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随着我国人均gdp的增长

『壹』 为何我国政府财政收支占gdp比例先降后升在上升过程中，我国财政支出与收入规模为何曾两度形成较大差

根据瓦格纳法则等对财政支出规模的一般性描述，财政支出规模(或者说，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发展变化的一般趋势是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水平则相对稳定;同时，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因而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这一比重的高低也是不同的。我国财政支出占GDP
比重的发展变化有本身的特殊性。
改革开放后我国财政支出绝对数除1980、1981两年负增长外，其余年份都是增长的，而且增长速度不算很慢，财政支出增长率基本上是一条波折上升的曲线，有的年份波折度较大。但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运行则是另外一种情形。1995年以前，由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慢于GDP增长速度，导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路下滑，1996年才停止下滑，1997年开始回升，而且回升速度较快。因此，改革开放后，我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运行的曲线呈现先逐年下滑而后又逐年回升的特征，这种发展变化的趋势体现了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征。
在经济体制改革前，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比较高的，这是由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的。一方面，实行“低工资、高就业”政策，在GDP的初次分配中，个人所占的比重较小，同时许多个人生活必需品由国家低价乃至无偿供给;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利润乃至折旧基金几乎全部上缴国家，相应地，它们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投资乃至更新改造投资都由国家拨付。简而言之，在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扮演了一个总企业家和总家长的角色，这种角色在GDP分配上的体现，便是实行“统收统支”制度，既然要“统”，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就必然较高。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调动起千千万万个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充满勃勃生机，为实现这一目标，实行放权让利政策显然是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在改革之初，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阶段。与此相对应，财政收入增长放慢了，许多项目的支出(特别是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便在财政支出账上或多或少有所缩小，有的甚至消失了，由此导致财政支出增长弹性和增长边际倾向的下降，进而导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出现逐步下滑的趋势。而且我国列入预算内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下滑的速度过快，下降的幅度过大，1979—1985年17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
但是，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逐年下滑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经济改革初期之所以逐年下降，是因为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调整政府职能和分配格局，激发经济活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一旦经济体制迈上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到位和GDP的加快增长，上述逐年下滑的趋势理应逆转，改革之初财政支出比重下降的趋势会在某一时点中止，转而趋于回升。我国财政支出增长弹性边际倾向以及由二者决定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在1996年停止下降，1997年开始回升，特别是自1998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后，回升速度较快。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增长弹性和边际倾向已远远超出美国，这是未来我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继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宏观因素。
答：为探讨财政支出的合理规模，必须从分析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因素入手。参照前人的规范性分析并结合本国财政支出发展变化的现实情况，寻求本国财政支出的最佳规模。归纳起来，经常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宏观因素有经济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三个方面：
(1)经济性因素。主要指经济发展的水平、经济体制以及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当前经济
政策等。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如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分析，说明了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对财政支出规模以及支出结构变化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财政支出规模的明显例证，是经济发达国家高于发展中国家。总体来说，我国长期内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仍处于转轨过程中。从经济性因素来看，我国在经济改革之初曾导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下滑，这是财政为经济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和经济稳定的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加快了，但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夯实基础设施等先导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保护生态环境、扩大就业领域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任务，却十分迫切和十分繁重，而且需要同时并举。这就要求在一段时间内仍然需要适度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因而财政收入增长的可能性和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必要性，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财政运行的主要矛盾。
(2)政治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局是否稳定;二是政体结构和行政效率;三是政府干预政策。关于政局稳定问题，皮科克与怀斯曼的分析已有所分析，当一国发生战争或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性事件时，财政支出的规模必然会超常规的扩大，而且事后一般难以降到原来的水平。政体结构和行政效率首先是和一国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模式有关。一般来说，倾向于集中的单一制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高一些，倾向于分权的联邦制国家则相对低一些，北欧各国由于政府包办高福利而导致财政支出规模最高;行政效率则涉及政府机构的设置问题，若一国的行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经费开支必然增多，这是确定无疑的。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也是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重要因素。显然，政府通过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与通过财政等经济手段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具有不同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和收入再分配效应，如通过政府管制和政府法令进行经济干预，并未发生政府的资源再配置或收入再分配活动，即财政支出规模不变。不同财政手段的干预效应也是不同的。比如，财政资金的全额投资可以带动社会的配套资金是无疑的，但如果采取财政贴息、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等手段投入，则可能以少量的财政资金诱发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并引导社会资金的使用方向，即发挥所谓“四两拨千斤”的效应。
(3)社会性因素。如人口、就业、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社会保障以及城镇化等因素，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政支出规模。在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相应的义务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失业和贫困救济、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城镇化等支出的增长压力便大。比如，我国在尚未实现工业化之前人口的老龄化已经来临，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增加迫切要求加快城镇化速度，加快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国有企业改革带来大量职工下岗失业等等，诸如此类的许多社会问题，会对财政支出不断提出新的需求，构成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重要因素。

『贰』 我国GDP增长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和平均消费水平体现了什么问题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等抄于 国内生产总值 除以 人口
就拿我国来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世界第三位了，很快就要超过日本了，说明我国的综合国力很强大，所以我国有飞船火箭原子弹，在世界上说话也掷地有声，政治影响力大。
但是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只能排100位左右。说明我国的国民的素质还有待提高，生产力还需要发展，生活水平也不高。
和老百姓关系密切的还是人均水平，像欧洲的小国，他们国内生产总值和我们差一个数量级，国际影响力差远了，可是中国人还是挤爆了头去移民，因为生活水平高嘛。
希望采纳

『叁』 重大意义！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究竟会为中国甚至世界带来什么影响

我国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会为中国的综合国力提升带来巨大影响，进一步而言，甚至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除了对中国本地带来众多影响以外，我国人均GDP提高也将对世界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中国人民在世界市场上的购买力增加。中国人民拥有更多样化的消费选择。为了抢占中国这片广大的市场，众多品牌需要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对自身做出一定调整，提高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

考虑到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各个国家与中国的政治冲突也应当有所缓和协调。毕竟和平发展才是时代的主题，也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世界市场才会欣欣向荣，发展越来越好。

中国是一个拥有无限创造力的大国，国家的发展需要依靠人民，只有人民生活的好，生活的幸福，国家的发展才会稳步前进。

『肆』 为什么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快速增长怎样缩小我国人均GDP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因为中国人勤劳，而且以前的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而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相对饱和，发展潜力相对较小。所以，中国的发展潜力相对西方国家而言很大，中国的国内国外政局稳定，稳定的社会生活，没有战争的安全的生活环境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速，但是中国政府的有些部门为了好的声誉，好的政绩，夸大了经济发展的水平，所以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可能有点比实际情况夸张了一点。怎样缩小我国人际GDP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这是我们经济学专业研究的问题，看上去简单，世界上很复杂，是经济学学者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也是党和国家一直盼望的事情。“勿以善小而不为”我还是跟您讲一点最基本的方法吧！首先就是要支持国产、拉动内需。其次要兢兢业业、各司其职、相信党相信政府会慢慢地和我们一起实现我们共同的中华崛起的梦的。第三，保住中国的人才、金钱。不用让中国的人才、人民币外流。最后，从小事做起，温暖身边，为建设和谐社会出自己的一点点微薄之力。 当你看到不平的事情是，如果你有能力而没去打抱不平，那下一个倒霉的可能就是你自己。 我是学国际经济学的，现在也没什么成就，我们还是从小事做起吧！小事做多了就变成大事了。

『伍』 如何看待我国连续几年的GDP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正运行在7%~7.5%的增长区间，这种增长尽管远比2000~2008年平均10.2%的增长降低一个台阶，但也正在经历一个“提质增效，挤出水分”的新阶段。

高增长之后需要“换挡”
最新公布的中国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同比增长7.3%，增幅创下22个季度以来的新低，固定资产投资受房地产投资大幅下滑拖累继续放缓，发电量也出现内年首次同比下跌，但这些数据的下滑并不代表中国经济“衰退”，“硬着陆”，甚至是“崩溃”。
的确，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下滑18个季度，为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长的下滑周期。但全球范围看，高增长之后的“增速换挡”是一种必然趋势。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统计，二战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长的经济体只有不到10个国家，这些国家都是小国，而其余经济体在经历过20年的发展后均开始减速，并且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大幅减速。世界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走过的道路也都说明，一国经济在经历一段高速增长之后，需要有一个调整期。增长速度会回落一些，但这种回落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波动式的。
过去中国增长模式的鲜明特点是“高速增长”和“结构失衡”，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投资”和“强出口”。从动力转换的角度看，旧增长动力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动力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因此，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会出现波动，这并不奇怪。在这种新常态之下，中国一方面需要接受经济数据的波动，一方面需要尽快完成结构的优化升级。那种经济下行压力一增大，就寄望政府出台刺激政策“烫平”周期的论点和做法是一种短视，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并无裨益。

世界需要以新视角看待中国经济增速变化
世界需要以新的视角和思维来看待中国经济增速的变化，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有两大发展目标：一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中高收入发展阶段；二是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形成内生性增长机制。201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700多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或者说中高收入发展阶段。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的战略性任务就是防止经济发展中出现增长动力“真空”、收入差距扩大、产业升级困难、技术创新缓慢、社会矛盾激化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在于如何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和替代动力，而不是短期依赖于政策刺激。
事实上，增长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为什么不为？中国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这意味着必须刺破过去GDP导向下盲目吹起的泡沫，挤出经济增长的水分。中国宁可发展速度慢一些，也不再依赖过去的外延式增长。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去杠杆”，“挤水分”的过程从未停止过。
首先是挤投资水分。去产能的过程中，新政府通过收缩非标融资、信贷窗口指导等方式断了产能过剩领域的水源，实际上相当于挤出投资中的水分，使稀缺的资源更多的投向有利于转型升级和服务民生的领域。其次是挤消费水分。2013年以来，反腐浪潮大大压制了政府消费和奢侈品消费。再有就是挤出口水分。从2013年5月的外管局20号文开始，主管当局严打隐藏在经常账户下的套利资本流入，虚假贸易的水分被大幅挤出，中国经济增长也回归理性和常态。

1、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看，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永远保持高速增长。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竞争优势削弱；越来越多的产业达到或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后发追赶空间缩小；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造成资源、环境、生态约束日趋增强。与十年前相比，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的数量明显不同，实现难度加大。我国经济增速下降在所难免，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2、从发展趋势看，我国经济发展存在诸多有利条件。譬如，经济体制改革将释放新的增长动力与活力，城镇化潜力依然巨大，居民消费升级方兴未艾，竞争优势并未根本动摇，全球化孕育新机遇等。去年以来，面对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我国政府保持了足够的定力，积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把工作重点放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上，这也必将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3、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是就业状况。随着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单位GDP增长的就业拉动能力明显扩大。2008年以前，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拉动就业增加不足100万人，而目前上升到140-160万人。因此，在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就业基本稳定。

4、虽然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由于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经济增量占全球的份额保持基本稳定，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2010年以来，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保持在20%左右，也就是全球五分之一左右的经济增长来自于中国，对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陆』 GDP的增长,对这个社会的好处有什么

这么说吧，你就把国家当作是一个很悲惨的打工仔

工资就是GDP

因为加班而导致肾亏就内是环境污染容

虽然知道肾亏很不好，但是为了工资还是的加班

想想为什么要工资就知道为什么提高gross domestic proct了

『柒』 指出经济增长的源泉 并指明推动人均gdp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改革从1979年算起，到1998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这2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是9.7%，而改革以前从1953年到1978年这26年中平均增长率是6.1%，所以根据这两个数字，改革期间平均经济增长率提高了三个多百分点。关于改革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究竟有没有那么高，国内国外有不少讨论。比如世界银行在前几年的一个报告里认为，从1978年到1995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统计局的数字偏高。他们提供的数字是8.2%。还有一位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专家叫安格斯.麦迪森，他对同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计是7.5%，比世界银行的估计更低一些。我们对改革以前和改革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做了一个估计，主要是根据几种不同的方法。一个是根据工业产品中1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实物量的增长对工业增长的数据做了核算，另外根据电力和交通运输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对经济增长也做了核算，还有就是运用模型分析的方法把可以解释经济增长的因素一项项剔除，剩下的就是数据偏高的部分。做了这样几个分析以后，我们大概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改革期间从1979年1998二十年间的平均增长率，我们的初步估计是8.5%。这个数字低于统计局的数字，比我刚才提到的国外的两个数字稍微高一些。偏高的部分实际上主要集中在90年代，80年代经济增长率的数字有一些偏高，但偏差不是很大，到90年代偏差就到了两个百分点。统计局的数据偏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国外一些研究人员提到的我们GDP计算方法有缺陷、对不变价格的计算有缺陷等等，但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各级地方政府虚报产值造成的。实际上统计局对此是了解的，所以它每年对从地方上汇总起来的经济增长率要进行调整，他们叫做“压水份”。所以每年公布的数字都是统计局压缩了水份后的数字。比如1998年，当时目标是增长8%，统计局的数字最后是7.8%，但实际上如果你看各地方的数字，除了新疆以外，各省市的数据都超过了8%，如果简单汇总的话可能是9%还多，所以统计局从9%调整到7.8%已经做了很大的压缩。但是我们这个分析认为尽管统计局做了必要的调整，但是调整还不够，实际增长率可能还要低一些。但是不管怎么讲，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率起码提高了三个多百分点，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即便是8%的增长率，在世界上也仍然是名列前茅的。所以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显著加速？

一个方面是投入要素。首先我们把生产要素分解成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几个方面。大家关注最多的是改革期间投资增加和储蓄提高，到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多大。我们做了一些计算，计算的结果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改革期间储蓄率有明显的提高。平均储蓄率在改革以前大约是30%，1978-98年期间大约是37%，所以储蓄率在改革期间大体上提高了7个百分点。投资方面，如果以GDP为100的话，那么固定资产占GDP的比重在改革以前平均是18.5%，改革期间提高到了26.8%。再看资本形成。资本形成就是把投资中没有形成固定资产的部分去掉，最后计算净的资本。按这个数字算，1961-77年期间平均是12.6%，1978-98年提高到22.2%。这三组数字在改革期间都明显提高了。这里头还说明一个问题。改革以前储蓄率是30%，就是每100块钱GDP中有30块钱拿出来作为储蓄，那么这30块钱有多少形成了固定资产？只有12块6。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投资效率，就是说有大量储蓄或者变成了积压的存货，或者在投资过程中有很大的浪费，所以最后净的固定资本形成率相当低。改革以后储蓄率提高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存货的相对减少和投资浪费的相对减少。我不是说现在投资没有浪费，仍然有很大的浪费；我是说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很多项目是由行政命令、主观意志定下来的，有的项目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所以投资中的浪费非常大，很多项目还没有建成就已经报废了。改革期间市场导向的结果，在这方面可以显著看到投资效率提高了。算下来最后是每100块钱储蓄中改革以前有42.1块形成了固定资本，改革期间是59.4块。这个数字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后来的计算，我们又对它做了一些调整，所以最后的结果可能与这个数字有些出入。但基本方向是一致的。这就说明改革期间投资增长，一部分是由于储蓄的提高，另一部分是投资效率的提高。大体算来，投资效率提高对投资增长的贡献，要超过储蓄提高的部分。总的来看，由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提高导致经济增长加速，这一贡献大约是1个多百分点，不到2个百分点。这1个多百分点中间，储蓄提高的部分占不到一半，其余的很大一块是投资效率的提高、加上90年代以后外资投入的大量增加这两个因素导致的。

人力资本的增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对人力资本的增长做了很长时间的计算，得出的结果是我国改革期间与改革以前相比，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是放慢了。这里头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改革以前，特别在解放初期，全国人口很大一部分是文盲，50年代普及中小学教育大大提高了中小学的入学率和升学率，这是促使人力资本增长加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改革期间由于中小学入学率在基础上就已经比较高了，所以要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速度相对就要慢一些，这是正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们认为改革期间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还很不够，教育体制也亟待改革。所以，在改革期间人力资本增长没有加速的倾向，反而比改革以前更低一些。我们在初步的报告里曾经有一个判断，就是人力资本增长的减速整个抵消了物质资本增长的加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后来又重新对几个数字做了核对以后，发现这个结论需要做一点更正，就是说人力资本增长放慢的幅度没有那么大，所以整体上不能抵消物质资本加速增长的因素。

第二个方面我想讲一讲制度问题，就是改革期间的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改革期间非国有部门高速增长，它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在改革以前，如果讲非农业部分，就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块，国有经济是占绝对重要的地位的；在改革中间这一部分国有经济比重显著下降了。从GDP构成来看，国有部门产出约占GDP构成的54%，这其中还有很大一块是农业，非农业中非国有部门的贡献大约是20多个百分点。改革以后，在GDP构成中国有部门下降了。我们最初估计是29—30%，但后来重新修正了一下，应该是超过30%，但低于40%。国家统计局有一个内部的估算，认为国有部门1997年在GDP构成中的比重是42%，我们的估计比统计局的估计大约要低5个百分点。这是根据每个部门分别算下来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国有部门已从主导地位下降到了非主导地位，而非国有部门迅速增长。所以非国有部门在改革期间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增长率来看，特别是乡镇企业这块，在改革20年中平均增长率在20%以上，而国有部门增长我们算的结果大约不到7%，这个增长率是低于改革以前的。就是说改革期间国有部门的增长率是下降的，而高速增长的这块完全是由非国有部门带动的，在其中乡镇企业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整个非国有经济中，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都可以认为，非国有部门中间是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城市非国有经济在改革初期和中期都发展得比较慢，而农村乡镇企业这块增长速度特别高。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在1978年是2800多万人，到了1997年增加到1亿3千5百万人，就是说在改革期间乡镇企业多吸收了1亿多农村劳动力。我们算了一下，这块产出在GDP中的比重，改革以前大约在4—5%之间，到1998年占到了28%。所以在这20年中乡镇企业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常主要的经济部门了。90年代以来其他非国有经济，比如个体、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增长也都很快，对经济增长也有很大贡献。所以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这实际上与刚才说的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不矛盾，因为那里是从投入角度看的，我现在讲的则是部门构成。

另外我们还遇到几个方面的问题，比如在体制方面仍然存在着障碍。非国有企业在发展中间仍然面临制度方面、市场环境方面、技术进步方面等诸多方面的约束。这些问题还在影响着经济增长。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资源重新配置效应的作用在逐渐释放，另一方面在制度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和障碍。这也就是说改革中可以继续增长的潜力还很大。这里我举个例子。在融资方面，虽然现在从整个经济构成来看，非国有部门已经占了主导地位，国有经济也就是占三分之一的样子，但全国的银行贷款的投向却基本上倒了过来。银行贷款的70%是投向了国有企业，投向非国有企业的只有30%。这30%中，大部分又是用于集体所有制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拿到的微乎其微。而投向国有企业的这部分银行贷款，形成了大量的坏债，国有企业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这样一个状况，说明了在金融体制方面存在巨大的问题，就是说要素配置在金融领域是不合理的，是违反市场导向的配置原则的。我们在实际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非国有企业贷款很难，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生产中急需的资金很难通过银行解决；而大量的国有企业则大量的借债，背着沉重的包袱，最后形成既不能还本又不能付息的局面。这个现象说明了金融体制改革是迫在眉睫的。如果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就必须改革金融体制。金融体制改革，如果仅仅是在国有银行内部改革它的经营方式、管理体制等，是不够的；我们认为需要引进非国有经济成分，需要在这一方面开放。最近在谈加入WTO的问题，现在有关方面给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许诺，就是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中国，下一步就将面对国有银行和外国银行竞争的局面。在这个竞争中，国有银行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它体制方面有问题。在这样的竞争中如果不是靠保护、靠政策的话，国有银行很难打败外国银行。与此同时在金融领域，基本上没有对非国有部门开放，只有极少数例外。这也不利于我国金融方面的竞争力。其他的还有技术进步方面，我们现在碰到风险投资的问题。企业搞技术开发需要风险投资，因为开发技术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正常的银行贷款很难支持这样一种活动。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萌芽。这些萌芽如果长不起来，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不会高，而且整个技术进步就会受影响。所以风险投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再一个是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我在企业做调查，有些厂长就对我讲，我不开发新产品就是等死，但开发新产品就叫找死。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花了大量的钱一旦把新产品开发出来了，马上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企业模仿、仿造，他们不用付开发成本，因此就有低成本优势，如果进入这个市场就可能把你吃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就不利于我们的技术进步和科技开发。在这方面前几年谈得较多的是对外国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上我们认为对国内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应该提到议事议程上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再一个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在改革期间，部门间要素的重新分配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带动作用，刚才我们算了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是1.4个百分点；虽然90年代后半期这一贡献有所下降，但我想1.2个百分点是有的。再加上其他方面资源重新配置的贡献，估计是在1.5 到2个百分点左右。这是对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贡献。

如果从要素的配置角度来谈，下一步的增长潜力在哪儿？我们认为有一个巨大的增长潜力现在没有释放出来，就是城市化。在这个图中，横坐标是人均GDP，纵坐标是城市化率，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图中可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城市化率会上升。中国的城市化率和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大约低10多个百分点；如果按购买力平价算，大约低20个百分点以上。就是说中国现在城市化率为30%，而按同等收入的城市化水平，应该在40—50%之间。中国城市化程度特别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很大一部分是政策原因，就是说改革以前有明确的政策措施限制城市、特别是大中型城市的发展。改革以后政策有所调整，但只是强调鼓励小城镇的发展，而大中型城市的发展仍然受到限制。虽然限制的程度有所放松，比如改革以前严禁农民进城，改革后农民逐渐可以进城了，但是农村劳动力进入不同的城市仍然面临障碍。比如你要想在大城市呆下来，起码要准备五、六种或七、八种证件，什么结婚证、身体健康证等等，凑齐这么多证就很不容易，而且不一定哪天又把你轰走了；即便你能呆下来还不一定能找到工作。而且现在从调查看，大部分到城市里打工的是以年轻人为主，并且是以单身为主，他们过几年想家了或攒够钱了就回去了。如果这部分人能把自己的家从农村搬到城市来，如果城市没有太多的对外来劳动力就业领域的限制，那么城市化的速度就可以加快。另外中国现在大中型城市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比重的6%，这么小的比重对经济很难有很大的带动作用。现在城市的作用发挥得远远不够，原因就是城市太少了；它提供的就业机会远远不够，它对周围地区的辐射作用也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模型分析，今天我没带来，这个模型中算了一下不同规模的城市的经济效应有什么差别。这里头要考虑到，一方面城市大了以后，它的规模收入会提高；但另一方面又会产生负的外部效应，比如会带来比较严重的污染、交通阻塞等。随着城市的扩大产生的这些负效应要从收益中剔除掉，然后才能看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差别。我们对全国600多个城市做了模型的分析，结果是这样的，大体上城市规模在100-400万人之间，净的规模收益最高；少于100万的城市，规模净收益非常有限；超过400万以后也会逐渐下降，到了1000万左右的时候基本就没有净的规模收益了。所以城市化也不是越大越好，但是非常有潜力的是那些100、200万人的城市，这些城市我国还是太少了。但我们认为如果今后在城市化政策方面做进一步调整的话，可以对城市的发展提供巨大的空间，而城市经济的发展会对经济增长起到非常强有力的作用，这个作用应当不亚于过去20年乡镇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而且在城市经济扩张过程中，还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能够把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所以仍然会产生资源的重新分配，仍然会很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增长。

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潜在地对经济增长起制约作用的方面。比如说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过去20年中，外资的投入、由于开放政策带来的进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等在经济增长中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的外贸部分的比重已经在过去几年中提高了很大的程度，所以今后靠外贸的超常增长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的作用正在减弱。另外这几年外资投入也相对扩大了，90年代中期以来基本上每年4、5百亿美元，外资大量涌入。但现在外资投入速度也在放慢，去年下降了11%。今后我们想可以稳定在现在的水平上，但不能希望外资投入再像过去那些年那样高速增长。当然这也取决于加入WTO的时机、谈判条件和结果等。另外刚才说到金融风险问题、政府腐败问题，此外还有失业增加、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也会对未来经济增长形成制约。但现在看来这些问题严格来说不是不能解决的，而是你去不去解决。

总体上说，我们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有一个大致的判断。今后20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中，资本的贡献大约仍然能够保持3个百分点左右；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贡献，劳动力的贡献有可能下降，人力资本的贡献有可能加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方面的因素。再考虑到结构变化和体制改革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包括在内，今后20年中比较乐观的估计是，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或接近于7%的水平是有可能的。当然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比如说你要不要推动城市化进程、要不要较大幅度的推动金融体制的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政策。但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是有可能的。

『捌』 我国人均GDP说明了什么

（回答这样的问题要首先从“人均GDP”这个词语上面解释。）
人均GDP是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以某地区一定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除以同时期平均人口所得出的结果。

（既然是政治题，不可避免的要吧政治因素加入进去）
人均GDP，这一词在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而现在出现了这一新词。可以说明一下几点
一、政府从以前的注重国家整体的发展过度到每一个国民的发展。也体现出了国家，政府和党对民计民生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二、逐渐与发达国家接轨。我国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并且初步的完成了小康生活的建设。而现在而要将国家的建设的方式与类型等，逐渐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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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题的回答，一定要加入自己的观点，不然很难拿高分）
一、他体现出我国的经济水平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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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忌不要忘记说一句终结的话）
因此“人均GDP”不仅仅是一个词语，他代表着我国的发展，。。。。。。

你要标准答案。。我找不到。但是有政治题的万能公式。。。希望能帮上忙。
可以的话，给个小红旗吧

『玖』 上年度我国GDP和人均GDP分别是多少什么是绿色GDP

2005年我国GDP是183085亿圆人民币。是我们政治老师说的 绝对可信

绿色GDP，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简单地讲，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

人类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仅依赖GDP的增长，还依赖自然资源环境和谐统一度的提高。绿色GDP不仅能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的程度，可以很好地表达和反映可持续发展观的思想和要求。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

『拾』 如何增加我国的人均gdp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要求的是更高水平的社会的全面发展，此时，集权体制这个落后经济基础的产物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社会进步的障碍。首先在经济领域，中国政治与经济双重集中的体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经济发展在消除了绝对贫困的同时却加深了相对贫困，造成了生产相对过剩，经济难以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