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国古代对外交往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一、古代的对外交往
1.条件
中国古代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社会基础，发达的交通、工具的进步是其客观条件，而政府开放、开明的政策则是其有力的推动。
2.概况
①两汉：实行积极的对外交往。东与朝鲜、日本，南与越南有较为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西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欧洲的大秦有了直接的往来。这一时期，中国输入的主要是各国的特产，输出的主要是丝绸、铁器等，中华文明第一次大范围地向外辐射，形成中华文化圈。
②隋唐：对外交往空前繁盛。中国与朝鲜、日本关系密切友好，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频繁；与东南亚国家、印度、波斯、大食和欧洲的东罗马互派使节，中国的丝绸、瓷器经波斯、大食大量运往欧洲和非洲；唐朝与欧洲、非洲有了直接的往来。这一时期，中国先进的思想文化和制度向外传播，对周边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是革命式的影响。
③宋元：中国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不断传向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大大推动了世界的发展进程。海外贸易出现高潮，阿拉伯人在中西交往中起了中介作用。
④明清：一方面，对外交往频繁，郑和七次下西洋；另一方面遭到外来侵略。明清政府一方面领导进行反侵略斗争，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实行海禁政策，日益走向闭关锁国。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的光环已经慢慢失去，中国逐渐地落后于世界。
二、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1.经济往来
（1）秦汉：与朝鲜贸易往来频繁，朝鲜特产檀弓、果下马等输入中国，中国的铜镜、漆器等工艺品以及铁制生产工具等输出到朝鲜。越南的象牙、犀牛、珍珠等输入中国。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与西亚、欧洲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中国的丝绸、铁器等不断西运，西亚和欧洲的特产也陆续输入中国。安息是中国与西亚、欧洲各国经济贸易往来的重要中转站。
（2）隋唐：唐朝政府鼓励外商来中国，允许他们长期在中国居住、做官、和中国人通婚。唐朝与朝鲜、日本贸易往来频繁，日本出土了大量的唐币“开元通宝”，中国也出土了日本的银币。大量的波斯和大食商人来到中国，中国大量的丝绸、瓷器经波斯、大食运往欧洲和非洲。
（3）宋元：四大发明经阿拉伯人传向世界。
（4）明清：郑和下西洋，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受到各国欢迎，郑和从西洋购得珠宝、香料和药材。后来由于实行海禁政策，对外贸易受到严格限制，出现萎缩。在官方为主的贸易中，主要是用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换取皇室贵族享用的珠宝、香料、药材等。
2.文化交流
（1）中学西传
①科学技术：唐朝时，中国创立的十进位记数法传入印度，雕版印刷术传入新罗，造纸术传到朝鲜、日本、印度、阿拉伯、大食和欧洲。宋元时期，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向东传入朝鲜、日本，向西传入埃及和欧洲。指南针、火药和火药武器在13世纪传入阿拉伯，后传入欧洲。明清之际，中国总结性的科技著作《本草纲目》《天工开物》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国外。
②生产技术：两汉时期，牛耕和水利工程技术在越南推广，养蚕缫丝技术以及铸铁法、井渠法、造纸术先后传往西亚和欧洲。隋唐时期，雕版印刷术和制瓷、制铜技艺传入新罗。中国的棉纺织技术在元朝时传到高丽，日本从中国招聘雕印工匠发展日本的印刷业。明朝时，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传入南洋。
③思想文化：两汉时，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日益扩展，其影响突破了东亚范围，远及欧洲和非洲。唐朝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佛教大量传入日本、朝鲜，老子的《道德经》被介绍到印度，中华文化圈形成。明末清初，一些传教士东来，把中国的儒学和道家学说介绍给西方。
（2）西学东渐
①科学和生产技术：唐朝时，印度的天文、医学、历法知识和熬糖法传入中国。明清之际，传教士把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等方面的著作介绍给中国，欧洲的水利技术传入中国。
②物种传播：唐朝时，天竺的郁金香、菩提树传入中国。北宋时，越南的占城稻传入中国南方。明朝后期，原产美洲的甘薯、玉米、马铃薯、烟草传入中国。
③思想文艺：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唐朝时高丽乐，中亚的舞蹈，印度的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传入中国。明清之际，传教士把西方的音乐、绘画等介绍到中国。
3.对外贸易
（1）先以陆路贸易为主，后以海路贸易为主。汉代虽然开辟了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但由于受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制约，中外贸易以陆路为主。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提高，唐朝时陆路贸易和海上贸易都很发达。两宋时期，由于国内民族政权并立，通过陆上与西方贸易受到阻碍，对外贸易以海路为主，直至元明时期。
（2）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以官方贸易为主。官方贸易大都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加强友好往来为主。在官方的对外交往中，带去的是我国最精美的工艺品、丝绸和瓷器，虽然畅销，但有不少是相赠的，返回时不仅带回货物，而且常常有外国使臣跟随回访。
（3）对外贸易伴随着文化交流。对外贸易的过程中，中外文化不断相互交流，西亚的不少商人带来了西方的宗教，中国文化也不断外传，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发展。
（4）对外贸易促进了民族融合。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来我国定居，长期与中国人相处，互通婚姻，逐渐融合，在元朝时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
三、古代对外交通的发展
1.陆上丝绸之路
（1）丝绸之路是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西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并出兵大败匈奴，开通了陆上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进行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欧洲有了直接往来。
（2）隋唐时期，打败西突厥，先后设安西和北庭都护府，保证了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唐朝的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向西可通往今天的印度、伊朗、阿拉伯以至欧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通过丝绸之路，唐朝与非洲有了直接往来。
（3）明清时期，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西方的交通日益萎缩。
2.海上丝绸之路
（1）西汉武帝后开辟了从广东沿海港口出发，向西沿海岸线、印支半岛南下，绕过今马来半岛，出马六甲海峡，到孟加拉湾沿岸诸国，最远抵达印度半岛南端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加强了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各国的联系，从水路沟通了东西外交圈之间的联系。
（2）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发展，从广州出发，绕过印度半岛南端，最远可到达波斯湾。
（3）明朝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最远可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
（4）明末清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海上丝绸之路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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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亦称丝路。是指西汉（前202年-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在历史上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沿用至今。 张骞通西域后，正式开通了这条从中国通往欧、非大陆的陆路通道。这条道路，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然后分为两条路线：一条由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今埃及亚历山大，公元前30年为罗马帝国吞并），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条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汉时游牧于康居西北即成海、里海北部草原，东汉时属康居）。 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还包括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在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现，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等等。丝绸之路（德语：die Seidenstrasse）一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丝绸之路的路线
丝绸之路一般可分为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东段：从长安到玉门关、阳关。（汉代开辟） 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汉代开辟） 西段：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唐代开辟） 以下为丝路各段上的重要城市名称（括号内为古地名）。东段东段各线路的选择，多考虑翻越六盘山以及渡黄河的安全性与便捷性。三线均从长安出发，到武威、张掖汇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北线：从泾川、固原、靖远至武威，路线最短，但沿途缺水、补给不易。 南线：从凤翔、天水、陇西、临夏、乐都、西宁至张掖，但路途漫长。 中线：从泾川转往平凉、会宁、兰州至武威，距离和补给均属适中。 西安（长安）：须弥山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 武威（凉州） 张掖（甘州） 酒泉（肃州） 敦煌（沙州）：莫高窟、榆林窟 公元10世纪时期北宋政府为绕开西夏的领土，开辟了从天水经青海至西域的“青海道”。成为宋以后一条新的商路。 天水 西宁 伏俟城 索尔库里盆地（索尔库里） 中段 往返于丝绸之路上的商队。中段主要是西域境内的诸线路，它们随绿洲、沙漠的变化而时有变迁。三线在中途尤其是安西四镇（640年设立）多有分岔和支路。南道（又称于阗道）：东起阳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若羌（鄯善）、和田（于阗）、莎车等至葱岭。 阳关 若羌（鄯善） 且末 尼雅（精绝），西汉时期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和田（于阗） 中道：起自玉门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经罗布泊（楼兰）、吐鲁番（车师、高昌）、焉耆（尉犁）、库车（龟兹）、阿克苏（姑墨）、喀什（疏勒）到费尔干纳盆地（大宛）。 玉门关 楼兰（为鄯善所兼并，现属新疆若羌县） 吐鲁番（高昌）：高昌故城、雅尔湖故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焉耆（尉犁） 库车（龟兹）：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喇千佛洞 阿克苏（姑墨） 喀什（疏勒） 北道：起自安西（瓜州），经哈密（伊吾）、吉木萨尔（庭州）、伊宁（伊犁），直到碎叶。 哈密，水道纵横盛产哈密瓜 乌鲁木齐，回文意思解作美丽的草原 伊宁（伊犁） 碎叶 西段自葱岭以西直到欧洲的都是丝绸之路的西段，它的北中南三线分别与中段的三线相接对应。其中经里海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线是在唐朝中期开辟。北线：沿咸海、里海、黑海的北岸，经过碎叶、怛罗斯、阿斯特拉罕（伊蒂尔）等地到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 乌鲁木齐 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 江布尔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城市） 托克玛克（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城市） 萨莱（俄罗斯） 萨克尔 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城市） 中线：自喀什起，走费尔干纳盆地、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到马什哈德（伊朗），与南线汇合。 喀什或喀什葛尔 白沙瓦：哈拉和林大道 喀布尔 巴米扬：著名的巴米扬大佛在2001年被塔利班摧毁。 南线：起自帕米尔山，可由克什米尔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可从白沙瓦、喀布尔、马什哈德、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前往欧洲。 马什哈德（伊朗） 萨卜泽瓦尔 赫卡托姆皮洛斯（Hecatompylos，番兜，和椟，可能位于如今的伊朗达姆甘和沙赫鲁德之间。） 德黑兰 哈马丹 克尔曼沙汗 巴库拜（伊拉克） 巴格达 阿布哈里卜 费卢杰：沿幼发拉底河至阿列颇。 拉马迪 阿列颇（叙利亚） 大马士革 阿达纳（土耳其） 科尼亚 安条克 布尔萨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 其他此外还有，还有主要与南亚交流的南方丝绸之路和沿海路行进的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作为中国最早推出的旅游线路之一，长期以来处于不温不火的境地。国家旅游局日前宣布，《丝绸之路旅游区总体规划》开始启动。随着这项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丝路旅游”将被打造成拥有强大产品支撑的国际品牌。
4. 帮忙找找丝绸之路的资料
古代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要道。自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后逐渐出现。东起我国古都长安（今西安附近），沿渭水西行，经过河西走廊（今甘肃省狭长地带），到达敦煌，出玉门关和阳关，进入“西域”（今新疆及以西地区）。南路出阳关沿昆仑山北麓西行，北路出玉门关沿天山南麓西行，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进入今中亚地区，再往西，经今伊朗等国到达大秦（罗马帝国在中东的领地）境内。汉代多走南路。唐代多走北路。“丝绸之路”全长约7000公里，因运输西方视同珍宝的中国丝绸而得名。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铁器、打井技术等传到西域，西域的土特产、乐器，印度的佛教等也传入中国。丝绸之路是汉唐千余年间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5. 唐朝的对外开放是怎样的
“盛唐气象”的出现，与当时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是分不开的。所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就是既有经济贸易的往来，也有文化思想的交流，还有政治领域的接触。隋唐的封建文明中，包含有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贡献，隋唐的封建文明，又对当时与之交往的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人类文明的相互吸纳与共同进步史上，隋唐的对外开放，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在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保存有大量的陵墓石刻。除了石碑、华表、飞马、朱雀（驼鸟）、石马、石狮等外，还有61个（现存60个）“蕃酋石像”。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得知，他们都是当时我国西、南一带各国的首领，因与唐朝关系密切，前来参加唐高宗葬礼。武则天为了纪念这件大事，予以刻石记功。由于年代久远，石质风化，这些石像头部已毁，背后的文字也磨灭不清，但从服饰上可看出少数民族特点，大都身穿紧袖衣，腰束宽带，足蹬皮靴，体形雄伟，生动有力。明朝的刘伯温曾作诗道：“蕃王俨侍立层层，天马排行势欲腾。”对盛唐的雕刻艺术大加赞誉。而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盛唐时期的对外开放，气魄是何等宏大，影响是多么深远。
隋唐时期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边境的相对安宁和陆海路线的开通，国内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对外开放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一个民族和国家、地区的对外开放，是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既要吸引人，又要使人进得来，住得下。而隋唐时期的封建社会，在这些方面，条件是具备的。
与秦汉时期一样，隋唐都是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在绝大多数时候，国内社会是稳定的，没有出觋过很大的动乱和公开分裂的现象。在统一、稳定的前提下，国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制度文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我们在前面的诸章中，曾从不同的角度作过介绍，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来看的。从横向看，当隋文帝杨坚建立隋王朝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当时西欧的封建制度才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其他各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期，更晚于西欧，如拜占庭帝国是从7世纪，也就是中国的隋末唐初开始走向封建社会的；阿拉伯帝国是在7世纪后期，即中国唐高宗以后才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印度是在5～7世纪即中国南北朝到唐前期形成封建制度的；朝鲜、日本也是在7世纪中期，即中国唐高宗时进入封建社会的。这就是说，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国家刚刚进入或者正在进入封建社会的时候，中国的隋唐王朝已是成熟的封建社会了，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这不能不对世界各国尤其是邻近国家和地区，产生强烈的吸引力。
与国内的统一、强大、繁荣相应的，是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也较和睦。隋唐时期，虽然也时有对外用兵，与周边民族和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况，但在大多数时期，边境是安宁的，国际间的交通路线，也是畅通的，甚至可以说是四通八达的。
当时在西北方面，是陆路往来。陆路方面，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路线，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又有三条大道，即北道、中道、南道。北道是循天山北路，从敦煌出发经伊吾（今哈蜜）、蒲类海（今巴里坤）、西突厥可汗庭（今巴尔喀什湖南部），转东罗马，出地中海。中道是走天山南路的北道，由敦煌起程往高昌（今吐鲁番一带）、焉耆（今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越葱岭而达波斯。南道是走天山南路的南道，从敦煌经鄯善、于阗（今和阗），过葱岭及吐火罗至北婆罗国（今北印度）。
在东南方面，主要是海路。与大食、波斯及南海（印度洋）诸国的商路，都从广州出发，主要经过真腊占不劳山（今越南东200里海岛）、海峡（今马六甲海峡）、罗越国（今泰国）、佛逝国（今苏门答腊南部）、诃陵（今爪哇）、哥谷罗国（今苏门答腊东北部）、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莫来国（今印度西南海岸）、拔风日国（今孟买），再西行到弗利刺河（今幼发拉底河）而达末罗国（今巴拉斯）。通往日本的航线，有南北两路。北路从登州出海，过渤海海口，沿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到达新罗再转日本；南路从扬州或明州（今浙江宁波）出发，横渡东海经值嘉岛（今五岛列岛）而达博多湾。
这一时期国内的基础设施也成就斐然，有利于商业贸易活动的开展和对外交往的进行。
作为内外商贸、文化等交流活动的主要载体的城市，建设成就举世瞩目。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都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城市，不仅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壮丽，而且结构、布局合理，便于工商业的经营和对外交流活动的开展。扬州、广州、泉州、明州等城市的发展也很迅速，既是有名的商业城市。又是当时的国际港口。其中广州是当时全国第一大港，也是世界大港之一，每天平均有11只船舶到达，一年约4000余只，唐政府在广州还设有“蕃坊”，专门居住外国商人；设置蕃长、都蕃长等官员，专门管理蕃商事务。都蕃长由蕃商自己推举，经唐政府任命，都蕃长除了管理蕃商事务外，还协助唐政府招徕外商。
国内的水陆交通也很畅通。水路方面，当时的各主要河流都可以通航。隋朝修建的大运河，更是把南北水路联接一起，十分便利航运。当时从长安经渭河入黄河到东都洛阳，经永济渠可北达幽州（今北京一带），洛阳东南由通济渠可南达扬州及东南各州。另一路由长安经蓝田到商州（今陕西商州市）200里山路过后，可从商州利用丹江、汉水到达长江，由长江顺湘江南下，经灵渠（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桂江、珠江到广州。陆路方面，更是四通八达。
当时国内的主要通讯设施——邮驿，也是空前发达。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疆地区，大致是每30里设一个驿站。全国有驿站1600多处，服役人员约5万人左右。邮驿分为陆驿、水驿和水陆兼办3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驿田。传递速度很快。紧急事情，驿马一天传递300里以上，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起兵反唐，当时唐明皇正在陕西临潼的华清宫和杨贵妃玩乐，两地相隔3000里，6天之内唐明皇就接到了这个紧急情况，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这在当时是惊人的！唐朝诗人岑参有一首描写驿骑的诗说，“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把驿骑比作流星，恰到好处。后代小说戏曲中常说“流星飞马来报、”“流星探马报到”，就是由此而来。
古人射龙恢弘大度，不惧往来，是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基本特征。它的具体表现是，既有经济贸易往来，又有文化意识的交往，还有政治方面的接触，充分体现出当时统治者的自信与开明。
隋唐时期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所谓全方位，就是既有经济贸易往来。又有文化意识的交流，还有政治方面的吸纳。这在封建时代，的确是空前的，充分体现出统治者的自信与开明。
经济的往来以官方的贸易为主。隋朝在京城建国门外设有“四方馆”，管理对外贸易，主管东方的称“东夷使者”，北方称“北狄使者”。唐朝则除了设有管理陆上贸易的机构外，还在广州设置市舶使，检查出港商船，同时也管理唐朝开往国外的商船，检查货物，征收关税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关机构。为了促进对外贸易，隋唐政府对外国商人采取优待，如隋炀帝时对来到京城的四方外商，从吃、住、行、玩等各个方面予以优待，虽含有夸耀自己的意思，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对外商贸活动的开展。唐朝也曾多次颁发诏令，让各地妥善处理外商来华事宜，如适当降低关税，给予交通往来的方便，并在广州、扬州、明州、登州、泉州、楚州、长安等地设置“蕃坊”，听任外商居留，在法律上予以优待。这一时期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各种丝织品、陶瓷、茶叶、纸张等，进口商品主要是珍珠、宝石、香料、药品、犀角、象牙等。在官方贸易中，进口商品多以“朝贡”的形式，出口商品多以“回赐”形式进行，均带有一定的优惠性质。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则扩大到亚洲、欧洲以及非洲的一部分地区。
在官方贸易的同时，民间贸易也很频繁。如黑衣大食（今阿拉伯部分地区）除了多次向唐朝派遣使节外，民间商业往来也不可胜数，当时长安的西市，是黑衣大食商人的聚集地带。广州及东南沿海地区，还有许多从海路来的大食商人，有暂住的，也有久居的，有的还在中国成家立业。波斯（今伊朗）、新罗（今朝鲜）、日本、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地区）、林邑（今越南）、真腊（今柬埔寨）等邻近国家的民间商业贸易，更是常不间断。
文化交流方面更为广泛。以宗教特别是佛教为纽带的相互交往，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佛教产生于印度，西汉末传入中国。东汉以后，统治阶级逐渐意识到它有利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面，从而加以提倡，使其日益发展，到南北朝时，已非常盛行。隋唐时期佛教更加兴盛，一方面，中国的一些学者到印度等地去学习佛教，取回并翻译佛教经典；另一方面，朝鲜、日本等国的僧人又到中国来学习佛经。一方面，印度等国僧人来中国传经布道；另一方面，中国僧人也到朝鲜、日本、印度等地讲经传法，互相往来，切磋交流。
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这一时期来中国的各种留学生人数很多。其名目有“遣隋使”、“遣唐使”、“学问僧”等等。如新罗，仅开成五年（840年）留学生和其他人员一次由中国返回的就有105人。日本，在唐朝前后派遣了19次遣唐使，最多的一次达600多人，都挑选博通经史、娴熟文艺和熟悉唐朝情况的人担任，遣唐使的随行人员中，还有一些医师、阴阳师、乐师等，是为了进一步深造和求解疑难而被派来中国的。
以宗教传播为主要纽带，以留学生为载体的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极为丰富。既有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方面的传播，又有语言、文学、文史、典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体育、杂技、天文、历法、算学、医学、律令、官制，乃至服饰、饮食、居室、礼仪等各个方面的相互学习、交流与影响。科学发明在这一时期也得到相互交流与及时传播。如医学方面，这一时期天竺的外科手术、整骨科、眼科等，已传入中国，并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的中医又传播于日本和朝鲜，切脉术和一些重要医书还传到了中亚和西亚，影响了阿拉伯医学。中国在这一时期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先传到朝鲜，唐末五代又传到了日本，以后又传到越南和欧洲，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文化传播事业。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在怛逻斯战役中为大食所败，中国的战俘把造纸术传人撒马尔罕，此后，又由中亚传入阿拉伯国家，纺织技术，制陶技术，炼丹术和火药，也在唐代传到国外。
除了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往来外，隋唐时期中外政治吸纳也在进行之中，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在来中国的留学生中，有许多人学习中国的律令和典章制度，有的还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他们学成后回国，多任高官显职，并根据唐朝法制改革本国的礼仪和法律，摹仿中国的行政体制立制设官，试用中国的科举制考选官员。这在当时的新罗（朝鲜）表现得最为明显。
当时在中国做官的外国人也很多。如隋炀帝时曾为江都通守的王世充是西域胡人。日本的阿倍仲麻吕留居中国50年，因“慕中国之风”，改名为晁衡，先后在中国任右补阙、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镇南节度使、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等职。波斯被阿拉伯消灭后，其王子卑路斯来到唐朝，唐高宗拜他为右武卫将军，中宗时又拜为左威卫将军，后来死在唐朝。阿拉伯人李彦升，曾在唐时考中进士，为唐朝立过大功。历任开府仪同三司、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的高仙芝，是高丽人。另一高丽人王毛仲，也曾在唐朝当过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并晋封霍国公。安息（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人李元谅，曾当过唐朝的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等。这些外国人在中国政府中任职，这在当时世界上是少有的。例如。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在唐朝当官，在唐朝看来是很寻常的事，而在当时日本，却被作为罕有事迹大肆宣传。
在这一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涌现出大量值得称道的人物事迹。其中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在后世已是家喻户晓；而鉴真和阿倍仲麻吕，也是人们称赞的中日友好使者。
从《西游记》问世以来，“西天取经”的故事已是家喻户晓。《西游记》的内容是虚构的，只有其中的唐僧，确有其人，他就是玄奘。
玄奘原名陈祎，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年）生于河南缑氏县（今河南偃师）。13岁那年受剃度当了和尚，法名玄奘。他自幼聪明好学，出家以后，又在全国许多地方遍访高僧，钻研佛经。学得越深，疑问越多，为了了解经典的真义，寻求佛教的究竟，他决心到佛教“圣地”求法。于是，他注意向外国人学习天竺语文，筹集旅费，准备到“西天”取经。
贞观元年（627年，一说贞观三年），玄奘从长安出发西行。抱着“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的决心，战胜了沿途流沙雪山、严寒酷暑等种种障碍，经过现在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前苏联的中亚地区和阿富汗等国，终于到达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他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印度北部，游学了3年，随后来到当时印度的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今伽维城西北），学习《瑜伽师地论》。在那烂陀寺刻苦学习了5年以后，玄奘继续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各地求学。经过5年左右，又回到那烂陀寺，在那里主讲《摄大乘论》，发表了重要的论文《会宗论》，并在辩论中驳倒了他的论敌。公元642年，戒日王为玄奘在曲女城（今印度卡诺吉城）举行了一次佛教经学辩论大会，有五印度十八国国王和各派僧人数千人参加，在这次大会上，玄奘获得了很高的荣誉。
玄奘在印度留学15年中，无时无刻不想念祖国。贞观十七年（643年），他用大象和马匹，驮着657部佛经及其他物品起程回国。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四日，平安回到唐朝首都长安。唐太宗听说玄奘回来，派宰相房玄龄、大将军侯英、长安令李乾佑等迎接，长安市民还在朱雀大街开了欢迎大会。
回到长安后，玄奘即组织专门机构翻译佛经。20年中，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他还根据自己在旅途中的丰富见闻，写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了我国新疆及原苏联中亚地区、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锡兰境内的138个古国的山川、物产、风俗、宗教和政治经济情况，是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7世纪中叶历史的重要文献。他的另一个贡献，就是把老子的《道德经》译成梵文，介绍给印度。又把唐朝的《秦王破阵乐》介绍给印度，印度的戒日王了解到《秦王破阵乐》的来源后，决定派使臣到长安，与唐朝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玄奘死于玉华寺。四月十四日，安葬在终南山下。在举行葬礼时，长安周围500里内。有数万人来送葬，3万余人庐于墓旁，可见当时人们对玄奘是多么爱戴。
在玄奘“西天取经”后不久，公元688年，鉴真出生在江苏扬州江阴县。鉴真俗姓淳于，14岁出家，曾在长安、洛阳两京游学。他的活动以他所住持的扬州大明寺为中心，遍及淮南地区，威望很高。鉴真除了戒律以外，还学习钻研建筑和医药知识。他特别热心社会活动，主持建寺80余所，铸像无数，还开慈悲院救济贫民，给贫病的人亲自煎药。
天宝元年（742年），日本高僧荣睿和普照从长安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大师。除了听他宣讲戒律以外，还希望取得他的支持，派几位弟子东渡日本。鉴真答应了这一请求，但他的弟子们认为日本远涉大海，不愿东渡。鉴真庄严宣誓：“这是法事，不应顾惜生命。大家不愿去，我去！”弟子深受感动，有20多人决心跟他一起东渡，但因为种种原因，5次东渡计划均受到阻碍，未能成功。
天宝十一年（752年），日本遣唐使从长安回国途中，到扬州延光寺，拜会鉴真，敦请他继续东渡日本。这时鉴真已66岁，且已双目失明，扬州僧俗都挽留他，但他决心东渡传戒。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鉴真率弟子们乘日本副使大伴古麻吕的船只东渡，于天宝十四年（755年）二月四日，到达平城京（今日本的奈良市），受到天皇以下朝野人士的欢迎。
随鉴真到达日本的25人中，有建筑师、画师、雕刻家，以及医药、刺绣、铸写等方面的人才，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使节团。他们到达日本后，除宣传戒教外，在建筑、艺术、医学等方面也对日本做出了很大贡献。鉴真在日本领导创建的唐招提寺，其中的金堂、讲堂和一些重要的经象法物，代表了我国盛唐时期建筑雕刻的最高水平，是日本的艺术明珠，至今保存完好，视为国宝。鉴真又是医学、药物学专家，他给日本皇太后治愈了疑难病症，当时曾有《鉴真上人秘方》一书问世，据说就是他的处方记录。当时日本药物学初兴，药物真伪混杂，日本天皇下令“辨证”，鉴真虽然双目失明，但他凭着自己的嗅觉，识别药物品种，鉴定药物性能，给日本古代药物学奠定了基础。据说现在日本东大寺传的“奇效丸”，就是鉴真传到日本去的。正因为如此，一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的药袋上，仍然画着鉴真的图像。
唐广德元年（763）三月，鉴真开始患病，弟子们为他造了肖像，至今仍保存在日本的唐招提寺开山堂，这就是日本的国宝“鉴真和尚坐像”。这年的五月六日，鉴真在招提寺逝世，终年76岁。
在这一时期的中日友好关系史上，还有一位杰出的人物，就是日本的著名学者阿倍仲麻吕。
阿倍仲麻吕公元689年生于日本本州大和。他自幼聪明好学，少年时代在本国度过。唐开元五年（717年）十月，他被选人唐朝留学，随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长安。到达长安后，唐政府分配他到太学学习。这里的学生都是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的教师都是全国的知名学者，课程有《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等必修课，还有《孝经》、《说文》和时务策等，阿倍仲麻吕在太学经过9年的勤奋学习，不仅精通经典，而且善作诗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心，改名叫晁衡（一说叫“朝衡”）。
大约开元十六年（728年），阿倍仲麻吕担任了唐朝左右春坊司经局的校书郎（从九品），专门校理图书。次年，转任“补阙”（从七品），这是皇帝身边的谏官，职位虽然不高，但接触中央高级官员的机会较多，是中央政府中的清贵官职。4年以后，他又担任了仪王李燧的“友”（从五品下），职责是陪伴亲王，并以封建道德教育亲王。就在这个时期，大诗人李白应唐玄宗的邀请来到长安。担任翰林供奉，是皇帝的文学词章顾问侍从。李白在长安居住的两年多时间里，除结识了贺知章等人外，还结识了阿倍仲麻吕。两人经常在一起痛饮酣歌，高谈阔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天宝年间，传说阿倍仲麻吕在归国途中的海上遇难，李白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写诗悼念他的挚友：“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日本史籍中至今仍记载着这首诗。
阿倍仲麻吕在海上遇救后，又回到长安。任秘书监（国家图书馆馆长，从三品）。这一时期，他又与王维等人结成密友。阿倍仲麻吕回国时，王维送他到海边，写下《送秘书晁监还日本》的五言诗：“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村扶桑外，主人孤舟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在诗句里，王维心随神往地写出阿倍仲麻吕东渡的艰险。充满对挚友安危的深切关注和惜别之情。
阿倍仲麻吕在担任唐政府官职，以及与中国文人交往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两国友谊交往的桥梁。他既是唐朝官员，又执行日本大使任务。每当日本遣唐使来到长安。他都主动协助使团。与唐政府接洽有关事务。比如，天宝十二年（753年），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后，阿倍仲麻吕即引领日本使团会见唐玄宗。会见后，唐玄宗令阿倍仲麻吕带领使团参观唐中央政府的府库和三教殿等。由于阿倍仲麻吕的疏通，唐玄宗授予日本大使藤原清河“特进”（正二品散官），授予副使大伴古麻吕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卿（从三品）。
大历五年（770年），阿倍仲麻吕在中国辞世，终年72岁。
隋唐时期的对外开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隋唐的封建文明中，包含有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贡献。隋唐的封建文明又对当时与之交往的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人类文明的相互吸纳与共同进步史上，隋唐的对外开放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隋唐时期的国门四开、不惧往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对当时中国和世界的文明进步，都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方面而言，以佛教广泛传播为代表的思想文化领域，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从对外开放中吸纳了许多新的有益的成分。
佛教既是宗教，也是哲学。佛教在这一时期的广泛传播，对中国哲学思想领域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这一时期的天台、法相、华严、禅宗等四大佛教宗派，程度不同地渗透到各个阶层的思想意识之中，与中国传统的统治思想之间，发生着错综复杂而又有些微妙的相互影响，总的来说，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的成熟与完善的，这从当时绝大多数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提倡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当然，在某些时候，也会产生一些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副作用，并因之而受到统治者的排斥，甚至出现武力灭佛的事件，如唐武宗时期就是如此。但这只是短暂的插曲，冲突过后，是更广泛的发展。到了宋代以后，有人感叹，传统的儒家思想只剩一副假面具，骨子里完全是佛家思想了。
佛教的影响，主要是在思想意识领域，但又不止在思想意识领域，而是十分广泛的。如文字方面，唐朝沙门守温仿拟梵文字母体系，择定了汉语的30个字母（后经宋人修订为36个字母）。此外在大量经典翻译中所新创的词汇和成语，有数万之多，虽然未必一一流行，但确有不少成为中国的新词汇和新成语。在文章方面，当时佛教界所用的，通常是带有白话性质的新文体，文章的组织结构，也随佛经本身的组织结构而有新的类型，有人甚至认为，唐代的义疏之学，就是从佛典的疏钞中学来的。文学体裁方面，起于隋唐、盛行于宋元明以后的传奇小说等，显然与佛教传播中的“俗讲”与“变文”有渊源关系。建筑方面，随着佛教的传人，中国建筑领域也出现了浮屠（梵文的音译，意为“塔”）、石窟、佛寺等新的成分。举世闻名的唐代大雁塔，就是唐高宗时期，为安存玄奘取回来的佛经而建造的。此外，在雕琢、印刷、绘画等方面，也都因佛教的传入而增添了一些新的成分或因素。
在学术艺术领域，这一时期天竺的数学、天文学传入唐朝，唐代《开元占经》中就保留有天竺数学的数码、圆弧的画法、弧的正弦等知识；僧一行编制《大衍历》时，就曾参考过天竺的《九执历》。音乐、舞蹈方面。外国的音乐、舞蹈占相当比重，如隋炀帝制“九部乐”、唐太宗制“十部乐”，其中都有外国乐，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乐，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麻尔罕）乐，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医药学方面，天竺的外科手术、骨科、眼科等，阿拉伯传人的大量新药材品种，都对当时的中国医药学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其他学术、艺术领域中，都能或多或少地找到外来因素的成分，堪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相辉映，共同繁荣。
在经济生活领域，一些新的动、植物品种引入中国。如印度的白茄、刀豆，尼泊尔的菠菜，地中海沿岸的莴苣，都于这一时期在中国种植成功。汉武帝时由西域传来的葡萄，这一时期经过培育繁殖，已十分兴盛。长安一带的葡萄是“园种户植，接荫连架”。在原有的制糖技术基础上，这一时期还从印度吸收了新的制糖技术，加工制出了白糖和冰糖。从西域引人大批优良马种，进行繁殖杂交，使内地的马种得到改良，体质健壮，外形优美。还利用杂交方法制造出新畜种——骡，更是畜种科学中的一大成就。除了新的动、植物品种的引进和加工方法的革新外，经济生活中的居室、服饰、饮食等方面，也受到域外习俗的影响。如唐玄宗曾筑“凉殿”，引水入室，以转风扇，据传说就是从佛菻（东罗马）传来的。唐朝宫人骑马都戴“胡帽”，并影响到民间，还学习外国的化妆技术，白居易以诗形容“元和（唐宪宗年号）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波斯的三勒浆、龙膏酒以及西域的“胡饼”等，也传入长安，当时曲江池一带，开设不少波斯酒店，酒店里还有外国女招待，著名诗人李白曾在这里醉酒吟诗。
与隋唐的封建文明中有当时世界上众多国家、民族的贡献相应的，是中国的封建文明，也对世界众多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代人物中国的一些重要的科学发明成果，在这一时期广泛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与社会繁荣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天宝十年（751年）十月，唐将高仙芝率军与阿拉伯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打仗，唐军大败，很多士兵被俘，其中有的是造纸工匠，阿拉伯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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