚设！
③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需要很大的成本，单靠几个国家改革起来比较困难！
⑦ 国际金融危机下国际金融体系重新构建研究
晕。。你这课题做的。。。很赶潮流哟。
但是可能有点难做哟，因为这个东版西是眼下各国都在努力权希望解决的，也是布林森顿体系瓦解后30余年里世界希望解决但一直解决不了的。。。
只有多上网搜搜，多借鉴。。。多说套话。。。
⑧ 如何看待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格局大调整及体系大变革
我也是来找答案的，GDMC的同学嘻嘻
不过，估计你要给分我！
世界格局包括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政治格局，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快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南北经济力量博奕是促进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所谓南，系指南方国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获得独立与主权的发展中国家。所谓北，系指北方国家，即发达国家，集中在被称之为“富国俱乐部”的经合组织（OECD）之中。南北关系，体现为南北政治、经济、科技和安全、军事等各方面的相互合作与斗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南北经济实力对比逐渐发生的变化。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发表的数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南方国家的GDP增速已高于北方国家，但人均GDP增速则低于北方国家。然而步入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在经济总量上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在人口基数增加的前提下，人均GDP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在21世纪头10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和人均GDP增速以及拉动经济增长的私人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贸易“三大要素”的增速都继续保持高于发达国家的势头。变是永恒的，世界唯一的不变就是变。人们不应再以静止的观点看待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比发达国家以更快速度增长，南北差距就会趋于缩小，世界经济格局就会发生改变，这是必然的结果。
一、亚洲率先走向崛起
亚洲地域面积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三,堪称世界第一大洲，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有过自己的辉煌。1820年，全球经济总量为6950亿美元，法国、英国、美国分别占5.4%、5.2%、1.8%，而中国和印度则分别占28.7%和16%。但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西方列强对亚洲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扩张与侵略。然而，二战后，由于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亚洲率先涌现出一批跳跃式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相继起飞成“龙”，被国际社会誉为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80年代至90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准新兴工业经济体”以及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也都在加速经济发展，以争取早日成为新兴工业国。尤其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未、越南在80年代中、印度在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变革，促进了各自经济的腾飞，为东亚乃至亚洲的持续高速增长发挥了“拉动效应”。在1997—2007年的10年里，亚洲国家和地区克服了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跃居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和最具活力的地区，亚洲新兴经济体的GDP年均增速超过9%，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愈益增大。日本《富士产经商报》在2008年4月4日报道中指出，2007年，中日韩、台湾、香港、东盟10国等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7万亿美元，是1980年的6倍。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业已替代日本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引擎，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模式”早己不复存在。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指出，150年来，西方享受了进步与繁荣，而亚洲却遭受贫困与饥饿。现在，亚洲正走上经济复兴的道路，这将使他们重新得到他们以前文明所拥有的辉煌和荣耀。
二、新兴大国的腾飞和“超高速”发展
美国高盛集团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在本世纪初就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经济的可能发展，并在2003年发表了《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2050年之路》研究报告，提出了“金砖四国”(BRICs)的概念。“金砖四国”都是大国，尽管在这场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中，俄罗斯经济严重衰退，巴西经济陷入零增长，但由于中印经济的拉动，“金砖四国”经济总和占全球GDP 的比重还是由2007年的13%上升为2009年的15%，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加速了南北经济格局的变化。继“金砖四国”之后，美国高盛集团于2007年推出了所谓“钻石十一国”概念（ 菲律宾、孟加拉、埃及、印尼、伊朗、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越南），指出在2004—2007年4年间，十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约为5.9%，是欧洲国家平均增长率的两倍以上。日本“金砖四国”研究所在2007年则提出一个新的专有名词“展望五国”（VISTA），系指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认为这五个国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其经济将会有飞速的发展。根据日本“金砖四国”研究所的推算，从2005—2050年，西方七国集团的经济规模以美元计算，与现在相比最多扩大到2.5倍，“金砖四国”将扩大到20倍，而“展望五国”可能扩大到28倍。这虽然只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和一种预期，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北经济未来发展的变化趋势。
“金砖四国”、“钻石十一国”和“展望五国”的成员被国际社会冠以新兴市场、新兴经济体和新兴工业国等称谓。何为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究竟有多少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现在尚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和准确的数字，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现已遍布于亚洲、非洲、南美洲、东欧及中东各个角落，形成了“新兴经济群体”。新兴经济体属于发展中国家，因而发展中国家兴起与腾飞己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外交》杂志前总编辑、《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认为，20年来，工业化西方之外的国家以过去不可想像的速度发展。这意味着他者的崛起——世界其他地区的崛起（见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5月12日版）。所谓“他者的崛起或世界其他地区的崛起”，不仅包涵着充满经济活力的亚洲及发展中大国的崛起，而且包涵着其他地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发生的“悄悄的巨变”。每次大危机都会带来大变革，导致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与变化。这次起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更是如此，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发展模式、美国的金融创新制度、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及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等等，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美国匹兹堡G20峰会弱化了八国集团的作用，将包括10个新兴经济体的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最重要论坛”和“世界经济新协调群体”，标志着主导世界经济的美日欧三强已无法单独解决全球性大问题，标志着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大型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和话语权的扩大，标志着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仍具备持续发展的基础
从各方面的预测考量，2009年世界经济陷入二战后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尽管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收缩幅度变小，但世界经济和发达经济体衰退的总趋势已成定局，不会出现逆转。在经济全球化作用下，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迅速慢延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受到拖累和影响，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等大型新兴经济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萎缩，然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经济表现依然好于发达国家。据世界银行预测2009年发展中国家的GDP约增长2.1%，与发达国家超过负3%的经济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从当今实际情况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最坏时期业已基本过去，世界经济开始触底反弹，其主要依据是恐慌指数（VIX波动率指数）已降至30%以下，表明投资者对后市的恐慌程度开始降低；企业投资欲望开始增强，银行开始改变惜贷政策；PMI持续回升；消费者信心开始回暖；首次申请失业人数开始下降；股市反弹。上述六个经济触底指标虽己有所改善，但都只是初见端倪，此外，还存在着众多不确定因素，有毒资产尚未消除，债务危机和银行倒闭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稳固，经济复苏力度尚较为脆弱，世界经济和发达经济体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到2002—2007年的增长水平，将会在低速增长甚至是衰退轨道上持续滑行两三年，亦即呈现“U型”反转走势。如果各国特别是二十国集团能够真正“同舟共济”，把对金融的救助转向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排除持续增长的障碍，不轻意改变宏观政策，不向他国转嫁危机，那么2010年全球经济出现“双谷衰退”的机率不大，但个别国家在持续几个季度的复苏增长后，经济增速再度下行则是有可能的。由于日元升值及通货紧缩，为防止经济反弹后再次下滑，日本央行于2009年12月1日再度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1%水平不变，并将通过新的贷款工具向金融体系提供10万亿日元资金，以增加流动性。联合国发表的《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仅为2.4%。世界经济从2009年的负增长转为2010年的正增长是一个重要的积极变化，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传统定义，世界经济增长率在2.5%以下，即认定为世界经济衰退，因而2010年世界经济仍将在衰退之中或衰退的边缘徘徊。
然而，在世界经济逆境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以高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向前发展的态势并没有改变，其发展前景仍具有持续性，其主要依据：一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市场需求庞大；二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拥有雄厚的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三是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研发支出显著增长，高新技术产业正在逐步兴起；四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组建的新兴跨国公司，在世界500强中所占数目及市值日趋增加；五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签署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全球现有209个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协定，区内贸易已占世界贸易额的50%；六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指数，亦即将贸易盈余转变为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正在逐步增强；七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保护力度增强的形势下，相互之间的贸易激增。鉴于上述情况，2010年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将以5.1%的速度增长，其中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约为6%，而发达国家仅约为1.7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值为1.3%），由此可见，新兴经济体追赶发达经济体的空间依然十分巨大，在全球经济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趋势必将有助于世界经济格局及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变革。
新兴经济群体的崛起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典型体现。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说，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金融危机之前，这些经济体已经开始崛起，随后而至的危机则更加快了崛起的步伐。亚洲是“新兴世界的中心”，在世界经济回暖之际，亚洲经济回升的势头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更加迅速和强劲。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支撑了亚洲的经济，即便是美国经济减速，亚洲也不会陷入经济衰退（《日本经济新闻》，2008年4月3日）。英国《经济学家》预测新兴亚洲国家将呈现V型反转，未来五年内，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8%，其复苏速度是全球各国平均速度的三倍以上。因此，亚洲是世界经济增长的
新源泉，世界经济发展重心正向亚洲转移。在亚洲的引领下，预计2020年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将占全球GDP的50%。日本《福布斯》月刊2008年5月号发表了李光耀的题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是亚洲》的撰文，他预测今后20年，中国和印度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会超过9%，其他东亚国家约为7.5%，到2030年，亚洲将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50%，回归“世界笫一”的位置。2009年11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奥巴马不得不强调亚洲对美国的重要性，宣示美国脱离全球发展最快速地区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将重返亚洲。
四、经济实力是经济权力分配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基础
世界经济发展新态势，必然导致国际经济关系、世界格局变化以及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调整的连锁反映。正如法国《青年非洲》所指出的“危机就像一场风暴或者龙卷风，所到之处景象改变。而当危机结束时，我们将发现一个不同的世界，世界格局己然改变”。事实表明，美国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遭受到多重挑战，具体表现为：美国第一经济强国地位受到挑战；美国治理全球能力受到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美元特权地位受到挑战，等等。这些挑战归结为一点就是世界格局不应以“单极世界”为主导，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应该承认和接受这一客观现实。
新兴经济体的崛及世界经济格局转变，说到底是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以来，世界格局大体经历了英国独领风骚，英法德群起称雄，美国充当救世主，称霸世界。从世界体系论的角度看，大国兴衰的实质是：有的国家从世界的“中心”向“外围”滑落，有的国家则从“外围”走向“中心”。大型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印两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复归”，将逐渐改变世界经济现有版图和格局，对重振亚洲雄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早就说过“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印度也看到中印两国共同发展的重要性，2004年印度商务国务部长斋拉姆使用了一个新词CHINADIA，把中国与印度连在一起，CHINADIA意味着中国和印度共同前进与合作。
然而，在当今新的时代条件下，新兴大国的崛起不能再沿袭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走依靠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而只能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亦即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胡锦涛在越南国会的演讲，2005年11月1日）。从亚洲新兴大国的迅速发展中，可以看到亚洲发展和亚洲崛起的前景。亚洲崛起与以往欧洲崛起、美国崛起的历史背景不同，它是多元文化共同发展、共同存在、共同繁荣、共同融合的产物；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崛起，与欧洲、美洲等其他大陆是一个相互交叉、共同促进的过程，它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其他大陆的灾难（泽羽：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社会科学报2005年8月18日）。
世界许多国家看到了亚洲崛起的势头，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早在2004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所做《展望2020年描绘全球未来》的预测报告指出，今后15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将足以匹敌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的美国，在地缘政治学上产生剧烈的冲击”。美国《商业周刊》认为，世界从未见过这两个占全球1/3人口的国家在同一时刻崛起，中国和印度拥有改变21世纪全球经济的实力和活力（美国《商业周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2005年8月22日）。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2006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甚至说，中印的崛起有可能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并列成为过去一千年三大重要经济事件。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南北差距虽然趋于缩小，但差距依然巨大，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不发达状态，中印等大型新兴经济体要想做到既受国际社会重视，又受国际社会尊敬，仍任重而道远。
⑨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影响
奥巴马说，美中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对我们共同的未来如此重要。21世纪的重大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核扩散，还是经济复苏，都不能通过单独行动加以应对。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欢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也是胡主席和我决定建立21世纪美中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的原因。他说，我们同中国的伙伴关系使我们得以摆脱几代人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中伙伴关系对应对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 双方昨日还发布了《中美联合声明》。《声明》强调，双方决心共同努力，推动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为此，双方注意到彼此强有力和及时的政策措施有助于遏制全球产出下降和稳定金融市场。双方同意延续现有举措以确保强健、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体系。双方重申将继续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双方承诺履行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峰会和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作出的所有承诺。《声明》说，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与信息交流，共同努力采取调整国内需求和相关价格的政策，促进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贸易与增长。中方将继续落实政策，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家庭收入，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美国将采取措施提高国内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推动可持续的、非通货膨胀式的增长。为此，美方致力于将联邦预算赤字降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并采取措施鼓励私人储蓄。双方将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声明》指出，双方认识到开放贸易和投资对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双方同意本着建设性、合作性和互利性的态度，积极解决双边贸易和投资争端。双方将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双方承诺推动多哈发展回合在2010年达成一个积极、富有雄心、平衡的最终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