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理论

1. 国际贸易理论的当代变化

当代国际贸易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迅速增长。所谓产业内贸易（intra-instiry trade）是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解释的产业间贸易（inter-instry trade）相对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同一产业内的产品之间的贸易，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既进口又出口同一类产品。
这些现象的出现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占世界贸易额相当大比重的一部分贸易并不是因为比较成本的差异或者资源禀赋的差异而发生的。为了解释这些国际贸易的新现象，以克鲁格曼、雷蒙德·弗农等为代表的大批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新的学说。这些学说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们把这些学说称为新国际贸易理论。

2. 对克鲁格曼新国际贸易理论的评价

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①）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克鲁格曼的产业群模型是基于以下事实：企业和产业一般倾向于在特定区位空间集中不同群体，不同的相关活动又倾向于集结在不同的地方，空间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产业专业化有关。这种同时存在的空间产业集聚和区域专业化的现象，是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分析中被广泛接受的报酬递增原则的基础。当企业和劳动力集聚在一起以获得更高的要素回报时，存在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为产业群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和空间距离带来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被用来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各种等级化的空间产业格局的发展。克鲁格曼（1991）设计了一个模型，假设工业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在一个区域内，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格局演化的最终结果将会是集聚。这从理论上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现实中的产业区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而且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克鲁格曼的模型为人为的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产业政策有可能成为地方产业集聚诞生和不断自我强化的促成因素。也就是说，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效应，所以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都具有“历史依赖”性。克鲁格曼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相结合，用模型化的方法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弥补了马歇尔和韦伯观点的不足。但是，他比较强调大型公司的内部增长和组织间能量化的市场联系，而忽视了公司活动所产生的难以量化的非物质联系（如信息、技术联系）和非正式联系（如人际关系间基于信任的联系）。

3. 克鲁格曼对国际贸易地理理论的贡献！

我不太清楚，还是贡献是啥呀？看这些东西，我说

4. 为什么说克鲁格曼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代表人

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范围也包括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和技术知识的国际传递。生产要素和技术知识一方面作为某种特殊商品有其本身的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作为要素投入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起着重要作用。国际贸易理论还研究经济增长、技术变动与贸易的相互影响，从动态上分析国际贸易变动的原因与结果。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可追溯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学说。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斯密与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二十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资源配置”或“资源禀赋”的贸易学说。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模型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规模报酬仍然不变。他们的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在赫克歇尔—俄林体系中徘徊多年的国际贸易理论又活跃起来，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来研究贸易的原因和结果，研究新的贸易结构与贸易政策，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学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些学说已逐渐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编入教科书，另外部分仍在继续讨论之中，仍是贸易的前沿论题，本文将简要地介绍这些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并阐述其对我国贸易政策的意义。一、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为贸易原因提出新解释的主要是从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主要的贡献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这一理论以企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解释战后增长迅速的工业国之间的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规模经济贸易理论〔（1）a〕的发展是建立在两个与以往理论不同的假设上：（1）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2）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具体讲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下降，企业面对的是市场需求曲线，市场需求量会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参与国际贸易以前，企业所面向的只是国内的需求。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有限，企业不能生产太多，从而使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不得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国内需求加上国外需求，企业生产就可以增加。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反而使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增加了竞争能力。由于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囊括一行业的全部产品，从而使国际分工和贸易成为必然。但具体哪一国集中生产哪一种产品，则没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自然（竞争）产生，也可以协议分工。但这种发达国家之间工业产品“双向贸易”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技术不同或资源配置不同所产生的比较优势。二、国际贸易、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在经济学文献中，虽然已有许多理论阐述了技术在贸易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讨论技术对贸易的影响，也分析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把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结合起来研究，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前沿课题。国际贸易理论的这一新发展的背景也与战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有关。在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理论说明了当前“北北贸易”和同类产品之间贸易的原因之后，人们自然就会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有规模经济？产业的规模经济和国际分工是怎样形成的？如果说技术的差异与发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技术又是怎样产生、发展、传递的？技术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的关系又是如何？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学者们将国际贸易理论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中，关于国际贸易、技术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很多。从其理论渊源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怎样影响贸易和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研、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间的关系。1．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1）技术差异所形成的贸易模式除了“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贸易学说外，技术作为外生变量上的差异亦被用来说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和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马库森和斯文森（MakusenandSvenson，1985）在他们的研究中假设两国的资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产品生产需用两种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规模经济。但如果两国在生产技术上有某种细微的差别，劳动生产率就会略有不同。在两国的贸易中，各国都会出口其要素生产率相对高的产品。戴维斯（Davis）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假设两个国家两种产业。其中第一种产业只生产一种产品，而第二种产业生产两种不可完全替代的产品。假设其中一国在第二种产业的生产中与国外略有技术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种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别国略胜一筹。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要素价格的相等会使该国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而别国则会生产出口另一种产品。马库森、斯文森和戴维斯的研究说明，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同行业产品之间（intra—instry）的贸易。（2）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福利的影响克鲁格曼1986年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影响。在他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类国家：技术较先进的国家（发达国家）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产品亦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产品与非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些假设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发展在于：假如技术变动了（而不管为什么会变动），会对各国的贸易模式和福利产生什么影响？如果这种技术进步发生在发达国家，则结果是没有坏处。第一，对发达国家来讲，它技术更高了，产品更先进了，由于本来就在技术上领先，更新的技术的产生并不面临什么竞争，也不威胁别国，别国也威胁不了它，所以技术进步对它有好处。第二，对落后国家也没坏处，因为技术差距拉大了，给后进国家更大的空间来发展和赶超。所以技术进步发生在先进国家对这两类国家均有利。对先进国家唯一的不利之处是对一些本来就有技术优势的产品，技术进步和生产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有可能变得不利。假如技术进步发生在后进国家呢？克鲁格曼认为结果是缩小了两类国家之间的差距，对原来先进国家是一种竞争，对他们不利。后进国家会因为自己有能力生产这类产品而减少进口，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使该类产品价格的下降，对先进国不利，二是如果这种产品需要密集使用后进国本来就稀缺的资源，那么对后进国来说也不利。2．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贸易理论的另外一方面发展是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来分析，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也研究技术的进步作为生产和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技术变动有两种源泉，一种是被动的，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出来的，而是从看中、干中学会的，是通过经济行为学来的，这叫“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另外一种是主动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innovation）。技术革新一般是研究和发展（ResearchandDevelopment，简称R＆D）的结果。（1）“技术外溢”（Spillovers）与“干中学”（Learing—by—Doing）所谓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在许多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只是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这种学习过程有时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自然产生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被称为技术“外溢”（Spillovers）。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又可分国际、国内、行业间和行业内几种不同情况。a）国际技术外溢国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如通过贸易）的途径传播到了别的国家，从而使别国的生产者也逐渐掌握了这些技术。为了说明技术在国际间的外溢，我们假设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各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X和Y。在两国没有贸易时，各国的生产是由本国的生产技术和资源配置决定的，A国有生产X的比较优势，B国则有生产Y的比较优势。如果两国发生贸易，根据“比较优势”理论，A国会专门从事X的生产和出口，B国则专门生产和出口产品Y。这是贸易发生后的最初均衡。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假设技术是无法垄断的，可以通过商品贸易“外溢”到别国。贸易的结果，AB两国的生产者都掌握了彼此的生产技术并有可能对本国的生产进行调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技术外溢会有各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情况是，A国本来有生产商品X的比较优势，但B国生产X的技术更先进，有绝对优势。A国引进了B国生产商品X的技术，提高了本来就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率。这种结果发挥了本国资源上的比较优势，有利于A国的长期增长。另外，商品X本来就是B国相对短项，在两国实行分工和贸易后便不再生产。A国多生产X可以使B国的进口价格下降，也有利于B国。这种技术的外溢使原来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模式变成了由“绝对优势”决定。技术外溢的结果，两国都从中受益。但是如果B国生产商品Y的技术比A国先进，A国从B国中学到这种技术并用此来改进发展其本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Y。对A国来说，这种技术引进的结果是一种进口替代型增长，但对B国来说则是一种威胁和竞争。如果A国生产Y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的资源，对A国的长期发展也不一定有利。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发展引入“错误”方向，使两国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影响（参见Yanagawa，1993）。b）国内的技术外溢国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在本国范围内的传播。由于地理、语言、文化等原因，国内技术外溢比学习外国技术更快。 八十年代后期，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在克鲁格曼（1987）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生产一系列产品。其中任何一国会在一些产品的生产技术中有最初的领先地位。尽管技术可以在国际间传播，但本国内的技术外溢会更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较快的国内技术外溢过程，该国原先的领先的行业会有加速发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增强，“国内技术外溢”也会使别国在他们原来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更有领先地位，技术的国内传播使各国的差异扩大。卢卡斯（1988）的模型与克鲁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假设一系列国家，生产两种产品：X和Y。各国的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相同，但对两种产品的技术知识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国家生产X，另一些国家生产Y，形成最初的国际分工。由于技术在国内的外溢，生产X和生产Y的国家都会在各自的专业生产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各国对两种产品技术知识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一般情况下，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很难改变，除非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产品价格下降的速度，改变原先国际分工的地位，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转向另一种产品生产的，也只能是那些原来就在边缘上的国家（marginalcountry）。克鲁格曼和卢卡斯的分析说明：一个国家最初的比较优势、产业选择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可能与它本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源配置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之后，国内生产技术的外溢使得一国在这些产业中的生产率比别国提高的更快，会使该国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更加巩固。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擅长于一些行业，而另外一些国家擅长于另外一些行业，这与国内的技术外溢是有关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种生产格局，改变是不容易的，因为产业规模与国内的技术外溢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成本增长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就会有利可图而继续存在。历史在决定一国长期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c）行业间与行业内的技术外溢技术外溢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行业之间（inter—instry）和同行业之内，许多行业虽然产品不同，但所用的资源有许多是相同的，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对各行业都是有促进作用的。另外，这里的“技术”概念，也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生产方式，也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知识。因此，一个行业拥有的技术优势也可能外溢到别的行业，使别的行业的生产率也有所提高，并对社会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1）c〕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有不同的产业集团（instryclusters），各集团生产类似产品但生产技术不会完全相同。与国外类似的产业集团相比，生产上也会有不同的优势。国际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和技术外溢会缩短各产业集团的技术差距。（2）发展研究（R＆D）与技术创新（Innovation）技术变动的另一个来源是技术创新，它是一种投资、开发与研究的结果。新技术的开发主要表现在：a）提高要素生产率，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保证产量的情况下，使用更少的资源；b）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可以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出现。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一个最终产品可以由一个企业变成许多个企业来生产。同一企业中也可分为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只生产产品的一个零部件。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每个部门只集中于一个小范围的大规模生产，而在这个具体的零部件生产中，企业有可能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得利润。换句话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利润不再只是从最终产品中获得，每个生产环节都独立出来，都有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对利润的追逐使生产的每个环节上都有改进技术的动力。开发型技术进步也常常是在对新产品的研制中获得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或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产生出新技术。 与“干中学”不同，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的，因此，只有在保证这些投资能够获利的条件下，企业才会去研制新技术。因此，一国能否获得大幅度的开发型技术进步，需要两个必要条件：（1）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没有保护的话，企业开发新产品所冒的风险与其收益不对称，也就没动力去投资、研究。（2）要鼓励对科研的投资。干中学虽然也能提高技术，但毕竟有局限性，毕竟只能缩短与先进技术的差距，一个国家要想技术上领先，就必须有开发型的技术进步，但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有法律和投资来保证的。国际贸易与开发型技术变动有相互促进的关系，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迫使各国努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新技术的开发不再只是个别国家的行为，而成为各国的共同努力。这里边也有一个技术开发的规模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贸易和技术的国际流动可以使开发研究形成“规模经济”而降低各国的科研开发成本。一项新技术从一国开始后，另一国可以马上引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不应重复同样一个过程。当然，这样做需要许多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另一方面，技术革新也会影响贸易模式。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和“干中学”的模型中，最初的贸易模式都是给定的，都假定各国在生产技术上有差距但没有讨论为什么有差距。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模型则揭示了产生技术差距的根本原因。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技术的国际国内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有可能缩短各国技术上的差距，本国原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对于一国的长期发展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对发展研究的投资和不断开发新的技术，是改善一国的贸易地位和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措施。三、国际贸易新理论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启示过去十五年来，我们虽然在开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贸易政策上仍受许多传统观念的束缚。我们在出口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但是开放国内市场方面顾虑重重。在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过程中，我们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进关贸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其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保护幼稚工业”的理论。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对某些产业的保护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怎样选择保护对象？采用什么方式来保护？保护的前景与代价是什么？我们必须充分估计为保护所付出的代价，并努力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我们发展先进或幼稚工业的目标。古典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已经分析了保护给消费者和整个国家福利所带来的损失。关于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学说又为我们揭示了保护所失去的“外部效应”，尤其是对电脑等高科技产品进口的限制，损失的不只是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拖延了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电脑等科技知识产品与一般消费品不一样，电脑的使用和普及包含着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电脑迅速普及所能带来的外部效应，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况且电脑行业发展的关键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和市场需求来促进软件的开发。通过贸易壁垒的办法来保护幼稚产业，其代价和结果都是必须考虑的。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还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新的贸易理论揭示了当代国际市场的垄断竞争和工业制成品贸易为主的特征，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来生产、出口全部的工业产品。国际贸易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即使在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既进口又出口。现代的国际竞争并不局限于个别产品的得失，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限制外国优质产品的进口，不一定非要通过保护来生产国外已占优势的产品。对外开放某些市场，并不等于国内的同类产业就不能发展了。别人生产了一些种类型号，我们可以集中资源生产别的或新的种类型号，并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向国外出口。怎样使某些产业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提出了一个“战略性贸易保护”的问题。由于国际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和现代企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如何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以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成为企业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如果政府能够正确地选择某些有发展前途并能充分发挥本国资源优势的产业，通过政策支持，帮助其达到一定生产规模的话，对本国利益和发展都会有利的。这种贸易保护着眼于一国长期的战略发展，被称为“战略性贸易保护”。不少国家曾采用过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如日本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对许多产业有过保护。它将一个产业保护一段时期，然后就转移。保护的目的只是希望在保护期内，让产业自身产生出一种技术外溢和自行不断壮大的能力，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保护的时间是短暂的，保护的行业是不断变动的。克鲁格曼借用了吉文斯（Givens，1982）的说法，将其称做“狭窄的、移动的保护带”（theNarrowMovingBand）。无论是自由贸易的政策还是“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选择的依据都是如何使本国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不仅要从静态上估计，也要从动态上考虑。对什么产业采取什么政策，都要有尽可能精确的利弊分析。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并不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更多需要考虑的问题。简单地利用贸易壁垒来保护幼稚工业是一种被动和陈旧的方式，代价是不小的。而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对某些产品（不一定是整个行业）实行保护也许会带来长期的优势和利益，但是这些产品不一定是幼稚产业，保护的手段也不一定是贸易壁垒，可以是代价较小的产业政策或消费政策，保护的时期应是短暂的，这种保护是一种积极的，有前途的保护。

5. 什么叫做国际贸易纯理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主编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注释】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海闻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注尾】在全球经济学理论界享有盛誉。该书是美国商务部在20世纪80年代初召开的一次研讨会的理论成果，初版于1986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发行，至1995年已重印七次。该书共收录了15位经济学家撰写的12篇有关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力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思路”。

一、新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提出的“绝对优势说”堪为自由贸易理论之滥觞。鉴于亚当·斯密“地域分工论”存在着明显缺陷，大卫·李嘉图对其进行了修正，创立了“相对优势说”，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重大突破。但该理论仍然不能完全解释国际贸易的发生机制。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及其学生俄林以“资源禀赋说”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战后国际贸易理论成了赫俄理论的一统天下。

（一）战略性贸易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贸易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古典理论所设想的那种交换了，如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倾向于出口资本密集性产品，有熟练劳动力的国家倾向于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不发达国家则出口原材料，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国家的技术差异和资源禀赋仍然主要决定了国际贸易的基本模式，但相当部分国际贸易不可简单地归因于出口国的自然优势，相反，越来越多的贸易来源于规模经济和因技术创新而形成的人造优势。

这说明国际贸易形态的历史性变迁对经济学家提出了挑战。只有在现有贸易思想基础上发展一套新理论，才能重新解释国际贸易领域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70年代发展起来的产业组织学提出了分析寡头竞争产业的新方法，从而催生了国际贸易新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市场不会偏离“完全竞争”太远的假设之上，市场上有许多生产者，每个生产者力量都很小，不会试图去影响价格或其竞争对手未来的行为。然而，战后以来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迅速增长说明完全竞争的假设是不合适的，现在相当一部分贸易是由大规模生产的优势、积累的经验和通信技术的创新所决定的，由众多小企业之间展开的原子状的竞争已经难以看到，而少数几家大型企业之间的不完全竞争却随处可见。例如，大型客机市场基本上由“波音”和“空中客车”两家寡头航空公司所垄断，每一方都有影响价格的能力，它们做出战略性的行动，以期影响竞争对手的行为。

古典贸易理论在于证明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古典理论假定市场竞争是完全的。一国在某一产业的比较优势是贸易发生的根本原因，每个国家都因其各自的要素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因此，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经济中，“租”非常少，因而经济中不存在“战略性”部门，自由贸易政策是各国最好的选择，在各国都支持自由贸易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能从贸易中获益，且一国的收益并不以他国的损失为代价，自由贸易不是零和博弈。古典理论甚至认为，即使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奉行自由贸易原则，其他国家都一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该国仍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因此，自由贸易是古典理论的铁律。

在产业组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提出挑战。新理论既是对古典贸易理论的继承，又有所超越。它认为，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的偶发性，是一国特定的历史、某个偶发事件和经济政策的产物，并不是完全由各国资源禀赋差异所决定的。新理论最有意义的创新在于引入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理论，从而使国际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这一假定条件的束缚下摆脱出来，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产业领域存在着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现象，这个理论有力地挑战了古典贸易理论所认为的规模经济报酬不变的传统观点。由于市场竞争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竞争而完全消失，在一些产业，资本和劳动有时会获得比其他产业高得多的回报率，因而经济中存在着“战略性”部门。如果政府能够识别出这些战略性部门，就有可能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政府积极运用补贴或出口鼓励等措施对那些被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或大量“租”的产业予以扶持，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以增加本国经济福利和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政府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显然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贸易的通行规则，因而被视为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活动。

（二）选择战略性产业的基本标准。如果说经济中存在着战略性部门，那么企业家或经济学家该怎样识别它们？克鲁格曼提出了识别战略性部门的两项标准，一是看该部门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该部门的资本或劳动回报率是否特别高；二是看该部门是否存在着外部经济，即某一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或经验对其他企业会产生技术外溢。然而，由于外溢是没有市场价格的，根据这项标准去衡量战略性部门有一定难度。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几种形式。一旦选定某些产业为战略性产业，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保护这些优选产业的发展呢？克鲁格曼和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几种可能的应用形式。

1.以转移利润为目的的补贴。这项战略性政策涉及到运用补贴来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润从国外厂商转移给国内厂商。政府补贴可能使本国厂商降低产品成本，从而在有利可图的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份额。由于成本补贴迫使外国竞争对手削减产量，使本国厂商得到额外利润，这些利润超过政府的补贴数额，即厂商的受益超过纳税人的损失。这说明出口补贴（或生产补贴）增加了国内经济福利。

2.保护本国市场。比较典型和普遍运用的是国内市场保护政策。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对国内进口竞争产业的保护政策历来基于出口鼓励政策。保护政策的古典版本是有名的“幼稚产业”理论，最早由汉弥尔顿提出，李斯特加以发展和完善。克鲁格曼在1984年提出了一些与幼稚产业论相似的论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规模经济情况下，随着总产量上升，边际成本递减，阻止外国厂商进入国内市场，不仅可以帮助本国厂商占领被保护的国内市场，也会使本国厂商在出口市场上获利;另一种观点基于“干中学”思想，“干中学”在结构上与边际成本递减的情形是类似的。在一个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上，本国厂商生产得更多，比外国竞争者学习得更快，它的“学习曲线”向下移动。

二、新贸易理论在美国兴起的深层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美国兴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与同时代美国经济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欧洲的复兴、日本的崛起，美国逐渐丧失了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特别是日本作为经济、科技和金融大国的崛起，成为在国际竞争中对美国具有较大威胁的经济大国。80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美国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领域明显超过西欧而对美国构成巨大挑战，日本的对外贸易发展速度惊人，1979年日本的进出口总额较1955年增长了46.5倍，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随之从2.3%提高到6.5%，而美国在同期则从14%下降到12%。【注释】方连庆、刘金质和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第524页。【注尾】当时，美国各界正在为国际竞争力开始下降而担忧，日本和欧共体国家却通过政府补贴或保护等手段对高科技产业实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是否也应该对自己的目标产业进行扶持的争论。欧共体对农产品的长期补贴政策，使得美国有时也考虑运用补贴或其他优惠政策促使其他国家购买美国而非其竞争对手欧共体的农产品。而日本、韩国的汽车和家电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产业政策。为了重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美国经济学家开始考虑要么采取对抗性的贸易政策，在政府保护下发展一些支柱产业同日本和欧共体竞争，要么，对日本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施加政治压力或展开贸易谈判，迫使他们降低在经济领域的国家介入程度。在这种背景下，里根和布什两届政府在贸易理论、贸易思想上逐步背离了自由贸易原则，开始转向所谓公平贸易和管理贸易。

其次，贸易政策在美国经济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直到1960年，美国制造业仍然主要是向国内消费者提供产品，企业的竞争对手基本上局限于来自国内的厂商。此后，贸易的重要性开始上升，据统计，1960至1980年期间，进出口占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增长了一倍多，这表明国际因素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伴随着企业竞争由纯国内性质的问题转变为国际性质的问题，贸易政策也不再被视为仅仅是美国的国内政策，而成为对外经济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提高了国家贸易政策对国内经济变量的影响力，贸易政策作为达到国内目标和反击外国企业的不公平贸易的手段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第三，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迅速，以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已难以对此做出合理解释。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发展迅速，这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古典理论的比较优势说和新古典理论所秉持的要素禀赋论的解释力降低，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新的分析框架。罗伯特·吉尔平认为“80年代的种种事态发展，已经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注释】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注尾】克鲁格曼说得更明白：“一直可以用来说明1880年甚至1950年的经济状况的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已不适用于解释1984年的世界经济”。这在客观上要求理论界重新思考国际贸易理论，创立新学说，对战后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际贸易新模式做出科学解释。

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家们试图解释战后发达国家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迅速增长这一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于是出现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思想”，新思想的“内核”是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卖方寡头公司在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中的日益重要性，这种公司可能利用越来越多的利润、实践经验和阻碍竞争对手的壁垒加强自己的地位。【注释】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第201页。【注尾】 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各国政府有可能代表本国公司执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即通过财政补贴或国内市场保护等手段增强本国公司的国际竞争优势，使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

三、理论特色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安排了一系列由美国贸易代表的官员和贸易、产业政策专家参加的会议，散发事先准备好的有关当前贸易政策问题的案例材料，希望学者们能提供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合适的分析框架。不少美国经济学家开始投身于新贸易政策的理论研究，试图藉此为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辩护。新贸易理论成为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成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讨论的热门话题。

保罗·克鲁格曼主编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汇集了80年代美国学者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及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该书有三大特点：

首先，无论是经济学家们对新理论的探讨还是研究成果的结集发表，都反映了美国学术研究的实用传统。可以说，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它们试图解释战后国际贸易的三个基本事实：一是战后60%的贸易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北北”贸易压倒了“南北”贸易；二是它解释了产业内贸易迅速扩大的原因；三是它说明，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在由卖方寡头公司相互竞争的经济中，政府干预有可能改变战略博弈的基本结构，从而为本国厂商赢得国际竞争优势，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不少学者将战后日本在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所取得的成就归之于日本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

其次，保罗·克鲁格曼为本论文集撰写的“导论”提出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思路”。他重在提出问题，比如，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济依据是什么？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怎样识别战略性产业？政府能否成功地实施战略性政策？日本的经济成就与战略性政策有何联系？日本的产业政策值得美国仿效吗？假定美国根据新贸易理论采取更积极的、掠夺性的贸易政策，外国政府将做何反应？等等。论文集的其他14位学者则见仁见智，分别从不同角度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回答。

第三，该论文集并没有就新贸易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达成共识。从政策建议角度来看，多数学者不赞成美国政府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也不赞成政府对任何特定产业进行扶持。美国有着相当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劳务市场，各种生产要素都是高度流动性的，市场导向仍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场在引导资本和劳务向高技术部门转移过程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学者们建议，美国政府应对实行干预主义的产业政策抱慎重态度。部分学者指出，战略性政策只有在缺乏其他更好的政策时才能应用，而且只能是临时性的。

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难以付诸政策实践，单从理论上来说，它注重把有关公司和工业组织的理论应用于贸易关系，强调学习曲线、规模经济和外部性，是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古典经济理论把重点放在解释“南北”贸易上，而新理论着重解释“北北”贸易；古典理论认为贸易只是在公司之间进行，新理论认为存在着政府与公司合谋以攫取“租”（超额利润）的可能性；古典理论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租”是不存在的，新理论假定市场竞争是不完全或垄断的，在某些产业中存在着大量的“租”；古典理论假定资本和劳动是不流动的，比较优势是静态的，新理论假定资本和劳务都是流动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和人为的。

克鲁格曼主编的这部《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是目前国外关于新贸易理论的权威文献之一。它正式确立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倡导的政府干预可使经济福利最大化的论断的学术地位，不仅反映了经济学知识的新进展，而且从实际出发，比较合理地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模式。

6. 克鲁格曼对新贸易理论是什么

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①）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克鲁格曼的产业群模型是基于以下事实：企业和产业一般倾向于在特定区位空间集中不同群体，不同的相关活动又倾向于集结在不同的地方，空间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产业专业化有关。这种同时存在的空间产业集聚和区域专业化的现象，是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分析中被广泛接受的报酬递增原则的基础。当企业和劳动力集聚在一起以获得更高的要素回报时，存在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为产业群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和空间距离带来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被用来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各种等级化的空间产业格局的发展。克鲁格曼（1991）设计了一个模型，假设工业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在一个区域内，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格局演化的最终结果将会是集聚。这从理论上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现实中的产业区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而且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克鲁格曼的模型为人为的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产业政策有可能成为地方产业集聚诞生和不断自我强化的促成因素。也就是说，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效应，所以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都具有历史依赖性。克鲁格曼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相结合，用模型化的方法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弥补了马歇尔和韦伯观点的不足。但是，他比较强调大型公司的内部增长和组织间能量化的市场联系，而忽视了公司活动所产生的难以量化的非物质联系（如信息、技术联系）和非正式联系（如人际关系间基于信任的联系）。

7. 2,请用英语描述国际贸易理论有哪些

国际贸易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有国际贸易，以及作为一个国家应当如何对待国际贸易。

目录

1概述

2古典派

▪ 重商主义

▪ 重农学派

▪ 绝对优势

▪ 比较优势

▪ 保护贸易

▪ 相互需求

3新古典派

▪ 要素禀赋

▪ 里昂惕夫

4全新派

5新兴派

6当代变化

7著作

8国际贸易专业自考

▪ 专业概述

▪ 培养目标

1概述编辑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古典、新古典、新贸易理论以及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四大阶段。

古典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以完全竞争市场等假设为前提，强调贸易的互利性，主要解释了产业间贸易。

二战后，以全球贸易的新态势为契机，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从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技术进步等角度解释了新的贸易现象。

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则以专业化分工来解释贸易，力图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统一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内。
2古典派编辑
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18世纪中叶，是在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古典贸易理论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说明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结构和利益分配。
重商主义
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出现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的国际贸易观点，也称贸易差额论（晚期重商主义），其核心是追求贸易顺差，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重商主义认为，财富的唯一形式即金银，金银的多少是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而获得金银的主要渠道就是国际贸易。通过奖出限入求得顺差，使金银流入，国家就会富裕。
重农学派
17世纪下半期，在法国出现了反对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的思想，形成了重农学派（physiocratic school），其创始人是弗朗斯瓦·魁奈(F.Quesnay)。

重农学派的核心思想是主张自由经济，包括自由贸易，他们认为“自然秩序”（包括自由贸易）是保证市场均衡和物价稳定的重要机制。
绝对优势
18世纪末，重商主义的贸易观点受到古典经济学派的挑战，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生产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贸易的绝对优势理论。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中，斯密指出国际贸易的基础，在于各国商品之间存在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而这种差异来源于自然禀赋和后天的生产条件。

亚当·斯密认为在国际分工中，每个国家应该专门生产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用其中一部分交换其具有绝对劣势的产品，这样就会使各国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更好地促进分工和交换，使每个国家都获得最大利益。
比较优势
鉴于绝对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理论。

李嘉图认为国际贸易分工的基础不限于绝对成本差异，即使一国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中劳动生产率都处于全面优势或全面劣势的地位，只要有利或不利的程度有所不同，该国就可以通过生产劳动生产率差异较小的产品参加国际贸易，从而获得比较利益。

比较优势理论遵循“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原则，认为国家间技术水平的相对差异产生了比较成本的差异，构成国际贸易的原因，并决定着国际贸易的模式。
保护贸易
1841年，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基于国家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理论，指出保护制度要与国家工业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又称幼稚产业保护论。

与重商主义不同的是，他从保护生产力的高度把贸易和国家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形成以国家主义为基调的贸易保护理论，在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方面也更加客观实际。
相互需求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只论证了建立在各国专业化生产前提下的互利贸易基础和利益所在，没有说明总的贸易利益如何在贸易双方进行分配。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从相互需求角度出发，确定了国际间商品交换的价格问题，以解释两国间贸易利益是如何分配的。

相互需求理论实质上是指由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值的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完善和补充。

该理论用两国商品交换比例的上下限解释双方获利的范围； 用贸易条件说明在利益的分配中双方各占的比例； 用相互需求强度来解释贸易条件的变动。
3新古典派编辑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古典经济学逐渐形成，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对国际贸易进行分析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也随之产生。
要素禀赋
1919年，瑞典经济学家埃利·赫克歇尔(Eil F Heckscher)提出了要素禀赋论的基本观点，指出产生比较优势差异必备的两个条件。

1930年代，这一论点被他的学生伯尔蒂尔·俄林(Beltil G Ohlin)所充实论证，其代表作《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进一步发展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因而这一理论又称为H-O理论。

与古典贸易模型的单要素投入不同，H-O模型以比较优势为贸易基础并有所发展，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生产要素框架下分析产品的生产成本，用总体均衡的方法探讨国际贸易与要素变动的相互影响。

其核心内容为：在两国技术水平相等的前提下，产生比较成本的差异有两个原因：一是两国间的要素充裕度不同；二是商品生产的要素密集度不同。

各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充分利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以换取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这样的贸易模式使参与国的福利都得到改善。

20世纪40年代，保罗·萨缪尔森(Palua A Samuelson)用数学方式演绎了H-O模型，指出国际贸易对各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将必然使不同国家间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均等化，这也称为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或H-O-S定理（赫克谢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

这一定理潜在地认为，在没有要素跨国流动的条件下，仅通过商品的自由贸易也能实现世界范围内生产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和这一理论相关的还有另外两个基本定理。

国际贸易对本国生产要素收益的长期影响，由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归纳为：出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要素（本国充裕要素）的报酬提高；进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要素（本国稀缺要素）的报酬降低；不论这些要素在哪个行业中使用。

罗勃津斯基定理认为，在两种商品世界中，如果相对价格固定不变，一种生产要素增长会减少另一种商品产量。表明要素禀赋的变化决定着资源配置的变化。

这些定理均对H-O理论进行了重要拓展。
里昂惕夫
按照H-O理论，美国是一个资本丰裕而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国家，其对外贸易结构应该是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20世纪50年代初，美籍苏联经济学家里昂惕夫(Leontief)根据H-O理论，用美国1947年200个行业的统计数据对其进出口贸易结构进行验证时，结果却得出了与H-O理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一难题称为里昂惕夫悖论。

里昂惕夫悖论虽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观点，但它对原有国际分工和贸易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引发了对国际贸易主流思想的反思，推动了二战后新的国际贸易理论的诞生。
4全新派编辑
二战后，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和地理结构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

同类产品之间以及发达工业国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产业领先地位不断转移，跨国公司内部化和对外直接投资兴起，这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的贸易只会发生在劳动生产率或资源禀赋不同的国家间的经典理论是相悖的。

古典与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都假定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与当代国际贸易的现实也不相吻合，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新生产要素理论

新生产要素理论赋予了生产要素除了土地、劳动和资本以外更丰富的内涵，认为它还包括自然资源、技术、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信息、管理等新型生产要素，从新要素的角度说明国际贸易的基础和贸易格局的变化。

1、自然资源理论

1959年，美国学者凡涅克(J. Vanek)提出了以自然资源的稀缺解释里昂惕夫悖论的观点，认为美国进口自然资源的开发或提炼是耗费大量资本的，会使进口替代产品中的资本密集度上升。扣除资源的影响，美国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就会小于其出口。

2、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以基辛（D. B. Keesing）、凯南(P. B. Kenen)、舒尔茨(T. W. Schultz)为代表，对H-O理论作了进一步扩展，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引入。

通过对劳动力进行投资，提高其素质和技能，进而提升劳动生产率。

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在贸易结构和流向上，往往趋于出口人力资本或人力技能要素密集的产品。

3、研究与开发学说

格鲁伯(W. Gruber)、维农(R. Vernon)认为研究与开发也是一种生产要素，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和该种产品中的研究与开发要素密集度之间存在着很高的正相关关系。

各国研究与开发能力的大小，可以改变它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进而改变国际贸易格局。

4、信息要素

信息虽然是一种无形资源，但它能够创造价值。现代信息技术对生产的影响越来越强，对信息的利用状况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从而改变一国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地位。

偏好相似理论

1961年林德(S. B. Linder)在《论贸易和转变》一书中提出了偏好相似理论，第一次从需求方面寻找贸易的原因。

他认为，要素禀赋学说只适用于解释初级产品贸易，工业品双向贸易的发生是由相互重叠的需求决定的。

偏好相似理论的基本观点有：

产品出口的可能性决定于它的国内需求； 两国的贸易流向、流量取决于两国需求偏好相似的程度，需求结构越相似则贸易量越大； 平均收入水平是影响需求结构的最主要因素。

动态贸易理论

动态贸易理论主要从动态角度分析国际贸易产生与发展的原因。

1、技术差距理论

技术差距理论又称创新与模仿理论，M·V·波斯纳(Michael V. Posner)和胡弗鲍尔(G. G. Hufbauer)将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侧重从技术进步、创新、传播的角度分析国际分工的基础，扩展了资源禀赋论中要素的范围。

技术差距指一国以技术创新和控制技术外流而形成的一种动态贸易格局，会对各国要素禀赋的比率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贸易格局的变动。

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将市场营销学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技术进步结合起来阐述国际贸易的形成和发展。1966年他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指出，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产品生命周期有密切关系。

这一产品生产的国家转移理论，假设国家间信息传递受到一定的限制、生产函数可变以及各国的消费结构不同，指出产品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生产要素的需要是不同的，而不同国家具有的生产要素富饶程度决定了该国的产品生产阶段和出口状况。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比较优势论与资源禀赋论动态化，很好地解释了战后一些国家从某些产品的出口国变为进口国的现象。

3、“技术外溢”与“干中学”学说

这种观点将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罗默提出的“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即从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输入了技术。

经克鲁格曼(Krugman)论证，若引进国将外溢国的技术用于比较优势产业，则对两国均有利；反之对两国均不利。

假设国内技术外溢的速度高于国际技术外溢，国家原先的领先产业有加速发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增强。技术的传播使各国的差异不断扩大，强调了技术变动对国际贸易的动态影响。

4、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林毅夫等提出，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内要素禀赋，其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

资本存量的变化对一国要素禀赋的影响最大。

资本存量的增加来自于积累，积累取决于储蓄倾向和经济剩余的规模。

制度性决定的储蓄倾向是固定的，因而影响资本存量的关键是经济剩余的规模。

如果一国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够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优势，则其生产成本就较低，竞争能力就较强，进而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积累量也就越大。

因此，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能够较快地实现资源结构的升级，从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内贸易理论

产业内贸易理论又称差异化产品理论，以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为前提，从动态角度出发考虑需求情况，更符合实际。由于产业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陆续建立模型对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

1、新张伯伦模型

在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克鲁格曼(Krugman)的模型具有开创性作用，他将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提出的将差异产品和内部规模经济考虑在内的垄断竞争模型推广到开放条件下，创立了“新张伯伦模型”。

模型证明了当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变为不完全竞争，达到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时候，即使两国间没有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产品水平差异性和规模经济也可推动国际贸易，增加两国的福利。

2、兰卡斯特模型

这一基于简单的水平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模型，以产品特性和消费者偏好的唯一占优选择性为基础解释两国贸易。

兰卡斯特(Lancaster)认为，在具有相同特点的经济体之间，如果不存在贸易壁垒和运输成本，在规模收益最大化和消费偏好差异的影响下，两个经济体间仍能进行产业内分工和贸易。

3、新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新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基于垂直产品差异，弗尔维(Falvey)等人通过对H-O模型假设前提的调整，将产品差异与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不同组合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但仍用要素禀赋来预测贸易，因而又称为“新要素比例学说”。

这一理论认为，资本相对充裕的国家出口同种产品中资本密集的高质量品种，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国家则出口劳动密集的低质量品种，由此形成的产业内贸易实质上还是垂直分工的结果，在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最小偏离下，同时解释了产业间和产业内的贸易模式。

4、布兰德—克鲁格曼模型

为解释标准化产品产业内贸易现象，布兰德(Brander)和克鲁格曼构造了一个“相互倾销模型”（差别垄断模型）。

模型指出各国开展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销售战略，国际贸易的结构既不受要素禀赋、产品成本差别的限制，也不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追求的限制。

此模型表明，贸易是扩大竞争的一种方式，不完全竞争的企业可以通过贸易向别国的国内市场倾销以扩大销售，即使存在运输成本，也会存在双向贸易，并由两国间需求弹性的预期差异决定贸易量。

这就为两国相互倾销的行为提供了解释途径。

5、垂直差异产业内贸易模型

与新H-O模型所不同的是，垂直差异产业内贸易模型以寡头垄断市场假定为前提。弗尔维研究认为，一个产业包括依质量高低排列的一个“产品链”，即垂直差异性产品。

弗尔维(Falvey)和凯克斯基(H. Kierzkowski)建立的F-K模型表明，在完全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与完全没有这类贸易之间有许多过渡类型，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程度与特性依赖于要素禀赋、技术和收入分配情况对不同国家的相对影响。

费莱姆(Flamand)和赫尔普曼(Helpman)
建立的费—赫模型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假设有两国均生产某种产品，生产效率不同，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国际分工以产品差异性的形式体现，一国生产高质量的
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另一国相反，决定产品质量的是劳动投入，这里指“人力资本”。如果两国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不吻合，就可能发生产业内贸易。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el E. Porter)提出的这一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解释国际贸易，弥补了比较优势理论在有关问题论述中的不足。

波特认为，一国的竞争优势就是企业与行业的竞争优势，一国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否在国际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

而竞争优势的形成有赖于主导产业具有优势，关键在于能否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源泉就是国家是否具有适宜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

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四基本因素、两辅助因素模型”中，生产要素、需求状况、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政府、机遇都是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

波特根据以上各大要素建立了钻石模型，说明了各个因素间如何相互促进或阻碍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

从发展阶段来看，一个国家优势产业的发展可分为四个不同阶段，即生产要素推动阶段、投资推动阶段、创新推动阶段，财富推动阶段。

该理论对当今世界的经济和贸易格局进行了理论上的归纳总结。
5新兴派编辑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依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新框架,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
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的原因给出了新的解释思路,使贸易理论的核心重新回到分工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是一种内生动态优势模型,是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统一的
模型,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能够整合各种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法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思想形式化，将消费者和生产者合二为一，发展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该理论使研究对象由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转向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力图将外生的比较利益因素引入到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贸易理论模型中，把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统一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框架之内。

此理论的内生分工和专业化新兴古典贸易模型(Sachs, Yang and Zhang,1999)表明，随着交易效率从一个很低的水平增加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均衡的国际和国内分工水平从两国都完全自给自足增加到两国均完全分工，在转型阶段，两种类型的二元结构可能出现。

经济发展、贸易和市场结构变化等现象都是劳动分工演进过程的不同侧面，贸易在交易效率的改进过程中产生并从国内贸易发展到国际贸易，两者之间有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
6当代变化编辑
当
代国际贸易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迅速增长。所谓产业内贸易（intra-instiry
trade）是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解释的产业间贸易（inter-instry
trade）相对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同一产业内的产品之间的贸易，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既进口又出口同一类产品。

这些现象的出现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占世界贸易额相当大比重的一部分贸易并不是因为比较成本的差异或者
资源禀赋的差异而发生的。为了解释这些国际贸易的新现象，以克鲁格曼、雷蒙德·弗农等为代表的大批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新的学说。这些学说与传统国际贸易理
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们把这些学说称为新国际贸易理论。

8.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国际贸易专业简介

专业内容：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涉外部门的实际业务以及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方针、政策，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

专业方向有国际贸易、国际营销、国际经济合作三个专业方向。

专业课、基础课：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实务、世界市场行情、国际金融、国际经济法、国际市场营销、国际税收、外贸会计、外贸英文函电及专业外语等。

目前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就业难"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作为国际贸易专业的大二学生，笔者对自己所学专业的毕业流向做了一次调研，此次调研工作的资料搜集，笔者分三次进行。

目前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就业难"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作为国际贸易专业的大二学生，我们有必要对自己所学专业的毕业流向做一次调研，看看我们现在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为将来就业的激烈竞争争得更多筹码。

此次调研工作的资料搜集，笔者分三次进行。首先，笔者采访了本校00届已经毕业的学姐。该学姐系经管学院国贸专业学生，毕业前获英语双学位，中共党员，现就职于上海某对外贸易公司。她向笔者简单介绍了一下她的同学毕业后的情况：同学甲毕业后，为了留津，进入一家专业并不对口的国企；同学乙凭借英语双学位的优势，进入天津一家知名的上市国企；同学丙由于实际工作能力突出，成为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大户；同学丁选择继续深造。以上是学长毕业去向的一个缩影，也客观体现了我专业就业方向，但毕竟只是少数几人，不能完全说明国贸专业的就业状况。

鉴于以上原因，为了得到官方较正式的就业前景资料，笔者登录了复旦大学研究生网站，并亲自走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办公室。以上两所大学在应用经济学领域都有很高地位，国贸专业属国家重点级学科。复旦大学公布的资料显示，国贸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主要有会计师事务所、银行、外贸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三资企业以及政府涉外经济部门等。而人民大学给出的资料也如出一辙：就业去向近年来除了到银行、证券、保险、进出口公司、民营企业等金融机构、外贸机构和公司企业外，到国内的涉外企业和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的越来越多，如到4大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的越来越多等。综上资料所述，国贸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最后，为了得到更有力、更实际的资料，笔者去了"528招聘网"。查询了北京各企事业对国贸专业的网上招聘资料。网上招聘资料虽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企事业对国贸专业毕业生的招聘情况，但也可以代表一定的社会现实。在网上招聘的大公司并不多，笔者搜索到的较典型的有三家：平安人寿保险北京分公司；中国家用电器进出口公司；中科华星科贸有限公司。后两家公司在招聘人的要求上略高于其他企事业，中国家用电器进出口公司要求应聘者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最好有自己的客户，本科以上学历，通过英语六级；中科华星科贸有限公司要求更为苛刻：1、 大学本科学历，英语六级以上，听说读写能力俱佳，能够承担对外联系及谈判翻译工作，能够熟练的操作电脑及办公软件 2、 文笔佳，沟通协调能力强，思路清晰有条理，具有外贸商务工作三年以上经验者优先 3、有报关员证书，熟悉对外贸易及进出口相关知识者优先 4、 积极主动，高度的责任心和坚韧性；而虽然平安人寿对应聘者的要求只是有强烈追求成功的事业心即可，但其潜在竞争应该可以想象应聘者的素质会比较高。这只是三个比较特殊的公司，而其他的公司招聘情况应该更具代表性，这些公司大都招聘大专毕业或高中毕业的懂国际贸易的学生，本科毕业的英语专业或国贸专业学生也在一些公司招聘考虑范围之内。招聘职位以报关员、销售业务员、租船员、外事秘书、外贸业务员、销售主管等为主，大多为国际贸易实务。在性别上，客服和秘书要求女性的较多，在销售、制单等职位上要求男性的居多。对工作年限一般要求两年以上者为佳。

综上，可以看出这样几点问题：

1用人单位对应聘者的英语要求颇高，一般为英语六级以上水平，口语要好，表达流利。

2在性别上，也有职业差异，而大部分有性别限制的公司对女性应聘者的限制较多，换言之，女生在应聘时可能会比男同学遇到更多的问题与压力。

3本科生的竞争压力过大，与其竞争职位的有高中生、大专生、研究生甚至归国的留学人员。这些人的涌入无形中对本科生就业造成冲击。

4普通学校毕业生与重点大学毕业生的差别，前者确实在一些硬性条件上低于后者，用人单位更热衷于对后者的招聘。

5不尽然的是，企业更注重应聘者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内在素质及工作经验。

因此，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来应对未来就业的激烈竞争。

1在校期间，加强口语练习，并打好英语基础，通过英语六级考试。2作为女生，我们不可以因为性别上的原因而对未来就业失去信心，要发挥自己的长处，不断完善自己，做到自尊、自爱、自强。

3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如果觉得自己有足够时间及勇气，可以选择继续深造，增加自身竞争力。

4如果想参加工作的普通本科毕业生，不应因自己的学校而低人一等，因该充实自己，增加自身实力，多学习一些专业知识，并考取一些资格认证。

5在校期间，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打工，添加工作经历，为将来就业做好准备。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主编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注释】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海闻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注尾】在全球经济学理论界享有盛誉。该书是美国商务部在20世纪80年代初召开的一次研讨会的理论成果，初版于1986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发行，至1995年已重印七次。该书共收录了15位经济学家撰写的12篇有关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力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思路”。

一、新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提出的“绝对优势说”堪为自由贸易理论之滥觞。鉴于亚当·斯密“地域分工论”存在着明显缺陷，大卫·李嘉图对其进行了修正，创立了“相对优势说”，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重大突破。但该理论仍然不能完全解释国际贸易的发生机制。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及其学生俄林以“资源禀赋说”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战后国际贸易理论成了赫俄理论的一统天下。

（一）战略性贸易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贸易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古典理论所设想的那种交换了，如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倾向于出口资本密集性产品，有熟练劳动力的国家倾向于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不发达国家则出口原材料，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国家的技术差异和资源禀赋仍然主要决定了国际贸易的基本模式，但相当部分国际贸易不可简单地归因于出口国的自然优势，相反，越来越多的贸易来源于规模经济和因技术创新而形成的人造优势。

这说明国际贸易形态的历史性变迁对经济学家提出了挑战。只有在现有贸易思想基础上发展一套新理论，才能重新解释国际贸易领域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70年代发展起来的产业组织学提出了分析寡头竞争产业的新方法，从而催生了国际贸易新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市场不会偏离“完全竞争”太远的假设之上，市场上有许多生产者，每个生产者力量都很小，不会试图去影响价格或其竞争对手未来的行为。然而，战后以来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迅速增长说明完全竞争的假设是不合适的，现在相当一部分贸易是由大规模生产的优势、积累的经验和通信技术的创新所决定的，由众多小企业之间展开的原子状的竞争已经难以看到，而少数几家大型企业之间的不完全竞争却随处可见。例如，大型客机市场基本上由“波音”和“空中客车”两家寡头航空公司所垄断，每一方都有影响价格的能力，它们做出战略性的行动，以期影响竞争对手的行为。

古典贸易理论在于证明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古典理论假定市场竞争是完全的。一国在某一产业的比较优势是贸易发生的根本原因，每个国家都因其各自的要素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因此，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经济中，“租”非常少，因而经济中不存在“战略性”部门，自由贸易政策是各国最好的选择，在各国都支持自由贸易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能从贸易中获益，且一国的收益并不以他国的损失为代价，自由贸易不是零和博弈。古典理论甚至认为，即使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奉行自由贸易原则，其他国家都一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该国仍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因此，自由贸易是古典理论的铁律。

在产业组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提出挑战。新理论既是对古典贸易理论的继承，又有所超越。它认为，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的偶发性，是一国特定的历史、某个偶发事件和经济政策的产物，并不是完全由各国资源禀赋差异所决定的。新理论最有意义的创新在于引入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理论，从而使国际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这一假定条件的束缚下摆脱出来，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产业领域存在着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现象，这个理论有力地挑战了古典贸易理论所认为的规模经济报酬不变的传统观点。由于市场竞争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竞争而完全消失，在一些产业，资本和劳动有时会获得比其他产业高得多的回报率，因而经济中存在着“战略性”部门。如果政府能够识别出这些战略性部门，就有可能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政府积极运用补贴或出口鼓励等措施对那些被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或大量“租”的产业予以扶持，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以增加本国经济福利和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政府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显然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贸易的通行规则，因而被视为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活动。

（二）选择战略性产业的基本标准。如果说经济中存在着战略性部门，那么企业家或经济学家该怎样识别它们？克鲁格曼提出了识别战略性部门的两项标准，一是看该部门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该部门的资本或劳动回报率是否特别高；二是看该部门是否存在着外部经济，即某一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或经验对其他企业会产生技术外溢。然而，由于外溢是没有市场价格的，根据这项标准去衡量战略性部门有一定难度。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几种形式。一旦选定某些产业为战略性产业，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保护这些优选产业的发展呢？克鲁格曼和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几种可能的应用形式。

1.以转移利润为目的的补贴。这项战略性政策涉及到运用补贴来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润从国外厂商转移给国内厂商。政府补贴可能使本国厂商降低产品成本，从而在有利可图的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份额。由于成本补贴迫使外国竞争对手削减产量，使本国厂商得到额外利润，这些利润超过政府的补贴数额，即厂商的受益超过纳税人的损失。这说明出口补贴（或生产补贴）增加了国内经济福利。

2.保护本国市场。比较典型和普遍运用的是国内市场保护政策。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对国内进口竞争产业的保护政策历来基于出口鼓励政策。保护政策的古典版本是有名的“幼稚产业”理论，最早由汉弥尔顿提出，李斯特加以发展和完善。克鲁格曼在1984年提出了一些与幼稚产业论相似的论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规模经济情况下，随着总产量上升，边际成本递减，阻止外国厂商进入国内市场，不仅可以帮助本国厂商占领被保护的国内市场，也会使本国厂商在出口市场上获利;另一种观点基于“干中学”思想，“干中学”在结构上与边际成本递减的情形是类似的。在一个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上，本国厂商生产得更多，比外国竞争者学习得更快，它的“学习曲线”向下移动。

二、新贸易理论在美国兴起的深层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美国兴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与同时代美国经济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欧洲的复兴、日本的崛起，美国逐渐丧失了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特别是日本作为经济、科技和金融大国的崛起，成为在国际竞争中对美国具有较大威胁的经济大国。80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美国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领域明显超过西欧而对美国构成巨大挑战，日本的对外贸易发展速度惊人，1979年日本的进出口总额较1955年增长了46.5倍，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随之从2.3%提高到6.5%，而美国在同期则从14%下降到12%。【注释】方连庆、刘金质和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第524页。【注尾】当时，美国各界正在为国际竞争力开始下降而担忧，日本和欧共体国家却通过政府补贴或保护等手段对高科技产业实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是否也应该对自己的目标产业进行扶持的争论。欧共体对农产品的长期补贴政策，使得美国有时也考虑运用补贴或其他优惠政策促使其他国家购买美国而非其竞争对手欧共体的农产品。而日本、韩国的汽车和家电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产业政策。为了重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美国经济学家开始考虑要么采取对抗性的贸易政策，在政府保护下发展一些支柱产业同日本和欧共体竞争，要么，对日本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施加政治压力或展开贸易谈判，迫使他们降低在经济领域的国家介入程度。在这种背景下，里根和布什两届政府在贸易理论、贸易思想上逐步背离了自由贸易原则，开始转向所谓公平贸易和管理贸易。

其次，贸易政策在美国经济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直到1960年，美国制造业仍然主要是向国内消费者提供产品，企业的竞争对手基本上局限于来自国内的厂商。此后，贸易的重要性开始上升，据统计，1960至1980年期间，进出口占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增长了一倍多，这表明国际因素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伴随着企业竞争由纯国内性质的问题转变为国际性质的问题，贸易政策也不再被视为仅仅是美国的国内政策，而成为对外经济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提高了国家贸易政策对国内经济变量的影响力，贸易政策作为达到国内目标和反击外国企业的不公平贸易的手段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第三，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迅速，以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已难以对此做出合理解释。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发展迅速，这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古典理论的比较优势说和新古典理论所秉持的要素禀赋论的解释力降低，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新的分析框架。罗伯特·吉尔平认为“80年代的种种事态发展，已经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注释】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注尾】克鲁格曼说得更明白：“一直可以用来说明1880年甚至1950年的经济状况的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已不适用于解释1984年的世界经济”。这在客观上要求理论界重新思考国际贸易理论，创立新学说，对战后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际贸易新模式做出科学解释。

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家们试图解释战后发达国家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迅速增长这一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于是出现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思想”，新思想的“内核”是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卖方寡头公司在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中的日益重要性，这种公司可能利用越来越多的利润、实践经验和阻碍竞争对手的壁垒加强自己的地位。【注释】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第201页。【注尾】 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各国政府有可能代表本国公司执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即通过财政补贴或国内市场保护等手段增强本国公司的国际竞争优势，使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

三、理论特色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安排了一系列由美国贸易代表的官员和贸易、产业政策专家参加的会议，散发事先准备好的有关当前贸易政策问题的案例材料，希望学者们能提供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合适的分析框架。不少美国经济学家开始投身于新贸易政策的理论研究，试图藉此为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辩护。新贸易理论成为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成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讨论的热门话题。

保罗·克鲁格曼主编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汇集了80年代美国学者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及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该书有三大特点：

首先，无论是经济学家们对新理论的探讨还是研究成果的结集发表，都反映了美国学术研究的实用传统。可以说，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它们试图解释战后国际贸易的三个基本事实：一是战后60%的贸易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北北”贸易压倒了“南北”贸易；二是它解释了产业内贸易迅速扩大的原因；三是它说明，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在由卖方寡头公司相互竞争的经济中，政府干预有可能改变战略博弈的基本结构，从而为本国厂商赢得国际竞争优势，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不少学者将战后日本在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所取得的成就归之于日本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

其次，保罗·克鲁格曼为本论文集撰写的“导论”提出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思路”。他重在提出问题，比如，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济依据是什么？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怎样识别战略性产业？政府能否成功地实施战略性政策？日本的经济成就与战略性政策有何联系？日本的产业政策值得美国仿效吗？假定美国根据新贸易理论采取更积极的、掠夺性的贸易政策，外国政府将做何反应？等等。论文集的其他14位学者则见仁见智，分别从不同角度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回答。

第三，该论文集并没有就新贸易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达成共识。从政策建议角度来看，多数学者不赞成美国政府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也不赞成政府对任何特定产业进行扶持。美国有着相当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劳务市场，各种生产要素都是高度流动性的，市场导向仍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场在引导资本和劳务向高技术部门转移过程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学者们建议，美国政府应对实行干预主义的产业政策抱慎重态度。部分学者指出，战略性政策只有在缺乏其他更好的政策时才能应用，而且只能是临时性的。

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难以付诸政策实践，单从理论上来说，它注重把有关公司和工业组织的理论应用于贸易关系，强调学习曲线、规模经济和外部性，是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古典经济理论把重点放在解释“南北”贸易上，而新理论着重解释“北北”贸易；古典理论认为贸易只是在公司之间进行，新理论认为存在着政府与公司合谋以攫取“租”（超额利润）的可能性；古典理论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租”是不存在的，新理论假定市场竞争是不完全或垄断的，在某些产业中存在着大量的“租”；古典理论假定资本和劳动是不流动的，比较优势是静态的，新理论假定资本和劳务都是流动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和人为的。

克鲁格曼主编的这部《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是目前国外关于新贸易理论的权威文献之一。它正式确立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倡导的政府干预可使经济福利最大化的论断的学术地位，不仅反映了经济学知识的新进展，而且从实际出发，比较合理地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模式。

9. 请问保罗—克鲁格曼对国际经济与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

亚当·斯来密的“绝对成本”理论的自主指是绝对优势理论，指各国在生产同样产品时，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差异所导致的各国之间生产优势的不同，因此各国应专门生产本国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品。

亚当·斯密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创始者。在其代表著作《国富论》中，他提出了国际分工与自由贸易的理论。在对其理论的论述中，斯密首先分析了分工的利益。在他看来，适用于一国内部的不同职业之间、不同工种之间的分工原则，也适用于各国之间。他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其适宜于生产的某些特定的产品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进行交换，则对所有交换国家都有利。

绝对成本学说这一学说从劳动分工原理出发，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原理，克服了重商主义者认为国际贸易只是对单方面有利的片面看法。这种贸易分工互利的双赢思想，到现代也没有过时，将来也不会过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双赢理念仍然是当代各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贸易的指导思想。

成本=机会成本=经济成本，边际机会成本=边际成本。

10. 保罗·克鲁格曼一共创作过几个理论谢谢

克鲁格曼在上世纪末提出“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他以垄断竞争模型来分析规模经济及产业内部的贸易行为，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克鲁格曼认为，在导致国际分工的各种力量中，技术显得越来越重要。技术革新可能对其他产业部门产生外溢效应，因此它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需要重新估价。国际贸易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一国相对便宜的商品被转化为较昂贵的商品。因此，对外贸易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完全可以由分散化的市场机制去最有效地完成。

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的理论思想富于原创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模型，为其他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他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支撑的，但是当代国际贸易的实践并不能充分地支持这一论断。克鲁格曼在上世纪末提出“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他以垄断竞争模型来分析规模经济及产业内部的贸易行为，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另外，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随机性的“初始资源分配”，初始的优势因历史演化的“路径依赖”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效应，所以产业的地理聚合具有“历史惯性或依赖性”。克鲁格曼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整合，通过简略的数理模型论证了产业集聚的根源。

经济地理学与国际贸易

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关键性的问题涉及到个人和企业在不同地理景观中的迁移流动，城市集聚如何兴起，以及这些城市本身如何在空间层面得到组织（城市经济学）。人们很久以来就认识到，规模经济对于经济活动的区位而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把规模经济融入区位和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中，由此对早期研究者的言语分析赋予了精确性，并且开阔了新视野。在随后的研究中（如今被称为“新经济地理学”），经济地理学者们利用这些新工具，与那些对此领域有兴趣的经济学家共同付出努力。有若干位研究者参与了这些开发工作，但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贡献是由保罗·克鲁格曼作出的。

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和地理学领域发表了大量重要文章和专题论文，从而作出许多初始性贡献。克鲁格曼的第一篇论文是有关贸易理论的（《递增收益、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随后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另外一篇富有影响的论文《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与贸易模式》（1980）扩展了他的初始性分析。克鲁格曼1991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JPE）上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学》一文被看作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起点。

事实上，新经济地理学所播撒的种子，可以在他1979年的那篇论文中得到发现，该文的最后一部分指出，迁移的模式可以在新贸易理论的同一框架内予以分析。虽然该文对贸易文献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是有关迁移与集聚的论述花费了十几年时间，才对地理学文献产生了一点影响。

运输成本与贸易：本国市场的效应

贸易增长背后的重要力量一直是运输成本的减少。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这样的成本在大多数贸易模型中都是明显缺失的。在另一项基础性贡献中（即1980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与贸易模式》一文），通过引入运输成本，克鲁格曼扩展了他1979年开发的模型。

为了分析上的简便，这些成本被假定为与运输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商品数量呈特定的比例关系（有时这些成本被称为“冰山成本”，意思是一部分商品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融化掉了）。这使得他能够把分析的精确性与本国市场效应协同一致。

本国市场效应的直觉是简单的，伴随着递增收益和运输成本，存在着把某一商品的生产集中靠近其最大市场的激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对于贸易模式来说，偏好是起作用的，这是由林德尔早先所提出的一个观点（《贸易与转型》，1961年）。那些倾向于出口商品的国家，通常拥有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

新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克鲁格曼1979年和1980年的那两篇论文，展示了建立在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之假定基础之上的模型，这些模型可以解释在数据中可观察到的重要贸易模式。这些新要素与传统的要素比例机制相互作用的方式，仍然是可以进行分析的。产业之间贸易和差异化产品（建立在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基础之上）中的产业内贸易的整合模型（建立在技术差距和赫克歇尔-俄林要素比例差异的基础之上），是由兰卡斯特（《完全垄断竞争下的产业内贸易》，1980）、迪克西特和诺曼（《国际贸易理论：一种双重一般均衡方法》，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和克鲁格曼（《产业内的专业化分工与来自贸易的收益》，JPE1981年）所提供的。

新贸易理论与旧贸易理论的融合尤其重要，因为它导向有关贸易模式的跨国差异的可检验预测。它形成了有关双边贸易流动的广泛经验性研究的基础，由此使得研究者们得以评估新贸易理论的相关性。

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

克鲁格曼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最重要变化是贸易重要性的稳步上升，尤其是在处理市场控制能力、超额回报率以及创新和技术变革等问题时，我们都不能不慎重地考虑贸易政策。克鲁格曼尤其强调的是，必须关注贸易特征的变化。在导致国际分工的各种力量中，技术显得越来越重要。

在许多产业中，竞争优势好像既不是由一国潜在的贸易特征决定的，也不是由大规模生产的静态优势决定的，而是由企业研发活动所产生的知识和经验决定的。技术革新可能对其他产业部门产生外溢效应，因此它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需要重新估价。

国际贸易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一国相对便宜的商品被转化为较昂贵的商品。因此，对外贸易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完全可以由分散化的市场机制去最有效地完成。人们对市场效率的信念部分地反映了国际经济的现实状况，然而极端的自由贸易观点同样是有缺陷的。

对于贸易政策基础的重新思考，提出了两种认为积极的贸易政策可以比自由贸易更能使一国受益的方法，其一是通过政府政策使国家获得较大份额的“租”；其二是通过这些政策使得国家获得更多的外部正效应。在经济学中，“租”是指“某种要素所得到的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它可以是某个产业所获得的高于其他部门相同熟练程度的工人所能获得的工资。

新的贸易分析还认为，一国各产业之间为争夺有限的资本、劳动等资源而竞争，同时也与外国企业争夺市场，这意味着对国内某一部门的扶持或保护，将以牺牲其他部门的利益为代价。同时新的观点提出了战略性部门存在的可能。这是由于当今规模经济、经验优势以及创新在解释贸易模式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租”越来越不可能因为竞争而消失。在有些产业，资本或劳动有时会获得比在其他产业部门高得多的收益。克鲁格曼特别提到，确认战略部门的标准之一，是看这一部门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该部门的资本或劳动的回报率是否特别高。

如果在某些部门中有重要的“租”存在，则贸易政策可以通过让该国在产生“租”的产业部门获得更大份额来增加国民收入。主要的贸易部门就是那些“租”不会轻易因竞争而消失的部门。比如说，如果存在大规模生产的优势、比较陡峭的学习曲线，即使该产业中现有企业能获得高额利润，支付高工资，或二者兼而有之，新进入的企业也难保证有利可图。

克鲁格曼的其他理论贡献

克鲁格曼在其他研究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贸易理论中，他还分析了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通过引入某些贸易障碍来影响其贸易条件的激励方式。

克鲁格曼还在国际货币经济学的分析方面作出了贡献，他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国际收支危机的一个模型》中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设立了货币危机研究的新标准。在此他假定，某一政府试图维持固定汇率，而不论某些基础性的不平衡（比如说，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该国长期存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得这样一种“盯住的汇率”在长时期中无法保持。通过大量买入和卖出货币，该国政府在短期内可以维持固定的汇率。

克鲁格曼分析认为，该国政府的货币储备未来将耗竭，这种预期会引发理性投资者对于该国货币的投机性攻击。克鲁格曼的简略模型捕获了货币危机的根本性机制，这种研究方式激发了该领域后来的大量研究工作。

保罗·克鲁格曼是当今国际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国际贸易政策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系列著述不仅在经济学界，而且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2000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梁晶工作室共同策划出版了由海闻教授主编的《国际经济学译丛》一套5册。该丛书主要涉及了有关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汇率波动与汇率政策、地理与国际贸易、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克鲁格曼对“流行国际主义”的批判等内容。

克鲁格曼指出，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往往怀疑经济理论的实际作用，然而近年来，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源于学术界的理论文献和思想的影响。理论在日常的政策制定中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虽然政府的决策经常受到各种利益集团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经济理论对政策形成的实际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这也部分地解释了多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备受关注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