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非友好交往作文250字
中国与非洲远隔千山万水，但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新中国把支持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斗争，增进中非人民的友好，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1960年4月，由中国17个全国性人民团体发起、20个全国性人民团体作为会员团体和各界热心于非洲的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简称中非友协）在北京隆重成立。中非友协由对外友协领导，针对非洲国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为现任会长。纵观中非民间交往，从内容和时间上区分，大致可分为如下三部分。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友协对非工作
中非民间交往历史的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非人民在反帝反殖基础上相互支持、友好往来。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非洲国家大多正处在反对西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斗争的时期。广大非洲国家和人民积极开展对中国的友好往来。据统计，从1949年至1960年，非洲4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位民族解放组织的领导人、爱国知识分子及工会、青年、学生、妇女组织的代表和各界人士曾通过民间渠道访问中国。努力培育中非友谊。
此阶段中非往来的主要形式就是中非人民在反帝反殖基础上加强相互支持和友好合作。中国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发展民族经济，从政治、经济和人员培训方面支持非洲未取得民族独立的的国家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如培训“自由战士”，同时也帮助已独立的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如援建工程。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国密切合作，打破西方大国对中国的外交封锁，帮助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对外友协在1954年成立以后，加入了对非民间交往的大军。一些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青年，通过对外友协的渠道来到中国，参加培训、学习和考察，了解新中国和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在今天的非洲国家领导人中，如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纳米比亚前总统努乔马等就在争取民族解放期间曾应对外友协的邀请到中国访问。今天，每当会见对外友协领导人时，他们都会深情回忆起在中国度过的难忘的日日夜夜。
改革开放以后的友协对非工作
中非民间交往历史的第二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至今，中非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全面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绝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对外友协在保持原有的对非政治交往的同时，开始向经济、文化以及地方政府等领域开拓中非民间交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1979年到2011年，对外友协接待了来自52个非洲国家的400余批外宾，派出了近100批团组，访问了近50个非洲国家。
对外友协对非民间交往最主要的形式是“交朋友”。友协在非洲的朋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方面：对华民间友好组织、上层人士和地方政府组织。
对华民间友好组织
在中非关系中，尤其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召开后，非洲民间组织对中非关系及我在非角色的关注度迅速提升，在中非关系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中非洲对华友好组织可以说是一支分布广泛、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重要力量：非洲53个国家中有33个国家，包括未建交国家布基纳法索在内，都设有对华友好组织，成员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其中最早的成立于1955年，最晚的成立于2009年，对于促进中非政治友好、经济合作、文化交流扮演了重要角色。
上层人士
广交各界朋友、特别是结交非洲上层人士，发扬“以民促官”的中国民间外交传统是对外友协保持至今的特色。20多年来，对外友协邀请了众多非洲政要以友好人士的身份访华，其中包括阿尔及利亚宪法委员会主席、莱索托王后、南非祖鲁王和王后、塞舌尔前总统、科特迪瓦国民议会副议长、马达加斯加副议长、佛得角第一副议长、吉布提内政部长、乌干达旅游贸工部长、埃塞俄比亚能力建设部长、厄立特里亚宏观政策和国际经济合作部长、公共工程部长和旅游部长、乌干达总统事务部长、塞拉利昂总统事务部长等。他们通过访问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为中非友好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这些有“影响力”的朋友不仅成为我可倚重的友好力量、为我企业、华人华侨在当地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也是当地对华友好组织的坚定支持者。
㈡ 关于中非贸易和如何看待中非关系的演讲稿
中非经济贸易现状
规模增长不断跃上新台阶。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中非贸易，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增速大幅提升。1950年代，中非贸易从1950年的1200万美元增至1960年的1.1亿美元，用了10年时间实现了第一个亿美元的跨越。之后，从1亿美元到10亿美元用了20年时间，从10亿美元到100亿美元也用了20年时间，而从2000年的108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近400亿美元，仅仅用了4年时间。这一时期，中非贸易额每年以接近40%的速度递增，充分显示出中非贸易蓬勃发展的增长势头。
进出口商品结构更趋多样化。近年来，中国对非出口商品构成逐步从纺织、服装、箱包等轻工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和半制成品为主转变。特别是2000年之后，以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为主的产品，逐渐占到中国对非出口商品总额的半壁江山。举例来说，2005年11月，布隆迪一次性采购我国某品牌汽车1740辆，作为布本国军队用车；我国自行研制开发的新舟60飞机也在非洲获得了17架销售合同；2006年1月，山东某公司获得向安哥拉出口110台推土机的一揽子大宗销售合同。家电产品销售更是在非取得可喜进展，每年约有数十万台空调、洗衣机、电动车等进入非市场。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中国自非进口大类为石油和农、林、矿初级产品等。目前，原油、铁矿砂、棉花、钢铁制品、原木、钻石、锰矿砂、铜制品、烟草等，占中国自非洲进口总额的85%。其中，近年来有较大增长的是中非能源贸易。2005年，中国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占总进口量的28%，非洲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海外份额油来源地。
“大经贸”战略发挥出积极效应。早期的对非贸易，主要集中在一般贸易范畴，其中也包含一些由于援助项目带来的出口。但近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大力实施，中非贸易已逐步发展为一般贸易与对外投资、承包工程、对外援助等多种经济合作方式的相互结合，投资带贸易、工程带贸易的特点十分突出。以境外投资为例，自2000年至2005年，国内企业共在非洲地区设立了100多个境外加工贸易项目，这些项目中的70%是以国内设备、厂房和仪器等投资，每年还可带动数亿美元的零配件、主辅料等产品出口。对非承包工程的快速发展，也是带动国内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中国在苏丹实施的石油开发项目，就带动了大批石油钢管等设备出口。
贸易促进平台和政策日益丰富。进入21世纪后，中非贸易关系更加密切，中国同非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同4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与35个国家建立了双边经贸混(联)委会机制，同28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双边鼓励和保障投资协定》，与8个非洲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这些机制和法律框架的建立，为中非贸易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中国政府做出了包括减债等在内的一揽子承诺，表达了加强与非洲平等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真诚愿望。自2005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施行关于《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的货物原产地规则》的规定，为进一步拓宽自非洲国家的商品进口提供了新的机遇。根据上述规定，共有25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190种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给予特别优惠关税待遇。从中国海关公布的统计数字来看，2003年在这190个税目项下，我国从非洲25个受惠国进口的商品总额为0.76亿美元；2004年的进口额达2.08亿美元，一年净增了1.3亿美元。2005年，我国自非洲上述25个受惠国的进口贸易总额达58亿美元，比上年度的39亿美元猛增了47.2%。这一优惠关税措施与其他支持政策一起，构成并不断丰富了对非贸易的政策体系。
总体来看，近年来中非贸易的迅速发展，不仅促进了双方经济发展，也给中非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商品物美价廉，适合非洲市场的消费层次，对提高非洲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自非洲进口的原油、原木、铁矿砂等能源与矿产品，满足了相关领域的发展需求，咖啡、钻石、工艺品等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也受到国内消费者的欢迎。这充分说明，中非贸易的增长是一种利益双赢的关系。
如何看待中非关系
中国和非洲友谊源远流长，基础坚实。中非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始终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和非洲国家独立开创了中非关系新纪元。半个多世纪以来，双方政治关系密切，高层互访不断，人员往来频繁，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其他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效，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协调日益加强。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非洲国家也给予中国诸多有力的支持。
真诚友好、平等互利、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是中非交往与合作的原则，也是中非关系长盛不衰的动力。
㈢ 中国与非洲的友好合作问题
建设和谐世界，需要国家及地区之间在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 中国和非洲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都拥有相同或相近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血与火的奋斗历程，都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身份予以认同，又都面临着共同的发展目标和任务，以及共同的和平、发展、合作的利益诉求。所有这些，使得中非之间在很多涉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都能够达成一致的立场。 在某些人看来，中非友好关系姗姗来迟，而其他人则认为这是一种新型殖民主义。不管怎样，中国正在整个非洲大陆坚定迅速地扩大其存在与影响力，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同行不敢涉足的地区。 在政府的支持和国有企业的带领下，在保障石油供应动机的推动下，仅仅几年，中国的努力已经改变了非洲的投资及贸易格局。直到不久以前，中国在非洲大陆还只扮演“次要角色”，但如今正超越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法国的非洲最重要商业伙伴。 对中国来说，非洲提供了一个新天地：其面积是中国的3倍，人口密度小于中国，还蕴藏着许多中国需要的原材料。安哥拉的原油、津巴布韦的铂金、赞比亚的铜矿、刚果（布）的热带林木、南非的铁矿石：所有这些都列在中国的采购单中。 反过来，中国人也为非洲各国政府提供了许多自己的优势。中国带来快速发展的第一手经验，适应穷国的条件，而且不会顾忌非洲国家的治理标准或人权问题。对于那些更习惯于与前欧洲殖民势力和美国打交道的非洲政府而言，中国正以有别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竞争的方式，迅速成为他们的另一个选择。
㈣ 中非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中非建交有何重要意义
中国元朝与非洲的直接交往不断增加。元世祖曾遣使臣到马达加斯加“采访异闻”，中国著名的旅游大家汪大渊也足至桑给巴尔。中世纪世界四大旅行家之一、摩洛哥人拔图塔也曾访问中国南方的泉州、杭州和广州等城市。我国元朝地理学家朱思本早在14世纪就在地图上把非洲大陆标绘成一个向南伸展的三角形，而欧洲人到15世纪初对非洲大陆的走向仍模糊不清。已故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赞朱思本的非洲图是一项“杰出成就”。
明代是中非古代交往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友好关系已发展到双方官方代表相互访问。我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几次率领由数十艘大船组成的船队，携带大量金银缎匹和瓷器宝钞，代表中国政府访问了现今索马里和肯尼亚一带的东非港口。索马里北部一个名为“郑和屯”的村落就是为纪念郑和访问而命名的。好几个非洲国家也曾先后派使者到中国访问。东非麻林国（位于现肯尼亚境内）国王哇来访问中国抵达福州时去世，被安葬在福建闽县，中国皇帝赠给他以康靖的谥号。麻林国在1415年还直接遣使送来了一头被中国人叫作麒麟的长颈鹿。它长期以来作为祥瑞的象征成为中国诗人和画家吟咏作画的题材。明朝从非洲输入了象牙、犀角、琥珀等珍贵产品和鸵鸟、斑马、长颈鹿等珍禽异兽，中国的特产锦缎、丝绸、瓷器和漆器等珍品也不断流向非洲。
15世纪西方殖民者开始侵入非洲，把非洲推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殖民统治时期。殖民主义者对非洲的征服和瓜分，迫使中非友好往来不得不停顿下来。中国在19世纪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后，中非人民不但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夺了互相交往的权利，而且一同遭受西方垄断资本集团的奴役和剥削。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列强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强迫运到非洲修铁路、开矿山、事农耕，西非达喀尔铁路、刚果铁路、南非的兰德金矿等都渗透着大批华工的血汗。相同的不幸遭遇把中非人民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非洲国家相继独立，中国和非洲各国人民在互相支持中成为患难与共的朋友。中非友好合作关系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考验，得到全面的发展和巩固。
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时期，中国坚定地站在非洲人民一边，全力支持非洲各国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并在道义和物质上给予支持，为他们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做出了贡献。
非洲国家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密切合作。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挫败“中国人权状况”反华议案和“台湾参与联合国提案”、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中国申办奥运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给予中国有力的支持。中国也积极关注和支持非洲和平与发展问题，支持非洲国家成立非洲联盟和实施“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并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
㈤ 怎么看待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非关系升温的背景
中非关系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从全球的视角来看，早在14-16世纪“世界经济或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之前[9]，中国与非洲肯定存在着相互间的交往。中国与非洲当时处在印度洋的两端，两者之间可以进行直接的来往，如明朝的郑和（1371-1433）下西洋与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1304-1377）的旅行；也可以经阿拉伯人或印度洋贸易体系发生间接的联系。[10]
然而，由于中国在14-19世纪中叶、确切地是从明朝建立（1368）到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基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非之间的交往还是非常有限的。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后，非洲虽然处在其边缘地带，但她通过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其他不平等的贸易、自愿或不自愿地进入了这个体系。然后，非洲又逐渐沦为欧洲殖民地或美国的半殖民地（如利比里亚）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撒哈拉以南第一个国家—加纳的独立为标志）。与此同时，中国也遭到了与非洲同样的灾难：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饱尝丧失部分领土（台湾和满洲里）、丧失关税自主权并割让租借的痛苦。这种状况大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因此，非洲国家与中国是从50年代开始重新获得各自的主权，并且是以主权国家的身份缔结双边条约的。1956年，埃及是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非洲国家。
众所周知，中国在60和70年代给予非洲巨大的援助，支持他们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时也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于1971年进入联合国。由于中国当时还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所以，对非洲经济上的支持比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还是相对薄弱的。但是，中国的真诚相助赢得了非洲人民的信任。有中国援建的长达两千公里、历时7年（1969-1976）的坦赞铁路成为那个年代中非友谊的象征。
从70年代末开始，一些非洲国家受制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结构调整计划。而中国开始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以便引进它们的资金和技术。
90年代初，非洲的结构调整遭遇失败，而中国当时因1989年“六·四事件”正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倡加速推进经济改革的步伐。与此同时，非洲国家开始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支持、甚至是强制性的民主化进程，因为他们把结构调整的失败归罪于非洲国家的政治制度。西方国家对中国和非洲一些国家的人权政策横加指责，这种对中国与非洲所施加的外在压力为双方增强相互间的合作提供了机会。
90年代冷战的终结使一些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从非洲退出、而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非援助减半。但是，中国仍维持着与非洲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能源短缺和资源匮乏由此成为结构性的经济问题。这一变化促使中国与非洲经济合作的加强。1994年人民币贬值50％给中国商品出口提供了契机。1997年的香港回归和1998年与南非建立外交关系，促使中非政治合作的加强。同时，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促使中非政治和经济联系出现合流，使中非合作关系进一步升温。
总之，我们可以注意到1971、1994、1997、1998等这样一些年份对中非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含义。当然还有后来的2000和2006年。我们会在第二部分提到。
中非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实践
在政治领域，独立的非洲国家行使自己的主权、投赞成票使新中国于1971年成为联合国一员、并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自9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行使自己的否决权、11次挫败了西方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的《人权报告》、14次拒绝了台湾重回联合国的请求。[11]
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部长级会议”于2000年10月10-12日举行。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44个非洲国家派出了外交部长和经济合作部长。中国还邀请了国际组织和非洲地区组织作为嘉宾出席。《北京宣言》（简称《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是会议发表的两项成果性文件。《宣言》反映了双方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上的共识和加强中非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中非双方一致同意致力于建立中非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
第二次中非合作论坛于2003年12月15-16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率领150名企业界人士与非洲44个国家的13名首脑、70名部长和350名企业家聚集一堂，发表了《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2004-2006）》。与会的企业家还举行了“中非企业家大会”。作为人力资源方面的合作项目，中国设立了“非洲人才开发基金”，承诺在这三年内为非洲培养1万名各类人才。
2006年1月12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防等方面的合作。同年11月3-5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53个非洲国家中除了布基纳法索、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马拉维和斯威士兰，其余48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中有40名首脑出席了这次会议。
北京峰会最终发表了《北京行动计划2007-1009》。该文件强调了中非在五个方面或层次的政治合作：高层次（即部长级以上）的对话和互访，完善政治合作与磋商机制，加强双方立法机构和地方政府的联系，司法和咨询方面的合作，中国与非洲联盟组织、以及其他非洲地区组织的合作。与2006年初的中国对非政策相比较，因考虑政党之间的合作属于党的活动范畴，该文件去掉了政党之间的合作事项。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胡锦涛主席自2003年上任后已经访问了三次非洲，尤其是在2006-2007年的10个月内访问了17个非洲国家，这超过了任何一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包括南非总统塔博·穆贝基。最近一次访问的宗旨是“加强中非之间的传统友谊，贯彻2006年中非峰会的成果，发展务实的合作，寻求共同的发展”[12]。
此外，中国在2003年3月首次派出218名工程技术武装人员到达民主刚果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2004年又派出558名前往利比里亚参与联合国的维和部队。[13]
在经济领域，中国在最近十来年对非洲的贸易和投资增长迅速。从1993年开始，中国对非洲的贸易先后超过了葡萄牙、日本、印度、意大利、英国和德国，到2004年成为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14]双方贸易额从2000年100亿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400亿美元，使中国占到了非洲市场份额的6.8％，并且超过美国（5.8％）。[15]
1979-2002年中国每年在非洲的直接投资（FDI）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10％左右。2004年达3亿多美元，虽然比2003年（7,479万美元）增长了四倍以上，但是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55亿美元）不到6％，占整个非洲直接投资（180亿美元）不到2％ 。[16]。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非洲2005年创三十年经济增长率最高，即5.8 %，这部分归功于中国的投资。[17]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项目涉及贸易、加工生产、资源开发、交通和农业发展等。
到2000年峰会召开时，中国援助非洲的项目总计有800多项、金额累积已达444亿元，主要用于建设纺织厂、水电站、体育场、医院和学校等。同时，中国政府也鼓励和支持企业家到非洲投资和建厂。对中非双方有益的合作，如贸易、农业、基础设施、矿产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业等已经付诸实施。[18]
中国第一次在 2000年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三年内减免非洲最贫困或债务最重国家的100亿元。到2002年6月，中国已经取消了非洲31个国家的109亿债务，实现了自己的承诺。鉴于中非贸易之间的不平衡，中国又取消了来自28个非洲国家的190种物品的进口税。
除了以上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实践外，中非之间还保持着社会和文化的交流，譬如医疗援助、文化团体的互访和演出、以及为迎接奥运而开展的＂同心结＂小学生联谊活动，等等。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三、中非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差别
经济改革以前，中非关系更侧重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交往，一方面支持非洲抵制苏联的扩张，另一方面是发展与非洲独立的合作友好关系。还有，这个时期的中非交往完全是由国家主导的。而现在，经济利益成为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话题。自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开始，中非企业家会议也同期召开。中非出现了不同层次的交往，中国人可以凭个人的身份去非洲十国（埃及、南非、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毛里求斯、塞舌尔、坦桑尼亚、突尼斯、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旅游或去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经商。非洲也加大了经济开放度。
90年代，中非贸易增长了700％。中国已经有674家国营公司在非洲扎营，而且深入非洲一些具有潜在的赢利部门，如矿产、木材和电信行业。西方国家认为这些部门收益少，因而放弃了对这些部门的投资和经营。中国提出对赞比亚的钱博兹铜矿进行再开发，并在加蓬被认为是储备枯竭的石油地区进行研究和开发。2004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达9亿美元，占非洲地区总投资150亿美元的6％。[19]
中国在非洲有数千个投资合作项目正在进行之中。位于世界同行225个公司中排名第43位的中国公路和桥梁公司一家就拥有500项工程。中国还进入了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尔的通信行业，获得一部分刚果采石和矿业总公司的合同，更新肯尼亚境内从蒙巴萨到内罗毕的铁路，并且为尼日利亚发射了人造卫星。中国有25％的石油来自几内亚湾和苏丹内陆地区。在苏丹名列前十五位的外国公司中，中国占据了前13位。这无疑对非洲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从非洲的角度来看，用位于约翰内斯堡的维特瓦特斯兰德大学（Witwatersrand）南非外交事务研究所的副主任莫勒茨·穆贝基（Moeletsi Mbeki）的话说，中国使南非这个最大的非洲伙伴突然同时面对“诱人的合作和可怕的威胁”。“我们出售的初级产品，买进的是制成品，从而导致我们的贸易赤字。难道我们不是在重复旧的历史吗？”[20] 话出有因，南非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从1992年的2,400万美元扩大到2001年的4亿美元。
另外，美国前国务院非洲事务助理沃尔特·坎斯特纳（Walter Kansteiner）批评中国目前的这种对非关系就象是“海啸（Tsunami）”[21]。
然而，中非关系也受到许多人的赞扬，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说因为这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比起西方，中非之间的牢固关系将更有益于非洲，因为西方的援助都是有条件的”[22]。南非斯泰棱博克大学（Stellenbosch）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马丁·戴伟斯（Martyn J.Devies）说“中国是非洲最坚定可靠的贸易参赛者。看来中国在非洲将取代西方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中国不是新殖民主义，而是一种正在发展的全球性力量。面对这股力量，非洲必须务实地与之结盟”[23]。
正是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区分中国国家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当前的对非政策一方面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试图对贸易上的混乱进行重新整顿，譬如规制一些从事矿产品非法贸易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国家能在这方面起到作用。否则，那些在加丹加矿上的“淘金者”虽然有很多是出于生存的目的、仍将在一种非人的状况下继续工作。鉴于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一直是在试图削弱并且已经削弱国家的作用，我们更应当把当前的中非关系看成是全球化过程中双方国家力量的合作、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提升其作用。
至于“新殖民主义”的问题，应该说与中国相去甚远。1884-1885年柏林会议上是15个欧洲国家讨论如何解决他们之间的刚果河危机、并规定对非洲进行“有效占领”的原则，其结果是导致非洲殖民地的建立。[24]这种殖民地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种族主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摧毁了强加于人的殖民统治制度。但由于殖民经济结构的延续，西方仍然控制着非洲的经济命脉，使非洲许多国家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这才在学术界出现了表述这种情形的“新殖民主义”。而今天令人瞩目的中非峰会，则是在双方领导人平起平坐的情况下共同商讨非洲的发展和相互间的合作。况且，中国政府在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上所采取的行动还是很谨慎的。双方在经济上的合作项目也是尽量避开会引起与其他强国的竞争，在政治上则始终维持着与发达国家和非洲联盟的磋商和联系。
四、中非关系的影响
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虽然众说纷纭，但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到中非关系对今天的世界同时存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就积极影响而言，首先是中非政治经济关系的升温增强了双方的相互了解。中非贸易增长多少改善了国际市场体系的结构，因为中国对非洲初级产品的需求提高了市场价格，譬如原油、铁矿石和棉花。这些初级产品价格的提升可以使非洲的得到一定的利益。[25]
其次是中非关系重新引起欧美对非洲大陆需求的关注。法国人说“中国和美国对非洲总是表现出最大的兴趣。没有比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研究非洲！”[26] 比利时列日大学（Liège）在2007年1月举行的讨论会上提到“刚果—比利时：未来矿产部门发展具优先伙伴关系”[27]。可以想象，比利时退出其刚果殖民主义地已近半个世纪，但她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矿业一直是关注的。由于两国之间有过一段的共同历史（1908-1960），比利时现在仍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权。
再次是中非关系的发展可以加强双方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援助和道义上的支持，如抵制西方的人权报告，增加发言权。
至于消极影响，首先是上面已经提到的中国人对非洲国家及其人民的了解不够，双方的生活习惯、社会法律、思考方式存在较大的区别。还有，国家利益和私人企业或个体商人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由此就会出现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
其次是中非双方在吸引发达国家的外资和技术上存在着潜在的冲突。由于中国一些工会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OIL）的支持下、正在要求增加工资，而非洲的工人将可能降低生产的成本，从而在吸引企业家投资上展示其竞争的优势。
再次是中非贸易发展之迅速对普遍的贸易伦理产生了疑问，也就是说谈判桌下的腐败。据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IAGS）主任伽勒·路福特（Gal Luft）估计：“中国正在倾向于用一种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抛掉的方法行事，即谈判桌下的行贿。一些非洲国家因为可以从中获利，他们更愿意与中国、而不是与西方的公司合作，因为后者的行动底线是要求对方财政公开化，公开发表资金的用途。”[28]虽然这种猜疑和指责有其道理，但是在伦敦金融市场上购买非洲大企业的仍然是欧美强国、而且非洲许多大公司的总裁是欧洲人。后者也难免将非洲的财产放入自己的腰包，而且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任何监督。[29]
几点结语
不管怎么样，中非关系成为今天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对研究者来说这是一座有待开发的金矿，尽管已经有不少先驱者了。但是她的发展还是令人兴奋的。我们不能预言这一关系的将来，但我们应该希望她是走在一条又长又好的路上，最终是趋向至少是双方利益结构的平衡。
为了达到中非关系的平衡发展，中国可以和南非一起工作。还有，欧洲与非洲的关系有积累数百年、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不应该忽略这一点。
不管怎样，大家应当知道：中国不是非洲的救世主，非洲也不是都处于瘫痪状态。我想以比利时工程师让-雅克·萨凯的话做结语，他在回忆录《从加丹加联合矿业到采石和矿业总公司》的结尾写道：“……黑非洲发展的唯一可能性有赖于完全成功地取得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新）南非。因此，南非应该用一种完全人道的、为其他国家愿意接受的方法来指导黑非洲的发展”。[30] 中国正在与南非共同努力。[31]至于他们所做的努力及其成果有待另一篇研究论文，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的杨立华研究员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总之，中非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虽然受到资本主义主宰的世界体系的限制，但反过来对该体制产生影响。我们期待中非关系的发展能够克服自身的弱点、努力促使今天的世界体系朝着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etudes)
㈥ 我国发展中非关系方面的基本政策是什么
中非关系的主要特点是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具体内容有三个方面：
政治上，中国和非洲应当成为彼此信赖、相互支持的战略伙伴。中非之间要保持高层交往和对话，增进各种形式的人员往来，推动中非友好更加深入人心；要坚持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彼此自主选择发展道路；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共同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
经济上，中国与非洲应当成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中非要共同致力于加强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促使经济全球化向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要开展形式多样的经贸合作，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中国政府将认真落实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提出的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的五项举措，继续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我们也热情欢迎非洲企业来中国兴业。
文化上，中国与非洲应当成为推动文明进步、建设和谐世界的交流伙伴。中非要加强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包容、平等对话、取长补短、共同繁荣；要加强中非文化交往，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中非传统友好是双方的共同财富。全面深化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的长期战略选择，也是新世纪中非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
㈦ 新中国成立后,中非之间友好交往有哪些
民间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立于1960年的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
（以下简称中非友协）是成立较早的民间外交团体，40多年来紧密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坚持增进中非人民之间的友谊，为推动中非政治友好，促进中非经贸合作，加强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中非友协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民间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具有重要地位，中非友协是推动中非民间外交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与非洲民间友好往来的主要形式是中非人民在反帝反殖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和友好合作。中国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发展民族经济，从政治、经济和人员培训方面支持非洲未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同时也帮助已独立的国家发展民族经济。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与中国密切合作，为打破西方大国对中国的外交封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鼎力相助。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对外交往日益广泛，目前同53个非洲国家中的47个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中国与非洲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保持以往传统友好合作的同时，逐渐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各领域展开交流与合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中非友协始终坚持以“广交朋友、深交朋友”的方式开展对非民间工作。非洲国家对华民间友好组织是中非友协在非洲最基本、最可靠的朋友。这些组织由当地对华友好人士组成，为宣传中国建设成就、传播中非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友协专门设立了“人民友好使者”奖，表彰那些长期从事对华友好工作的协会负责人，马达加斯加中国友协会长克雷桑·拉克托菲琳加曾荣获此奖。
中非友协十分重视广交非洲各界朋友，特别是结交“有影响力”的非洲上层人士。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非友协邀请众多非洲政要以友好人士的身份访华，其中包括莱索托王后、南非祖鲁王、阿尔及利亚宪法委员会主席、塞舌尔前总统、科特迪瓦国民议会副议长、马达加斯加副议长、吉布提内政部长、埃塞俄比亚能力建设部长、厄立特里亚宏观政策和国际经济合作部长、公共工程部长和旅游部长、乌干达总统事务部长、塞拉利昂总统事务部长等。通过友好访问，他们进一步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为中非友好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2003年1月，中非友协热情周到地接待了乌干达总统事务部部长布凯尼亚访华。布凯尼亚回到国内时，从飞机场直接前往中国驻乌干达使馆，参加使馆组织的中国春节联欢活动。他在联欢会上介绍访华观感，赞扬中国的经济建设成果，畅谈乌中友好合作前景，并郑重地对在场的华侨华人表示，“你们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来找我，我就是你们的同胞，我是‘黑皮肤的中国人’”。布凯尼亚当选为乌干达副总统后，为促进中乌友好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非地方政府交流与合作是加深中非人民友好感情的重要纽带和渠道。自1982年湖南省长沙市与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以来，已陆续有28个省市与非洲各国结成了69对友好省市关系。通过不断巩固和加强中非友好城市、友好省份之间的关系，使中非友谊延伸到基层，进入寻常百姓家庭。
中非友协还通过“以官带民”结交非洲官方人士，带动非洲民间对华友好活动；通过“以友促经”促进中非经贸领域的合作；通过“以文促友”巩固中非友谊的基础。中非友协计划近期设立“中非友好贡献奖”，用于奖励那些长期从事对非工作的中国人，让中非友谊更加深入中国百姓心中。
㈧ 新中国成立后，中非之间友好交往的例子有哪些
48个非洲成员国代表与会，将审议北京峰会成果文件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记者林立平熊争艳）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高官会1日在北京开幕。来自中国和论坛所有48个非洲成员国的代表与会。北京峰会中方筹委会秘书长、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和论坛共同主席国埃塞俄比亚政府论坛特使、驻华大使海尔基洛斯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词。
中非合作论坛高官会是论坛框架内的重要会议，本次高官会为期两天，将审议北京峰会成果文件，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做最后准备。会议由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长许镜湖和海尔基洛斯共同主持。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高官会开幕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记者林立平熊争艳）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高官会1日在北京开幕。来自中国和论坛所有48个非洲成员国的代表与会。北京峰会中方筹委会秘书长、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和论坛共同主席国埃塞俄比亚政府论坛特使、驻华大使海尔基洛斯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词。
翟隽说，6年前，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创立了中非合作论坛，不仅巩固了中非传统友谊，也为新形势下中非加强合作，共谋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今年是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50周年。值此重要年份，召开北京峰会必将把中非友好推向新的高潮，也将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
海尔基洛斯说，非中关系建立在真诚友好、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召开以来，非中双方在贸易、人力资源开发、农业、文化、旅游、医疗卫生和其他领域的后续行动进展顺利，非中互利合作不断发展。北京峰会的召开必将进一步推动非中友好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中非合作论坛高官会是论坛框架内的重要会议，本次高官会为期两天，将审议北京峰会成果文件，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做最后准备。会议由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长许镜湖和海尔基洛斯共同主持。>（来源：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