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中的中国对策

㈠ 新形势下我国面临的国际贸易问题及对策

对当前国际形势进行分析，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国际环境对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影响。这既涉及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也涉及到对当今世界长远变化大势中一些深层问题的认识。 1.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面临的经济竞争将日趋激烈 在此波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虽然也受到冲击和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仍然是一枝独秀，保持了8%的增长率，经济总量也日益逼近日本。这种状况使得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竞争对手，并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对中国施加压力和防范中国。 首先是欧美联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 2003年2月，西方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上，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提案，要求效仿1985年《广场协议》，让人民币升值。一场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博弈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今天。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贸易严重萎缩，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严重，这些国家把发生逆差的原因归咎于人民币低估，因此，在危机后，欧美联手逼人民币升值，更加大了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今年3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进出口银行年会上发表贸易政策讲话时，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机制”过渡。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将在4月15日发布的财政部半年报告中，决定是否将中国划为“汇率操纵国”。一旦通过把中国定位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就可以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中国出口增长占整个经济增长超过30%，倘若人民币大幅升值必然削弱出口竞争力，出口减少将可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和就业机会减少。 其次是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挑战。目前，各国已将退市列入议事日程，退市表明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退，但短期内可能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再次动荡，包括大量国际“热钱”流出中国。热钱一旦大量在短期内流出，对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冲击不容小视。 第三是中国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各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随着各国进一步走出金融危机并实现经济复苏，危机的中心问题已不再是讨论如何走出衰退，而是如何保持财政的永续性和保证国内的就业。为缓解经济增长、财政、就业压力和国内民众的政治压力，贸易保护主义将成为许多国家政府的选择。中国在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占全球出口份额的比重超过9%。但中国出口竞争力增强的同时也使我国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09年全球70%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与中国的出口贸易有关。截至2009年，中国连续15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4年成为全球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其中，美国自2006年11月份至2009年对我国发起“双反”调查共23起，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仅2009年美国就对我国发起10起“双反”调查。因此，在世界经济发展趋缓的背景下，面对越演越烈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面临的经济竞争将日趋激烈。 2.我国的安全环境面临挑战 从传统安全来看，我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仍然存在隐患。目前，世界军事安全形势正在开始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调整与变革。世界主要军事力量，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国已进入新一轮的军事扩张期。 首先，表现在各国的军费开支不断增长上。即使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虽然全球经济出现整体下滑趋势，但是世界军费开支却仍然呈现大规模增长，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有可能出现，世界和平与安全将受到威胁。 其次，各大国特别是美国在加紧军事战略的调整和改革。美军战争准备重点已由打赢两场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地区战争转变为进行“全范围”战争，这其中包括所谓动用国家乃至盟国的综合力量对付“潜在的全球性竞争对手”的“国家级战争”。为此，美军已开始了一系列军事上的实际准备和部署。美国的军事战略调整中涉及我国的因素在不断增强，我国已成为美日等力量假想中的“潜在军事竞争对手”。据美国军方网站报道，目前，美国已在我国周边从日本、韩国到关岛、澳大利亚再到印度洋直至中亚地区一共设有大小军事基地51个。美军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基地密度已比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还要密集。另外，美国为了弥补美军在中国西南方向上的薄弱环节，正积极地与印度发展军事关系，促使美印军事合作具有一些非常积极的“战略含义”。美国已表示，作为对付中国的手段，要提高西太平洋上的美军作战能力。据国外媒体报导，美国正在加强在太平洋的战略力量，将一些战略核潜艇从大西洋调到太平洋，并改进核弹头。 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可小视。首先是朝鲜半岛核问题随时有恶化的可能，一旦朝鲜半岛局势恶化，受到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印度等国在有不断加强军事扩张的趋势，对我国的安全环境也将构成挑战;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也给我国带来安全威胁。印度和巴基斯坦已跨过了核门槛，并已完成了核武器的实战部署。朝鲜已于2006年9月实验爆炸了核武器，伊朗正在积极进行核开发。核武器的垄断已被打破，世界进入了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时期，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中国，东西两个方向均存在着现实的核威胁，使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从非传统安全来看，我国也同样面临威胁。全球环境污染造成的气候变暖问题、跨境犯罪问题、金融危机问题等等，都将影响我国的安全环境。 3.我国在多极化格局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的同时也面临着单极的压力 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下，我国面临着发展的良好机遇。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国际上的各方面的影响力也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国际场所都活跃着中国的身影。但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美国越来越把中国当成主要竞争对手，在各个领域给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冷战后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中美战略关系的性质由合作为主转变为对立为主。由于美国是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并表达了要主导世界秩序的愿望，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防范。1997年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报告》就已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意愿。美国2008年《国防战略报告》进一步加重了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对华的“两面政策”更趋明朗化。在2005年版《国防报告》中，中国虽被列为美国需重点关注的“关键国家”，但只被明确提到一次;而在2008年的这份报告中，中国竞被提及多达l7次，而且各部分均将有关中国的内容置于俄罗斯之前，这反映出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美国的一位学者H·格林韦预测，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经济”，美国将处于第二。并认为，当中国GDP等于或大于美国的GDP时，美国就无法在世界上称霸。据于此，在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回潮的背景下，美国提出中国是美国“潜在对手”或“战略竞争对手”。悲观论者甚至认为中美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4.我国面临世界科技革命的竞争 科技竞争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水平，我国与发达国家上百年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相比，科学技术真正稳定和快速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只有20多年的历程，基础还相当薄弱，持续积累十分不足;科技体制仍处于不断调整、完善的转轨阶段;作为发展中大国，一方面面临着许多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可支配的财力有限。从目前状况来看，我国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代表韩国以及科技大国俄罗斯、印度同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因此我国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㈡ 美国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对策，救急！！！！！！！！！！！

国际方面，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而且不断向世界各国扩散，波幅越来越大。国内方面，去年以来中国经济碰到通胀，股市、房市摇摇欲坠，企业的成本上升，订单减少等问题。现在流行一个说法，说谁都没有预料到，突然来了这样的事，我觉得这个判断可能不太对。

很多学者认为，现在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是突然爆发出来的。我的观点倒相反，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由来已久，国外学者类似的议论我至少听到有10年了。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美国。美国有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储蓄率太低，从来没有超过10％。那么美国如何维持这个经济的运转呢？它利用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个特性，大量发行美元。世界上所有人还承认它印的每张票子都是真金白银，就用这种方法借全世界的钱投资、消费，维持一个很高的生活水平。这样，就造成了全世界的流动性泛滥。当然，在早期阶段美国还是用点小的办法就能够解决，如大量发行货币，把后果转嫁给全世界。货币发行后，美元就贬值，贬值的损失是所有持有美元的国家来弥补，然后再来做强美元，这个损失就转嫁出去了，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美国反复用大量的货币发行来支撑美国的繁荣，就带来了很多泡沫，先是网络泡沫，后来是次贷泡沫。但是高处不胜寒，泡沫总有一天要破，泡沫越大破起来震动就越大。

美国一些有责任心的经济学家早就说美国这样的做法不但会害了自己，而且会害了整个世界，并呼吁改变这种状况，但没有多大进步。另外，其他国家也没有想出来，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用一个什么办法来加以代替？总之，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是个难题，短期也难以解决，中国要考虑到这一点，要有自己的对策。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现在在我国沿海地区的一些经济重镇，中小企业生存相当困难，宏观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于是有一种说法，说没人会想到中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说法，说没有人想到，会突然爆发了。但据我了解，好像不是这样。

这就讲到了从本世纪初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增长方式一定会造成内外失衡，现在是内外失衡碰头了，所以后果爆发了。这种增长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靠要素投入来支撑增长，另外一个特点是靠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第一个是靠投资、靠要素投入，造成了很多后果。从宏观经济来说使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下降，而且投资的效率不断下降。当然，它就会像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说的，金融系统变得非常脆弱。金融系统里面一些潜在的不良资产大量积累起来。为了解决这种投资率下降最终需求不足，我们亚洲人发明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出口导向。用政府的力量，一方面适度保护，加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另一方面本币低估，让本国货币贬值。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开始的时候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行的，到了1994年外汇改革，人民币深度贬值，这时候就标志着全面转向出口导向政策。与其他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一样，这种政策都无一例外获得成功执行。但十年、二十年后，这些国家都面临一个大问题———外汇存底的大量积累，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增加，贸易摩擦加大，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实行汇率形成机制的自由化。如果规定一个均衡利率，就不会有外汇存底的大量积累。于是，我国人民币开始缓慢升值，到了2006年的12月，我们的外汇储备就超过了1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一。

本币升值的结果是流动性泛滥。流动性过剩则造成三种情况，一是资产价格上升，泡沫形成；二是CPI上升，通货膨胀；三是二者兼而有之。我国近几年先是房地产价格和股价猛烈上升，从短期的观点看是好事，股市如此繁荣，大家都发财了，但不把它看成泡沫形成预示着有一天要崩盘。到了去年7月，通货膨胀率到了5.6％，CPI超过了温和通货膨胀，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结构性通胀———核心物价指数很低，所以是结构性的、输入性的。到了今年年初达到8％以上，仍然维持这样的一种观点。现在，一方面是股市、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另一方面CPI居高不下，现在CPI用各种方法被管住，CPI和PPI出现倒挂，变成疑难杂症。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对付这些短期问题的时候，当然需要用短期政策，比如说我们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搭配另外一种财政政策，这都是进行短期调节，短期调节的目的是把它稳住，但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增长的方式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方式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转变增长方式。

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要标本兼治。标就是运用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稳住它，让它不要崩盘，而且尽量保持大部分中小企业能够继续运转。但是要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在增长方式的转变上。

目前这种世界经济的格局，不大可能在短期中改变，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至少不要当冤大头。转变增长方式的症结在哪里？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在于转变增长模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制度性障碍。所以，要真正能够实现转变，就是要推进改革、消除这些制度性障碍。

㈢ 国际秩序之争下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本文要点：新兴经济体较快发展催生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同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与优化也提出了要求。当代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凸显中国因素，中国不仅是国际经济秩序的接受者，更应是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推动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秩序不适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问题日益突出，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性、贸易保护主义及宏观政策外溢性等挑战亟待化解。中国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问题上既应考虑现有秩序的缺陷，也应考虑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综合来看，中国应从以下六个视角构建“中国方案”，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优化：坚持国际经济开放性、国际金融中性、世界发展均衡性、国际投资非歧视性、宏观政策非外溢性、治理平台兼顾效率性与代表性。
当代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凸显中国因素，中国不仅是国际经济秩序的接受者，更应是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推动者。我们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多种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然而，国际经济秩序当前面临什么挑战?中国应着力推动国经济秩序在哪些方面进行调整、怎么调整?这些都是当前迫切研究的焦点问题。

一、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的挑战及问题 Piffle365.com版权所有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分化，美国经济持续改善的态势未见逆转，安倍经济学未能助推日本经济持续反弹而重陷负增长，欧洲经济复苏增长乏力，国际环境变化及深化改革诉求倒逼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结构调整。不同经济形势引发的各国差别化宏观政策可能加剧政策溢出效应，世界主要经济体分化加速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内在因素要求国际经济秩序同步变革。然而，迄今为止，国际经济秩序并未出现实质性的调整，现有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的挑战及问题日益突出：
第一，国际经济秩序不适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问题日益突出。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内在要求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同步上升。以市场汇率测算，七国集团(G7)经济总量占全球GDP比重由l980年的62%下降到2014年的46%，而同期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比重则由25%上升至39%;若以购买力平价测算，G7经济总量占全球GDP比重由1980年的51%下降到2014年的32%，而同期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比重则由36%上升至57%。要使国际经济秩序具有代表性，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亟待稳步提升。尽管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份额改革中发达经济体提出将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部分投票权，但该计划目前由于美国国会阻挠尚未通过，而且即便通过了，发达经济体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国际经济秩序不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问题日益凸显。

第二，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性构成国际经济秩序重大挑战。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2015年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70周年，该会议确立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持续运作至今，但该体系不稳定性的事实日益突出。美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急剧贬值，每盎司黄金的美元价格由35美元持续飙升到1000多美元，美元国际储备稳定性难以保障，本次危机以来美联储为自身经济发展而超常规调节货币供应，近来伴随美国经济复苏改善而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QE)，引发新兴经济体资本跨境频繁流动，不仅加剧国际金融不稳定性，而且影响国际储备保值增值，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问题十分突出。

第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亟待国际经济秩序创新协调。贸易自由化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尽管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深化，但是贸易保护并未完全消除。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体，为应对本国经济发展缓慢、解决就业问题、维持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优势地位，这些国家以贸易公平的名义，采取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等新的更为隐蔽的措施，实施贸易保护。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持续推行宽松政策促使本币贬值以变相获得竞争优势，构成了当前贸易保护的另一形式，必须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优化以破解潜在的难题。

第四，宏观政策的外溢性。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倡导实施超常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促进了全球经济较快进入复苏增长轨道，有效地避免了全球经济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局面，释放了宏观政策协调的积极成果。但伴随着全球复苏增长，世界各国出现了持续的分化，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宏观政策出现显著分化，发达经济体持续延续量化宽松政策，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结构改革，宏观政策分化引发国际环境波动，各国宏观政策效率受到外部的影响加大，宏观政策亟待协调的问题日益突出。 派智库：政经资讯专家
第五，国际经济治理平台亟待发展完善。为应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世界主要国家通过二十国集团(G20)平台出台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促使全球经济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覆辙，G20成了比G7或是八国集团(G8)更具代表性的国际经济治理平台。然而，伴随着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复苏增长分化，G20成员不再像危机期间共同面临经济下滑问题，由此开展的国际协调也就出现分歧，各国关心的重点也开始分化，G20的效率面临持续下降的风险。G20是维持危机应对的临时性平台或全球经济治理的长久性机制吗?G20与已有国际平台是“替代”、“补充”的关系还是“合作”关系?这些重要问题尚未解决，世界亟待国际经济治理平台的发展完善。
二、中国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的六个策略与原则 本文来自派智库
中国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问题上既应考虑现有秩序的缺陷，也应考虑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综合来看，中国应从以下六个方面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优化：
第一，坚持国际经济秩序的开放性。开放合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倡导开放应成为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原则，积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有悖于开放合作的区域壁垒的设置。更为重要的是，应针对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采取的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新特点，结合世界各国对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重视，构建深化开放合作的国际协调机制。结合中国来看，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以东部沿海为重点的开放格局，未来应通过“一带一路”、自贸区等战略对接高标准开放新体制，打造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第二，坚持国际金融的中性。货币金融不仅关系各国经济发展，也是影响外部环境的重要变量。尤其是国际货币发行国货币金融政策可能引发货币金融资本跨境大规模流动，对国际金融稳定性构成潜在影响。未来应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提升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积极倡导构建货币发行国责任与权力对等的体制机制，研究货币发行国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应对政策，促进货币金融的中性化，避免其对国际环境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Piffle365.com
第三，坚持世界发展均衡性。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效率被置于更加优先的地位，世界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了较快增长。然而，世界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世界各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没有改观，世界经济的南北差距没有缩窄的迹象，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问题。全球经济不均衡的发展越发突出，未来应更加注重世界发展的均衡性，以此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提升全球化的福利水平。
第四，坚持国际投资非歧视性。投资是未来的生产能力，它是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各国应注重国际合作尤其是国际投资合作，但目前尚未形成全球的国际投资秩序，各国的对外投资合作有待进一步深化，国际投资秩序应积极倡导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模式。结合中国的情况来看，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占GDP比重仅6.6%，离世界35%左右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未来10-2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增加3万-5万亿美元，中国将成为最大的海外投资大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加快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关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并以此为样本开展与其他国家的投资谈判，营造中国海外投资非歧视性的环境，促进国际投资合作的深化。
第五，坚持宏观政策非外溢性。缺乏协调的宏观政策产生外溢性是本次金融危机所凸显的重要现象，IMF对美国、中国、英国、日本及欧元区等五个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负向溢出效应做出了深入评估，揭示了宏观政策溢出效应问题的重要性。各国尤其是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宏观政策需要考虑其对其他经济体的潜在负向溢出效应，国际经济秩序的设计应注重国际协调，着力降低各国宏观政策的负向溢出效应。

第六，坚持治理平台的效率性与代表性。尽管国际经济秩序面临诸多挑战，但历史经验表明国际经济秩序调整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国际经济秩序本质上是各国对国际经济治理讨价还价的结果，更深层次上是国际公共产品如何定位、如何提供、谁来提供的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各国在国际公共产品问题上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因此，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优化必须考虑治理平台的效率与代表性问题。一方面可以推动G20治理平台体制机制完善以提升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等新的区域治理机制的构建，倒逼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完善。

㈣ 贸易保护主义的中国对策

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入世后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程度的加深，全球制造业中心逐步转移到中国，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的国际贸易现状与发展。作为WTO新加入的成员国，中国对于如何利用世贸规则、掌握国际贸易的知识和经验还很有限，在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中国的应对思路与策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全球制造业中心转移到中国是客观趋势，中国将来会有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但同时这个转移过程也是期限的，因为在劳动力方面比中国更有优势的国家目前正在奋起追赶，只是现阶段其他条件还比较落后，应抓住这个时期积极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争取上一个新台阶。
2、以务实外交为指导思想，加强国际间的沟通和协调，争取西方国家尽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解决贸易争端的方法一般有三种：磋商解决；向WTO提起诉讼；打贸易战。而真正的贸易战很难发生，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也缺乏效力，所以国家之间贸易纠纷和摩擦主要靠双边磋商和谈判来解决。通过交流和谈判，努力打破区域贸易壁垒，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
3、积极推进东盟自由贸易区、APEC等区域经济组织的一体化进程，调整我国贸易方向，避免贸易进出口过分集中于某个国家的现象，重视区域经济合作。在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受阻、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加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的合作，有助于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
4、在贸易主管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企业主体、行业协会应积极学习国际贸易知识，掌握国际贸易规则，加强国内贸易立法如制定《反倾销法》等。同时中国应抓住时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商品的技术水平，增强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5、作为WTO成员，中国应积极参与正在进行的WTO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规则的制订和修改，利用有效的多边贸易规则约束和抵制新贸易保护主义行为，逐步推进贸易自由化，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

㈤ 中国对外贸易的弊端及对策是什么

一、当前我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隐忧及其危害

1.我国开拓国际市场的方式过于单一
从理论上说，开拓国际市场至少有对外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两种方式，后者由于是在东道国国内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因此比较容易绕开东道国的各种贸易壁垒。而我国目前开拓国际市场的手段仍以对外出口为主。我国这种千军万马争过出口独木桥的开拓国际市场方式，一方面会导致我国同类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为求得在外贸出口中的数量扩张，致使当前我国外贸出口增量不增价的矛盾十分突出，并极易遭到进口国的倾销指控。另一方面，我国这种单一的、树大招风式的外贸策略已使我国出口产品遭受到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如美国时间2003年11月17日，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做出了对从中国进口的针织布、胸衣、袍服三种纺织品提出磋商请求的决定，从而对上述中国出口产品实行极为严厉的配额限制.

2.技术性贸易壁垒严重阻碍我国商品的出口
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一国或区域组织以维护其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及动植物的生命及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性措施。
(1)我国有60%以上的出口企业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每年遭遇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货物金额已超过25%，约为450亿～500亿美元。
(2)已经从生产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加工领域，不仅包括货物商品，还延伸到金融、信息等服务领域，已经成为我国外贸企业面临的第一大非关税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商品出口，提高了我国的贸易成本，引发了贸易争端，造成地区产业发展不平衡。

3.贸易摩擦增多，使得外贸风险加大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实现了快速增长，在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过程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日渐增多的贸易摩擦也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1)对中国商品提起反倾销诉讼的国家和地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加入对我国反倾销调查的行列。2007年前11个月，中国遭遇反倾销、反补贴以及特保和保障措施等“两反两保”贸易摩擦62起。(2)贸易摩擦的产品和行业结构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只要他们认为危害到或将要危害到本国竞争力差的产品，都可以列入倾销产品的范围，从过去的原材料、简单加工扩展到现在的高科技产品，几乎涵盖我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3)涉及的金额和反倾销税率越来越大，委内瑞拉1999年决定对中国的皮鞋、人造革皮鞋和布鞋等鞋类，采取临时措施，征收300％的反倾销税；2004年2月，墨西哥经济部决定恢复对从中国进口的鞋和鞋靴零件征收165%-1105%的反倾销税。
贸易摩擦给我国出口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导致我国产品在出口市场受到挤压，对我国产品的出口造成不利的影响。

4.我国外贸实践中存在着轻视“原产地”规则以及“原产地”规则本身不完善的问题
目前，我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标准过低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制订如此低的标准，是因为既要考虑到我国与24个国家的普惠制协议中给惠国的要求，又要考虑到进一步吸收外商投资。如果将原产地规则限制过严，会影响外商来华进行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图加工和补偿贸易。因此我国判定出口产品的原产地规则是根据该产品：在中国生产或获取；在中国发生实质性转变，即在中国经过主要及最后的制造、加工工序，使其外形、性质、形态或者用途发生实质性改变；在中国增值达25%以上。
(1)原产地规则不严谨体现在许多方面：1)我国的原产地标准是以HS税目改变作为实质性改变的标准，但在“规则”中，没有“以税目号改变”的文字表述，由此使签证人员在理解和实际操作中缺乏统一标准；2)“清单”规定的主要加工工序较为简单，要求的增值百分比标准较为宽松，涉及的税目也很不全面；3)“清单”中有些产品的原产地标准缺少合理性，甚至严于普惠制原产地标准；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2)我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标准过低造成了许多不利：1)不利于拓展加工贸易的加工深度，从而降低了出口产品的国产化率； 2)由于出口产品使用的进口成份过多，不仅增加了不必要的巨额外汇支出，而且不利于我国对原材料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3)不利于发展关键性的高新技术；4)由于标准过低，外商往往通过投资设立企业，在我国从事“三来一补”业务，申领我国十分有限的“被动配额”，挤占了我国本来就十分有限的配额，致使加工贸易对一般贸易形成了较大的冲击。

5.我国加工贸易中国内价值链过短及因此使得商品附加值低
(1)我国加工贸易中间投入品的本地化比例不高，从而导致其发展后劲不足。2003年1-4月，我国加工贸易出口665.6亿美元，占同期出口总额的31.5%；加工贸易进口456.1亿美元，占同期进口总额的32.7%。这表明我国加工贸易尚处于典型的简单加工或组装型发展阶段，加工贸易国内产业链短，生产能力集中于下游产业，零部件和原材料过度依赖进口，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将会逐渐失去发展后劲。根据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调查，广东省电子工业从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同行业中列第8到1991年跃居全国第5位，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主要依靠港澳加工装配业的转移，但广东目前的优势只体现在最终产品的总量，并不具备生产技术上的优势，产品设计、材料、零部件生产以及销售均严重依赖香港和海外，我国其他沿海地区利用加工贸易发展起来的产业，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类似问题。
(2)我国加工贸易的增值率极低，致使大量利润外流。在整个加工贸易的研发、设计、制造、仓储、运输、销售、服务等环节构成的价值链中，我国企业承担的往往是对零件或原辅材料的初级加工、装配和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占有的价值链环节较少，从而导致产品附加值的提高状况极不理想。据统计，在来料加工中，目前我方企业平均仅能获得占出口总额8%左右的工缴费收入，其余大量的产品增值部分被外方获得；而在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中，由于外方控制着原材料采购和制成品销售等关键环节，便于利用转移价格等手段，使我方企业利润严重流失。

6. 中国的对外贸易政府管制严厉，进出口自由程度地
(1).国内企业要出口产品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大多数生产企业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出口产品。
虽然我国对传统的贸易体制不断进行改革，如赋予若干生产企业进出口自营权，但是，获得进出口自营权的仅仅只是少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包括少数科研机构），而且其进出口自营权仍然受到很久的约束，经营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拥有进出口自营权的生产企业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完全自主地经营进出口业务。此外，虽然我国也允许私营企业获得进出口自营权，但进入门槛很高，数量极其有限。总之，我国的外贸经营权仍然是由国家控制的，（注：政府对外贸经营权的管制实际上是一种非关税壁垒。）只有少数生产企业有权可以直接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大多数企业并不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出口产品。这些没有进出口自营权的企业要出口产品，就只能通过国有外贸公司代理。这意味着，对于大多数没有进出口权的生产企业来说，它们并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自由地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因而同国际市场之间实际上仍然存在着“隔层”。
由于外贸经营权由政府行政审批，哪些生产企业能进入国际市场完全由政府指定，因此，在缺乏市场竞争和筛选、淘汰机制的情况下，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并不一定就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这样就必然会造成对外贸易的低效率。同时，由于国内大多数生产企业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自由地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因此，国内许多生产企业就不可能完全自由灵活地根据国内外市场的供求状况，及时生产出完全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大我国的出口，这就人为地压抑了我国的出口供给弹性。
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国的私营企业在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下并不能自由地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因此，这就不利于使我国持续涌现出更多的完全自负盈亏，因而真正具有内在动力和压力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出口的市场主体，从而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人均出口额的不断增长。可见，对私营企业的出口限制实际上是对中国出口扩张能力的人为限制。
此外，虽然我国的外贸公司在政府的保护下垄断了我国的进出口，但我国的国有外贸公司却因规模小而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且，由于这些国有外贸企业并不承担经营亏损的最终财产责任，因此，各国有外贸企业为了扩大出口，而往往不负责任地对内抬价收购、对外低价竞销。国有外贸企业相互之间这种没有内在约束的无序竞争，不但造成出口秩序混乱、而且增加了我国的出口换汇成本，降低了我国的贸易利得。

(2).我国在进口方面存在着事实上的政府管制，进口的市场化或自由化程度更低
虽然我国自1992年以来不断降低关税，但我国降低关税的政策意图实际上是侧重在缓解我国过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同时扩大资本品或技术设备的进口（中国进口中的80%以上是资本品），以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率，而并不是着眼于通过实现进口的自由化，以引入国际市场的竞争机制。而且，虽然我国不断削减非关税壁垒，但实际上我国对一些已经取消配额、许可证管理的进口商品仍然存在着不同名目的数量限制，一些需要进口品的投资项目需要事先得到政府的立项批准或政府部门的政策性指导。同时，中国在进口的程序上也存在着一些事实上的管制（如需要若干个政府部门的盖章认可，进口手续过于繁琐等）。此外，在政府对进口进行严格管制的同时，我国对许多产品的进口仍实行国家垄断，这种进口垄断实际上也是一种非关税壁垒。
我国对进口进行管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某些行业或企业（特别是保护了国有企业），但却因减弱了进口产品的竞争压力，同时使国内企业得不到低成本的生产投入品，从而降低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

二、消除我国对外贸易中已存隐忧的对策

1.切实落实“走出去”战略
(1)明确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体。所谓“走出去”，既包括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也包括向外输出资本，但主要是输出资本，即到国外投资办厂。目前，通过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特别是近几年的改革攻坚，我国多数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已经从政府的怀抱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无疑也应当成为主体。各级政府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宏观调控、服务、监督等方面多下功夫，切不可越俎代庖，代替企业作经营决策。
(2)科学确定“走出去”的具体方式。我国走出去的企业大致有以下类型：1)海外直接投资。目前除资源开发型项目规模较大外，我国绝大多数对外投资项目都属中小项目，企业平均规模为198万美元。2)对外承包工程和设计咨询。对外承包工程是商品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综合载体，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去”比较成熟的方式，能够发挥我国企业产业基础全面、设备制造技术成熟、劳动力资源丰富和管理成本低的综合优势；3)对外劳务合作。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主要市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其中有3／4输往亚洲国家，劳务人员仍以建筑工、缝纫工等中低级劳务为主。
“走出去”作为一项长远的开放战略，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在微观层面上，应制定具体的企业发展战略和市场开发战略，解决“走出去”的区域和产业选择问题。1)对于资源开发型项目，应主要立足于非洲、拉美、中亚及其他友好国家，重点投资于这些国家建设急需的能源、矿产等战略资源和人民生活必需的农牧渔业资源；2)对于境外生产型项目，重点应放在东南亚、南非、北非、拉美和欧美等经济环境较好的国家，以投资少、见效快的境外加工贸易项目为主，引导企业将过剩的生产能力和成熟技术向外转移。3)对于国际承包工程，应立足于传统的亚洲、非洲和中东市场，力争提高市场占有率。同时，利用入世带来的有利机遇，加大对欧美、大洋洲和拉美市场的开拓力度，争取有所突破；加强对劳务人员的培训，提高劳务人员素质，在全球劳务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确保原有市场，力争扩大外派劳务规模； 宏观层面上要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政府要从金融保险服务、税收、外汇管理等方面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企业“走出去”；做好国际市场和国别情况的信息发布和咨询工作，以满足国内企业多方面的信息需求；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境外投资企业的管理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防止一哄而上，在国外搞重复建设，无序竞争，自相残杀。
(3)科学选择“走出去”的区位。 “走出去”应当贯彻多元化的方针，面向全球市场，切不可搞单打一。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走出去”的重点地区应当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东欧、独联体经济转轨国家。因为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来看，无论是装备水平、生产技术，还是产品质量，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都有较大差距，但同发展中国家相比，却有一定的优势。而有无比较优势，则是“往哪儿走”的最重要的判断依据。

2.政府企业共同预防和避免贸易壁垒，减少损失
(1)政府方面。①建立预警机制，实现对外贸易保护前置化。政府有关部门要紧密跟踪重点出口国家和地区情况，保持信息的高度敏感，以便及时了解某贸易壁垒的动向，定期或不定期发布预警信息，提醒相关企业及时做好相应准备。②制定优惠措施，发展循环经济，扶持“绿色”企业发展。政府应通过优惠政策，扶持一批符合国际标准、管理先进、科技含量高的绿色环保型企业，同时淘汰一批规模小、档次低、管理水平低、环保意识差的企业。③实施标准化战略，制定与国际标准一致的国家标准和技术法规。应制订鼓励政策，统一并提高我国的技术标准，使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国际标准协调，并按照需要将这些国际标准引入我国，让生产企业在掌握国际标准的基础上去安排生产，以使产品符合进口国要求，这对扩大出口贸易,加快对外贸易的发展都有较大的帮助。④政府有关部门要服务和帮助企业开拓其他市场，规避贸易风险。企业还可通过劳务输出、技术输出、境外投资等多种方式，在消费国就地生产、加工，让“销售地”变“产地”，避开贸易壁垒。
(2)企业方面。①企业应强化标准化意识，采用合理适用的国际标准，严格执行标准，并将ISO9000、ISO14000等管理标准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自身的管理方法，从制度上保证产品的质量品质和环保品质，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②企业要注重支持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提高产品以及对产品的检验检测能力，才能从根本上冲破现在技术性贸易壁垒。③企业应投入研究开发费用，生产符合外国技术标准特别是苛刻要求的先进产品，还要自觉增强环保意识，努力使自己的产品成为“绿色产品”，预防和避免贸易争端的发生。当贸易争端一旦发生，要通过政府的交涉，努力使外国政府取消其技术性贸易壁垒，将企业利益损失降到最低。

3.政府完善应对机制，减少贸易摩擦
(1)政府方面。①我国政府充分利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加强与外国的交涉。政府应充分援引WTO反倾销协议中的条款，对其他国家对我国提出的反倾销措施和调查程序进行严格的调查，并提出异议，通过双边、多边谈判，记载反倾销应诉中所作的实践，进一步澄清相关问题，据理力争，督促相关国家修订对华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定标准，最终取消歧视性的对华反倾销政策措施。②建立和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完善我国反倾销预警机制网络。③加强对出口竞争秩序的规范，设置合理，有效的出口经营管理机制，建立并执行重点行业和重点产品的出口制度，是减少对华反倾销诉销的有效措施。
(2)企业方面。①企业应调整战略，实行国际化经营。②要不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加大科技投入，不断研制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的科技产量，树立品牌意识，实施名牌战略，实现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变和以价取胜的战略转变。③企业在反倾销的过程中，应当熟悉国际惯例，依法应对反倾销，使自己由被动化为主动。

4.完善我国原产地规则
(1)制订合理、科学、适用的原产地规则
根据我国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适度的原产地规则标准，如在增值百分比的确定上应结合我国对外贸易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比例标准。同时原产地判断标准不宜过低，特别是出口货物原产地的判断标准更是如此。原产地规则应具有可操作性，在技术上是严谨的，同时有适当的灵活性。
(2)原产地规则应有广泛的适用性
制订原产地规则时应充分考虑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适用，特别是要考虑原产地规则对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执行的重要性。在我国的原产地规则中，应包括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所需要的原产地判断标准，以及针对反倾销、反补贴中规避措施的原产地规则；应制定进口优惠关税条件下适用的原产地规则，特别是复进口、复出口产品的原产地规则；对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确定专门的原产地判断标准，提高配额的利用率，为享受普惠制待遇的出口商品规定合理的原产地判断标准。
(3)加强对原产地证发放的管理工作
我国有多家单位可签发原产地证，这给我国对原产地证签发的管理工作带来了困难，而且各机构对于原产地证签发标准的尺度不一也给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全国目前有200多个发放原产地证的单位，每年发60多万张，每个证收50元手续费，有个别发证单位，只盖章收费，不检查其合同产品是否符合原产地规则，也不监管货物。此种情况的出现无疑不利于正确执行我国的原产地规则，也会影响到我国与一些国家的贸易关系，因此应强化对原产地证发放的管理工作。

5.通过提高加工贸易料件的本地化率来延长我国加工贸易的国内价值链
从跨国公司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分析，加工贸易企业希望通过对料件的本地采购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现阶段，有一些外资企业尝试将零部件的采购转移到我国国内。因此，要提高加工贸易中间投入品的本地化率，扩大我国国产料件的出口，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有关政策。
(1)确定科学的产业政策。我国的上游产业包括机械、电子、化工等基础产业，长期以来，这些产业生产发展的滞后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而国家的价格、投资、税收、贷款等政策几乎都是向下游产业倾斜。因此，不从根本上扭转对加工贸易中间投入品的现行政策，就难以实现加工贸易中间投入品的进口替代。
(2)从资金方面给予支持。为使国内企业生产的材料和零件在质量、规格和成本等方面适应加工贸易出口的要求，国家应提供资金扶植国内企业开发、试制新产品或者向用户提供试用品。有关部门可考虑在新产品试制费、新产品开发费、外贸发展基金中单列鼓励加工贸易本地化基金，简化申请和审批程序。同时国家应鼓励建立民间的“风险融资”机制，如通过减免税改革，鼓励企业间成立“风险基金”，投资于具有较高风险的新产品开发和试制项目。
(3)鼓励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企业进行国内采购。一方面，由于我国国内来料加工企业的大多数产品会进入国际市场，对于其国内零部件供应商而言属于间接出口，因此可对这部分产品实行出口退税，以降低来料加工企业国内采购的成本，从经济角度激励来料加工企业扩大国内采购；另一方面，鉴于我国目前出口退税机制运行效率较低，对进料加工企业的深加工结转实行税收“免、抵、退”会挤占企业大量资金，进而严重削弱了出口退税制度的激励效果，因此可对进料加工企业的深加工结转货物实行免征相关税收的优惠政策。
(4)建立需求信息库。在加工贸易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建立中间投入品供求信息库。由于企业对信息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对信息采集、更新的投入大，投资风险高，因此国家应实行扶植政策。针对加工贸易可选择的替代产品建立专业信息库和信息网络，及时公布产品的质量标准、规格、价格和供应渠道等。

㈥ 中国如何应对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战略格局

我们中国在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战略格局，我国应看清现状并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应对挑战，有效维护战略机遇。

1、利用外部环境机遇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世界经济的中低速增长新常态并不是一种静态，而是一种动态。

危机是“创造性破坏”，它会消除落后产能，推动新产能发展。蓄势待发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包括以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的“互联网+”经济。

以创新技术研发为驱动的新能源变革，以构建国内和跨国互联互通网络为基础的综合发展，以绿色理念推动的新生活方式，以及分享经济、3D打印、智能制造等。

这些产业将改变以往经济增长的方式，逐步生成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

以变革与创新为驱动，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新环境，是利用好新发展战略机遇期的重要途径。

2、提高全球治理能力 促进优化发展环境

全球问题凸显是战略机遇期内涵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世界经济的深刻调整和全球问题的日益凸显，都需要加强并改善全球治理。

为此，一方面需要推动现有国际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另一方面需要建立新的治理机制，制定新的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规则。

这既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又为我国发挥积极作用参与新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机遇。

3、积极主动应对挑战 有效维护战略机遇

从国际安全环境看，尽管和平仍然是时代主题之一，但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维护地区和世界局势和平稳定的任务仍面临诸多挑战。

维护一个长期和平的环境符合我国根本利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是中国主动营造和平环境的重要举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是打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对抗冲突陈旧逻辑的重要方式。

(6)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中的中国对策扩展阅读：

国际间战略利益的矛盾及其发展；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与配置；主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及其斗争、制约、合作的态势；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以及战争威胁的性质和程度等。

国际战略环境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国际条件，对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有重大的影响，并决定或制约着一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对象和敌友关系以及采取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任何一种战略，都是依据一定的环境条件而提出来的，在实施过程中都要受到这种环境条件的制约，因此，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分析和判断，是制定战略决策和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特别加以重视的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

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各主要国家或政治集团的战略利益关系入手，较系统地考察一个较时期内国际战略格局的状况和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趋势，综合分析影响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各种国际化条件，判明本国遭受威慑的可能、方向、性质和程度，才能提出正确的战略对策。

㈦ 为适应新的国际关系,中国应采取哪些对策

1.推广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然口头上要以这个为旗号，包括睦邻友好
2.深化内中美关系，推进中美日三国容关系变化，说白了就是拉拢下日本
3.积极推进中俄，中巴，中缅，中柬等传统友好国家合作关系
4.采用政经结合的手段，充分利用中国政治地位优势为经济谋取利益，并利用投资牌谋取政治利益，比如对台湾
5.积极发展中国自主军事力量，推动中国军事技术革新

㈧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怎样的挑战为此中国采取了哪些具体对策

(一)中国正在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过去20多年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参与者。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最大的赢家之一。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在过去22年里扩大了约22倍，世界排名从开放之初的第32位上升到目前的第9位，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80年代初的不
到20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400亿美元左右，从1993年以来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东道国，如今累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已达3500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吸收外国投资与扩大国际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了综合国力，使中国在国际经济与政治事务中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是因为中国政府从本国的比较优势出发，制定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并一以贯之地加以实施。总体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其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成体系的制造业基础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比较劣势则主要是一些重要技术开发能力弱、某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缺陷。中国并行地在汽车、石化等“制高点”领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和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这两种战略的同时实施，使中国避免了其他单纯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恶果。为了克服体制上与国际规则不接轨的劣势，中国在经济特区、开发区等局部地区率先实行与国际接轨的体制和优惠政策，这种局部突破的策略有效地促进了吸引外资与国际贸易的扩大。

上述开放战略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成本也相当高。例如，汽车、石化等“制高点”产业由于长期受到过度保护，其国际竞争力一直较低；出口导向部门具有“大进大出”的特点，与国内经济联系少，对国内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国内市场的部门分割与地方保护现象普遍存在，大国经济的优势难以发挥；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在税收、市场准入、投融资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普遍的差别待遇，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等等。

中国加入WTO以后，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以往实行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行的战略将有必要调整，逐步转向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谋求竞争优势的战略。竞争优势的基础是比较优势，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人们通常强调的是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国家幅员辽阔，某些资源供给充足的优势等。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值得重视的优势。

一个优势是大国市场的规模经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且处在经济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长阶段，人均收入正接近1000美元。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中国已经和正在进入对具有显著规模经济效应的家电、汽车、电子通信等产品的需求迅速扩张期。这一市场条件有可能使某些相关产业形成世界上特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其中既包括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也包括由于产业聚集而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由此而产生的低成本不仅会使国内消费者受惠，也有助于提高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个优势是具备了重点发展加工组装制造业的有利条件。一些年来，中国经历了以轻纺工业、重化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进入一个以加工组装制造业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可以提供加工组装制造业所需要的资本、劳动力(特别是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利用有较高水平且相对成熟的技术，生产出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逐步提升的产品。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走势看，一批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加工组装产业也会向中国转移。近年来，颇具规模的计算机组装加工基地在中国的珠江三角州地区快速形成，已经显示了这一趋势。一般认为，汽车产业是中国加入WTO后受冲击较大的领域之一；但据我们的研究，在经过必要的调整后，在今后10年左右，中国极有可能成长起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

如果上述比较优势能够成功地转化为竞争优势，在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新形势下，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二)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已经取得的进展

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为了避免国内经济体制与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的不一致，中国在经济特区等局部地区率先引入市场机制，实行符合国际惯例的经贸规则。特区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是市场化改革的实验田。中国政府将特区的成功经验向更大范围推广，形成了开放与改革良性互动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方向和界定依据逐步得到明确。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同时，要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实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政府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段论述概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政府经济职能上的认识进展，同时也指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按照这一基本方向，一些年来政府职能发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变化。

——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计划、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基本形成了计划、金融、财政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调控机制。国家计划突出了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大幅度消减了指令性计划指标，强调计划指标要少而精，总体上是预测性和指导性的。财税体制正在由计划经济下的生产建设经营性财政向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转变，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财税体制初步形成。金融体制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财政的出纳”的窠臼，正在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构建现代化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政府通过综合运用财政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等经济手段以及法律手段调节经济运行，有效地治理了先后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和一定程度上的通货紧缩趋势，逐步积累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有益经验。

——培育、规范、监管市场体系取得一定进展。中国政府在不断发展商品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培育生产要素市场，努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明显。2000年，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按市场价销售的比重已高达95%，比1995年提高6个百分点。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超过1000家，股票总市值48000多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成交金额60800亿元。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获得长足发展。90年代以来，相继颁布实施了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对风险较大的期货市场和证券市场，通过健全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和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了风险防范和监管机制。政府在规范、监管市场主体、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行为等方面，正在走向制度化轨道。

——政府以往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政企分开迈出较大步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经商办企业的做法，已经改变。政府各部门解除了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再直接管理企业。电信、电力、铁路、民航等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在加强所有者监督职能方面，政府采取了向重点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派驻监事会，以及向资产经营机构和大企业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等措施，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家提出“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正在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中非公有制经济所占份额接近1／4。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不对国有企业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保证各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在管理涉外经济方面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外贸、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通过降低关税、减少配额、取消出口补贴，及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等，初步形成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外贸、外汇运行机制。引进外资的地域和行业限制逐步放松，各级政府在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依法管理外商投资、简化办事程序、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作出积极努力。

——政府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能有所加强。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入口、资源、环境和社会保障对现代化建设的压力日益增大。适应这种形势，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并积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目前，中国人口出生率已经降到一个较低水平。政府实行了严格的资源管理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取得一定成效。政府加强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将应用型科研机构推向市场。普及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和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取得明显进展。与新体制相适应的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政府自身改革取得一定进展。首先，确立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基本方赂，提出建立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目标，并努力付诸实施。按照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政府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重视和加强了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监察工作，建立并逐步完善公务员制度和廉政建设制度。其次，政府机构改革逐步深入。1998年以来，从国务院到地方政府，相继开始了力度较大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按照精简高效、权责一致的原则，较大幅度地调整和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重点加强综合经济部门和执法监管部门，精简撤并专业经济部门，适当调整社会管理部门。机构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到29个，部门内设机构精简了1／4。移交给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地方的职能200多项，人员编制减少一半。机关工作作风和效率有了一定改进。各级地方政府也进行了相应精简，职责权限进一步明确。再次，政治民主化向前推进。更多地听取专家、公众意见和接受媒体监督，促进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通过直接选举区、县人民代表和农村基层政权领导，以及推行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等，基层民主政治得到发展。公益组织和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的自主治理机制也逐渐发育，在争取公共利益、协调经济社会矛盾以及补充、替代和监督政府职能等方面，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三)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同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总体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政府职能转变力度也小于机构改革的力度。政府职能转变和自身改革在有些情况下是主动推进的结果，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迫于形势压力，缺乏远见、深度和系统性，治标不治本。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自主治理的关系上，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尚待解决。

——政府对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依然过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形成。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经济转轨时期又有某种扩展的行政审批制依然广泛存在，特别是企业设立、领导人任免、投资、外贸等领域的行政审批亟待清理、削减。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某些政策的实施又产生了强化行政审批和个案处理的副作用。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票发行以及兼并收购等资产重组活动中，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往往出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甚至长官意志，对企业进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例如，强行要求效益好的企业在投资、担保贷款、资产重组等方面照顾劣势企业，甚至向企业摊派政府的行政性支出。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战线过长的问题依然突出，对其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力度不够，进展迟缓。对非公有经济的限制依然过多，公乎竞争环境尚未形成。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混淆不清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如何构建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已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在投融资领域，存在着政府以直接干预微观投融资活动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倾向，其结果往往达不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同时又加强了政府对投融资活动的不正常的干预。不少部门和地方政府仍然过多地承担着投融资主体的职能，花费大量精力争资金、争项目，投资决策依赖于行政机关的层层审批，不按科学严谨的、市场化的投资决策程序办事，缺乏严格的投资风险责任机制，屡屡造成重大的投资失误。

——规范、监管市场秩序的力度不够。一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仍不健全。例如反垄断法迟迟没有出台，难以运用法律手段打破行政性垄断；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至今没有最终建立，难以保证上市公司质量。二是执法不严，管理松懈，纪律松弛，甚至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致使已有的法律、规章和制度形同虚设。三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分割不断变换手法，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些因素导致了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突出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偷税、逃税、骗税、骗汇和走私活动猖獗，社会信用关系紊乱，逃废债务现象相当普遍，建筑领域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的问题严重，等等。

——一些政府部门出现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化倾向，公共服务职能弱化，乃至体制性腐败加剧。政府改革中专业经济部门陆续撤销以后，综合经济部门、执法监督部门和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需要加强。但是，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在制定规划、方案和法规时，或在处理部。门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时，往往受到本部门或所管辖的行业利益的局限，对国家利益、公众利益考虑不够，甚至作出违背这些利益和法定程序的行政决策。随着市场化改革向垄断性行业的逐步深入，相关领域的部门利益、行业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正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同一部门兼有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状况，容易强化部门的既得利益，使某些行政主管部门比地方政府更加留恋行政审批权。由于对微观经济活动设置了过多的行政审批事项，使体制性腐败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愈演愈烈。

——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有：(1)国家财权财力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关系尚不合理。一方面，中央财政可支配的财力明显低于国外平均水平。不少地方挪用工资和养老金搞建设，把欠帐留给中央和省级政府，不利于中央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也不利于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帮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税收立法权过于集中于中央，税权划分缺乏稳定的法制基础，难免导致地方政府变通国家税法、越权减免税和滥用收费权。(2)在分权过程中，一些应当下放给企业的权力没有落实到企业。中央政府放给企业的一些自主权，往往被地方政府截留，不少地方政府迟迟不愿向企业放权，在政企分开方面落后于中央政府。(3)行政性集权一分权一收权的框框还没有根本突破，按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职能、责任和权利的框架还不清晰。人们习惯于按计划经济下“先集权、再分权”的思路考虑问题，还没有确立市场经济下“分权优先、集权居后”的观念。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以及国家制定的优惠政策，大多按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进行试点再逐步推广，或者限制在一定行政区划的范围内实施。这样往往增加行政层次，例如计划单列市的设置就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加复杂。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实行差别性优惠政策，不利于加强区域经济联系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适当的分权容易导致宏观经济失控、地区差距扩大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反过来又可能成为重新集权的诱因。

——依法行政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高。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与立法进程不协调，影响执法效果。目前中国在制定有关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和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执法效果往往不理想。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经常遇到行政性垄断的阻碍。其次是执法落后于立法。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究的行为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在许多地方时有发生，严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再次是部门、地方政府的法规甚至内部文件与国家法律存在矛盾。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出现内部文件的权威大于部门法规，部门法规的权威大于国家法律的现象。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处理矛盾和问题时，往往先依据本地内部文件和法规，然后才考虑中央政府的法规、部门规章和国家法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是以国家法律法规而是以内部文件甚或长官意志作为判决依据。此类问题较多地表现在企业改制和涉外经济纠纷等方面。

(四)加入WTO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新挑战

应当说，在经济转轨的复杂环境中，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能够取得已有的进展是很不容易的。国际社会对此也作出了积极评价。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是难以避免的，只能通过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求得解决。中国加入WTO，对政府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战，甚至在某些方面规定了政府改革进展的时间表，这就大大增强了加快政府改革的紧迫性。

加入WTO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自主的、主动的选择。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基于对国际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解，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潜力的认识和信心。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WTO和经济全球化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一方面，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例如，中国可以抓住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时机，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提升产业结构；可以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现实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可以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国内经济势必面临国际市场的强大竞争压力。中国传统的优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会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的挑战。在吸引外资方面，我们面临周边国家强有力的竞争。中国在加入WTO谈判中承诺了开放市场的义务，“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将难以像过去那样继续实施。国际上有的研究报告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竞争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加入WTO后能否有效提升自己的经济竞争力，将对中国构成严峻考验。加入WTO后，对中国现行经济体制将会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直接和突出的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挑战。

——对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实质上是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否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引人竞争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国内市场机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国企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等方面还相对滞后。如果这些领域的改革不能加快并取得显著成效，扩大开放市场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对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趋利避害，实现以开放促发展提出了较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政府要履行所承诺的开放市场时间表，所涉及的问题包括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放开贸易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变化大部分将在2005年以前实现，时间紧迫。市场开放将会引入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国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开放过快，也可能使国内产业受到过大冲击，引发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开放与改革进程产生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扩大开放前加快国内改革，提高国内企业和市场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同时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采用得力措施化解开放市场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负面效应尽可能降低。

——对政府在开放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分享全球分工之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来自国外的冲击。从理论上讲，一国政府难以同时兼顾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政府只有具备较强的在开放条件下稳定本国宏观经济的能力，才可能为本国企业创造一个较平稳的市场环境。同时，面对种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要求政府在危机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表现出更强的能力。

——对政府管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后，要求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决策更加科学，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洁程度提高，效率进一步改进。只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软环境”，使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居于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