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有哪些
其实这个定义我也不是很确定,不过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好象跟你说的主题相关,请参考,希望对你有点用。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刘力）传统观点认为，发展中大国由于国内市场广阔，国内贸易潜力大，对外贸易的重要性降低，因此应该实行依赖国内市场和国内贸易的内向型的贸易战略。笔者对此持不同看法。理由很多，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传统观点忽视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动态利益。本文将以对外贸易的动态利益为依据，分析对外贸易（以下按惯例直接称为“贸易”）对于发展中大国的重要性，并对发展中大国的贸易战略选择问题加以探讨。 一、贸易动态利益的一般分析根据国际贸易的基本原理，一国总是致力于出口本国能用比较低廉的成本生产的产品，进口本国在贸易前要用比较昂贵的成本生产的产品，从而在资源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增加本国的经济福利。这就是贸易的静态利益。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交换中获得的收益，即通过贸易可以获得本国不能生产的产品或者国内生产成本太高的产品，使消费者得到更高水平的满足；二是从专业化获得的收益，即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专门生产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可以提高本国的资源利用效率。贸易的静态利益反映了在资源总量、生产成本、技术状况等都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贸易的作用。这时贸易的作用仅在于实现贸易发生前本来已经存在的潜在利益，因而无法真正反映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实际上，贸易还具有更加重要的动态利益，即贸易可以促进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改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就体现在其动态利益上。下面我们从产业演讲、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1．贸易促进产业演进产业结构的不断高级化是长期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贸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产业结构的演进：第一，通过参与贸易活动，一国可以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围绕比较优势发展自己的产业。一方面，贸易所导致的生产专业化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大大促进本国优势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外生产要素的进口，可以克服本国的要素瓶颈，使本国优势产业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随着本国比较优势的变动，产业结构也不断趋于高级化。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往往劳动力丰裕而资本和技术短缺，这时通过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就可以导致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国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不再丰裕，而资本和技术也不再短缺，该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就随之发展起来，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第二，贸易可以为新兴产业的建立提供市场条件。在一国建立新兴产业时，国内需求往往不足以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这时，贸易就可以通过提供新的需求支撑这一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在一国的需求结构同资源结构不一致时，以该国的优势资源为基础的产业的发展，如果离开了贸易，几乎不可能建立起来。例如，如果没有国外需求和对外贸易，中东国家的支柱产业——石油工业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第三，贸易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产业演进的效率。2．贸易促进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带动因素，贸易也可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贸易是一国技术进步所需技术的主要供给渠道。一国的技术进步需要大量的技术，这些技术仅靠自身发明远远无法满足。“世界文明的发展，是由十分之一的独创性和十分之九的移植组成的。”〔①〕这一点在现代经济中越发显得重要。一方面，现代经济发展对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技术进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现代技术发明越来越具有集合性、规模性和国际性，任何一国的技术发明日益离不开外部世界，都不得不大量引进国外的现成技术，尤其是基础和原生技术。可以说，任何一国哪怕是最发达的国家，离开了国外技术的进口，都无法维持本国长期的技术进步。 第二，贸易具有重要的“技术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效应和“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效应。所谓贸易的“技术外溢”和“边干边学”效应，是指通过贸易活动可以间接地带来外国的先进技术，并且，这些先进技术可以“外溢”到国内的其它行业。“……在进口物资时还可带进新产品、新技术、新标准和新概念，以及如何掌握它们的技术援助。实际上，贸易是与企业家以及诸如工业工程师等技术专家的进进出出相随而行的，由于他们的进进出出信息流形成了，技术也穿过国界而转移。……出口各种制成品可以从外国买主那里得到关于各种问题的建议和技术援助，这些问题涉及全部从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到成本计算的业务。”〔②〕第三，贸易为技术进步提供强大的动力。“……对外贸易是国际竞争所形成的各种刺激与压力的原因，而国际竞争又被视为实际掌握技术和赶上国外竞争者标准的主要动力。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学习出口业务甚至试图出口制成品是很有价值的。同样，进口竞争也能有利地促进产品性能的改进，……进口竞争帮助除去毫无希望的低效率的国内企业，同时促使其他企业进行更大的努力和谋求更高的性能标准。”〔③〕 3．贸易促进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两翼，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同样重大。与促进技术进步相类似，贸易也可以促进制度创新。首先，许多制度作为贸易商品可以引进，从而扩大制度创新的选择集合，节省制度创新的成本。一方面，通过引进制度，可以得到节省在“基本社会科学”方面的投资费用；另一方面，在引进制度的同时，还可以借鉴他国维持和巩固新制度的现成经验，从而节省制度创新过程中的维持费用。其次，贸易也可以通过“外溢”效应和“边干边学”效应，促进整个国家的制度创新。贸易活动增强了国内外的信息交流，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有利于形成制度创新所需的意识形态基础。同时，对外贸易部门往往是新制度的最先采用者，其作用类似于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对于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通过学习效应可以把新制度外溢到其他部门。再次，贸易也可以从需求方面拉动制度创新。一方面，贸易导致市场和经济规模的增大，迫切需要制度创新以降低交易费用；另一方面，贸易所带来的外部竞争迫使国内经济主体去积极进行制度创新。19世纪，新古典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中早就明确指出：“确定国家经济进步的原因属于国际贸易的研究范畴。”这句话精辟地说明了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演进方面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技术进步日益迅猛、经济结构日新月异的当代世界经济中，贸易在促进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动态利益越发显得重要。 二、从贸易的动态利益看发展中大国贸易的重要性传统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大国国内市场广阔，国内贸易机会多，依靠国内市场就可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下降，与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似乎无关紧要。传统观点之所以忽视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其依据是对外贸易等同于国内贸易，国内贸易可以替代对外贸易的功能。正如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所言：“从供给方企业的角度看，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企业实现产品价值的最后阶段，是再生产得以维持和扩大的关键，企业也必须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之间进行选择；出口和国内销售的总量反映了企业占有市场的大小，生产价值的多少，以及所能获得剩余的多少。正是这种功能的一致性决定了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之间的替代关系……。”〔④〕既然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那么，对于国内贸易机会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对外贸易显然是处于次要地位的。的确，如果单纯从静态来看，对外贸易仅仅是“产品价值的最后实现阶段”，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转换的途径。这时，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就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功能可以由国内贸易来代替。但是，单纯从静态的角度来演绎对外贸易的功能是片面的。因为对外贸易不仅具有静态利益，而且还具有许多不可或缺的动态利益，这些动态利益是国内贸易所完全不具备的。包括发展中大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在于建立现代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现代化。而对外贸易是引进现代经济结构不可或缺而又迅捷高效的重要途径。同时，在存在众多先进国家的条件下，通过对外贸易等手段来移植现代经济结构，不仅可以使发展中国家享有“后发优势”，而且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维持生存的需要。因为仅仅依靠发展中国家从内部演化出现代经济结构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而早就在同先进国家的竞争中被吞噬掉了。“闭门造车”和“落后就要挨打”虽不同源，却往往相伴！当然，任何激情都代替不了理论。下面我们从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三个动态方面来具体说明发展中大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1．贸易与发展中大国的产业演进上文所阐述的贸易在一国产业演进过程中的作用完全适用于发展中大国。不仅如此，贸易对于发展中大国的产业演进来说还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是世界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反映，因此，贸易可以为后进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的演进提供信号和方向。这是发展中大国所享有的“后发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二，通过对外贸易，参与国际分工，可以吸纳来自先进国家转移过来的已经成熟的产品和产业，从而加快产业结构演进的步伐。第三，发展中大国受资源尤其是资本短缺的制约，不可能选择均衡的产业发展模式，只能走不均衡发展的路子。而对外贸易是产业不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日本学者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理论和美国学者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形象地描绘了贸易推动后进国家产业发展的动态过程。“雁行产业发展”理论是赤松要通过对日本棉纺业发展过程的考察总结出来的。该理论认为，一般后进国家产业的发展基本上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首先是进口阶段。当对某产品的需求增长，国内生产困难而又有供给条件时，只能通过进口来满足。其次是国内生产阶段。产品的进口为该产品的国内生产创造了市场条件，随之而来的是技术、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成熟。当国内具备生产条件时，便由国内生产替代进口。最后是出口阶段。随着国内生产条件的成熟和规模经济的利用，该国在该产品的生产上就具有了竞争优势，该产品就转为向国外出口。上述“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过程在图形上可以描述为三只飞翔的大雁，形象地反映了贸易对后进国家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则从产品创新的角度描绘了贸易推动产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根据这一理论，新产品的生产一般开始于某个发达国家，该国最初就垄断了这种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随着其它发达国家市场的开发和生产技术的定型化，这些国家将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产地和出口供应商。当该产品在全世界已被广泛了解，生产技术已经标准化时，发展中国家凭借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取代发达国家成为主要的生产地和出口商。 2．贸易与发展中大国的技术进步如果说贸易是任何一个国家技术进步都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贸易则是发展中大国技术进步的首要条件。可以说，没有包括技术贸易在内的对外贸易，便没有发展中大国的技术进步。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中，贸易具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即对外贸易是“现代技术的基本进入通道”。上文已经谈到，现代技术创新是世界性的，任何国家的科学技术活动，都必须也只能以世界上现有的科技成果为前进的基础。这一点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在始于西方工业革命的现代经济中，绝大多数经济技术和方法都发韧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必须积极地进口这些技术和方法。例如，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发展中国家在1967～1979年世界发明专利中所占份额仅为0．4％，在1975～1980年世界工业设计专利中所占份额仅为1％，在1975～1980年世界商标中所占份额仅为3．6％〔⑤〕。固然，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技术创新也很重要，但这必须建立在充分利用国外现成的技术尤其是基本技术的基础之上。否则，仅仅靠闭门造车或者主要靠所谓“独创”，就不可能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从实践来看，凡是成功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后起国家，无一不重视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吸收。日本、巴西和韩国就是比较典型的范例。国内外许多学者在论证贸易、技术进步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贸易和技术进步对立起来，以贬低前者的作用。如刘易斯所言：“长期的增长发动机是技术变革；除了在开始阶段奠定发展基础之外，国际贸易不能代替技术变革。”〔⑥〕当然，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贸易不可能代替技术变革的作用，但不能因此就贬低贸易的作用。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革本身也离不开贸易。 3．贸易与发展中大国的制度创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认识到，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安排。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贫困的制度均衡陷井”。即尽管贫困，但人们仍然满足于既定的制度安排，无意或无力改变现行制度。要打破“贫困的制度均衡陷井”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是缺乏可以带来经济发展的制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自然环境、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人们也缺乏制度变革的需求。对于发展中大国来说，要打破“贫困的制度均衡陷井”尤为困难。例如，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在普遍缺乏专利保护制度的现实条件下，新制度供给的外部性将更加突出。又如，人口众多所导致的群体依赖心理使得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难以脱颖而出。在发展中大国内部存在“贫困的制度均衡陷井”的情况下，外部因素的引入和冲击对于制度创新就显得至关重要。而贸易是引入外部因素的基本途径。这样，上文所述的贸易促进制度创新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大国来说，不仅没有丝毫的减弱，反而大大增强。尤其是与现代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主要发韧于发达国家，这些现代经济制度主要通过贸易的方式进入发展中大国。另外，贸易所带来的信息交流、制度变革的示范效应和国际竞争压力对于发展中大国的制度创新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综上所述，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在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中，贸易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固然，发展中大国具有国内市场广阔、国内贸易机会多的优势，但它绝不能取代对外贸易的作用，尤其是在产业结构演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经济发展的动态方面的作用。 三、追求贸易的动态利益：发展中大国的贸易战略选择既然贸易的动态利益在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发展中大国在选择贸易战略时，就必须高度重视对外贸易的作用，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借国内市场广阔而忽视对外贸易的作用。尤其是要通过选择适宜的贸易战略，充分享有贸易所带来的动态利益。1．发展中大国应该把追求贸易的动态利益作为贸易战略的 基本目标按照战略目标的不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战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追求静态利益的贸易战略。在该战略中，尽管贸易的发展客观上可以带来一定的动态利益，但发展贸易的基本目的在于追求贸易的静态利益，即只是在现有资源和技术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增加本国的经济福利。至于贸易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动态利益则不是该战略追求的主要目标，该战略实施后，贸易的动态利益也不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资源小国所实行的“初级产品出口型贸易战略”就是典型的追求静态利益的贸易战略。“初级产品出口型贸易战略”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单纯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来换取他国的工业制成品且主要是消费品，以满足本国消费的需要，而不是通过贸易来谋求建立现代经济结构。另一种是追求动态利益的贸易战略。与追求静态利益的贸易战略相反，该贸易战略的基本目的在于追求贸易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动态利益。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就属于追求动态利益的贸易战略。该战略又称“出口替代型贸易战略”，即根据国际比较优势，通过以制成品来替代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同样是实现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就要求其贸易战略必须有利于享有贸易促进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动态利益。更进一步，如果说某些资源小国仅仅凭借初级产品的出口就能维持本国居民的正常生活，从而可以实行追求静态利益的贸易战略的话，那么，对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仅凭初级产品的出口是无法维持本国居民的生存的，也就无法实行追求静态利益的贸易战略。而且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呈不断恶化的趋势，这对于发展中大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发展中大国应该以追求动态利益作为其贸易战略的基本目标。2．发展中大国应该实行开放型的贸易战略80年代之前，由于受贸易的作用无足轻重甚至有害无益的传统理论的支配，包括发展中大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实行以国内生产来取代进口、以国内销售来代替出口的内向型的贸易战略。这种战略实行的结果非但没有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而恶化了本国的资源配置状况，拉大了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把41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按贸易战略的开放程度分为强外向型、中等外向型、中等内向型和强内向型四类。这些发展中国家中，既有小国，也有大国。例如巴西为中等外向型国家，墨西哥为中等内向型国家，而印度为强内向国家。这一研究表明，无论国家大小，贸易战略愈是开放，经济实绩愈优；贸易战略是内向，经济实绩愈差：强外向型国家1975～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05％，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3．2％；中等外向型国家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35％，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85％；而中等内向型国家、强内向型国家同期的指标仅分别为3．35％、－0．2％和2．25％、－0．5％〔⑦〕。内向型的贸易战略实行的结果之所以如此糟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该战略排斥贸易利益尤其是贸易的动态利益。而实行开放型贸易战略之所以成功，最根本的原因也在于该战略可以充分享有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尤其是动态利益。80年代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纷纷改弦更张，实行贸易自由化，变内向型贸易战略为开放型贸易战略，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对于拥有广阔国内市场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也必须实行开放型的贸易战略。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充分享有贸易的动态利益，才能通过贸易活动来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3．发展中大国的贸易战略必须重视进口贸易的作用由于重商主义的概念根深蒂固，人们在谈及贸易的作用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调出口的作用而忽视进口的作用。例如，从罗伯特逊和纳克斯的贸易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学说，到人们对“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高度评价，都是从出口的角度出发的。上文提到的“内外贸易替代”论的观点也是仅仅从出口的角度出发，只不过得出的是否定对外贸易的结论。其实，对于发展中大国来说，进口的作用与出口的作用同等重要，甚至比出口更重要。因为发展中大国要充分享有贸易的动态利益，首先必须依赖于进口：国外现代技术、制度等经济结构的吸纳和移植，如果离开了进口，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贸易活动本身而言，进口可以说是发展中大国贸易的基本目的和出发点——发展中大国贸易活动的基本目的就是进口国外的先进经济结构，进而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这里，出口基本上成了为进口服务的手段——为进口提供外汇支持。强调进口的作用是国内市场较为广阔的发展中大国的贸易战略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也是发展中大国开放型贸易战略同发展中小国“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的根本区别。当然，发展中大国在选择贸易战略时，不能仅仅从追求贸易的动态利益这个单一因素出发，还必须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但是，发展中大国选择贸易战略必须依据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能充分享有贸易的动态利益；二是要尽量发挥国内市场广阔这一优势。两者必须兼顾，不可偏废。基于这一考虑，笔者提出一种适用于发展中大国的新的贸易战略——“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即以国际比较优势为依据，以国内市场为依托，以适度保护为辅助，全面对外开放的贸易战略
『贰』 斯密提出的国际贸易理论被称为什么
斯密提出的国际贸易理论被称为绝对成本说
1776年 Adam Smith出版了《An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Wealth of Nations》（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批评重商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创立了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的创始人。
在国际贸易方面，他强调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好处，强调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强调国际贸易的双方互利性，从而提出自己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The Theory of Absolute Cost or The Theoryof Absolute Advantage）。
绝对成本说是适应历史时代的需要，代表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提出的一种国际贸易理论。
绝对成本说的基本逻辑：
自然和获得性优势不同→同种商品生产效率不同→单位产品绝对劳动成本不同→单位产品的价格国际差别→跨国商品套利交易→产业结构和相对价格结构优化调整→两国生产专业化程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各种产品产量增加→各国消费水平提高（贸易双方都获利）。
主要论点
①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天然倾向――交换。例如分工对制针业的生产率提高。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点理由：提高生产者熟练程度；节省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劳动时间；有利工具的改进和发明创造。
② ②分工的原则是绝对优势
③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条件Natural Endowment
绝对成本说的积极意义
⑴第一次用劳动价值论说明国际贸易的利益和基础，为科学的双方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⑵反对重商主义的锐利武器，加速近代工业的发展。
⑶最大贡献在于说明国际贸易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双赢）
绝对成本说的不足之处
⑴不考虑需求因素，无法说明均衡价格如何确定，因而就无法解释国际贸易的收益分配问题，即谁获利多少问题。
⑵产业结构和价格调整一步到位的理论逻辑与现实的缓慢到位不相符合。
⑶适用范围有限。必要条件是每个国家必须有一种绝对劳动成本低于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否则他就无法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要考虑绝对成本说失效。
⑷单一的成本优势只是影响国际贸易格局的众多因素之一。
『叁』 请问保罗—克鲁格曼对国际经济与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
亚当·斯来密的“绝对成本”理论的自主指是绝对优势理论，指各国在生产同样产品时，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差异所导致的各国之间生产优势的不同，因此各国应专门生产本国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品。
亚当·斯密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创始者。在其代表著作《国富论》中，他提出了国际分工与自由贸易的理论。在对其理论的论述中，斯密首先分析了分工的利益。在他看来，适用于一国内部的不同职业之间、不同工种之间的分工原则，也适用于各国之间。他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其适宜于生产的某些特定的产品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进行交换，则对所有交换国家都有利。
绝对成本学说这一学说从劳动分工原理出发，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原理，克服了重商主义者认为国际贸易只是对单方面有利的片面看法。这种贸易分工互利的双赢思想，到现代也没有过时，将来也不会过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双赢理念仍然是当代各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贸易的指导思想。
成本=机会成本=经济成本，边际机会成本=边际成本。
『肆』 美国主导的雁行模式是什么呀而我国该怎么面对
雁行模式
雁形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理论，是指依据技术差距论，对于早期模仿国可能向后进版模仿国发展贸易，形成与权创新国相关对应的理论格局。在国际贸易具体实践中，发展中国家把从欧美等技术先进国家引进技术生产的商品，进一步向最不发达的国家转移。
『伍』 什么叫东亚雁行分工体系
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由于成功实施了以政府主导性、出口扩张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日本经济在战后的重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70、80年代以来，作为在东亚地区唯一的经济发达国家，日本开始逐步向东亚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东亚雁行国际分工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东亚雁行发展模式”。
“雁行模式”的提法起源于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在这一理论模式中，赤松要认为，日本的产业发展实际上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四个阶段，因为这四个阶段呈倒"V"型，在图表上酷似依次展飞的大雁故得此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日本学者引用赤松要“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将战后东亚地区国际分工体系和经济发展过程也喻为一种“雁行形态”或“雁行模式”。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基本内涵是：战后以来，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潜在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依次转移到东盟诸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80年代初，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勾勒出一幅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图景，在他们之间形成了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
http://www.woaishang.com/life/info/20220-1.htm
http://www.chinavalue.net/showarticle.aspx?id=11563
『陆』 我国如何更好的参与国际分工
一、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及中国所处的不利地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作为生产的社会化和分工高度发展的产物，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并最终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优配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分工格局大致发生了以下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由工业经济时代的水平国际分工逐渐转变为信息经济时代的垂直国际分工；二是发达国家把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把这些产业（也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上述两方面的变化产生了垂直专业化的国际分工格局，这种垂直专业化具有如下特点：（1）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分为一系列连续的阶段；（2）两个或多个国家参与上述生产过程，其中每个国家从事一个或一个以上专业化阶段的生产，而不是从事所有专业化阶段的生产；（3）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至少有一个生产阶段跨越国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种国际分工格局大致呈金字塔型：美国处于这个金字塔的最顶端，其他各个发达国家构成了金字塔塔身的顶部，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金字塔的底部。其实质是由美国等发达国家组成创新中心和设计中心，主要从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生产，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组成了制造中心，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以耐克运动鞋的生产过程为例，其产品的研发与设计阶段主要集中于美国，鞋品元件的制造在中国台湾省和韩国，鞋品的组合在中国台湾省、中国大陆省、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至于最后的营销和配送，则以北美和西欧为主。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创新中心和设计中心）处于价值链的高端，可以获得大部分的附加值，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中心）则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只能获得少量的附加值。大部分附加值流入发达国家以后，会形成强大的购买力，进而促使其成为消费中心，并成为对其国内经济增长的持久推动力，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获得的附加值甚少，不利于其国内需求的稳定增长，使其国内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二、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中的主体地位使中国所处的地位更加不利
当前，跨国公司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行为主体，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2年，全世界共有64000家跨国公司,它们拥有87万家海外子公司，雇佣了5300万海外员工，海外子公司实现增加值3.4 万亿美元，约占世界GDP 的十分之一。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行为主体，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利益分配过程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已经成为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代言人”。它们从提升全球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往往把决定竞争优势的核心技术研发留在母国，而把生产和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东道国。这种技术依赖使得东道国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和生产环节，并且整个国家的经济受跨国公司行为的影响程度逐渐加大。目前，跨国公司大都以发达国家为母国，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缺乏自己的“代言人”，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分工格局的不平等程度，使得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其中所处的地位更加不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越来越呈现出生产国际化、经营多元化、交易内部化和决策全球化的特点，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其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资源，形成全球性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体系。其中交易内部化的特点使公司内部交易成为跨国公司总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全球跨国公司内部交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已达33%。而转移定价是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最大特点，它是跨国公司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这种转移定价会对东道国造成税收流失、资本外逃等后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目前，我国境内的跨国公司普遍采取转移定价策略，其突出表现就是我国外资企业在普遍“亏损”的情况下坚持生产经营，甚至不断增资扩产。中国冰淇淋市场第一品牌拥有者和路雪（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路雪”）的财务报表显示，和路雪自成立以来年年都是巨额亏损，9年来累计亏损1.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2亿左右。对此，人们不禁产生了质疑：这还是那个在市面上卖疯了的和路雪吗？对此，中央财经大学刘桓教授分析指出，和路雪的连年亏损，是外资企业充分利用中国税收优惠政策的典型。和露雪之所以能在连年巨亏的情况下持续经营，就是因为它采取的是转移定价策略，这种做法虽然牺牲了自己的账面利润，却为其母公司的全球战略做出了很大贡献。和路雪的连年巨亏，只是我国跨国公司转移定价行为的冰山一角。根据刘桓的研究，国内跨国公司60%～70%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转移定价行为。据国家税务总局官员估计，目前我国40万家外企中有60%亏损，年亏损额达1200亿人民币之巨。根据刘桓等的调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境内有30%的外资企业像和路雪一样从来没有缴纳过所得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宋泓副研究员估算，仅此原因每年给我国造成的税收流失达500亿元左右。
三、当前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策略
第一，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具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必须指出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一定就是技术落后产业，随着实用技术，如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应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也大大提高。同时，在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存在着大量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因此，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我国，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实际就业水平，对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高新技术产业代表着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力量。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即缩短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过渡的时间，甚至有可能同时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我们跟发达国家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信息产业是新科技革命成果产业化的重要体现，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成为我国融入全球新兴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内容，是我国实现跨越式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
第三，加强对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行为的监管。加强对外国跨国公司市场行为的监督管理，应协调会计制度与税制，使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在会计制度中增加内部交易的计价方法。同时，应披露内部交易定价方法及其与一般交易定价方法的差异。
第四，加快培育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中国要想在国际分工中分享更多的利益，就必须加快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首先，必须着力解决困扰中国企业的根本问题——产权问题，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其次，要促使企业切实提高研发、生产、营销等生产经营环节的水平，向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看齐。
『柒』 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
中国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近年来，在世界经济波动幅度加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了希望和动力。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3％。2004年，世界经济实现了近30年来最快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为9.5％，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2004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比三年前翻了一番，达到11548亿美元；进口总额为5614亿美元，比三年前增长了近一倍。截至2004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7453亿美元，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0多万个。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的繁荣需要中国。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坚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互利共赢是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主流。中国坚持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把既符合本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基本原则，坚持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经贸关系，不断为全球贸易持续增长作出贡献。
中国努力推动多边经贸关系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积极参与制定和实施国际经贸规则，与各国共同解决合作中出现的分歧和问题，促进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发展。
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拥护者和参与者。自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严格信守承诺，为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中国清理并修订了约3000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涉外经济法律体系不断完善，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不断增强。中国依照承诺逐步降低关税，2005年平均关税水平已降到9.9％，并取消了大多数非关税措施。在银行、保险、证券、分销等服务贸易领域加快了开放步伐，在世界贸易组织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的部门中，中国已经开放了100多个，占62.5％，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积极推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全面参加了各项议题的谈判，在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贸易等谈判中，开展一系列多双边磋商，为推动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相互沟通、减少分歧，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一道，为推动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尽早达成共识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正在加快，继实施“早期收获”农产品零关税措施之后，已经于2004年11月正式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2005年7月，自由贸易区减税进程全面启动，为实现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奠定了基础。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建设进入全面务实合作阶段，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全面启动。中国还相继启动了中国—南部非洲关税同盟、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中国—新西兰、中国—智利、中国—澳大利亚、中国—巴基斯坦等自由贸易区谈判，并与有关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亚欧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活动中，中国也是积极和务实的参与者。中国还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或议定书，与110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80多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成为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积极参与者。
中国坚持互利共赢的方针，妥善处理贸易摩擦等问题，促进与各国的共同发展。国家间存在贸易摩擦，这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是完全正常的。中国遵守国际惯例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坚持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处理贸易摩擦问题，并在制定和实施国内经济政策时切实考虑国际因素和国际影响，注意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给外部世界带来的经济效应。中国根据自身改革发展的需要，认真考虑中国汇率改革对周边国家、地区及世界经济金融的影响，稳妥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中国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
不断发展的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给世界各国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和巨大的市场。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通过投资和服务贸易从中国获得丰厚的收益。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有利于全球资源合理有效配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丰富且素质不断提高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天然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给外国产品、技术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大量机会，中国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大市场之一。中国对外贸易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互补性很强。中国出口到美国、日本和欧盟的产品中有70％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从美国、欧盟和日本进口的产品中80％以上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品。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在满足进口国市场需求的同时，减少了进口国的支出和通货膨胀压力，增进了各国消费者的福利。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上有着自己的比较优势。1997年以来，随着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消费者每年至少节约数百亿美元的支出。过去10年，中国产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仅2004年就节省了近1000亿美元。
中国对外互惠互利经贸关系的不断扩大，给中外双方带来了巨大的实际利益。1978年以来，中国进口年均增长16％以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年过渡期间进口了大约1.27万亿美元的商品。2004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进口国；进口增加额达1484.7亿美元，占全球进口增加量的9％。2004年中国与美国、日本和欧盟的贸易额分别为1696亿、1678亿和1773亿美元，欧盟、美国、日本已经成为中国的三大贸易伙伴和外资的主要来源地。2004年，中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贸易总额达664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2％，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7.6％。中国已成为东盟第四大贸易伙伴和增长最快的市场。
中国巨大的市场为国际资本提供了投资机会，使各国投资者能够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利益。从1990年到2004年，外来投资者从中国汇出利润达2506亿美元。2004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实现销售约750亿美元，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市场约750亿美元。中国美国商会2005年调查显示，约70％的美国公司在华赢利，约42％的公司在华利润率超过其全球的平均利润率。
中国对外投资不断扩大为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机会。到2004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448亿美元，遍及14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达334亿美元，占同期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75％。
中国开展对外经贸合作有着巨大潜力和美好前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从2001年12月至2005年9月，中国平均每年进口近5000亿美元的商品，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约1000万个就业岗位。今后几年，中国每年进口将超过6000亿美元，到2010年将超过1万亿美元。到2020年，中国市场的规模和总需求将比2000年翻两番。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各国都能从与中国的互利合作中找到自己的发展机遇和巨大商机，这将对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积极作用。
『捌』 亚当斯密对国际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有哪些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观点是“自由放任”，这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主张由版市场这只权“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私人经济，主张国家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成为19 世纪早期和中期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同义词。自由放任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涉，并且反对政府征收除了足以维持和平、治安和财产权以外的税赋。在欧洲和美国早期的经济学理论中，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通常与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相对立。 斯密分工的思想，成为管理学诞生的直接原因。从数学家巴贝奇到工程师泰罗，都秉承了斯密的分工理论。科学管理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不仅强调生产技术的分工，而且主张组织结构的分工和管理职能的分工。 可以说，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分工理论，构成了管理学的理论前提和技术前提
『玖』 国际分工有哪几种类型中国企业如何参与国际分工(用要素禀赋理论说明)
贸易竞争力问题
这样的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一个国家的贸易竞争力的来源在哪里？古典贸易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贸易竞争力是决定其绝对水平的生产成本;新古典贸易理论告诉我们，一国的贸易竞争力的相对成本，而且在所谓的“比较优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比较优势可以被派生的结构变化在一个国家的养老，也可得出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前者可以被称为的结构影响的养老，然后你就可以调用熊彼特式创新的影响，最后，当过程中，国际贸易，市场失灵，这可能会导致各种类型的租金（如租金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所产生的产业集聚所产生的市场垄断租金租金），一个国家也可以通过政府的干预，以改善战略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做一个简要的分析，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的来源，我们可以轻易发现，中国的参与中的劳动要素的国际经济分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无可避免，但还了正确的事情，以改善中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根据我们的结论源可以发现，从实际出发养老。捐赠：一个严重过剩劳动力因素，资本项目仍然供应不足，导致企业家资源高度匮乏的国家，在教育和科研的投资是非常不足的企业制度是相对落后的。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目前缺乏资本密集型的??元素和密集的知识要素行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而且，由于缺乏中国企业家的高度稀缺的资源，以及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导致企业在中国的竞争力是困难的，以处于垄断地位，在国际市场，因此很难通过政府的战略干预，以提高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这些股票禀赋约束，在国际贸易中显然是最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元素。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正是由于资本供给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提请注意一个事实，即国民储蓄不等于国内资金的供应，因为是否转化为国民储蓄的实际供应量的资本，但也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的有效性，而中国的目前的问题发生金融体系是非常不好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唯一的政府补助低效的国有企业作为一种工具，而不是稀缺的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市场），即使中国
竞争优势是由要素禀赋的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元素，也不得不采取引进大量的外
国家的资本和外国的商业行为来实现的。
增长的限制而造成的高度稀缺的天然资源，进一步考虑，我们也有去通过加工贸易发展的实现，提高中国在国际劳动分工和贸易
竞争力。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特别要感谢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假
经济全球化，中国仍然坚持传统的封闭的经济政策外，然后，尽管中国有世界
社会最有竞争力的大超过中国劳工，也不可能实现或
在世界劳动要素密集的生产和贸易产生的竞争力。中国的对外贸易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通过使用大量的外国元素和进入和发展，来区分的企业在中国贸易增长中的不同元素的不同的所有者和不同国家的大小作出的贡献是必要的，但顶多只有贸易的分配问题，或只是一个经济福利的问题，而不是竞争或弱。全球化中的元素可以流动，促使价格均等化的相同元素，但无法实现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由于各种要素的稀缺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中国的贸易是没有竞争力的，因为资本收益超过劳动收入，并清楚地犯了方法论的错误。至于中国在国际分工的劳动和贸易多的经济利益，这是决定中国的禀赋结构中，为了以增加对中国经济的福利的国际分工的劳工和贸易，我们的禀赋结构必须被改变，尽快尽可能。的禀赋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参与了国际分工的劳动力和贸易模式中还必须遵循以改变，如果在未来的股票人力资本和知识要素的增加显著，届时，中国人仍坚持等劳动力密集型要素的产业分工，它是没有竞争力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一个国家的贸易竞争力就在于没有什么它想要做的，但什么是可以做的现有禀赋结构下，你首先需要改变，以改变在现有部门的劳动，该股票的养老结构，否则不仅会导致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下降，但也可能导致巨大的福利损失。
“没有行业出口”，可以成立吗？
教授章忧闻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的评价，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贸易的比重过高，而加工贸易的发展不仅可以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但也可能导致出口无产业“的现象在中国经济。
这个命题是你是否能成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以往的经验，一个国家的地位的国际分工的劳动力一般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从一个静态的角度来看，该国的国际分工的劳动，不取决于他们的良好愿望，而是取决于其建立了要素禀赋结构上面，我们已经做了分析，就不再赘言;其次，从动态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做到这一点，将取决于其现有的禀赋什么方向演变。然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些新的变化，因为每个国家的外部世界，促进要素的国际流动性改变的分工模式，如国家有丰富的劳动力因素，通过引进国际资本，打破既定的禀赋约束，更快地实现经济结构的演变和提升国际分工的地位。但是，考虑到各种要素的国际流动性高，不对称的事实，尤其是劳动要素的跨国流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和稀缺的如果自然要素的跨国流动非常昂贵的，每个国家的地位的国际分工的劳动力在最后的分析中仍然约束的捐赠，特别是那些元素的养老不??能流动，自由的国际约束条件。上述逻辑的建立，然后在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崛起是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国的对外开放，这是因为：中国的开放外界一个大数量的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可能性，但是，过剩的劳动力是可以国际移民，再加上中国的自然资源十分稀缺，所以只能做加工贸易，利用外资不被淘汰，以达到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然后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是否在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出口无产业现象呢？无论是国际经济理论，或对现实世界的经验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国际分工中，全球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向行业和企业内的发展方向，出现了两个新的国际分工劳动模型，所以，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重要产品已迅速演变成的“国家”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的国家参与的国际分工的劳工和贸易都涉及2新的国际分工劳动的垂直的差异造成的只在于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分工做什么只。此外，正如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反复强调，每个国家做什么分工，不依赖于自己的主观意愿，而是取决于个人的禀赋特征。这种垂直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一般规律：高端知识要素富裕的国家，人力资本丰富的国家做到底，做低端劳动力丰富的国家的元素。由于在一个垂直的国际分工，任何国家都不能完成生产的产品，然后做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的劳动力和出口贸易为无行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推理的基础上，即使是那些国家，高端和中端，只要他们参与国际垂直分工，他们最终将成为一个工业大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其他各国。
最后，如果我们说这是因为加工贸易在中国的产业控制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但由于控制在手中的外国人在中国的产业现象，这一命题仍然是不成立，那么中国因为加工贸易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出口产业”，这个问题是不是中国没有什么工业，但在中国没有业务。要解决的，但是，没有任何公司或企业的发展极其落后的关键显然在于企业制度的改革，而不是加工贸易的是，中国真的想要它。因此，我们的观点是，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中国有没有哪个行业，中国的工业控制在谁的手里就在于在企业系统改革，因此，我们并不赞成那种滞后的因中国的企业制度改革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加工贸易有没有做这种基本的方法。如果我们不尽快而彻底的企业制度改革，但对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发泄自己的愤怒，那么我们将有内部改革，开放完全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反。
第三，中国在国际劳动分工和贸易的国家利益是什么？
章忧闻教授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即中国的大规模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在国际劳动分工和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主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通过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扩散带来积极的外部溢出效应的技术要素参与劳动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通过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元素参加劳动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的行业可能给世界带来就业方案的负面溢出效应，因此，只要中国继续坚持现有的要素，对产业发展的劳动密集型参与国际分工，势必受到影响世界贸易制裁。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确实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它呢？
首先，在这篇文章中反复强调，中国的劳工和贸易参与国际分工的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因此，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元素。此外，考虑到的养老元素，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的失业人口参加的国际分工的劳工和贸易，通过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是也极为重要保证，中国的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因为失业会导致贫困，社会能够实现充分就业时，唯一的问题是，多少的收入分配，而不是一个贫困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政府有能力的国家通过一系列不伤害经济增长，公平的收入分配或再分配政策来消除这种差距，以避免社会和经济问题，是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其次，从国际角度来看，中国作为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时候，那么劳动要素密集型产业失去竞争力，通过结构调整和改革的国家应重建他们的竞争力，而且一旦他们选择的调整路径，其经济增长和经济福利，因为这种调整将大大改善，而不是相反。例如，当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在美国英国它已经逐渐演变成一个专门的金融服务，为世界各国，日本取代美国作为世界的制造功率，美国的IT行业的革命和重建，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和领导地位。鉴于此，我们不妨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现象，在中国劳动力密集型要素，对产业的发展引起国际贸易摩擦，因为经济规律最终会发挥作用，这将迫使所有国家重新在国际分工中找到自己的竞争力的国际分工地位。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以来，该部门的劳动力结构和经济增长对整个世界是如此的演变。贸易战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这种结构，只是暂时现象，归根到底是调整的过渡时期。
因此，得出的结论是明确的，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劳动和贸易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要素的基础上，不仅有利于中国人自己的，但也对全世界有利。中国能否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社会稳定，世界可以得到进一步通过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势头。如果我们放弃既定的分工，因为恐惧的调整过渡期贸易摩擦，不仅是牺牲了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且对整个世界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
『拾』 国际贸易所涉及的环节由最初开始到结束的
当前，贸易摩擦频繁发生，成为困扰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对贸易摩擦解决方式的异议，各国学者从不同各自的角度对贸易摩擦的成因进行了探讨，以为贸易摩擦的解决提供合理的依据。但是，迄今为止，关于贸易摩擦的讨论大多直接谈贸易摩擦的成因及结果，而没有对贸易摩擦本身进行明确的界定，这使得一些讨论将贸易摩擦与一国对外贸易的巨额逆差或国内市场的严重受损混为一谈。而关于原因的探讨也大多集中于贸易摩擦问题的某个侧面，不能揭示贸易摩擦生成的各个侧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此，本文将在对贸易摩擦内涵做出界定的基础上，系统分析贸易摩擦生成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二
贸易摩擦问题虽然起源较早，相关研究亦极其纷杂，但关于贸易摩擦的基本概念和本质特征的明确描述却很难找到。在大多数文献中，经济摩擦和贸易摩擦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二者内容上是混同的，在使用上也是或相互替代，或前者包含后者。因此，我们将首先从贸易摩擦的概念入手来展开对贸易摩擦的理论分析。
尽管每一个研究都没有提及“贸易摩擦”的概念，但几乎每一个讨论贸易摩擦问题的研究都约定俗成地把“摩擦”这一词汇概念问题视为这样一种简单的、不言而谕的事物——一种低强度、小范围、不具备根本性破坏作用的矛盾及其具体反映。所不同的是，有的研究使用不加解释的“经济摩擦”概念，有的研究则使用不加解释的“贸易摩擦”概念。
在WTO文件中，使用争端解决谅解（DSV）来约定关于争端“Dispute”的解决谅解机制。所谓争端，是指双方中的一方（通常是出口方）在另一方（通常是进口方）采取一定关税、非关税壁垒的措施来阻止其产品出口时提出反对意见并要求对方予以纠正，终止其壁垒措施甚至予以补偿的行为及其过程。也就是说，即便存在进口国对出口国的产品出口的制裁措施，但如果出口国没有异议地予以接受，则完全可以看成是对不合理的国际贸易机制的纠正，因而不能称之为争端。“争端”这个词虽然出自权威性的文件，但其使用仅限于WTO所受理的贸易摩擦案件，并不能代表全部。因此，我们仍以“贸易摩擦”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基本表达方式。
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对“经济摩擦”、“国际经济摩擦”做出了明确的定义。胡方在对日美经济摩擦的研究中提出，一般说来，经济摩擦是指经济体系中相互联系的各种经济主体之间，为了谋求经济利益，获得某种满意的结果而针对某种经济问题产生的矛盾和纠纷。 而关于国际经济摩擦，他的定义则是：一般说来，国际经济摩擦是一种涉及两个国家的相互发生经济联系的经济主体之间针对某种经济问题，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和获得某种满意的结果而产生的矛盾和纠纷。 上述概念基本的概括了经济摩擦及国际经济摩擦的内涵。但是，也应该看到，经济摩擦与国际经济摩擦都不能准确地表述贸易摩擦的基本内涵。
我们认为，贸易摩擦是指存在国际经济交流关系的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国家，由于相互间的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导致一方经济乃至社会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引发的争端。
在此，贸易摩擦与经济摩擦、国际经济摩擦有如下不同：
第一，涵盖范围不同。如前所述，经济摩擦涵盖同一经济体系的所有经济冲突，其中既有国内不同经济主体的，也有国际间不同经济主体的经济冲突。 而国际经济摩擦在摩擦领域上则涵盖贸易、投资、政府间合作等多个经济领域；相比之下，贸易摩擦则只侧重于因国际贸易问题引起的争端。尽管现今的国际经济摩擦大多是由贸易问题引起的，但就其本质特征来讲，国际经济摩擦毕竟是包含着贸易摩擦的。
第二，争端解决机制不同。属于同一行政主权管辖范围内的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冲突，其争端的解决可由该行政主权行使机构来完成。国际经济摩擦则有的有解决机制，有的没有解决机制。其中，贸易摩擦是有解决机制的，从GATT到WTO，都有相应的文件对此做出详尽规定。
虽然贸易摩擦就是由国际贸易问题引起国际经济冲突，但是，贸易摩擦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其是一种冲突，而在于其是进出口双方为最大限度地扩大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引发的冲突。
首先，贸易摩擦的发生是以进口国的国际贸易利益因进出口失衡而下降至低于不参加国际贸易所获利益的水平为前提的。这种进出口贸易的失衡，主要体现为整体上贸易收支的巨额逆差和个别产业领域的严重损害。
其次，即便出口国的产品并没有危及进口国的产业发展、破坏其市场秩序或降低其社会福利、增加失业人口，进口国也会出于抑制对方发展，保障进口国长期利益的角度出发，也会千方百计地对出口国施以制裁，挑起贸易争端。
最后，贸易摩擦的解决，无论是否经过WTO等国际组织的协调还是当事两国（双方各国）的协商，最终总是以各自利益的相互制约及相对平衡为基准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贸易摩擦的发生还是贸易摩擦的解决，都是由贸易双方国家利益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因此，可以说，贸易摩擦在本质上，就是国际贸易中国家利益的冲突。
三
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是多重的。正因如此，关于贸易摩擦成因的理论分析也是莫衷一是的。
由于贸易摩擦是进口国、出口国两者之间关于进口国所采取限制进口政策的争端，所以，贸易摩擦的成因就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进口国贸易收支的巨额逆差或个别产业领域的严重损害的形成原因；其二，出口国对进口国的限制政策提出异议的理由。而迄今为止关于贸易摩擦生成原因的理论分析，基本上都是针对前者而来的，对后者则很少予以关注，只有战略性贸易理论从进口国的角度解释了这个问题。在此，我们将对贸易摩擦的成因加以梳理，并提出一个相对系统的体系。
贸易摩擦生成的最直接原因，在于进口国参加国际贸易所获得的收益小于其退出国际贸易的收益水平。换言之，当进口国因参加国际贸易而受到比自给自足状态更多的损害时，该国就会选择退出或阻止国际贸易。对此，帕那格里亚（A.Panagariya）、三边信夫等都有论述。其中，帕那格里亚提出了外部效果条件下国际经济摩擦问题的经济模型，三边信夫提出了规模经济条件下的国际经济摩擦的经济模型，二者的模型都首先分析了外部效果和规模经济条件下的国内自给自足的经济均衡，然后探讨对外经济联系条件下的均衡，比较两种经济均衡的收益水平，并以这种比较结果作为该国有可能与相互贸易的国家发生经济摩擦的依据。
在此，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是，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所提倡的国际分工的好处应该是由参与国际贸易的双方来分享的，而在此的情形则恰恰相反。这一事实说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两双模型有严重的局限性。传统模型是以两个国家市场互换为前提的；但在现实中一国的对外贸易不可能只针对另一国，因而，一个国家很可能对多个贸易伙伴都出现贸易逆差，而只对少数几个贸易伙伴有顺差，但最终就有可能形成巨额逆差。反之，虽然一国对某一贸易伙伴国有严重的甚至长期的逆差，但仍然不能排除其通过对其他贸易伙伴国的巨额顺差来实现国际收支均衡、市场互换的可能性。因此，以传统理论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扭曲理论、贸易和产业调整理论在此都显得苍白无力。
巨额逆差的形成虽然在一个侧面上可以说是更多地享受了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廉价商品的好处——这也是其之所以出现巨额逆差的原因之一，但学者和政府官员们往往看到其弊害的一面，并认为弊大于利。以马克卢普和哈罗德等人为代表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认为，出口与国内投资一样，对就业和国民收入有倍增作用；进口则与国内储蓄一样，对就业和国民收入有倍减效应。而更进一步地说，在工资刚性的前提下，进口的扩大对国内市场、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都是可以预见的。对此，新凯恩斯主义的隐含合同理论和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都有论述。隐含合同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分析工资刚性或工资粘性原因的理论。隐含合同，指的是风险中立的企业和风险厌恶的劳动者之间为了稳定工资收入而达成的一种非正式的协议。在达成隐含合同之后，劳动者获得的工资就不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它实际上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和一个随经济状态不断变动的、依据其协议而给予劳动者的保险金额之和，这个保险金额是隐含合同中规定的金额，是依合同而定的，不会单纯地随着劳动市场的状态而进行调整。因而，即使劳动市场出现变化，但由于合同没变，工资也不会有较大的调整，会出现工资调整刚性或粘性的问题，并由此导致失业等问题。中心—外围理论则指出，由于中心的发达国家工会组织的强大，迫使工资呈现刚性，工业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形成了外围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之一。这些理论侧面说明了阻止自由贸易政策出台的原因。当一国大量进口至巨额逆差，意味着其在整个世界市场并未首相相对均衡的互换，国内市场被更多地抢占，国内相关产业收益水平下降，而工资刚性使得企业收益只能恶化，迫使政府部门在企业和工会的压力下阻止相关的产品进口，保障国内市场份额。
巨额逆差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产业领域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形，因而就巨额逆差进行探讨以寻找其成因与对策的研究也较多。
从货币角度出发来探讨这一问题的理论在美日学者中都有反映。日本学者提出的有关国际经济摩擦的货币理论认为，在考虑货币层次的因素之后，实物层次的比较优势原理将规定各国在相互贸易中阻碍进口过多或出口过量的各种货币因素，如物价水平、与劳动生产率相关的货币工资和汇率等变动因素的变动范围，但不一定保证各国贸易收支必然趋于平衡。由于一国存在着无数可参与贸易的商品，各种商品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的程度各不相同，同时还存在着既可以作为出口商品也可以作为进口商品的边际产业产品。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在一定条件下，比较优势的产品、边际产业的产品以及比较劣势的产品便可以排列成一个序列。与此相对应地，各种货币因素的变动范围也同时确定。这时，若与货币因素相关的某种条件发生变化，货币因素的变动范围也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而货币因素变动范围的变化就会影响上述的产品序列，从而导致一些边际产业产品的位置发生相应的变化。由此，该国的贸易收支就会发生相应变化，形成顺差、平衡和逆差等态势。例如，在一国物价上涨率低于他国的场合，若其他条件不变，则该国的国际竞争力便会增强，出口产品的范围将扩大，进口产品的范围将缩小，从而该国与他国之间便会出现贸易收支不平衡，该国将出现贸易顺差，他国将出现贸易逆差。和物价上涨率的变化相同的还有汇率下跌（或上升）以及货币工资率的上升（或下跌）等的变化，这些因素的变化所带来的效果是相同的，都将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产品序列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过于巨大，导致相关国家出现巨额的贸易不平衡，那么就有可能引起国际经济摩擦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有关美国对外（特别是对日）贸易收支和经常收支不平衡问题的讨论在美国兴起。克鲁格曼（Krugman,P.R.）的维持可能性理论预见到，在美国日益增多的对外贸易和经常收支不平衡中，美元高估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需要执行美元贬值的政策，以减少对外贸易和经常收支的不平衡。在随后的1985年9月，美国通过广场协议与其他主要国家进行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使美元贬值。
与此同时，从财政角度的谈论也在展开。其主要代表是美国的布兰查德（Blanchard,O.J.）对经常收支和财政赤字关系的分析，弗兰克等人（Frenkel,J.A.and A.Razin）对税制改革和贸易收支关系的研究。布兰查德通过生存期间不确定性世代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了美国对外经常收支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结论。弗兰克等人则利用两国间统一的资本市场模型进行分析，其结论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所得税乃至消费税的改革将增加或减少一国的对外贸易不平衡。
那么，具体到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常收支不平衡问题，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M?费尔德斯坦（Feldstein M）和 R?麦克隆（Mokinon R）等人为此展开了争论。费尔德斯坦认为：“贸易不均衡恶化的最大的原因是1980年到1985年春出现的70%的美元升值，这种前所未闻的美元升值使美国制品的价格和外国制品的价格急剧上升，并使美国的纯出口量减少和增加了将近50%的商品进口。影响美国贸易赤字的因素还有许多，这些特殊因素（债务危机、中国的农业政策、原油价格等）全部综合起来，也没有急剧的美元升值重要。”麦克隆则认为：“这种年率1500～2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只不过反映了缘于财政赤字的美国经济的储蓄投资缺口，这两种赤字的金额相似决不是偶然的。”
日本学者小宫隆太郎的研究在支持财政角度同时，进一步将其扩大到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分析。小宫提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公式为：
（民间储蓄-民间投资）＋（租税-政府支出）=经常收支
民间过量储蓄-财政赤字=经常收支黑字
因而，可从说，一国经常收支出现黑字或赤字的原因就在于民间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储蓄和投资、收入和付出的不平衡上。由于国际经济摩擦问题基础之一就是经常收支不平衡，因而可以运用上述方程式来明确国际经济摩擦问题的基本原因。即，日本国内存在过量的储蓄，而美国国内存在大量的赤字，因而在日美两国之间必然形成大量的经常收支黑字，结果必然会引起两国间的经济摩擦。因此，国际经济摩擦问题的解释最终可以归结为各国的国内因素，解决国际经济摩擦问题必须由各国从其国内因素入手进行。那种认为通过两国政府之间的经济协商就能解决其经济摩擦问题的想法和做法（如单方面地实施出口自主限制等）既是不理解经济运行的结果，也是一种十分愚蠢的行为。 除小宫外，植田和男、竹中平藏、小川一夫、须田美矢子等人也持相似观点。
从国际收支入手进行分析的，还有国际收支发展阶段学说。该学说认为：当一国经济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时，大量输入资本，资本收支为黑字，同时进行旺盛的国内投资，从国外大量进口，故经常收支为赤字。从国际收支结构来看，其资本收支黑字将等于经常收支赤字。随着该国经济的逐渐成熟，国内投资机会减少，收入增加，出口产业走向兴旺，对外贸易趋向盈余，由此便会形成较高储蓄，将使该国成为资本输出国，并且在一定时期后成为债权国。这时，在国际收支结构上，资本收支赤字将等于经济收支黑字。因此，当一国处于成熟阶段而与该国进行国际贸易往来的国家则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时，就有可能引起经济摩擦。
尽管在理论上巨额逆差可以包含产业领域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形，但在现实中仅就单个产业领域的大量进口而引发的贸易摩擦也不鲜见。因此，关于贸易摩擦的供给因素的探讨也较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产业技术的作用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波斯纳（M.A.Posner）提出了技术差距论，又称创新与模仿理论。该理论把技术差距视为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国的技术优势将使其得以出口技术领先产品，直到进口国逐步模仿其创新技术、形成足以满足其自身需要的生产能力。在随后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弗农（Vorno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并得到了威尔斯（L.T.Wells）、赫希哲（Hirsch）等人的验证。这一理论抛弃了传统的前提，提出了新的假设：第一，国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受到限制；第二，生产函数可变，而且当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后会产生规模经济；第三，产品在生命周期的各阶段所表现的要素密集特点各不相同；第四，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需求和消费结构是有差异的。在此前提下，由于技术的创新和扩散，制成品的生命周期将包括五个阶段：新生期、成长期、成熟期、销售下降期、让与期。在上述不同的产品生命周期阶段，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是不同而且变化着的。随着技术的创新和扩散，在国际市场上扮演国际者的国家将由创新国的发达国家转向模仿的其他发达国家，再到发展中国家。这种通过技术传递所形成的比较优势的转移，随后被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概括为“雁行模式”，用来解释亚洲的同类情况。迈耶（G.M.Meier）进一步将其发展为“爬梯”理论，即随着经济发展，一国的比较优势就会像爬梯子一样，从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逐步向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知识密集型产品爬升。
上述关于进口国巨额逆差及个别产业领域受到严重损害的成因的探讨，有的可以说是一种相对客观的解释，有的则有为自身辩解的味道。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则从进口国角度出发说明了其实施限制进口政策的真正目的。
战略性贸易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伯兰德和斯彭斯（J.A. Brander and B.J.Spencer）、克鲁格曼（P.Krugman）等人。 这一理论认为，工业品的国际市场竞争是不完全的，工业品的生产存在规模经济，因此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贸易保护和补贴、信贷优惠、国内税收优惠等政策保护和扶持那些风险大、需要获取规模经济并能产生外部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以培育不过这些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在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增长后劲。而在此，由于各国政策介入能够改变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收益，带来国际贸易收益的重新分配，因而就会引起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一理论，从侧面说明了许多来自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实施限制进口措施时的根本目的，从战略上扶植自己的竞争优势产业，压抑对方正在快速增长的产业，延缓自己产业的衰退进程和出口国产业的成长速度，最终实现自己保持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目的。
四
综上所述，贸易摩擦的成因已非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所能解释，大多的讨论集中于巨额逆差和个别产业市场受到严重损害的形成机制。而事实上，正如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所解释的那样，贸易摩擦在本质上是国家利益冲突的反映，是为了保障国家长期的战略意义而采取的政策行为。因此，那些指望进口国合理判断进口商品的市场损害，正确对待巨额逆差而从自身着眼来调整本国经济均衡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作为出口国，一方面要注意建立贸易摩擦的预警制度；另一方面，也要关注自己的战略利益是否也处于国际竞争的威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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