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我国古代和平外交的主要事例
秦汉时期：国与国之间互送质子；消弭大会。政治和亲政策（特别是汉朝）
隋唐时期：周边各国派遣遣唐使，留学生。和亲和番政策（文成、金城公主）鉴真、玄奘出国 册立西域各国
明清时期：郑和下西洋
具体事例
洪武二年(1369年)派吴用、颜宗鲁、杨载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国，以后每年都有几起使臣出使邻国，同时外国使团也不断来中国朝贡，出现了“洪武初，海外诸蕃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的兴旺景象。
在中外关系上，从表面上看，明王朝与周边各国是一种宗藩关系。即周边国家要向明王朝“称藩纳贡”，受中国册封，并由中国进行封赏。但在实际上这种宗藩关系只是维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主要是为了显示中国的富裕和封建大国的泱泱风度，并不具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实质内容。
朱元璋在与周边国家外交往来中亲自制定并贯彻了“厚往薄来”的原则。所谓厚往，就是受贡国要给予朝贡国丰厚的赏赐。他说：“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因此，他对前来朝贡的外国，不仅回赐国王，还赏赐使者和从人，甚至主动遣使携厚礼，往外国进行赐赠。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的怀柔方针。
但是，“厚往薄来”，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交往。它意味着朝贡国获利丰厚而受贡国要承受损失。朱元璋虽然也很明白这些来贡各国“虽云修贡，实则慕利”，但是为了维护大明王朝的威仪，获得“万邦来朝”的虚誉，仍然坚持厚赐重赍的方针。后来虽然因为得不偿失，亏损太大，曾作珲一定的限制，如规定高丽、安南等国不可朝贡太勤，“令遵三年一贡”之礼，“奉贡之物，不必过厚”等，但厚往薄来的原则未有根本的变动。
(三)颁布“祖训”，要求子孙后代坚持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对于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方针，朱元璋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特地撰写“祖训”，正式颁布，要求后世子孙严格遵守，坚决贯彻。他在洪武二年(1369年)所颁的《皇明祖训-箴戒章》中，就其外交原则作了如下阐述：“四方诸夷，皆阴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起民不足以使令。若其字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民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帮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同时还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溢亨、百花、三佛齐、渤泥等十五国列为不征之国。并在洪武四年，(1371年)再次重申上述原则。由此可见朱元璋对这一外交政策的坚持与执着，这对保持明初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边疆性、促进中国与亚非名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明成祖朱棣继往开来，实行开放，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
“靖难之役”，兵戎相见，经过三年激烈的争斗，明成祖朱棣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为了巩固统治，平息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满，他一方面采用铁的手腕镇压始终奉建文为统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处处“格守祖训”，事实按照祖宗章法办事，以赢得统治阶级内部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拥护。同时采取种种“宽仁”政策，以求尽快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稳定民心。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决定了明成祖在内政外交上必然继承太祖遗训，对内继续推行“休养安息”的基本国策。对外积极施行“定德化、怀远人”的和平外交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明成祖朱棣秉承祖训，继承朱元璋所制定的一系列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首先表现在指导思想上，他同样反对武力扩张，主张休养生息。他送故迎新指出汉武帝穷兵黩武、大肆扩张所造成的严重患害，明确表示：“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罢弊生民。”可见在内政外交指导思想上，父子两代是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实践中，明成祖即位之初(1402年)就积极开展外交活动。“遣使以即位诏谕朝鲜”，同年9月又“遣使以即位诏谕安南、暹逻、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苏门答剌、占城诸国”。据史料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至少有十批使者分赴各国；永乐二年至三年间(1404-1405)又有六批使者被派到安南、占城、婆罗、爪哇、朝鲜等十多国，而且赏赐的规格也远较明太祖时期为高。如此频繁的出使，目的只有一个：赍敕往谕，宣传明成祖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通过往赐诸王，以示怀柔。同时招徕进贡，发展与诸蕃的友好关系。与明太祖时期有所不同的是，变洪武后期被动等待诸国来明朝贡为主动遣使上门怀柔，因此和平外交的效果更为显著，凡使臣所至之国，基本上都与明朝建立了友好的朝贡关系。
总之，由于明成祖积极开展睦邻友好的外交活动，使数十个国家与明朝保持了良好的外交关系。据统计，从永乐元年二月至永乐二十一年，先后派出的使节有姓名可考者即有杨渤、郑和、王景弘、陈诚等50余名。而在明初的港武、永乐、洪熙、宣德、正德五朝中，总计出使184次，永乐一朝即有61次，占总数38.77%；各国来朝次数总计694次，永乐一朝为318次，占总数45.82%；可见永乐一朝外交活动的规模之大、人数之众、次数之多，这不仅在明代，而且在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二)明成祖朱棣对明太祖外交政策的开拓发展
1、放宽海禁，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
明太祖后期曾厉行海禁，严禁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结果使沿海人民断绝了衣食来源，不得不铤而走险，“连结作乱”，后患无穷。
明成祖即位之初，曾两次发布“遵洪武事例禁治”的诏令，其中包括海禁在内。但自永乐三年(1405年)以后，即逐步放宽。不断发布有利于发展中外交往的上谕，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他曾在上谕中宣称：“太祖高皇帝时，诸蕃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上是重申朱元璋“怀柔远人”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却对外国贡使携土物贸易网开一面。朱元璋曾取消专门人事对外贸易的市舶司，并屡次却贡。而明成祖则在永乐三年(1405年)恢复了被朱元璋罢去的浙、闽、粤三地的市舶司。又如日本贡使违反明王朝禁令，私运兵器到宁波出售，朱棣却以贡使远来，带货以助路费为由，免予惩治。
此外如外国使团以私物与百姓互市，也能得到免税优惠，由此吸引一些外国商人纷纷随贡使来华贸易，甚至有一些私商冒充贡使，借朝贡之名牟利。
正是由于明成祖放宽海禁，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因此终永乐一朝西洋共有30余国与明建立了友好的朝贡关系。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七年(1419年)两次出现古里等17国、19国齐来朝贡的壮观场面，其中一镒朝贡人数最多达到1200人，形成了“诸蕃使臣充斥于廷”的空前盛况。
2、精心部署，直接指挥郑和下西洋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中外关系史上的空前伟业。这一壮举所以能在永乐年间出现，并前后绵延近30年之久，是与明成祖朱棣实行比较开放的外交政策，精心部署，认真组织、直接指挥郑和下西洋活动分不开的。
郑和下西洋前后共有七次，其中六次都在永乐年间。只要翻一翻《明成祖实录》，就可以看到从下西洋的动议、决策、主使人选的确定、远航舰船的制造直到下西洋人员和太监们的日常生活费用的支出，明成祖无不亲自过问，作出批示。而郑和使团每一次下西洋的具体任务的确定以及重大事件的处理无不由明成祖亲自宸断决策。
如永乐四年(1406)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国，生擒海贼陈祖义等三人，械至京师，明成祖亲自下令：“命悉斩之。”又如爪哇西王侵略成性，狂妄自大，对四邻造成严重威胁，甚至擅杀郑和使团官兵170余人。在郑和多次义正词严的谴责下，不得不表示畏服，愿以黄金六万两谢罪。但后来仅付黄金一万两，尚有五万两无力支付。明成祖对这一事件处理十分高明。他既对爪哇西王的恶劣行径予以严厉申斥，同时又从实际情况和两国关系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其无力支付部分，予以宽免。
他在上谕中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岂利其金耶？今既能知讨，所贡金，悉免之。仍遣使赍敕谕意，并赐之钞币，这样处理，既体现了维护国家尊严的原则性，又在具体问题处理上给予宽大豁免的灵活性，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从根本上改善了明王朝与爪哇的关系，爪哇西王由此感恩戴德，心悦诚服，从此，年年朝贡不断。
三、三保太监郑和踏实执行明王朝的外交政策，卓有成效地推动了明朝政府与亚非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
郑和下西洋是明代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盛事，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郑和下西洋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明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比较开放的符合客观情况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也因为选择了郑和这样一位忠于职守、有胆有识、具有非凡智慧和才能的外交家。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众说纷纭，但最主要的有两方面：一是显示中国富强，提高明王朝的威信；二是扫除东西方海上交通障碍，重建东南亚和南亚和平安定的局面。作为明王朝的外交使臣，郑和对于明朝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和自己所负的外交重任是十分清楚的，而且终其一生为完成睦邻友好的外交使命而奋斗。分析郑和的外交活动，具有以下四方面特点：
(一)宣德化、柔远人，开诏颁赏，遍谕诸国，宣传明王朝强盛，争取各国来朝团每到一地即宣读大明皇帝的上谕，并通过贸易与赏赐给所在国君以实惠，与所在国确立友好的宗蕃关系，并争取他们到中国来朝贡。由于郑和等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外交效果十分显著，郑和船队每次下西洋归来，几乎都有外国使团随和朝见。
如第二次下西洋有古里、满刺加诸国使者随和朝见，第三次下西洋归来，有暹罗、占城等国皆因“郑和使其国”而贡象及方物谢恩……短短数年间，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使节到明朝朝贡。苏禄、渤泥、满刺加等国元首还携家带口亲来中国访问，至今尚有其后裔留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正是由于郑和及其使团坚决贯彻了明朝政府制定的“宣德化、柔远人”的和平外交方针，打通了中国与西洋诸国的海上通道，从而出现了“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四夷君长执荩献琛顶踵相望”的局面。从而实现了明成祖所追求的“今天下底定、四方万国，罔不来庭”的盛况，大大提高了明王朝及明成祖本人在亚非各国中的声望和地位，充分张扬了明王朝的国威。
(二)析矛盾、解纠纷，保进西洋诸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维护东南亚和南洋地区的和平稳定
明初，东南亚各国矛盾重重，争斗不息。大欺小、强凌弱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安南屡犯占城、爪哇入侵三佛齐；暹罗强近满剌加年输金40万两等。此外，苏禄与渤泥之间，老挝与真腊之间也不时发生战争。南亚的锡兰国更自恃“强大”，经常制造事端，谋求向外扩张。各国间的冲突和战争，严重影响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影响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因此，引起明朝政府的高度重视，协助解决这些国家的矛盾与争端，也就成为郑和使团的一项外交使命。
郑和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方法，主要是运用和平的外交翰旋的方法，在矛盾双方之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分析争斗的利弊、得失，并以明“天朝上国”的威望，劝导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建立睦邻友好的关系。对那些一贯以强凌弱的“大国”，必要时也采取一些强制措施，以罅他们的狂妄行为。
如爪哇屡次侵犯三佛齐，三佛齐向明朝政府寻求保护。郑和知悉后，屡次与爪哇东、西王交涉，劝谕他们应与三佛齐和平共处。后来，狂妄的爪哇西王吞并了东王的土地，并杀害了正在进行和平贸易的郑和使团170余名成员，郑和对此十分气愤，曾兵临城下，严词责，迫使爪哇西王不得不“遣使谢罪”。但郑和船队刚走，西王又擅自毁约，引起四邻的恐慌。
于是，郑和又奉成祖之命，在再次下西洋时对爪哇西王予以严重警告，迫使其不得不畏服，并于永乐六年(1408年)“遣使亚烈加恩等献黄金万两谢罪”。象爪哇西王这样侵略成性、反复无常的蕃国之君，在郑和既施之以威，又晓之以理，恩威并施的情况下终于幡然悔悟，不仅逐步改善了与其邻国的关系，而且密切了明朝的关系，此后年年朝贡，从不间断。此外如由于郑和的多次调解，促使暹罗放弃了对满剌加的侵略，并使两国和睦相处长达百年之久。
(三)兴贸易、弘宗教，积极开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来，不仅是送往迎来的礼宾活动，也不只是唇枪舌剑的政治谈判，它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性活动。其中，经济和文化交流对于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开展与亚非各国的经济贸易活动。其中，以“厚往薄来”为原则的朝贡贸易是建立与亚非各国友好宗蕃关系、招徕朝贡的基本方式；此外还开展“互市”。据《皇明四夷考》(阿丹国)记载：“永乐九年，诏中使郑和赐命互市”。
所谓互市就是到被访问的国家和地区做买卖，卖出外国需要的货物，买进中国需要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贸易活动，不仅与各国的官方进行，而且深入到民间私人，这也就是当时的国际贸易。每次下西洋，郑和船队携带大批瓷器、丝绸、金银、漆器、麝香、樟脑、干果鲜品等货物送货上门，深受海外各国官民的欢迎。“盖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罗杂绘。……而江西瓷器，福建糖果、果品诸物，皆所嗜好。因此往往郑和宝船一到，倾国轰动。
据巩珍《西洋番国志》记载：”所赍恩颁谕赐之物至，则蕃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可见，这种互市贸易受到了西洋各国的普遍欢迎。而当郑和船队返航时，又带回了西洋各地的土特产、手工艺品如象牙、染料、香料、胡椒、硫磺、宝石以及各种珍禽异兽如大象、狮子、鸵鸟等。
这些贸易来的大宗货物，有的经过变卖，可供国家各项经费开支，如充作军饷、官俸等，因此，郑和船队所开展的国际贸易不仅满足了各国人民对中国货物的需要，而且它所创造的财富对国用的充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它所带回的“夷中百货”也有利于满足中国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具有互利互惠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大多信奉宗教，其中尤以信奉佛教和伊斯兰教者为多。有人曾就郑和出使的22个国家的宗教信仰状况进行考证，得出结论为：一、专奉或兼奉佛教的共10个国家，其中暹罗、真腊、锡兰山等国佛教徒占国内居民总数的90%以上。二、专门崇奉伊斯兰教的，有满剌加、苏门答腊、祖法儿、阿丹、忽鲁谟斯、天方等12个国家，再加上兼有奉回教的爪哇、旧港和古里等3个国家，共有15个国家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
因此,宗教在这些国家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往往是举国上下的共同信仰和维系感情的纽带。郑和出身于回族世家，自幼信奉伊斯兰教；后来又皈依佛教，成为佛门弟子。他既是伊斯兰教徒，又是佛教徒的双重身份，对他出使任务的完成是十分有利的。他可以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与有关国家的官员、人民接触，与他们有共同的宗教语言和感情，这对密切明王朝与有关国家的关系，加强合作，敦睦邦交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四)化顽梗，除凶顽，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和平外交的坚强后盾
任何外交活动决不是孤立的活动，外交斗争的胜利往往要以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郑和下西洋旨在建立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尽可能运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各种争端。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时候，事情并不按照郑和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在下西洋过程中，有的蕃王自持“强大”，袭击郑和船队；有的海贼拒不降服，反而“潜谋劫官兵”。在凶残的敌人面前，郑和虽不轻易用兵，但也决不示弱，他凭借郑和船队的强大实力，往往突出奇兵，最终取得胜利。并由此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武装斗争的胜利又有力地支持了外交谈判，促进明王朝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睦邻友好关系的确立。
在郑和七下西洋的28年间，诉诸武力的外交事件主要有三次，一是永乐三年(1405年)首次下西洋生擒海贼陈祖义，二是永乐七年(1409年)第三次出使西洋，俘虏锡兰国王阿烈苦奈儿及其家属，三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第四次下西洋平息苏门答腊内乱，生擒叛乱分子苏干刺。这三次战役有如下共同特点：
一、先礼后兵，后发制人。对待这些凶残的国王、贼、郑和起初都以和平方式“遣人招谕之”，只有在再三规劝无效，对方仍顽梗不化的情况下，郑和才被迫“整兵提备”、“出兵与战”，遵循自卫自主的原则，予以反击。
二、奇兵突出，战果辉煌
郑和在指挥战斗时，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往往出敌不意，奇兵突出。如锡兰国王阿烈苦奈儿屡次抢劫往来使者，甚至发兵五万谋劫郑和。郑和在忍无中忍的情况下，出奇计率兵二千从小道乘虚攻占其都城，终于生擒阿烈苦奈儿及其家属，取得辉煌的胜利。
三、不攻城略地，也不派兵驻守
郑和军队在获取胜利后，并不占领有关国家的寸土尺地，更不派兵驻守，仍然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与各国的争端。或另立贤者为国君，如锡兰；或诛杀叛乱分子以求稳定局势，如苏门答腊。因此，当浩浩荡荡的郑和船队在风急浪高的印度洋上游弋时，本身就是一支强大的威慑力量，它不愧是威武之师、正义之师、和平之师！
正因为有郑和这样的和平使者和他统领的强大军队，才能“及临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自是海外诸蕃，益服天子德，贡使载道。”总之，郑和下西洋踏实地执行了明王朝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谱写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和平友好关系的新篇章，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郑和的光辉业绩光照千秋、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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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明朝明朝明朝明朝明朝明朝
1朱元璋同志已经为大明江山打下了坚实基础。元璋建立大明后，虽然他亲手解决了很多功臣。但是他创建了一整套制度体系，并着力发展经济，为后代明代的发展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
2朱棣先生不是个好人，但是个好皇帝。他武力夺权，并且为报复夺权路上来自中原区的激烈抵抗（主要是河北中部到山东），在登基后肃清了河北山东河南安徽局部的人民（杀掉的人口大约占当时人口的1/3，以至后来这一地区的人口很多迁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可见他不是个好人。但是他是个有才干的皇帝，：他统治时期政局安定、经济发展较快、边疆巩固。值得一提的是，他修成永乐大典，令郑和下西洋，这两件事是他得以千古留名的“正面事件”。他修建大运河，是为了发展经济，没有像炀帝那样浪费人力物力；他远征蒙古只用了10到20万军队，并达到了和平的效果。
3炀帝修建大运河一是为了去江南游乐，而是为了攻打朝鲜提供运力。他平地开运河远比后世的工程量大。为了建功立业，他动用150到200万军队攻打朝鲜，战事未开，先耗去了一半国力。他立下严刑峻法，效始皇，乏民力；民愤起，共灭之。另外，他虽然修运河击朝鲜，但是隋朝并不缺粮，因为文帝打下的基础殷实，以至唐朝开国20年隋粮仍存。
③ 2010年中美的贸易额是多少啊顺差和逆差各是多少啊在线等。谢啦。
10月15日，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姚坚发布新闻并回答记者提问。实录如下：
各位记者朋友：
欢迎大家参加商务部10月份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今天我首先简要向各位介绍今年前三季度商务运行情况，然后再重点介绍一下“十一五”期间中国商务发展主要成就，接下来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一、对外贸易情况
今年以来，在国际市场需求回升、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各项外贸政策基本稳定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对外贸易延续自去年年底以来的快速恢复态势。进入三季度以来，受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国外补库存需求减弱和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影响，外贸增速呈持续回落态势。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外贸易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对外贸易加快恢复，出口增速持续放缓。前三季度，全国进出口21486.8亿美元，同比增长37.9%。其中，出口11346.4亿美元，增长34.0%；进口10140.4亿美元，增长42.4%；顺差1206亿美元，下降10.4%。与2008年同期相比，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9.1%、5.4%和13.5%，顺差下降34.1%。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外补库存需求减弱和基数提高，9月份进出口增速从上月的34.7%回落到24.7%，其中出口从34.4%回落到25.1%，进口从35.2%回落到24.1%。
（二）当月进口达到历史新高，贸易平衡状况继续改善。前三季度，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8.4个百分点。9月份当月，进口1281.1亿美元，增长24.1%，创下当月进口的历史新高，当月顺差降至5个月以来的最低点。
目前，日本、欧盟、东盟、韩国、台湾和美国是中国前六大的进口来源地，前三季度中国从上述国家的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8.4%、33.4%、51.1%、39.7%、44.3%和33.8%。
前3季度贸易顺差呈现结构性特点。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逆差364.1亿美元，加工贸易则出现贸易顺差2256.6亿美元，增长22.4%，相当于同期总体顺差规模的1.9倍。从国别看，中国对美、欧的顺差有所增加，但对日本、东盟的逆差则猛增82.2%、1261%。这也说明中国现有的贸易状况与全球产业结构和分工有很大关系。
（三）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更加紧密，对外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今年以来，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从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快速增长，成为拉动有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根据对方统计，目前，中国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是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1-7月，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36.2%，德国对中国出口增长52.1%，1-6月欧盟对中国出口增长42.1%，另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增幅都超过了40%。出口结构继续优化。1-9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6%，9月份406种“两高”产品出口下降12.9%，出口规模比6月份下降了60.4%。
④ 古代中国为世界外交提供了哪些范例
秦汉时期：国与国之间互送质子；消弭大会。政治和亲政策（特别是汉朝）
隋唐时期：周边各国派遣遣唐使，留学生。和亲和番政策（文成、金城公主）鉴真、玄奘出国 册立西域各国
明清时期：郑和下西洋
具体事例
洪武二年(1369年)派吴用、颜宗鲁、杨载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国，以后每年都有几起使臣出使邻国，同时外国使团也不断来中国朝贡，出现了“洪武初，海外诸蕃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的兴旺景象。
在中外关系上，从表面上看，明王朝与周边各国是一种宗藩关系。即周边国家要向明王朝“称藩纳贡”，受中国册封，并由中国进行封赏。但在实际上这种宗藩关系只是维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主要是为了显示中国的富裕和封建大国的泱泱风度，并不具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实质内容。
朱元璋在与周边国家外交往来中亲自制定并贯彻了“厚往薄来”的原则。所谓厚往，就是受贡国要给予朝贡国丰厚的赏赐。他说：“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因此，他对前来朝贡的外国，不仅回赐国王，还赏赐使者和从人，甚至主动遣使携厚礼，往外国进行赐赠。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的怀柔方针。
但是，“厚往薄来”，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交往。它意味着朝贡国获利丰厚而受贡国要承受损失。朱元璋虽然也很明白这些来贡各国“虽云修贡，实则慕利”，但是为了维护大明王朝的威仪，获得“万邦来朝”的虚誉，仍然坚持厚赐重赍的方针。后来虽然因为得不偿失，亏损太大，曾作珲一定的限制，如规定高丽、安南等国不可朝贡太勤，“令遵三年一贡”之礼，“奉贡之物，不必过厚”等，但厚往薄来的原则未有根本的变动。
(三)颁布“祖训”，要求子孙后代坚持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对于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方针，朱元璋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特地撰写“祖训”，正式颁布，要求后世子孙严格遵守，坚决贯彻。他在洪武二年(1369年)所颁的《皇明祖训-箴戒章》中，就其外交原则作了如下阐述：“四方诸夷，皆阴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起民不足以使令。若其字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民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帮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同时还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溢亨、百花、三佛齐、渤泥等十五国列为不征之国。并在洪武四年，(1371年)再次重申上述原则。由此可见朱元璋对这一外交政策的坚持与执着，这对保持明初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边疆性、促进中国与亚非名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明成祖朱棣继往开来，实行开放，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
“靖难之役”，兵戎相见，经过三年激烈的争斗，明成祖朱棣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为了巩固统治，平息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满，他一方面采用铁的手腕镇压始终奉建文为统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处处“格守祖训”，事实按照祖宗章法办事，以赢得统治阶级内部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拥护。同时采取种种“宽仁”政策，以求尽快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稳定民心。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决定了明成祖在内政外交上必然继承太祖遗训，对内继续推行“休养安息”的基本国策。对外积极施行“定德化、怀远人”的和平外交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明成祖朱棣秉承祖训，继承朱元璋所制定的一系列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首先表现在指导思想上，他同样反对武力扩张，主张休养生息。他送故迎新指出汉武帝穷兵黩武、大肆扩张所造成的严重患害，明确表示：“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罢弊生民。”可见在内政外交指导思想上，父子两代是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实践中，明成祖即位之初(1402年)就积极开展外交活动。“遣使以即位诏谕朝鲜”，同年9月又“遣使以即位诏谕安南、暹逻、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苏门答剌、占城诸国”。据史料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至少有十批使者分赴各国；永乐二年至三年间(1404-1405)又有六批使者被派到安南、占城、婆罗、爪哇、朝鲜等十多国，而且赏赐的规格也远较明太祖时期为高。如此频繁的出使，目的只有一个：赍敕往谕，宣传明成祖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通过往赐诸王，以示怀柔。同时招徕进贡，发展与诸蕃的友好关系。与明太祖时期有所不同的是，变洪武后期被动等待诸国来明朝贡为主动遣使上门怀柔，因此和平外交的效果更为显著，凡使臣所至之国，基本上都与明朝建立了友好的朝贡关系。
总之，由于明成祖积极开展睦邻友好的外交活动，使数十个国家与明朝保持了良好的外交关系。据统计，从永乐元年二月至永乐二十一年，先后派出的使节有姓名可考者即有杨渤、郑和、王景弘、陈诚等50余名。而在明初的港武、永乐、洪熙、宣德、正德五朝中，总计出使184次，永乐一朝即有61次，占总数38.77%；各国来朝次数总计694次，永乐一朝为318次，占总数45.82%；可见永乐一朝外交活动的规模之大、人数之众、次数之多，这不仅在明代，而且在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二)明成祖朱棣对明太祖外交政策的开拓发展
1、放宽海禁，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
明太祖后期曾厉行海禁，严禁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结果使沿海人民断绝了衣食来源，不得不铤而走险，“连结作乱”，后患无穷。
明成祖即位之初，曾两次发布“遵洪武事例禁治”的诏令，其中包括海禁在内。但自永乐三年(1405年)以后，即逐步放宽。不断发布有利于发展中外交往的上谕，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他曾在上谕中宣称：“太祖高皇帝时，诸蕃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上是重申朱元璋“怀柔远人”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却对外国贡使携土物贸易网开一面。朱元璋曾取消专门人事对外贸易的市舶司，并屡次却贡。而明成祖则在永乐三年(1405年)恢复了被朱元璋罢去的浙、闽、粤三地的市舶司。又如日本贡使违反明王朝禁令，私运兵器到宁波出售，朱棣却以贡使远来，带货以助路费为由，免予惩治。
此外如外国使团以私物与百姓互市，也能得到免税优惠，由此吸引一些外国商人纷纷随贡使来华贸易，甚至有一些私商冒充贡使，借朝贡之名牟利。
正是由于明成祖放宽海禁，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因此终永乐一朝西洋共有30余国与明建立了友好的朝贡关系。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七年(1419年)两次出现古里等17国、19国齐来朝贡的壮观场面，其中一镒朝贡人数最多达到1200人，形成了“诸蕃使臣充斥于廷”的空前盛况。
2、精心部署，直接指挥郑和下西洋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中外关系史上的空前伟业。这一壮举所以能在永乐年间出现，并前后绵延近30年之久，是与明成祖朱棣实行比较开放的外交政策，精心部署，认真组织、直接指挥郑和下西洋活动分不开的。
郑和下西洋前后共有七次，其中六次都在永乐年间。只要翻一翻《明成祖实录》，就可以看到从下西洋的动议、决策、主使人选的确定、远航舰船的制造直到下西洋人员和太监们的日常生活费用的支出，明成祖无不亲自过问，作出批示。而郑和使团每一次下西洋的具体任务的确定以及重大事件的处理无不由明成祖亲自宸断决策。
如永乐四年(1406)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国，生擒海贼陈祖义等三人，械至京师，明成祖亲自下令：“命悉斩之。”又如爪哇西王侵略成性，狂妄自大，对四邻造成严重威胁，甚至擅杀郑和使团官兵170余人。在郑和多次义正词严的谴责下，不得不表示畏服，愿以黄金六万两谢罪。但后来仅付黄金一万两，尚有五万两无力支付。明成祖对这一事件处理十分高明。他既对爪哇西王的恶劣行径予以严厉申斥，同时又从实际情况和两国关系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其无力支付部分，予以宽免。
他在上谕中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岂利其金耶？今既能知讨，所贡金，悉免之。仍遣使赍敕谕意，并赐之钞币，这样处理，既体现了维护国家尊严的原则性，又在具体问题处理上给予宽大豁免的灵活性，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从根本上改善了明王朝与爪哇的关系，爪哇西王由此感恩戴德，心悦诚服，从此，年年朝贡不断。
三、三保太监郑和踏实执行明王朝的外交政策，卓有成效地推动了明朝政府与亚非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
郑和下西洋是明代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盛事，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郑和下西洋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明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比较开放的符合客观情况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也因为选择了郑和这样一位忠于职守、有胆有识、具有非凡智慧和才能的外交家。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众说纷纭，但最主要的有两方面：一是显示中国富强，提高明王朝的威信；二是扫除东西方海上交通障碍，重建东南亚和南亚和平安定的局面。作为明王朝的外交使臣，郑和对于明朝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和自己所负的外交重任是十分清楚的，而且终其一生为完成睦邻友好的外交使命而奋斗。分析郑和的外交活动，具有以下四方面特点：
(一)宣德化、柔远人，开诏颁赏，遍谕诸国，宣传明王朝强盛，争取各国来朝团每到一地即宣读大明皇帝的上谕，并通过贸易与赏赐给所在国君以实惠，与所在国确立友好的宗蕃关系，并争取他们到中国来朝贡。由于郑和等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外交效果十分显著，郑和船队每次下西洋归来，几乎都有外国使团随和朝见。
如第二次下西洋有古里、满刺加诸国使者随和朝见，第三次下西洋归来，有暹罗、占城等国皆因“郑和使其国”而贡象及方物谢恩……短短数年间，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使节到明朝朝贡。苏禄、渤泥、满刺加等国元首还携家带口亲来中国访问，至今尚有其后裔留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正是由于郑和及其使团坚决贯彻了明朝政府制定的“宣德化、柔远人”的和平外交方针，打通了中国与西洋诸国的海上通道，从而出现了“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四夷君长执荩献琛顶踵相望”的局面。从而实现了明成祖所追求的“今天下底定、四方万国，罔不来庭”的盛况，大大提高了明王朝及明成祖本人在亚非各国中的声望和地位，充分张扬了明王朝的国威。
(二)析矛盾、解纠纷，保进西洋诸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维护东南亚和南洋地区的和平稳定
明初，东南亚各国矛盾重重，争斗不息。大欺小、强凌弱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安南屡犯占城、爪哇入侵三佛齐；暹罗强近满剌加年输金40万两等。此外，苏禄与渤泥之间，老挝与真腊之间也不时发生战争。南亚的锡兰国更自恃“强大”，经常制造事端，谋求向外扩张。各国间的冲突和战争，严重影响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影响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因此，引起明朝政府的高度重视，协助解决这些国家的矛盾与争端，也就成为郑和使团的一项外交使命。
郑和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方法，主要是运用和平的外交翰旋的方法，在矛盾双方之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分析争斗的利弊、得失，并以明“天朝上国”的威望，劝导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建立睦邻友好的关系。对那些一贯以强凌弱的“大国”，必要时也采取一些强制措施，以罅他们的狂妄行为。
如爪哇屡次侵犯三佛齐，三佛齐向明朝政府寻求保护。郑和知悉后，屡次与爪哇东、西王交涉，劝谕他们应与三佛齐和平共处。后来，狂妄的爪哇西王吞并了东王的土地，并杀害了正在进行和平贸易的郑和使团170余名成员，郑和对此十分气愤，曾兵临城下，严词责，迫使爪哇西王不得不“遣使谢罪”。但郑和船队刚走，西王又擅自毁约，引起四邻的恐慌。
于是，郑和又奉成祖之命，在再次下西洋时对爪哇西王予以严重警告，迫使其不得不畏服，并于永乐六年(1408年)“遣使亚烈加恩等献黄金万两谢罪”。象爪哇西王这样侵略成性、反复无常的蕃国之君，在郑和既施之以威，又晓之以理，恩威并施的情况下终于幡然悔悟，不仅逐步改善了与其邻国的关系，而且密切了明朝的关系，此后年年朝贡，从不间断。此外如由于郑和的多次调解，促使暹罗放弃了对满剌加的侵略，并使两国和睦相处长达百年之久。
(三)兴贸易、弘宗教，积极开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来，不仅是送往迎来的礼宾活动，也不只是唇枪舌剑的政治谈判，它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性活动。其中，经济和文化交流对于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开展与亚非各国的经济贸易活动。其中，以“厚往薄来”为原则的朝贡贸易是建立与亚非各国友好宗蕃关系、招徕朝贡的基本方式；此外还开展“互市”。据《皇明四夷考》(阿丹国)记载：“永乐九年，诏中使郑和赐命互市”。
所谓互市就是到被访问的国家和地区做买卖，卖出外国需要的货物，买进中国需要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贸易活动，不仅与各国的官方进行，而且深入到民间私人，这也就是当时的国际贸易。每次下西洋，郑和船队携带大批瓷器、丝绸、金银、漆器、麝香、樟脑、干果鲜品等货物送货上门，深受海外各国官民的欢迎。“盖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罗杂绘。……而江西瓷器，福建糖果、果品诸物，皆所嗜好。因此往往郑和宝船一到，倾国轰动。
据巩珍《西洋番国志》记载：”所赍恩颁谕赐之物至，则蕃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可见，这种互市贸易受到了西洋各国的普遍欢迎。而当郑和船队返航时，又带回了西洋各地的土特产、手工艺品如象牙、染料、香料、胡椒、硫磺、宝石以及各种珍禽异兽如大象、狮子、鸵鸟等。
这些贸易来的大宗货物，有的经过变卖，可供国家各项经费开支，如充作军饷、官俸等，因此，郑和船队所开展的国际贸易不仅满足了各国人民对中国货物的需要，而且它所创造的财富对国用的充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它所带回的“夷中百货”也有利于满足中国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具有互利互惠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大多信奉宗教，其中尤以信奉佛教和伊斯兰教者为多。有人曾就郑和出使的22个国家的宗教信仰状况进行考证，得出结论为：一、专奉或兼奉佛教的共10个国家，其中暹罗、真腊、锡兰山等国佛教徒占国内居民总数的90%以上。二、专门崇奉伊斯兰教的，有满剌加、苏门答腊、祖法儿、阿丹、忽鲁谟斯、天方等12个国家，再加上兼有奉回教的爪哇、旧港和古里等3个国家，共有15个国家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
因此,宗教在这些国家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往往是举国上下的共同信仰和维系感情的纽带。郑和出身于回族世家，自幼信奉伊斯兰教；后来又皈依佛教，成为佛门弟子。他既是伊斯兰教徒，又是佛教徒的双重身份，对他出使任务的完成是十分有利的。他可以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与有关国家的官员、人民接触，与他们有共同的宗教语言和感情，这对密切明王朝与有关国家的关系，加强合作，敦睦邦交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四)化顽梗，除凶顽，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和平外交的坚强后盾
任何外交活动决不是孤立的活动，外交斗争的胜利往往要以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郑和下西洋旨在建立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尽可能运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各种争端。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时候，事情并不按照郑和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在下西洋过程中，有的蕃王自持“强大”，袭击郑和船队；有的海贼拒不降服，反而“潜谋劫官兵”。在凶残的敌人面前，郑和虽不轻易用兵，但也决不示弱，他凭借郑和船队的强大实力，往往突出奇兵，最终取得胜利。并由此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武装斗争的胜利又有力地支持了外交谈判，促进明王朝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睦邻友好关系的确立。
在郑和七下西洋的28年间，诉诸武力的外交事件主要有三次，一是永乐三年(1405年)首次下西洋生擒海贼陈祖义，二是永乐七年(1409年)第三次出使西洋，俘虏锡兰国王阿烈苦奈儿及其家属，三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第四次下西洋平息苏门答腊内乱，生擒叛乱分子苏干刺。这三次战役有如下共同特点：
一、先礼后兵，后发制人。对待这些凶残的国王、贼、郑和起初都以和平方式“遣人招谕之”，只有在再三规劝无效，对方仍顽梗不化的情况下，郑和才被迫“整兵提备”、“出兵与战”，遵循自卫自主的原则，予以反击。
二、奇兵突出，战果辉煌
郑和在指挥战斗时，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往往出敌不意，奇兵突出。如锡兰国王阿烈苦奈儿屡次抢劫往来使者，甚至发兵五万谋劫郑和。郑和在忍无中忍的情况下，出奇计率兵二千从小道乘虚攻占其都城，终于生擒阿烈苦奈儿及其家属，取得辉煌的胜利。
三、不攻城略地，也不派兵驻守
郑和军队在获取胜利后，并不占领有关国家的寸土尺地，更不派兵驻守，仍然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与各国的争端。或另立贤者为国君，如锡兰；或诛杀叛乱分子以求稳定局势，如苏门答腊。因此，当浩浩荡荡的郑和船队在风急浪高的印度洋上游弋时，本身就是一支强大的威慑力量，它不愧是威武之师、正义之师、和平之师！
正因为有郑和这样的和平使者和他统领的强大军队，才能“及临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自是海外诸蕃，益服天子德，贡使载道。”总之，郑和下西洋踏实地执行了明王朝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谱写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和平友好关系的新篇章，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郑和的光辉业绩光照千秋、永放光芒
⑤ 明朝有没有官府主持的对外贸易
您好！
明朝有官府主持的对外贸易哦。
明太祖曾宣布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刺、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等国为不征国（《皇明祖训·箴戒篇》）。所谓“不征国”就是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和平相处，互不侵犯。周边国家传统的贸易活动，仍采用朝贡贸易形式。民间的对外贸易则严厉禁止，以防海上的武装骚扰，甚至规定“片板不许入海。”（《明史》卷二○五）
明朝建国前夕，就在江苏太仓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建国后，在广州、泉州、宁波各设市舶提举司，并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明史》卷八一）明廷对朝贡国颁发“勘合”一扇作为贸易许可证。来朝贡贸易时，与市舶司所存另一扇勘合相符，方许贸易。各国朝贡的船只、人数都有详细的规定。对贡品实行“给价收买”的办法。除各国王贡品以“赏赐”名义给予报酬外，番使人等附搭的商品，由官府给价收购，其他番货也允许在限期内于指定地点与民间交易。
明成祖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取消对外商的限制，宣布“自今诸番国人愿入中国者听。”（《成祖实录》卷二三）并多次派遣中官出使东南亚各地，招徕各国朝贡贸易。成祖至宣宗时郑和、王景弘等率领舰队远航，除政治目的外，也是为了拓展海外贸易。郑和舰队给海外诸国带去了纻丝、青花瓷器、铜铁器、印花布、缎绢、水银、雨伞、玻璃制品、中国麝香等商品，带回各种香料，宝石珍珠及其他土产品，有时也进口中国缺少的贵重药材，如血竭、没药、安息香（《西洋番国志》）。明朝的铜钱成为当时南洋等贸易活动中主要货币，郑和舰队带回的商品，罕见的珍宝进贡皇室，其他一般的珠宝、香料、药材等外国产品，则由官府开“库市”，许商人“博买”，交纳商税，领取执照，转卖于民间。官府与商人均可由此获得厚利。（《殊域周咨录》卷九）
⑥ 进了学校调档线,然后未过实录线,会不会被退档,影响下一个平行志愿的录取
目前的情况下，主要投档了，一般就不会退档。学校不会自找麻烦。
请看我的详细解释：
如果是以前的普通志愿报考方式，招生院校非常看重第一志愿，第一志愿是非常重要的。平行志愿不等于各个志愿没有先后次序、没有第一志愿，但平行志愿与以前的志愿不同的是，只有考生和招生办知道你的志愿顺序，招生院校是不知道的，因此原来只招收第一志愿的大学就无从知道报考它的考生是第几志愿报考的它，因此是不是第一志愿就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从而，第一志愿还是很值得冒险的，但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志愿就应该与第一志愿有一定的级差，以防万一。为了确保录取，所有志愿最好都填满。
平行志愿录取时，各个志愿对于录取学校有同等的效率，都相当于第一志愿。如果不够第一志愿学校的提档线，就看第二志愿学校的提档线，直到找到一个志愿的提档线不高于你的分数，就把档案放到这个学校。
具体而言，平行志愿中考生报考的各个院校在考分前是平等的关系。只要考生达到了这个批次的录取控制线，就按考分从高分到低分的循序，由计算机对每个考生所填报的5个院校，依次检索。“分数优先”是其投档基本特点，简单可理解为高分先投档。比如理科考生甲分数为650分，填报的志愿A是北京大学、志愿B是复旦大学;考生乙考分为649分，志愿A是复旦大学。到甲投档时，北京大学已投满，复旦大学还有一个计划未完成。考生甲将被投档到复旦大学，同时复旦大学完成招生计划。考生乙虽然志愿排序先于甲，但只能等其他志愿录取了。
“遵循志愿”是平行志愿投档的另一个原则。投档的原则是一旦进入投档程序将严格按照考生填报志愿的顺序进行投档，一旦被前面的的志愿提档，后面的学校取分再低也没戏。比如理科考生丙考分为652分，填报的志愿次序是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结果是被同济大学录取。后来得知能被复旦大学录取时考生丙后悔不已。
学校的提档线指这个学校录取的最低分，一般都要高于分数线。比如假定分数线是500分，那么北大、清华的提档线可能有600分，复旦、南大的提档线可能是550、560 分。
因此，在报考时，要拉开差距（各个学校的提档线，不要都报同样的学校），如报了北大，就不要报清华，但可以报北航、北工大；报了复旦就不要报交大和南大，但可以报同济、上海理工大学。
我不给你具体建议，因为这种建议不一定符合你的情况。只给你一般性建议，相信对你会有好处：
选择专业应做到六要六不要：（1）不要望文生义，而要了解专业目录及内涵。（2）不要只追热门，而要因人制宜分析就业前景。（3）不要一厢情愿，而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4）不要就专业论专业，而要分析学校的专业竞争力。（5）不要用选学校代替择专业，而要把握专业录取办法。（6）不要看到就是宝，而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善于思考。
选专业时要避免几个盲区，第一不要扎堆热门专业，第二要认清专业本身，要了解所选专业具体是做什么的，有些什么课程，也要了解其专业未来的发展，第三，不要忽略自己的潜能，自己没有尝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
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近日公布了最新的2011年本专科专业就业状况。统计结果显示，国际经济与贸易等12个本科专业的毕业生规模最大，都在5万人以上，其中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会计学的毕业生规模超过10万人。
这12个专业分别为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汉语言文学、英语、艺术设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临床医学、工商管理和会计学。
选对专业是要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不论考生是否有明确的专业倾向，都需要从了解专业入手。而考生家长为了填报志愿了解专业，与专家学者搞教学科研、做行业研究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在此，提供几点建议，供大你参考：
了解专业的内涵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二稿)，从这个专业目录里，考生和家长可以初步了解到，目前我国大学本科设有12个学科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每个学科门类下面设有专业大类，专业大类下是各个专业，共469个。其实考生家长所要了解的本科专业都包含在这469个里。在了解某个专业的内涵前，首先要全面了解专业大类以及各大类中有哪些专业，把握专业的整体情况，才能对所选专业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在了解专业大类的基础上，考生家长还要深入了解各个专业的内涵，不能仅从专业的字面意思揣测专业，也不能道听途说。所谓专业的内涵，指专业培养目标、专业培养要求、主干课程、就业及研究领域等。(了解专业内涵可通过高校的招生简章和学校招生网上关于专业的介绍。)
以往填报志愿时，考生和家长因为不了解专业内涵、混淆专业名称而报错志愿的情况屡有发生。一些考生喜欢选择那些名称好听、时髦的专业，升入大学后，却对所选专业不感兴趣，产生厌学心理。
每个高校每年的招生专业从十几个到几十个不等。不少专业的名称并不能反映出专业的实质和将来的职业。比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信息与计算机科学”这两个专业的名称很相似，但是一个是属于工学电气信息类，一个是属于理学数学类。不论是主修课程还是将来的就业领域都是大不一样。还有一些专业名称很难从字面上了解其专业性质的，比如，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属于化学与制药类，化学生物学属于化学类。另外，有的专业侧重于与就业挂钩，培养的是技能型人才;有的专业则侧重基础理论，适合继续深造学习。这些都需要考生家长心理有数。
因此，了解专业内涵，可以避免或减少想当然、望文生义填报志愿所带来的后悔与无奈。
课程设置情况
通常某一个专业会有多所高校开设，比如计算机专业在我国有500多所高校开设，而各高校的课程设置情况也不尽相同，但该专业的主干课程在这些高校中都会开设。考生家长在选择专业前，应该先了解专业课程设置情况，这样才能根据考生的学习成绩和能力来确定专业。
因为不少专业的核心课程都是与中学各学科相对应，比如，擅长数学的同学，可以选择数学与应用数学、经济学、金融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等专业;物理和数学成绩都不错的同学，可以选择机械类、电气信息类、土建类、航空航天类里面的专业;喜欢化学的同学，可以选择材料科学类、化学工程与工艺、食品科学等专业;对生物有兴趣的同学可以选择生物技术、生物工程、农学、医学之中的专业;喜欢文学和外语的同学，可以选择文学、新闻学和外语教育等专业等等。
除了专业的课程设置情况外，考生家长还要了解各专业的学习年限，虽然大部分本科专业都是四年制，但有少数专业的学习年限有所不同，比如，医学类专业一般需要学习5-8年，了解专业的学习年限，可以在报考时有充分的的心理准备。
专业的就业方向
我国的大学教育基本是专业教育，高考志愿时报考的的专业，可以说是为将来的职业发展做出了第一次选择。大学毕业后，找一份对口工作，既可以将大学的知识学以致用，也可以更快的适应职场生活。如今出现不少大学生毕业“转行”的现象，往往是当初选择专业时了解不够。在选择专业时，考生和家长必须要认真的了解该专业毕业后可以从事什么工作，可以在哪些行业发展。
值得考生和家长注意的是，职业工作内容往往与专业学习内容差别很大。喜欢学习专业内容，不意味着喜欢职业工作内容。比如土木工程专业，主要学习力学知识、数学知识，对几何绘图能力有一定要求。如果一个男同学在高中阶段擅长这几项，学习土木工程专业自然是很得心应手。但是，如果这位同学不喜欢经常到房屋建筑工地、道桥施工地跑现场的话，那么将来他未必喜欢从事土木工程师这个职业。
填报志愿时选择考生感兴趣的专业，并明确专业的就业方向，那么，在考生未来的学习、工作中无疑可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毕业生就业情况
面对近几年大学毕业生严峻的就业形势,什么专业就业前景好已经成了众多学生和家长填报志愿的导向。
社会对不同专业毕业生的需求并不平衡，这些专业的供求状况,在不同学校、不同学历层次的表现不一样,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那么，考生和家长就要对某专业社会需求情况有一个前瞻性的了解，还要着重了解欲报考院校某专业的就业率及就业质量。
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明白,表面看起来热门的专业,就业率不一定高。一项调查显示,2010届本科大学生签约率排名前十位的专业为：能源动力类、化学类、机械类、化工与制药类、土建类、电气信息类、工程力学类、材料科学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商管理类。这十类就业率高的专业,多为报考时的冷门专业,在一些专业中,90%以上为调剂生。而报考时的热门专业却成为就业时却遭遇尴尬，比如，法学、医学、国际贸易、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技术、环境工程、生物工程等。十大类就业率高的专业,往往学习难度大、工作环境艰苦、成功感低,降低了进入这些专业的学生数量,就业率自然上升。
考生和家长要了解所选专业的就业情况，一般可以从教育部公布的专业就业状况、社会调查机构的相关数据、专业所在高校的就业情况、专业行业的统计数据、招聘网站的供求情况等几个方面着眼。
高校开设情况
选定了心仪的专业后，考生和家长还要了解哪些学校开设这个专业，是否在你省(市、区)招生等情况。另外即使是同一专业，由于各高校在培养特色和优势研究方向上也有很大不同。
⑦ 200分求书:世界经济实录，经济事件记录大全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
约翰•S•戈登《伟大的博弈》
肯尼斯•韩歇尔《日本小史：从石器时代到超级强权的崛起》
[日]上前淳一郎著王大生 史京津译《飞向大国----日本的崛起》
⑧ 关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资料
七下西洋的时间
永乐三年（1405）五月己卯，“中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五年（1407）九月壬子，“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械至海贼陈祖义等”。
永乐五年回加不久复受命出使西洋，永乐七年（1409）回国。
第三次奉命出使，至永乐九年（1411）六月乙巳，“内官郑和使西洋诸国还，献所俘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并真家属”。
第四次，据《明成祖实录》卷86载，永乐10年（1412）“十一月丙申，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赐满刺加、爪哇……诸国锦绮纱罗彩绢等物有差。”实际上该年郑和并未成行，而是驻军长乐县十洋街，并奏建长乐南山行宫以为官军祈报之所。第二年（1413），又重修长乐南山三峰塔寺；4月，“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回语可佐通信者，乃得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哈三。”直至这一年冬天，郑和才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永乐十三年（1415）七月癸卯，“郑和等第四次奉使西洋等国还。九月壬一寅，郑和献所获苏门答刺贼首苏干刺等于行在。”
第五次，永乐15年（1417）五月十六日，郑和在泉州伊斯兰教灵山圣墓行香并勒石纪念，不久即统帅舟师下西洋；永乐十七年（1419）七月戊午，“官军自西洋还”，受到成祖的赏劳。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癸巳，“郑和等第六次奉使西洋诸国”；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壬寅，“中官郑和等使诸蕃国还，暹罗、苏门答刺、阿丹等国悉遣使随和贡方物。”
第七次，宣德五年（1430）六月戊寅，“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这时，郑和已所届花甲。宣宗诏谕下达后，郑和并未立即成行。第二年（1431）正月，他在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刊勒《通番事迹碑》；十一月，又在长乐南山寺刊立《天妃之神灵应碑》，并“驻泊兹港，等候朔风开洋”。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九日，他才率船队出五虎门，正式起航。宣德八年（1433），郑和“奉使历忽鲁谟斯第十七国而还”。不久，约在宣德十年（1435），他默默地在南京辞世，终年65岁。郑和墓在南京市南郊牛首山南麓，当地群众俗称“马回回墓”。其后裔自明清以来世代相沿，定期来这里祭扫，从未间断过。
第七次下西洋航程
明朝祝允明所撰《前闻记》(1525年刻)详细记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行程日期及各地停留之日期，可供参考：
人数：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史、事、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木艌、搭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共27550员名。
里程：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1431年1月19日)龙湾开舡，十日到徐山，二十日出附子门，二十一日到刘家港，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到长乐港。十一月十二日(1431年12月16日)到福斗山。
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门，二十四日到占城。(注：自福建五虎门至占城共行船16日。)
七年正月十一日开舡，二月六日到爪哇。(注：自占城至爪哇共行船25日。)
六月十六日开舡，二十七日到旧港。(注：自爪哇至旧港共行船11日。)
七月一日开舡，八日到满剌加。(注：自旧港至满剌加共行船7日。)
八月八日开舡，十八日到苏门答剌。(注：自满剌加至苏门答剌共行船8日。)
十月十日开舡，十一月六日到锡兰山。(注：自苏门答剌至锡兰山共行船36日。)
十日开舡，十八日到古里国。(注：自锡兰山至古里国共行船9日。)
二十二日开船，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忽鲁谟斯。(注：自古里国至忽鲁谟斯共行船35日。)
八年二月十八日(1433年3月9日)开船回洋。
三月十一日到古里。(注：自忽鲁谟斯至古里国共行船23日。)
二十日大综船队回洋，四月六日到苏门答剌。(注：自古里国至苏门答剌共行船17日。)
十二日开船，二十日到满剌加。(共行船9日。)
五月十日回到昆仑洋，二十三日到赤坎，二十六到占城。
六月一日开舡，三日到外罗山。(共行船2日。)
九日见南澳山。十日晚，望见望郎回山，六月十四日到碕头洋。十五日到碗碟屿。二十日过大小赤。二十一日进太仓。七月六日到京。二十一日关赐奖衣宝钞。
船号：如清和、惠康、长宁、安济、远之类，又有数序一二等号。
船名：大八橹、二八橹之类。
备注：郑和第七次大航海于1431年1月19日离开南京龙湾港，于1432年1月12日离开福建五虎门，途径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山、古里国，于1433年1月17日到达忽鲁谟斯(位于今伊朗东南米纳布附近，临霍尔木兹海峡。)，共用两年时间到达目的地忽鲁谟斯。1433年3月9日，离开忽鲁谟斯，1433年7月22日回到南京，回程共用了4个月时间。
七下西洋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共有36个：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刺加、勃泥、办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苏禄、加异勒、阿丹、南巫里、甘巴里、兰山、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儿、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儿、沙里湾尼（今印度半岛南端）、不刺哇（今索马里境内）。
郑和大航海所涉及中外地名解释
1、西域
在古代，狭义的西域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广义的西域指越过狭义的西域向西所能到达的地主，包括中亚、西亚、印度半岛，直至欧洲东部、非洲东北部。“其西域之西”中的“西域”指狭义西域，若与下文“迄北”对应，似可作“西部疆域”解；“西域忽鲁谟斯国”中的“西域”指广义西域。
2、西洋
元、明时的西洋，指南海以西(约东经110以西)，相当于今文莱达鲁萨兰国以西的海洋和沿海各地，远至印度半岛、波斯湾及红海沿岸、非洲东北部一带。
3、占城国
亦称占婆，古国名，在今越南的中南部。中国史籍上曾称之为林邑、环王。当地盛产稻谷，称“占城稻”，为稻谷良种之一，宋时传入我国；郑和下西洋后，占城稻在我国长江、珠江、闽江流域大面积引种、推广。福建省福州长乐一带称此稻为“占谷”或“黄占”，直至三十年前，都是当地高杆晚稻的一个优良品种。
4、爪哇国
亦即麻口若巴歇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Java Island)。唐代以来的史籍称其地为“诃陵”“ 婆”。该岛北临爪哇海，南滨印度洋，面积12.6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是印尼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主要城市有雅加达(首都)、万隆、三宝垄、泗水苏拉卡尔塔)、泗水为华裔长乐人聚居地。
5、三佛齐国
亦即室利佛逝国，梵文Srivijaya的音译，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上的古国，当时都约在今日的巨港(巴邻旁，Balenbang)，位于苏门答腊东南部慕西河畔。
6、暹罗国
泰国(Thailand)的旧称，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中部。十四世纪中叶，由暹国与逻国合并而成，南临暹罗湾。现首都为曼谷，泰国的华侨 与华裔人数居世南亚首位。
7、南天竺
天竺为古印度别称，古籍又称天竺为身毒。天竺分北、中、南三部分，南天竺指印度半岛的南部地区。
8、锡兰山国
亦即锡兰(Ceylan)，或称狮子国，今称斯里兰卡(Srilangka)为亚洲南部岛国，隔保克海峡与印度东南部相望，面积6.5万平方公里，为佛教古国之一，主要民族为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首都科伧坡(Colombo)，位于该岛西南。
9、古里国
又称“古里佛”，故地约在今印度半岛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Koxhikode)一带，为海上交通要冲。明永乐五年(1407)郑和二次下西洋时曾到此访问并立碑纪念。
10、柯枝国
亦译作“国贞”，故地在今印度西南部的柯钦(Cochin)一带，是航道要冲和重要港口。十五世纪初与我国有友好往来。
11、忽鲁谟斯国
即霍乐木兹(Hormuz)，又译作和尔木斯，地在今伊朗东南米纳布(Minab)附近，临霍尔木兹海峡，废址在霍尔木兹岛北岸，扼波斯湾出口处，为古代交通贸易要冲，今为对岸阿巴斯港所取代。
12、木骨都束国
今译作摩加迪沙(Mogadiscio)是被称为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共和国首都，位于索马里东南，临印度洋。13世纪以前建有古城。郑和下西洋曾两度访此。
13、南京龙江
明初设“龙江船厂”于此。故址在今南京下关三汊河附近的中保村一带；水道旧称龙江，出龙江关通长江，龙江船厂曾为郑和下西洋造“宝船”，故又称“宝船厂”，造船的船坞叫“船作”，遗址犹存，宛如一口口巨大的水塘。1957年此地出土一根大舵杆，长1107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舵杆之长，足证郑和宝船规模之大。据《龙江船厂志》载，1411年(永乐九年)该船厂“改、造海船247只，备使西洋诸国”。龙江之滨原有天妃宫，已圮。
14、长乐南山
因位于福建省长乐县县治之南而得名，今长乐县城区街道环绕此山。海拔仅约四十余米，又称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有塔，称三峰塔(圣寿宝塔)；有寺称三峰寺或三峰塔寺；寺旁有“天妃行宫”，祀妈祖，《天妃灵应之记》碑即立此宫内；宫旁有郑和所建“三清宝殿”，殿内“钟鼓供仪，靡不俱备”，钟即“郑和铜钟”，原件抗战期间移南平市。以上寺、宫 、殿均已圯，塔巍然存，近年加固整修，更为壮观。1935年，在原寺、宫、殿废址上建有郑和史迹陈列馆，《天妃灵应之记》碑系该主馆主要陈列文物，南山(三峰山)同年辟为“郑和公园”。
15、兹港
指长乐太平港通闽江。位于长乐县南山西麓以西、以北，狭义指靠近长乐县城吴航头一带的下洞江水域；广义泛指整个下洞江水域，该港原来江面宽阔，水深可泊巨舟，有“无风万里磨平玉，有月千波漾碎金”之说；港东北、东南屏峙首石、六平诸山，可蔽阻台风袭击，为避风良港。《长乐县志》《长乐六里志》均载有；三宝太监郑和通西洋，驻舟师造巨舶于此，奏改名为太平港等句。由于沦桑变化，今仅余一狭长水道，通小汽轮，原水道大部分成为沃野良田，部分辟为新居民区，该居民区主干道路称“太平港”路，与郑和路垂接。
16、苏门答腊国
又译作苏木都剌(Samud'ra)、苏文答剌、苏文达那。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Sumatra Island)北部洛克肖马韦附近，今为全岛总称，该岛北临马六甲海峡，南濒印度洋，赤道横贯中部，为印尼西部大岛，面积43.4万平方公里，首府棉兰。
17、满刺加国
旧译亦作麻六甲，今译作马六甲(Malacca)14－16世纪马来亚半岛上的封建王国，位于今马来西亚、马六甲洲一带，居马六甲海峡要冲，1411年(永乐九年)，该国国王拜里迷苏剌(Parmesvara)曾率妻子、大臣等540人来中国访问；郑和船队屡经其处，现马六甲州居民半数为华裔，其首府马六甲市居民四分之三为华裔；市内有三保庙、三保井、三保城等古迹。
18、阿丹国
Aden，古国名，今译作亚丁，故地在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扼红海和印度洋出入口，为海陆交通要冲。古时为宝石珍珠集散地，十五世纪前期便与中国互通使节、贸易。今之亚丁市位于亚丁湾一个突出的小半岛上。为也门民主队民共和国(南也门)首都。1990年5月，南、北也门合并为也门共和国，亚丁成为该国的“经济首都”。
19、卜剌哇国
故地在今索马里共和国布拉瓦(Brava)一带；十五世纪前期与中国友好往来，互通使节，郑和船队曾到此访问，布拉瓦东临印度洋。
现存史料关于
郑和宝船纪录
1、《明史》郑和传："永乐三年（1403年）6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域，以次遍历诸国"。
2、南京下关"静海寺碑"云："永乐三年，将领官军，乘驾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永乐七年，将领官军，乘驾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
3、《崇明县志》和《太仓州志》记载郑和船队自浏河出海时，有海船二百零八艘。
4、《国榷》记载：永乐三年，造宝船六十三艘。
5、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录有："宝船共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船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 。
6、《星槎胜览》"占城国"条云："永乐七年，太宗皇帝令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统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八号，往诸番国开读赏赐，是岁秋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月至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十二月于五虎开洋，张十二帆，顺风十昼夜至占城国"。
7、《西洋番国志》记载宣宗皇帝的敕书云："今命太监郑和等往西洋忽鲁漠斯等国公干，大小舡六十一只……及随舡合用等火器……"。
8、《前闻记》中记载郑和下西洋所用海船有大八撸和二八撸船。
9、刻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天妃经》卷首有关郑和下西洋插图描摹复原图，整幅图由六面连接而成。《天妃经》全名《太上谈天妃救苦灵应经》，全一卷，是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僧人胜慧在临终时，命弟子用他所遗资财，发愿刻印的。刊刻时间为第五次下西洋后，正准备进行第六次下西洋。该图绘出了6桅帆船的形象资料，与《龙江船厂志》上所附该厂曾建造的早期4桅海船形制甚为相合。
10、《天工开物》云："凡风篷之力，其末一叶敌其本，三叶调匀和畅。顺风则绝匪张篷，行疾奔马，若风力洧至，则以次减下，狂甚则带一二叶而已"。
11、明《武备志》中之"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后附载的过洋牵星图，图内绘有三桅海船。
郑和宝船的主要造船地
郑和宝船号称巨舶，其主要造船地为南京。
由于海船体积大，构造也较复杂，必须有相当规模的船坞和作坊。据《武备志》中的《自宝船厂开始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记载，郑和宝船自其建造地宝船厂出发去西洋。据《同治上江两悬志》记载："都船厂在仪风门，即宝船厂，永乐三年三月命郑和等行赏占城"。龙江船厂是在原龙江船厂厂址再向南扩建而成，越过秦淮河，直达下保、中保、上报村及三汊河地区，龙江船厂内设提举司、作房、分司、篷厂、指挥举，在造船时实行明确的分工和严格的制度。
《龙江船厂志》记载："洪武、永乐时，起取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今江苏）滨江府县居民四百余户，来京（即南京）造船，隶属提举司，编为四厢。一厢出船木梭橹索匠；二厢出船木铁缆匠；三厢出艌匠；四厢出棕篷匠。"
《明会典》记载大规模的造船厂，拥有工匠数百人，有船木工、艌工、箬篷工、橹工等。
郑和宝船的另一建造地点是船队出发港福建长乐。
据《长乐县志》记载："太平港在县西半里许，旧名马江。……明永乐间，太监郑和通西洋，造巨船于此，奏改太平港"。
郑和下西洋后还有一些下西洋巨舶停泊于福建，正统四年（1439年）明英宗命福建三司于见存海舟内择一，以赐琉球国使回国。
据统计，在郑和大航海期间，全国共造大小海船近4000艘，船场遍及全国各地；永乐年间，明朝海军拥有3800艘舰只，其中包括1350艘巡逻船，南京新江口有400艘大型主力舰。因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断言："在1420年前后，中国海军也许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其它亚洲国家，甚至可能超过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超过所有欧洲国家海军的总和"。
郑和大航海发展了崭新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造船与航海事业相当发达的国家，到了明朝郑和大航海时代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峰。《明史·郑和传》记载：“宝船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相当于现代船身长约138米，宽约56米，这种巨型海船充分显示当时中国造船业已经遥遥领先于全世界。至今残留在江苏省南京市下关的龙江宝船厂“上四坞”、“下四坞”等作塘和水道，就是明证，作塘呈东西向，与长江的夹江相通，便于宝船下水。作塘很大，经现代实测，长约500余米，宽约40米。龙江宝船厂是明朝大规模造船基地和停泊中心之一。中国航海史研究会曾根据44.4×18丈尺寸复原制作成9桅12帆的福船(尖底)模型，作为当时郑和宝船的标准船型和尺寸。而有专家认为依据南京静海寺残碑拓片所记，结合明永乐十八年《天妃经》卷首郑和船队插图等材料考证，郑和宝船可复原为长19丈、宽4.4丈、排水量约1100吨的船舶。还有专家认为这仅是中小型宝船，大型宝船应仍维持原有尺寸。根据遗迹情况，宝船厂所造船应为平底。平底船吃水浅，可以压浪航行，它的首尾可以翘起，安全无虞，并且靠岸方便。
郑和大航海综合应用了天文导航、罗盘导航、陆标导航、测量水深和底质等多种导航手段，如《西洋番国志》所记载：“砍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这种航海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很先进的。
郑和大航海的重要成果是绘制了《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邸外国诸番图》，全图使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法，配上所记的针路和过洋牵星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到东非肯尼亚的慢八撒，到南纬四度左右为止，包括亚非两洲，所收地名达500多个，其中亚非诸国约占300个，相当准确地记录了航向、航程、停泊港口、暗礁、浅滩的分布，详细纪录了郑和大航海全部航程中开辟的众多新航道，重要的出航地点有20余处，主要航线有42条之多。它充分证明郑和大航海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发达的航海事业、丰富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
使命与功绩
郑和下西洋是一种国家行为,郑和船队是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明政府派遣郑和船队下西洋显然是从当时国家利益(包括皇帝的意志)和国家需要出发.郑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绩概括起来,主要包括4个方面:
1、推行和平外交,稳定东南亚国际秩序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腊、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
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2、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
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
朱棣时期,陆海两方面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改变了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机,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3、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它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这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得到的丰厚赏赐.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国,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据有学者研究,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当时中国主要输出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中国换回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当时中国从海外进口100斤胡椒,当地价值1两,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丰厚.
郑和下西洋进行的贸易活动有政治行为的贸易,也存在经济行为的贸易.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的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郑和出色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
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留下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4 、开拓海洋事业,铺平亚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占据着地球表面积70.8%,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盛衰休戚相关.我们的祖先早期创造了龙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郑和下西洋在海洋事业上还有许多贡献.郑和的功绩是辉煌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从30多岁开始,前后28年献身海洋,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已经60岁了,为了中外文化交往和航海事业,他毅然率领船队出使,这次他再没有回来,病逝在印度的古里,时年62岁,永远的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的道路上.
在群星璀璨的中华英杰中,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觉得人们关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层面,恐怕是郑和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
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推进人类的文明。
⑨ 请写出郑和下西洋的有关资料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世称三保太监，十五世纪初叶著名的航海家。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郑和率众七次远航。第一次从永乐三年六月到永乐五年九月，自苏州刘家港出发，经历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西海岸的柯钦以至古里(今科泽科德)。第二次从永乐五年十一月到永乐七年七月，沿同样的路径至古里。第三次从永乐七年九月到永乐九年六月，以东印度洋为中心，从爪哇、苏门答腊往锡兰，又北上印度东海岸，抵孟加拉湾，然后折回马六甲海峡，在马六甲修筑城塞后返国。第四次从永乐十一年十月到永乐十三年七月，又经东印度海岸折往波斯湾，到达霍尔木兹。也有认为这次远航到达东非沿海的。第五次从永乐十五年秋到永乐十七年七月，与前次航线相同，抵波斯湾，又另分一支船队经由阿拉伯南岸远航到东非沿海的摩加迪沙、布腊瓦、马林迪等地。第六次从永乐十九年春到永乐二十年八月，除驶入波斯湾外，另有分队绕东非沿海诸港口航行。第七次从宣德六年元月到宣德八年七月，进行了经由印度西海岸入波斯湾的最后一次航行。这次，郑和的部下到达了阿拉伯的麦加。据《明史》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所率部众就有二万七千多人，船舶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就有六十二艘，规模之大，史所未有。前后七次所经国家凡三十余国。这样的空前壮举，较之葡萄牙的达·伽马由伊斯兰教徒导航横渡阿拉伯到达科泽科德早八十多年，也加深了中国和所到各地贸易和文化交流。而郑和远航对东南亚地区的开发，贡献尤大。
郑和的航海笔录
郑和船队到达旧港（今苏门答腊岛的巨港）的时候，突然遭到海盗的拦截袭击。这群海盗的头子叫陈祖义。陈祖义本是广东人，洪武年间跑到现在的南洋，召集一伙人占领了旧港，常常打劫路经此地的商船，许多国家的商人都深受其害。这一次，陈祖义见郑和船队船多兵众，不敢贸然下手，就假意向郑和投降，暗地里却准备打劫船队。郑和及时发现了陈祖义的阴谋，立即部署对策。等陈祖义率众人来抢劫时，他指挥将士们把海盗打败，杀死了五千多人，烧毁了海盗船只十艘，俘获七艘，还活捉了陈祖义。 在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赠送了许多礼物给明朝，表示两国修好。哪知贪心不足的亚烈苦奈儿见郑和船队装载了大量金银，就假意请郑和到他的宫殿。盛宴招待之后，他再次向郑和索取金币，暗地里却发兵去劫夺郑和的船队。郑和沉着冷静，了解到锡兰山的大部分兵力已派去攻打船队，都城空虚，就火速传令，调来了两千多将士，出其不意地攻打了锡兰山的都城，生擒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领兵打劫船队的将领听说明军回攻都城，赶忙下令撤兵回救。郑和的军队乘胜杀了个回马枪，又把敌兵打地溃不成军。他们只得向明军投降了。郑和当场释放了投降的将士兵卒，只把亚烈苦奈儿和几个重要官属扣留在船上，然后继续访问其他地区。 当郑和的船队到达木古都束时。国王亲自去迎欢，并且设宴款待。郑和向国王和王妃赠送了丝织品陶器和茶叶。国王送给明朝皇帝一只珍贵动物，叫做“麒麟”，也就是非洲长颈鹿。回来的时候，不仅带回来了十七国的使节，和他们同来中国访问的，其中有的是王子，有的是王叔王弟，都同明朝建立了邦交。郑和还带回来了忽鲁谟斯的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的麒麟、长角马哈兽；木古都束的花福禄和狮子；卜刺哇的千里骆驼和驼鸟。
郑和在国内休整了一年多时间后，永乐十年十一日，成祖又令他第三次远航西洋诸国。这次正好赶上了东北季风时节，郑和的船队顺风而行，不久就到达苏门答刺（今印尼苏门答腊岛）。
苏门答刺刚刚经过一场大的事变，使郑和的访问遇上麻烦。原来，苏门答刺的西面有个那孤儿国。1408年（明乐永六年），那孤儿国和苏门答刺打了一仗，苏门答刺国王中箭身亡。王子年龄尚小，不能替父王报仇。王后却复仇心切，她晓谕全国：谁能领兵打败那孤儿国，替先王报仇，我就嫁给他，并请他当国王。一个有本领的渔夫奋勇领兵打败那孤儿国的军队，杀了他们的国王。渔夫娶了王后，当上了苏门答刺国王。老国王的儿子长大以后很不甘心。他培植了一伙心腹勇士，乘机杀死了渔夫，自己登上王位。郑和到达苏门答刺后，向新国王赠送了许多礼品。 渔夫有个儿子苏干刺，想替父亲报仇，发兵攻打苏门答刺，企图争夺王位。没想到反被新国王打败了。他只得逃到一个叫邻山的地方，自立一寨。他听说郑和赠送给苏门答刺新国王许多礼物，却没有送礼给自己，心中有忌又恨就带领几万兵众，袭击郑和的船队。在苏门答刺的配合下，郑和指挥将士英勇还击，把苏干刺的兵众打得大败，乘胜追击到一个叫南渤利的地方，活捉了苏干刺和他的妻子、儿子。到永乐十三年回国后，永乐帝下令把苏干刺杀了。 1430年（宣德五年六月），明代的第五个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又一次派遣郑和、王景弘率领船队，访问了忽鲁谟斯等二十来个国家。因为这次访问的国家多，地域广，路程远，因而时间也就很长，到1433年才启程回国。不料船队返航至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之科泽科德）时，六十三岁的郑因积劳成疾，不幸辞世。王景弘命人把郑和的遗体妥为装殓，准备回国安葬。当时已进入夏季，热带气候酷热，船队航进爪哇（今印尼爪哇岛）时，眼见郑和的遗体难于保存，已不可能运回国内安葬，王景弘只好决定埋葬在当地。
七下西洋欲何求
朱棣夺得皇位时，明朝已经建立了二十多年，农业与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这场政变的影响。这时，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都市发展得十分繁荣。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逼切的事。另一方面，朱棣也想利用对外的活动，展示自己的势力，并建立自己的声望。因此，远航的活动就势在必行了。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三十一年得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了。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治、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国的丝织品、瓷器以至一些欧洲国家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尤其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以及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明初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于是，明成祖朱棣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前往“西洋”诸国。
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和目的，也是明成祖朱棣派遣他出使“西洋”的动机和目的。明朝初年，正是国势向上发展的时期。这时在北方，蒙古的势力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统治已十分巩固，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势日趋强盛，这就有可能使它向海外发展。朱棣自认为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供主”，要海外各国都来朝贡。和历代功利主义的封建帝王一样，朱棣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也要宣扬国威，向外示富。
到了永乐年间，由于国力强盛，朱棣要建立一个天朝大国的思想就更加强烈。明成祖的个性好大喜功，常常向异域显示中国的富强，对明朝初期对海外的消极政策深表不满，故朝廷对外政策为之一变，即位后便派宦官出国，召各国来朝，此举无疑可以提高明成祖的威望。郑和下西洋便可以在国外显耀兵力，向海外各国夸示中国的富强，宣扬明朝的威德。同时他还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国内一部分人对他武力夺取皇位的不满。
他还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一部分的人对他武力夺取地位的不满。有些书上说的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找寻建文帝朱允文的下落。据说，“靖难之役”以后，朱允文出走，不知所终。祖的皇位是发动靖难之变后，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的。这在猜忌心很重的朱棣看来，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明成祖怀疑他逃到海外避难，恐怕他将来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
他出使的任务之一，就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郑和所到各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宣传朱棣的皇帝诏书。向各国宣谕：明朝皇帝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国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来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说的去做，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来朝贡，则礼尚往来，一律从优赏赐。
第二件事便是赠送礼物。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和其他礼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的关系。
第三件事是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使各国为中国的精美、完好的手工业品所吸引，从而愿意来中国称臣纳贡，进行贸易活动。中国出口的丝织品和瓷器等，早就在亚非各国享有盛誉。亚非的很多国家早就想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只是由于朱元璋“海进政策”，才限制了这种贸易的发展。朱棣取消“海进政策”派遣郑和出使，表明中国恢复了同海外各国的正常贸易。海外各国同时也认为，跟中国纳贡称臣，进行贸易，建立友好关系，是有利可图的事。
⑩ 我国对外公函的结构与别国有什么不同
对外贸易地理方向（Direction of Foreign Trade）
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又称对外贸易地区分布或国别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各个国家或区域集团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地位，通常以它们在该国进出口总额或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来表示。对外贸易地理方向指明一国出口商品的去向和进口商品的来源，从而反映一国与其他国家或区域集团之间经济贸易联系的程度。一国的对外贸易地理方向通常受经济互补性、国际分工的形式与贸易政策的影响。
历史上的对外贸易地理方向
明清晋商对外贸易地理方向选择原因分析
对外贸易是国家间的商品交换活动，对外贸易地理方向，说明的是一个国家的进口贸易、出口贸易的主要对象及其所占比重。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贸易中心或贸易集团，商品的出口，主要出口到什么地方去，进口商品主要从何而来。研究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可以看出哪些国家（或贸业中心、贸易集团）是本国的主要贸易对象和贸易伙伴；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同其主要贸易伙伴间贸易关系消长的变化（或自身的变化）。如某时期，商品主要出口到某一个国，进口也主要从该国来。一段时期后，贸易关系冷却下来，再过一段时间，贸易关系又逐渐恢复，发展起来。
明朝的版图，在北面以阴山一线为界，与蒙古后羿鞑靼、瓦剌交界，因此，从政权划分的角度来看，明朝时期山西商人同蒙古族后羿鞑靼、瓦剌的交易行为应视为对外贸易。清朝统一了大漠内外和天山南北，在中国北部，当时乌里雅苏台（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属清政府管辖，所以清朝时期，山西商人的对外贸易伙伴主要为俄罗斯。
清代前期残酷的禁海令以及中后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受到极大阻碍，在鸦片战争前只有广州口岸开放通商。但是，清政府却并不限制对俄罗斯的贸易的发展。因此，在清代，基本以长江为线，长江以南地区的商品主要通过广州口岸同英、美等国家进行商品交换；长江以北地区的商品主要是供应西北漫长的中俄边境线上的商品交易。晋省商人凭借天时、地利、人和之势，成为中俄贸易中的劲旅，并很快发展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之首。那么，为什么明清晋商的边贸伙伴主要是西北地区的蒙、俄呢？究其原因如下：
一、政治原因
十九世纪，法国的一位经济学家指出：如果商品不能跨越国界，士兵将跨越国界。
明王朝取代元王朝统治中原后，为巩固其政权，在继续追击元蒙残余势力方面下了很大力气。洪武时期，朱元璋多次出兵塞北，其中使用兵力较多、规模较大的就有三次。永乐时期，朱棣曾经五次亲征漠北，并迁都北京，以加强对北边政治、军事的领导。元蒙势力在明朝军事的压力下，被迫北归。后来，由于统治势力削弱和内部争权夺利，逐渐分化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明代蒙古各部虽无统一政权，不能有统一行动计划，但由于是单一的游牧经济，生活必需品都要依靠中原，而明政权对蒙古各部采取严密的防范政策，限制他们与中原的交往。因此，频繁外征，大肆“犯塞”掠夺是蒙古各部改变他们因游牧经济单一性造成的窘迫物质境遇的一种措施和最便捷的经济补救手段。
“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兵部言虏以盛暑深入大同，使我疲于奔命，今虽收敛人畜，坚壁清野以待之，然虏盘踞既久，则在我防范渐疏。”
“嘉靖三十年（1552年）八月，虏二万余骑寇大同虏卫，分掠朔、应、山阴、马邑等州县，攻夷打堡，杀掳数千人。”为防范战争掠夺，明永乐三年（1405），辽东马市正式开市，时隔三十六年，即正统三年四月，大同又设立马市。此后，多处设立马市，供蒙汉边贸，进行商品的物物交换，在满足蒙古民族生产、生活之需的同时，也为中原内地提供了良种马匹、人参、兽皮等塞外特产，沟通了长城内外的经济交流，稳定的政局，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有史料记载，从隆庆六年以后，山西潞州铁锅流入马市。至于边外民族所需铁制农具，也是“皆仰商人从潞州贩至”。③明朝大臣杨一清，弘治十六年(1503)受命督理陕西马政时，曾言：“自弘治十八年（1505）为始，听臣出榜招谕山陕等处富实商人，收买官茶五六十万斤，其价依原定每千斤给银五十两之数，每商所买不得过一万斤，给与批文，每一千斤给小票一纸，挂号定限，听其自出资本，收买真细茶斤，自行雇脚转运”。由此可知，晋商在明代的主要贸易伙伴就是以蒙人为代表的西北地区的边塞少数民族。
1652年（清顺治九年），清军队同入侵黑龙江流域的哥萨克武装首次发生直接冲突。①此后，清俄之间在黑龙江及其上游一带的侵略与反侵略的冲突、战争时断时续地打了几十年。康熙二十八年九月（1689年），双方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确立了双方贸易和友好往来的各项原则，从此，为晋商对俄贸易打开了大门。1728年（清雍正六年），中俄双方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规定在中俄边境的尼布楚、恰克图等地通商互市。条约签订后北方边境地区的安定与和平，为山西商人打开了更为广阔地对外贸易途径。俄罗斯所需要的中国商品，如茶叶、布匹、烟叶、丝绸等，更是山西商人运销俄国的大宗商品。据《中国对外贸易史料》记载,道光十七年（1837）到道光十九年（1839），恰克图每年平均销往俄方的茶叶高达8万箱，道光二十三年（1843），增至12万箱，约折1240万卢布。就中俄双方贸易值而言，嘉庆五年（1800）达1596万卢布。此后，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直保持在 1300——1500万卢布之间。俄国成为清政府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英国。山西商人正是这对俄贸易中的劲旅。
二、自然地理原因
明清晋商的崛起与山西自然环境、地理条件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境内东西分别为太行、吕梁山脉，北部地瘠人贫，南部和中部汾河沿岸虽然多沃土，但“地狭人稠”，农田不足。据统计，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至1949年山西省人均耕地由10.28亩降至 4.88亩。其中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均耕地达到最低点，为3.95亩。
尽管山西耕地较少，但自然资源却很丰富。据顾炎武《肇域志》记载：“绫：太原、平阳、潞安三府及汾泽二州俱出。绸：出潞安府，泽州之间有之。铁：各处多有，冶为阳城尤广。黄铁：交城静乐县有冶。铜：代州风游谷及垣曲县北山俱出”。由于人多地少，生活艰辛，人们不得不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加工制作后出售，以换回自己需要的物资。因此，晋地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人们从事商业活动奠定了物质基础。
此外，山西自古以来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东有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和商业集聚地天津，西和另一有势力的商帮陕商所在地陕西隔河相望，北部有万里长城，内地和塞外商品在长城沿线的交通要道进行交换，向南通过河南和南方诸繁华之地联系，顾在中原素有“天府”之称。像平阳经水路可达外府，“其陆路则方轨并通，男下风陆，渡河即中州之陕洛，关中之三辅，四通八达，无往不宜。”至今平阳城鼓楼书有“南通秦蜀，北达幽并”的匾额。太原是“正当孔道四交之冲”。潞安等地也因地处孔道而引起商业的发展。尤其是汾河沿岸的一些州县，如介休、平遥、太谷、祁县、由于交通方便，商业交往频繁，成为商贾辐辏、市肆鳞集的都会。
三、经济原因
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决定于两个国家经济间的互补性，两个国家经济间的互补性越强，贸易关系就越密切。
明长城以西、以北地区的鞑靼、瓦剌、海西女真等游牧民族，人不耕种，地无他产，“衣皮毛，食肉酪”，因而，日用的缎布、茶叶、米盐、铁器以及针线等，一向依赖汉族地区供给。他们用马匹或采集、狩猎得到的人参、貂皮等特产与汉族交换铁锅、农具、耕牛、盐、布等生活用品，以维持再生产。俄国当时的生产力也不发达，缎布、茶叶、盐等也是靠贸易换取，以维持经济正常发展。
明清时期，正是我国商品经济出现并迅速发展的时期，山西的手工业商品的生产，特别是盐、铁、潞绸、煤炭业等均有一定发展。在盐池生产技术上，明代比前代有所进步，如：以池旁耕地为畦陇，“引清水入所耕畦中，忌浊水渗入，淤定盐脉。凡引水种盐，春间即为之，久则水成赤色，待夏秋之交，南风大起，则一宵结成，名曰颗盐，则古老所谓大盐也。”这就是所谓的制解盐法。明万历时，盐引达1440700道，反映了明代池盐生产的增长趋势。
洪武初，山西全省生铁产量为“1146917斤”，居全国各省铁产量第五位，其中交城的方子铁，质地优良，适用于铸造兵器。《明太祖实录》卷176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诏罢各处铁冶，全民得自采炼，而岁输课程，每三十分取其二”。从此，民营铁冶在山西日益发展起来，铁产量大幅度上升。天顺年间（1457——1464），阳城“每年课铁不下五六十万斤”。按上述明代铁课“每三十分取其二”的税率计算，则阳城县年产铁750—900 万斤，如再加上其他县的民营铁冶产量，则山西民营铁冶产量在当时应列“世界第一”。
山西潞安府在明清时期是北方丝绸业中心，这里出产的潞绸，以质地精美闻名于世。潞绸机户分布在长治、高平、潞州。这些机户并不赴府当班，而是在当地分造交纳，再由当地政府派员解送赴京，向工部交纳。由于潞绸机户为居民散处，分头织造，他们在劳动时间的掌握上比轮班匠和住坐匠有较多自由，除完成了供织造外，有条件从事家庭纺织，潞绸生产就由上供生产范围扩大到一般商品生产。后来由于产品品质好，受到市场的欢迎，产量日增，上供数量在产量比例上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为市场生产的商品跃居首位。到嘉靖、万历时，这种商品化成都发展尤为迅速，万历时达到高峰，成为全国及边贸中的畅销品。明人郭子章说：“潞城机杼斗巧，织作纯丽，衣被天下。”顺治《潞安府志》载，明代潞绸，除“贡篚互市外，舟车辐辏者传输于省直，流衍于外夷，号称利薮”。
由此可见，边外民族和国家的生活必需品稀缺，而边内中原地区由于商品经济发达，而具备了多种物产的供给能力，这种经济上的互补性，恰是游牧民族单一经济与农耕民族商品经济的互补。因而，明清时期对蒙、俄边贸迅速发展。此外，汉族地区所需牛马（特别是军马）及皮毛，也一向依赖边外地区民族供给。地区之间物质生产的差异所形成的经济联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明清晋商对外贸易伙伴的选择也就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偏向西北边塞地区。
四、社会原因
对外贸易的产生来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社会的进步，社会进步的根本是人口活动的直接结果。人口是文化中最活跃、最丰富的载体，更是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参与者。
山西北部与西部正好位于中国经济区域中农牧业分界线上，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盛衰消长对山西地区的发展及人口变迁影响甚大。尤其是明清时期，山西人口大量外迁，为山西商人的发展提供了联姻带。
明中央政权建立不久，就倾全国之财力筑长城，设九边以御蒙古。然而，由于单一的游牧经济不能满足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为了尽快捷地解决供需严重不平衡的问题，边外民族经常南侵掠夺，而人口是蒙古人南下掠夺的重要目标。山西地接塞外，是边外民族南下的重要通道，因而成为被掠夺的重点。如：
嘉靖三十三年（1554）九月，巡按直隶御史毛鹏霞勘“三十二年七月至八月虏寇宣大，凡屠戮墩堡二十五座，杀伤军民及阵亡者几三千人。被掳者一千七百余人。”
隆庆元年十月庚戊，山西巡按御史王渐奏边臣失事罪状言：“…自虏入犯距出边之日，纵横蹂贱已逾三旬，劫掠伤残者追将千里，中间攻陷烧毁杀掳者，何啻数万计。”
据安介生粗略估计“俺达封贡”前，塞外蒙古部众前后掳掠山西居民至少50万人左右。但我们也看到，在大批山西平民被掳往塞北的同时，也有不少山西人自愿进入漠北地区，“板升”农业区域的出现是两类山西移民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明世宗实录》卷四八六载：“当大同右卫大边之外，由玉林旧城而北，经黑河、二灰河，一历三百余里，有地曰丰州，崇山环合，水草甘美。中国叛人丘富、赵全、李白馨等居之，筑城建设，构宫殿甚宏丽，开粮田数千顷，接于东胜川，虏人号曰板升。板升者，华言城也。
在“俺达封贡”后南北和睦，边庭宁谧的气氛中，临边汉民投往塞外的势头进一步加剧。据明朝官员的讲法，至万历年间，“板升”汉人已至少有10万之众。
总之，无论是被掳往塞北的山西平民，还是自愿北上的“板升”，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塞外广大的地区，居住着大量的山西移民。这些山西移民在语言、风俗习惯及文化上仍保留着家乡的传统，这就为晋人在塞外经商创造了便利条件，进而为后来晋商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人和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