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的增长意味着

1. gdp总量人均gdp gdp增长率反映着什么

GDP总量反映着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人均 GDP则是衡量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而GDP增长率反映的是一个时期到下一个时期GDP百分比的变动。
（一）GDP总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状况重要指标。GDP是指一个国家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是反映常住单位生产活动成果的指标。GDP是用最终产品和服务来计量的，即最终产品和服务在该时期的最终出售价值。所以，GDP总量大小，反映着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品和服务产出能力的大小，反映着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
（二）人均 GDP是衡量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将一个国家核算期内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这个国家的常住人口相比进行计算，得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核算期内实现的生产总值与所属范围内的常住人口的比值。人均GDP状况，决定着国内每个居民的平均购买力，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在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及其社会建设方面的投入取向、投入能力与投入水平，所以常常作为衡量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
（三）GDP增长率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年度总体经济状况变动的情况。当GDP的增长数字处于正数时，即显示该地区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反之，如果处于负数，即表示该地区的经济进入衰退时期了。可以说，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晴雨表。

2. 为什么说人均GDP是一个国家衡量经济发展的最佳指标

第一，GDP指标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变化情况的重要工具。首先，GDP增长率是描述经济增长情况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关心经济增长，国为没有经济的适当增长，就没有国家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生产水平的提高。目前，各国政府的统计部门都把GDP增长率作为描述经济增长情况最重要的综合性宏观经济指标。 第二，GDP指标是描述经济规模的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是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当然，经济规模与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并不是对等的。在同样的经济规模下，国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以及经济增长的潜力不同，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存在较大差距。但是，没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就谈不上有经济实力，也很难在国际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GDP指标是描述经济结构的重要标志。经济结构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环节。许多重要的经济结构，如产业结构、消费需求、地区经济结构等等，都是通过GDP来描述的。目前，我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都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如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偏低，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重偏低，地区经济结构中中西部地区比重偏低，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通过GDP反映出来的，它们是制定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 第四，GDP指标是描述价格总水平变化的指标。国际上通行的描述价格总水平变化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它描述的是用于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另一个是GDP缩减指数，它描述的是所有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即除了用于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外，还包括用于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变动和进出口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CPI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GDP缩减指数也很重要，因为它反映的价格变化更全面。 第五，GDP指标是对外交往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承担国际义务的轻重，享受优惠待遇的多少，以及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大小，往往和这个国家的GDP有密切的联系。例如，GDP和人均GDP是联合国确定其成员国承担联合国费用、维和费用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世界银行确定其成员国享受优惠待遇的重要指标。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确定其成员国发言权时也要重点考察这一指标。 客观地说，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的经济总量指标GDP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和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这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运行指标都有著密切的关系，也是一国经济及其景气周期、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因而它至今都是国际上用来衡量所有国家与地区经济表现的通用标准。 但是，当人类迈入了21世纪后，以GDP作为衡量经济运行状况的标准却日益显现出其片面性和滞后性。GDP指标只考虑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没有将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使用状况考虑在内，并且没有剔除对环境和生态破坏这一因素。目前很受关注的由美、德两国作者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对GDP曾这样描写道：“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 在GDP日益显现其不足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出新的经济运行指标，力求将环境保护及资源利用率等因素考虑在经济运行状况中。然而在中国，GDP增长率目前依旧是考核官员的最重要标准。各地官员为了提高GDP以实现政绩，很多时候不顾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上马各类所谓的“开发区”、“工业区”等项目，不仅造成了滥占耕地等环境问题，而且经济效益也微乎其微。虽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GDP的“虚假繁荣”，但就其质量来说，很可能出现《四倍跃进》中所描述的情况。 在世界各国纷纷采用更加合理的经济运行指标的情况下，依旧坚持“唯GDP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且其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唯GDP论”的第一个危害在于，它没有意识到，GDP的增长在一些情况下还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减少。比如说，当年的大水灾引发了巨大灾后重建需求，推动了GDP增长，但实际上社会财富却是绝对的减少。再比如，在许多地方是一任领导，一任工程。班子一换届，工程可能就没人收尾，投入了资源，增加了GDP，却没有任何收益。而农村征地和城镇拆迁中发生的许多问题，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当地政府官员在这方面的观点错误有关。“唯GDP论”的第二个规律在于它为短期目标往往牺牲长期利益，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比如，根据一份对苏州引资情况的调研通报，这些年苏州由于外资大量进入，经济发展很快，而代价是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消耗4000亩土地，以目前14％的增长率发展速度来看，到2020年苏州工业用地就没有余地了。这实际上就是将当前的GDP建立在透支未来的基础上。“唯GDP论”的第三个危害在于：在追求总量增长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就容易忽视结构的平衡。 国内湖州市就率先取消GDP指标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摒弃了几十年来“唯GDP论”的片面做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多考虑到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为什么GDP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人口增长率

GDP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人口增长率，是根据根据索洛增长模型得出的。
根据索洛增长回模型，当人口数量不答变时，人均GDP处于稳定状态，而当人口以n的速率增长时，GDP总量的增长率就等于人均GDP增长率加上人口增长率n。
索洛增长模型是采取差分原始推导而成的。有关公式推导过程为：GDP变化率=GDP变化量/GDP=人均GDP X 人口数量的变化量/GDP=变化人均GDP变化量 X 人口数量+人口数量变化X人均GDP/GDP=人均GDP变化 X 人口数量/GDP+人口数变化量 X 人均GDP/GDP=人均GDP变化量 X 人口数量/人均GDP X 人口数量+人口数变化量 X 人均GDP/人均GDP X 人口数量=人均GDP变化量/人均GDP+人口数变化量/人口数量=人均GDP变化率+人口数量。
当GDP的变化率以增长率代表时，套用上述索洛增长模型公式，即GDP增长率=人均GDP变化量/人均GDP+人口数变化量/人口数量=人均GDP增长率+人口增长率。

4. “人均GDP”意味着什么这能代表所有人吗

人均GDP是指人均国民生产的总值，通常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里面来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准则，也是人民了解一个国家或各个地方经济的运行状态的一种工具，所以就意味着一个国家或者地方在一定的计算期内所实现的生产总值和所属的一定范围内价值范围，也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或者地方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

就从别的因素考虑，就当今的科技确实发达但是呢我可以肯定的是，还有有的地方并没有计算的，就拿偏远山区来说吧，直到现在我国政策的开放，确实是百分之90甚至以上的人得到了福利，但是还有许多地方我们不能缺少的，所以就是意味着我们考虑不能太过片面，那么就导致我们所说的人数并不能全部的计算进来，致使得出来的值就会偏大，那么就不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或地方的人民生活水平，也就失去了这个考察的意义。

5. 指出经济增长的源泉 并指明推动人均gdp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改革从1979年算起，到1998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这2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是9.7%，而改革以前从1953年到1978年这26年中平均增长率是6.1%，所以根据这两个数字，改革期间平均经济增长率提高了三个多百分点。关于改革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究竟有没有那么高，国内国外有不少讨论。比如世界银行在前几年的一个报告里认为，从1978年到1995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统计局的数字偏高。他们提供的数字是8.2%。还有一位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专家叫安格斯.麦迪森，他对同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计是7.5%，比世界银行的估计更低一些。我们对改革以前和改革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做了一个估计，主要是根据几种不同的方法。一个是根据工业产品中1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实物量的增长对工业增长的数据做了核算，另外根据电力和交通运输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对经济增长也做了核算，还有就是运用模型分析的方法把可以解释经济增长的因素一项项剔除，剩下的就是数据偏高的部分。做了这样几个分析以后，我们大概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改革期间从1979年1998二十年间的平均增长率，我们的初步估计是8.5%。这个数字低于统计局的数字，比我刚才提到的国外的两个数字稍微高一些。偏高的部分实际上主要集中在90年代，80年代经济增长率的数字有一些偏高，但偏差不是很大，到90年代偏差就到了两个百分点。统计局的数据偏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国外一些研究人员提到的我们GDP计算方法有缺陷、对不变价格的计算有缺陷等等，但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各级地方政府虚报产值造成的。实际上统计局对此是了解的，所以它每年对从地方上汇总起来的经济增长率要进行调整，他们叫做“压水份”。所以每年公布的数字都是统计局压缩了水份后的数字。比如1998年，当时目标是增长8%，统计局的数字最后是7.8%，但实际上如果你看各地方的数字，除了新疆以外，各省市的数据都超过了8%，如果简单汇总的话可能是9%还多，所以统计局从9%调整到7.8%已经做了很大的压缩。但是我们这个分析认为尽管统计局做了必要的调整，但是调整还不够，实际增长率可能还要低一些。但是不管怎么讲，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率起码提高了三个多百分点，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即便是8%的增长率，在世界上也仍然是名列前茅的。所以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显著加速？

一个方面是投入要素。首先我们把生产要素分解成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几个方面。大家关注最多的是改革期间投资增加和储蓄提高，到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多大。我们做了一些计算，计算的结果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改革期间储蓄率有明显的提高。平均储蓄率在改革以前大约是30%，1978-98年期间大约是37%，所以储蓄率在改革期间大体上提高了7个百分点。投资方面，如果以GDP为100的话，那么固定资产占GDP的比重在改革以前平均是18.5%，改革期间提高到了26.8%。再看资本形成。资本形成就是把投资中没有形成固定资产的部分去掉，最后计算净的资本。按这个数字算，1961-77年期间平均是12.6%，1978-98年提高到22.2%。这三组数字在改革期间都明显提高了。这里头还说明一个问题。改革以前储蓄率是30%，就是每100块钱GDP中有30块钱拿出来作为储蓄，那么这30块钱有多少形成了固定资产？只有12块6。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投资效率，就是说有大量储蓄或者变成了积压的存货，或者在投资过程中有很大的浪费，所以最后净的固定资本形成率相当低。改革以后储蓄率提高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存货的相对减少和投资浪费的相对减少。我不是说现在投资没有浪费，仍然有很大的浪费；我是说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很多项目是由行政命令、主观意志定下来的，有的项目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所以投资中的浪费非常大，很多项目还没有建成就已经报废了。改革期间市场导向的结果，在这方面可以显著看到投资效率提高了。算下来最后是每100块钱储蓄中改革以前有42.1块形成了固定资本，改革期间是59.4块。这个数字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后来的计算，我们又对它做了一些调整，所以最后的结果可能与这个数字有些出入。但基本方向是一致的。这就说明改革期间投资增长，一部分是由于储蓄的提高，另一部分是投资效率的提高。大体算来，投资效率提高对投资增长的贡献，要超过储蓄提高的部分。总的来看，由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提高导致经济增长加速，这一贡献大约是1个多百分点，不到2个百分点。这1个多百分点中间，储蓄提高的部分占不到一半，其余的很大一块是投资效率的提高、加上90年代以后外资投入的大量增加这两个因素导致的。

人力资本的增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对人力资本的增长做了很长时间的计算，得出的结果是我国改革期间与改革以前相比，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是放慢了。这里头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改革以前，特别在解放初期，全国人口很大一部分是文盲，50年代普及中小学教育大大提高了中小学的入学率和升学率，这是促使人力资本增长加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改革期间由于中小学入学率在基础上就已经比较高了，所以要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速度相对就要慢一些，这是正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们认为改革期间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还很不够，教育体制也亟待改革。所以，在改革期间人力资本增长没有加速的倾向，反而比改革以前更低一些。我们在初步的报告里曾经有一个判断，就是人力资本增长的减速整个抵消了物质资本增长的加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后来又重新对几个数字做了核对以后，发现这个结论需要做一点更正，就是说人力资本增长放慢的幅度没有那么大，所以整体上不能抵消物质资本加速增长的因素。

第二个方面我想讲一讲制度问题，就是改革期间的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改革期间非国有部门高速增长，它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在改革以前，如果讲非农业部分，就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块，国有经济是占绝对重要的地位的；在改革中间这一部分国有经济比重显著下降了。从GDP构成来看，国有部门产出约占GDP构成的54%，这其中还有很大一块是农业，非农业中非国有部门的贡献大约是20多个百分点。改革以后，在GDP构成中国有部门下降了。我们最初估计是29—30%，但后来重新修正了一下，应该是超过30%，但低于40%。国家统计局有一个内部的估算，认为国有部门1997年在GDP构成中的比重是42%，我们的估计比统计局的估计大约要低5个百分点。这是根据每个部门分别算下来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国有部门已从主导地位下降到了非主导地位，而非国有部门迅速增长。所以非国有部门在改革期间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增长率来看，特别是乡镇企业这块，在改革20年中平均增长率在20%以上，而国有部门增长我们算的结果大约不到7%，这个增长率是低于改革以前的。就是说改革期间国有部门的增长率是下降的，而高速增长的这块完全是由非国有部门带动的，在其中乡镇企业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整个非国有经济中，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都可以认为，非国有部门中间是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城市非国有经济在改革初期和中期都发展得比较慢，而农村乡镇企业这块增长速度特别高。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在1978年是2800多万人，到了1997年增加到1亿3千5百万人，就是说在改革期间乡镇企业多吸收了1亿多农村劳动力。我们算了一下，这块产出在GDP中的比重，改革以前大约在4—5%之间，到1998年占到了28%。所以在这20年中乡镇企业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常主要的经济部门了。90年代以来其他非国有经济，比如个体、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增长也都很快，对经济增长也有很大贡献。所以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这实际上与刚才说的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不矛盾，因为那里是从投入角度看的，我现在讲的则是部门构成。

另外我们还遇到几个方面的问题，比如在体制方面仍然存在着障碍。非国有企业在发展中间仍然面临制度方面、市场环境方面、技术进步方面等诸多方面的约束。这些问题还在影响着经济增长。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资源重新配置效应的作用在逐渐释放，另一方面在制度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和障碍。这也就是说改革中可以继续增长的潜力还很大。这里我举个例子。在融资方面，虽然现在从整个经济构成来看，非国有部门已经占了主导地位，国有经济也就是占三分之一的样子，但全国的银行贷款的投向却基本上倒了过来。银行贷款的70%是投向了国有企业，投向非国有企业的只有30%。这30%中，大部分又是用于集体所有制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拿到的微乎其微。而投向国有企业的这部分银行贷款，形成了大量的坏债，国有企业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这样一个状况，说明了在金融体制方面存在巨大的问题，就是说要素配置在金融领域是不合理的，是违反市场导向的配置原则的。我们在实际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非国有企业贷款很难，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生产中急需的资金很难通过银行解决；而大量的国有企业则大量的借债，背着沉重的包袱，最后形成既不能还本又不能付息的局面。这个现象说明了金融体制改革是迫在眉睫的。如果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就必须改革金融体制。金融体制改革，如果仅仅是在国有银行内部改革它的经营方式、管理体制等，是不够的；我们认为需要引进非国有经济成分，需要在这一方面开放。最近在谈加入WTO的问题，现在有关方面给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许诺，就是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中国，下一步就将面对国有银行和外国银行竞争的局面。在这个竞争中，国有银行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它体制方面有问题。在这样的竞争中如果不是靠保护、靠政策的话，国有银行很难打败外国银行。与此同时在金融领域，基本上没有对非国有部门开放，只有极少数例外。这也不利于我国金融方面的竞争力。其他的还有技术进步方面，我们现在碰到风险投资的问题。企业搞技术开发需要风险投资，因为开发技术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正常的银行贷款很难支持这样一种活动。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萌芽。这些萌芽如果长不起来，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不会高，而且整个技术进步就会受影响。所以风险投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再一个是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我在企业做调查，有些厂长就对我讲，我不开发新产品就是等死，但开发新产品就叫找死。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花了大量的钱一旦把新产品开发出来了，马上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企业模仿、仿造，他们不用付开发成本，因此就有低成本优势，如果进入这个市场就可能把你吃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就不利于我们的技术进步和科技开发。在这方面前几年谈得较多的是对外国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上我们认为对国内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应该提到议事议程上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再一个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在改革期间，部门间要素的重新分配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带动作用，刚才我们算了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是1.4个百分点；虽然90年代后半期这一贡献有所下降，但我想1.2个百分点是有的。再加上其他方面资源重新配置的贡献，估计是在1.5 到2个百分点左右。这是对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贡献。

如果从要素的配置角度来谈，下一步的增长潜力在哪儿？我们认为有一个巨大的增长潜力现在没有释放出来，就是城市化。在这个图中，横坐标是人均GDP，纵坐标是城市化率，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图中可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城市化率会上升。中国的城市化率和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大约低10多个百分点；如果按购买力平价算，大约低20个百分点以上。就是说中国现在城市化率为30%，而按同等收入的城市化水平，应该在40—50%之间。中国城市化程度特别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很大一部分是政策原因，就是说改革以前有明确的政策措施限制城市、特别是大中型城市的发展。改革以后政策有所调整，但只是强调鼓励小城镇的发展，而大中型城市的发展仍然受到限制。虽然限制的程度有所放松，比如改革以前严禁农民进城，改革后农民逐渐可以进城了，但是农村劳动力进入不同的城市仍然面临障碍。比如你要想在大城市呆下来，起码要准备五、六种或七、八种证件，什么结婚证、身体健康证等等，凑齐这么多证就很不容易，而且不一定哪天又把你轰走了；即便你能呆下来还不一定能找到工作。而且现在从调查看，大部分到城市里打工的是以年轻人为主，并且是以单身为主，他们过几年想家了或攒够钱了就回去了。如果这部分人能把自己的家从农村搬到城市来，如果城市没有太多的对外来劳动力就业领域的限制，那么城市化的速度就可以加快。另外中国现在大中型城市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比重的6%，这么小的比重对经济很难有很大的带动作用。现在城市的作用发挥得远远不够，原因就是城市太少了；它提供的就业机会远远不够，它对周围地区的辐射作用也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模型分析，今天我没带来，这个模型中算了一下不同规模的城市的经济效应有什么差别。这里头要考虑到，一方面城市大了以后，它的规模收入会提高；但另一方面又会产生负的外部效应，比如会带来比较严重的污染、交通阻塞等。随着城市的扩大产生的这些负效应要从收益中剔除掉，然后才能看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差别。我们对全国600多个城市做了模型的分析，结果是这样的，大体上城市规模在100-400万人之间，净的规模收益最高；少于100万的城市，规模净收益非常有限；超过400万以后也会逐渐下降，到了1000万左右的时候基本就没有净的规模收益了。所以城市化也不是越大越好，但是非常有潜力的是那些100、200万人的城市，这些城市我国还是太少了。但我们认为如果今后在城市化政策方面做进一步调整的话，可以对城市的发展提供巨大的空间，而城市经济的发展会对经济增长起到非常强有力的作用，这个作用应当不亚于过去20年乡镇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而且在城市经济扩张过程中，还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能够把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所以仍然会产生资源的重新分配，仍然会很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增长。

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潜在地对经济增长起制约作用的方面。比如说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过去20年中，外资的投入、由于开放政策带来的进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等在经济增长中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的外贸部分的比重已经在过去几年中提高了很大的程度，所以今后靠外贸的超常增长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的作用正在减弱。另外这几年外资投入也相对扩大了，90年代中期以来基本上每年4、5百亿美元，外资大量涌入。但现在外资投入速度也在放慢，去年下降了11%。今后我们想可以稳定在现在的水平上，但不能希望外资投入再像过去那些年那样高速增长。当然这也取决于加入WTO的时机、谈判条件和结果等。另外刚才说到金融风险问题、政府腐败问题，此外还有失业增加、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也会对未来经济增长形成制约。但现在看来这些问题严格来说不是不能解决的，而是你去不去解决。

总体上说，我们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有一个大致的判断。今后20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中，资本的贡献大约仍然能够保持3个百分点左右；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贡献，劳动力的贡献有可能下降，人力资本的贡献有可能加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方面的因素。再考虑到结构变化和体制改革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包括在内，今后20年中比较乐观的估计是，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或接近于7%的水平是有可能的。当然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比如说你要不要推动城市化进程、要不要较大幅度的推动金融体制的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政策。但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是有可能的。

6. 人均GDP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eal GDP per capita），也称作“人均GDP"，常作为 发展经济学中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它是人们了解和把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

将一个国家核算期内（通常是一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这个国家的常住人口（目前使用户籍人口）相比进行计算，得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为了更加客观的衡量，经常与购买力平价结合。

(6)人均gdp的增长意味着扩展阅读：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总产出（即GDP总额，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总额）/总人口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核算期内（通常为一年）实现的生产总值与所属范围内的常住人口的比值（当前流动人口成为全国或地区经济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决不能忽视，故用户籍人口作为比较指标是不科学的）。

人均GDP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居民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构成了一国居民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主要物质基础，是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重要参照指标。事实上，强调人均GDP的国家，一般也比较注重提高本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和社会公平程度。

人均GDP观念及其人均GDP状况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一个国家在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及其社会建设方面的投入取向、投入能力与投入水平。

7.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总量和人均GDP快速增长的原因

小平爷爷改革开放的功劳咯、大量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企业，开放沿海城市，设立经济特区等等，使得中国经济更加自由化，所以发展越好，GDP和人均GDP自然也就上去咯、

8. 人均GDP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ealGDPpercapita），即“人均GDP”，常作为发展经济学中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它是人们了解和把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

代表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为了更加客观的衡量，经常与购买力平价结合。

将一个国家核算期内（通常是一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这个国家的常住人口（或户籍人口）相比进行计算，得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为了更加客观的衡量，经常与购买力平价结合。

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和2012年分别为5577美元和6264美元，2013年为6995美元，2014年为7595美元，2015年为8016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全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665美元，比上年增长6.3%。

(8)人均gdp的增长意味着扩展阅读

人均GDP计算方法：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总产出（即GDP总额，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总额）/总人口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核算期内（通常为一年）实现的生产总值与所属范围内的常住人口的比值（当前流动人口成为全国或地区经济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决不能忽视，故用户籍人口作为比较指标是不科学的）。

9. 中国人均gdp为什么会增加

一是真实经济增长、抄二是本国货袭币对美元升值、三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这个三因素将加速了中国人均GDP的猛烈增长。
胡主席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此前，胡主席2005年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加强全球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讲话时说，中国将在15年内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至3000美元左右。“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
这政府方面不可缺，广大人民的努力也少不了。

10. 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均gdp的关系

狭义的经济增长，就是指GDP（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率。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和记者常用的表达方式，意思是一个国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对比往年的增长率。
广义的经济增长，与GDP 增长不同的，GDP 增长率只是其中的一项主要指标。度量经济增长除了测算增长总量和总量增长率之外，还应计算人均占有量，如按人口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