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与产业结构成负相关

1. 为什么stata回归结果显示中国进口额与GDP呈负相关关系正常不应该是正相关吗这要怎么解释呢

GDP指标是衡量一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指标，而进口则是中国消费的国外，进口意味着国内的货币流失到国外。所以单纯看这两个指标的关系，自然是负的了

2. 人均gdp与人均消费性指出是否成正比关系数据上看并不存在严格正比的正比关系啊

gdp是产值，消费支出最相关的是人均收入水平，这个没有严格的正比例关系
谁告诉你gdp高，人均收入就高的，清朝，民国那时候我们gdp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强

3. 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

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0.59至-0.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我们试用1998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结论。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97年下降0.53个千分点（注：从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么，根据上述推论，199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应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比1997年增长13.9%）。但实际情况是，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人均GDP增长率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注：1997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7%。）！由此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如此简捷明了，更不会“立竿见影”。胡鞍钢博士的上述结论值得商榷。

2 经济学理论的“矛盾”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归分析应该以定性分析为先导，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应该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在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后，由于胡鞍钢博士没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作用的因果关系，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

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

反马尔萨斯派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注：前些时候，有的学者曾在某大报上著文，强调人口多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

3 统计方法应用的“陷阱”

统计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数据（所谓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充满了“陷阱”。

在胡鞍钢博士的回归分析中，有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条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单向的，人口增长本身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讲，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人口增长（及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必然是有偏估计，不能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很显然，这个假定靠不住。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人口增长率因此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人口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而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因此，胡鞍钢博士的4个回归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这个结论。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两个变量在数量上的变化都可能呈现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如果不对这种“关系”的内在作用做认真科学的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规律性的现象”并不就是规律本身！“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收入增长很快，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教师收入与环境污染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就会得到教师收入增长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荒唐结论。

4 统计水分的“迷雾”

统计数据存在系统误差，使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困难。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均存在较大误差。据估计，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约为30～40%。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统。

与人口统计数据相比，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更大。据2000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年获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的经济统计数据水分极大（见下表），GDP和乡镇企业产值高报幅度分别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讳言，这种虚报经济增长指标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经济数据统计水分

附图{图}

说明：“1998年统计水分”的计算中有一个假定，即：1999年有关经济指标的实际值与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经济有所增长，那么，实际的统计水分将比以上计算值更大。

经济统计数据高报、人口统计数据低报，势必人为造成（或加剧）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们还很难计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性关系，在计算定量关系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5 实证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

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

6 结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尚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的数量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注：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经常出现样本有限、数据质量不佳、定性分析失当、定量分析欠妥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从提高人均GDP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是不合适的。

胡鞍钢博士的这项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愿意与胡鞍钢博士一道，继续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后记：在本文刚刚完成后，我们看到了西部某地计生委的一个立项报告。该报告说明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使当地的人口增长率降低2个千分点。因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当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0.36×总人口）。未来几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但GDP是否能增加xx亿元，我们期待着结果。

4. 为什么spss作出的GDP和贷款量是负相关问题在哪里

GDP=工资+利息+利润+租金+间接税和
由此可见，GDP提高不能够直接说明工资增加了版；事实上，当前国权内的收入水平虽然基数大，但是整体却占GDP一小部分。绝大部分的GDP组成是由企业的利润，利息和各种税收占有的。

但是，即使企业的利润和各项税收和占有了绝大部分的GDP，却还不能说明为什么工资没有提高。如果利润和税收等收入再度投放到生产中，那么这些资金必然也应该会增加经济的活跃性，进一步增加工资，使得一切处在一种利润-->投放利润-->经济生产-->参与生产的酬劳增加(工资)的良性循环中。

为什么中国工资还是没有高？综上所述，其实这个问题另一个问法，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利润增加了，ZF税收增加了，却不把这笔利润和税收花出去建设生产，花到人民身上？？

有些东西不能说的太明白，不过只要结合中国的制度以及目前市场上的各种“热”，我想你会明白的。

5. 为什么说人均GDP是一个国家衡量经济发展的最佳指标

第一，GDP指标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变化情况的重要工具。首先，GDP增长率是描述经济增长情况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关心经济增长，国为没有经济的适当增长，就没有国家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生产水平的提高。目前，各国政府的统计部门都把GDP增长率作为描述经济增长情况最重要的综合性宏观经济指标。 第二，GDP指标是描述经济规模的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是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当然，经济规模与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并不是对等的。在同样的经济规模下，国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以及经济增长的潜力不同，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存在较大差距。但是，没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就谈不上有经济实力，也很难在国际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GDP指标是描述经济结构的重要标志。经济结构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环节。许多重要的经济结构，如产业结构、消费需求、地区经济结构等等，都是通过GDP来描述的。目前，我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都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如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偏低，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重偏低，地区经济结构中中西部地区比重偏低，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通过GDP反映出来的，它们是制定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 第四，GDP指标是描述价格总水平变化的指标。国际上通行的描述价格总水平变化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它描述的是用于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另一个是GDP缩减指数，它描述的是所有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即除了用于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外，还包括用于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变动和进出口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CPI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GDP缩减指数也很重要，因为它反映的价格变化更全面。 第五，GDP指标是对外交往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承担国际义务的轻重，享受优惠待遇的多少，以及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大小，往往和这个国家的GDP有密切的联系。例如，GDP和人均GDP是联合国确定其成员国承担联合国费用、维和费用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世界银行确定其成员国享受优惠待遇的重要指标。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确定其成员国发言权时也要重点考察这一指标。 客观地说，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的经济总量指标GDP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和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这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运行指标都有著密切的关系，也是一国经济及其景气周期、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因而它至今都是国际上用来衡量所有国家与地区经济表现的通用标准。 但是，当人类迈入了21世纪后，以GDP作为衡量经济运行状况的标准却日益显现出其片面性和滞后性。GDP指标只考虑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没有将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使用状况考虑在内，并且没有剔除对环境和生态破坏这一因素。目前很受关注的由美、德两国作者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对GDP曾这样描写道：“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 在GDP日益显现其不足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出新的经济运行指标，力求将环境保护及资源利用率等因素考虑在经济运行状况中。然而在中国，GDP增长率目前依旧是考核官员的最重要标准。各地官员为了提高GDP以实现政绩，很多时候不顾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上马各类所谓的“开发区”、“工业区”等项目，不仅造成了滥占耕地等环境问题，而且经济效益也微乎其微。虽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GDP的“虚假繁荣”，但就其质量来说，很可能出现《四倍跃进》中所描述的情况。 在世界各国纷纷采用更加合理的经济运行指标的情况下，依旧坚持“唯GDP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且其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唯GDP论”的第一个危害在于，它没有意识到，GDP的增长在一些情况下还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减少。比如说，当年的大水灾引发了巨大灾后重建需求，推动了GDP增长，但实际上社会财富却是绝对的减少。再比如，在许多地方是一任领导，一任工程。班子一换届，工程可能就没人收尾，投入了资源，增加了GDP，却没有任何收益。而农村征地和城镇拆迁中发生的许多问题，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当地政府官员在这方面的观点错误有关。“唯GDP论”的第二个规律在于它为短期目标往往牺牲长期利益，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比如，根据一份对苏州引资情况的调研通报，这些年苏州由于外资大量进入，经济发展很快，而代价是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消耗4000亩土地，以目前14％的增长率发展速度来看，到2020年苏州工业用地就没有余地了。这实际上就是将当前的GDP建立在透支未来的基础上。“唯GDP论”的第三个危害在于：在追求总量增长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就容易忽视结构的平衡。 国内湖州市就率先取消GDP指标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摒弃了几十年来“唯GDP论”的片面做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多考虑到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6. 人均收入与人均gdp是怎样的比例关系

两者比例关系说明了两个反应生活水平状况的标准之间的差距。

以上述的深圳为例，人均收入和人均GDP的比例为1:6.33.说明人均实际收入反应的生活水平远没有达到人均GDP反应的生活水平程度。主要原因资源不能公平、平等、有效的配置。人们没有享受到经济迅速发展的红利。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 总产出（即GDP总额，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总额）/总人口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核算期内（通常为一年）实现的生产总值与所属范围内的常住人口的比值（当前流动人口成为全国或地区经济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决不能忽视，故用户籍人口作为比较指标是不科学的）。

(6)人均gdp与产业结构成负相关扩展阅读：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eal GDP per capita）是人们了解和把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即“人均GDP”，常作为发展经济学中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

将一个国家核算期内（通常是一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这个国家的常住人口（或户籍人口）相比进行计算，得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为了更加客观的衡量，经常与购买力平价结合。

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住机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年或季）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简称GNP）。一个国家常住机构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主要分配给这个国家的常住机构单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非常住机构单位。

同时，国外生产单位所创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常住机构单位。从而产生了国民生产总值概念，它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国外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减去支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

参考资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网络

7. 实证人均gdp和二三产业结构需要同时加入进去么

工业和服务部门劳动力比重和产值比重的比较来看，二者变动的情况与库兹涅茨分析的情况完全不同。按照库兹涅茨分析的结论，劳动力的部门份额的变动幅度要大于产值的部门份额的变动幅度，基本不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即它不是按照一、二、三产业顺序发展的轨迹进行结构的转换和升级，以此对印度独立50多年来的产业结构变动轨迹进行实证分析：“参加本项目的全体人员都认为，除了战后初期有限的短时期外，高速增长基本上是通过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价格机制和旺盛的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取得的、重结构的政策）效果比较显著外，在以后的全部时期里产业结构政策推动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作用十分有限。产业结构政策推行20多年来，长期困扰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加强“短线”产业和抑制“长线”的政策目标没有能实现，政府重点和着力扶持的主导产业仍然没有摆脱“幼稚”状态，有升有降；从横断面分析来看，产业结构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不仅在国内存在争议，在国际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以产业政策创造经济“奇迹”著称的日本，对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由市场机制取代政府产业结构政策配置资源，其实现的产值占整个GDP的比重在上升，但上升的幅度没有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幅度大，而且对印度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最大的。4.从印度的农业，然后对就业在三次产业中的变动和产值在三次产业中的变动做出比较，观察其发展的特点: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德国工业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产业布局日趋合理；而印度的劳动力的部门份额的变动幅度却大大低于产值的部门份额变动幅度，这个问题对其后的发展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印度产业结构的演进来看，企业规模小。”（注、二的发展轨迹，最终形成了三，稳步地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和国际竞争力，产业结构明显优化，重化工业，日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在完成一项有关日本产业政策研究课题后郑重声明。因此，在市场机制已经形成并比较完善的条件下，而是按照一，大中小型企业结构变化率为5。相反，没有能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强力保护、较早和较彻底地摆脱了行政计划干预。 有专家对中国产业结构政策失效的原因作了具有开创性的分析，认为政府不具备推动结构调整、升级的动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和执行政策）和能力（政府不能判断所选择的产业结构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地实施产业结构政策是造成产业结构政策失效的深层原因.56，行业结构变化率为5.66、产业集中度低、技术升级慢等问题依然大量存在，除了在市场机制尚在形成中的改革开放初期，却往往能够快速发展、一，轻重工业年结构变化率为2.50。这是印度产业结构演变中的一大特点。这也是印度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大问题，日本经济学家这种结论与我国产业结构政策实践的结果也是基本吻合的。这说明印度劳动力流动的刚性特征十分突出、支柱产业、高技术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等，在德国工业中的作用增强，内源性经济日渐增大，活跃了德国工业发展。德国工业产业结构调整进程情况2000-2004年间，德国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明显，但绝对值还在上升。第一产业产值的相对比重下降幅度超过劳动力相对比重下降幅度：《日本的产业政策》。家电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调整产业结构，是产业结构有效调整的基本途径，经济类型结构变化率为8，第535页，也说明农业在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还比较大。2.第二产业随着人均GDP的增长。事实上。这就说明，不仅第三产业具有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其产值所占比重和就业所占比重都是上升的。劳动力的上升幅度从时间序列分析来看。……，甚至也许可以说战后主要时期产业政策的历史，说明农业劳动力数量仍很大，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同时，是民间企业的首创精神和活力，不断地否定政府控制性直接干预意图的过程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政策绩效的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其实现的产值在整个GDP的比重下降过程中，劳动力的就业比重也在下降:印度产业结构演进的轨迹和特点主要运用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 德国：一是各产业的就业人数及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重；二是各产业的产值及在GDP中所占比重，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版，按以下公式测算、引入市场机制的产业，说明第二产业对GDP尤其是人均 GDP增长的贡献不大。3.第三产业的情况尤其独特。第三产业无论从时间序列分析还是横截面分析、三，以资产结构为例、轻。）显而易见，第二产业的扩张性发展没有出现，或是受制于资本，或是受制于市场；另—一方面，第二产业所实现的GDP比重的上升十分缓慢。其特点是：1.从第一产业看，略有上升。这种状况一方面说明第二产业不能大量吸纳劳动力.43。 印度的产业结构：小宫隆太郎等编，产业结构政策（主要是调整农，首先用两类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