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请问:什么是赤贫人口
赤贫人口就是穷得一无所有,极其贫穷的人群。
贫困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各国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贫困问题一直相当重视,因此要弄清贫困的概念。
2014年10月,世界银行发布预测,2015年全世界贫困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有望降低到10%以下,指出经过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坚持不懈的减贫努力,世界更加接近2030年终结贫困的历史性目标。
(1)国际贸易赤贫化增长扩展阅读:
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
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的国内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相对贫困的思想要明确是相对中等社会生活而言的贫困”;“相对贫困就是年收入相对全国家庭的平均数”;
“相对贫困是一个较为主观的标准……一个相对的贫困定义是建立在将穷人的生活水平与其他较为不贫穷的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相比较的基础上的,通常这包括对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的总体平均水平的测度”;
“相对贫困是指某人或家庭与本国平均收入相比……相对贫困线随着平均收入的变化而变化”。
相对贫困是在把我们的生活水平与拥有较高收入的参照组相比较后产生的贫困。而且它有一定的主观性,依赖于一定的价值判断而存在。
卡尔·马克思写过:“一个住小草房的人在他的邻居搬来并建了一座宫殿之前,他一直是很快乐的,后来,那个住小草房的人开始感觉到了贫困”,因此,相对贫困是永远存在的。
绝对贫困是指低于维持身体有效活动的最低指标的一种贫困状态,这种最低指标是指“勉强维持生存的标准,而不是生活的标准,在对家庭生活做这种最低指标的估计时,应遵循这样的规定;
即除了为维持身体健康而绝对必须购买的物品外,其他一切都不能包括在内,而且所有购买的物品必须是最简单的” 。通过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发现,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的贫困问题是可以消除的。
② 请帮我找篇徵文关于通货膨胀的.感谢之
通货膨胀(Inflation)
通货膨胀的定义
在经济学上,通货膨胀意指整体物价水平持续性上升。一般性通货膨胀为货币之市值或购买力下降,而货币贬值为两经济体间之币值相对性降低。前者用于形容全国性的币值,而后者用于形容国际市场上的附加价值。两者之相关性为经济学上的争议之一。
通货膨胀之反义为通货紧缩。无通货膨胀或极低度通货膨胀称之为稳定性物价。
在若干场合中,通货膨胀一词意为提高货币供给,此举有时会造成物价上涨。若干(奥地利学派)学者依旧使用通货膨胀一词形容此种情况,而非物价上涨本身。因之,若干观察家将美国1920年代的情况称之为“通货膨胀”,即使当时的物价完全没有上涨。以下所述,除非特别指明,否则“通货膨胀”一词意指一般性的物价上涨。
通货膨胀之反义可为“通货再膨胀”,即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物价上涨,或紧缩的程度降低。也就是说,一般物价水平虽然下降,但幅度缩小。相关词为“通货膨胀率减缓”,即通货膨胀上升速率减缓,但不足以造成通货紧缩。
部份学者认为,中文“通货膨胀”一词字面上容易给人通货本身价值增加的联想,建议改称“物价膨胀”,但并未广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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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分类
(一)温和的或爬行的通货膨胀
这是一种使通货膨胀率基本保持在2%-3%,并且始终比较稳定的一种通货膨胀。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每年的物价上涨率在2.5%以下,不能认为是发生了通货膨胀。当物价上涨率达到2.5%时,叫做不知不觉的通货膨胀。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搞一点温和的通货膨胀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因为提高物价可以使厂商多得一点利润,以刺激厂商投资的积极性。同时,温和的通货膨胀不会引起社会太大的动乱。温和的通货膨胀即将物价上涨控制在1%-2%、至多5%以内,则能象润滑油一样刺激经济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润滑油政策”。
(二)疾驰的或飞奔的通货膨胀
疾驰的或飞奔的通货膨胀亦称为奔腾的通货膨胀、急剧的通货膨胀。它是一种不稳定的、迅速恶化的、加速的通货膨胀。在这种通货膨胀发生时,通货膨胀率较高(一般达到两位数以上),所以在这种通货膨胀发生时,人们对货币的信心产生动摇,经济社会产生动荡,所以这是一种较危险的通货膨胀。
(三)恶性的或脱缰的通货膨胀
恶性的或脱缰的通货膨胀也称为极度的通货膨胀、超速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一旦发生,通货膨胀率非常高(一般达到三位数以上),而且完全失去控制,其结果是导致社会物价持续飞速上涨,货币大幅度贬值,人们对货币彻底失去信心。这时整个社会金融体系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正常的社会经济关系遭到破坏,最后容易导致社会崩溃,政府垮台。这种通货膨胀在经济发展史上是很少见的,通常发生于战争或社会大动乱之后。目前公认的恶性通货膨胀在世界范围内只出现过3次。第一次发生在1923年的德国,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德国的物价在一个月内上涨了2500%,一个马克的价值下降到仅及战前价值的一万亿分之一。第二次发生在1946年的匈牙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匈牙利的一个便哥价值只相当于战前的828×1027分之一。第三次发生在中国,从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伪法币的发行量增加了1445亿倍,同期物价指数上涨了36807亿倍。
(四)隐蔽的通货膨胀
隐蔽的通货膨胀又称为受抑制的(抑制型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是指社会经济中存在着通货膨胀的压力或潜在的价格上升危机,但由于政府实施了严格的价格管制政策,使通货膨胀并没有真正发生。但是,一旦政府解除或放松价格管制措施,经济社会就会发生通货膨胀,所以这种通货膨胀并不是不存在,而是一种隐蔽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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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之测量由观察一经济体中之大量的劳务所得或物品价格之改变而得,通常是基于由政府所收集的资料,而工会与商业杂志也做过这样的调查。物价与劳务所得两者共同组成物价指数,为整组物品的平均物价水平之测量基准。通货膨胀率为该项指数的上升幅度。物价水平量测整体物价,而通货膨胀是指整体物价的上扬幅度。
对通货膨胀没有单独性的确实量测法,因通货膨胀值取决于物价指数中各特定物品之价格比重,以及受测经济区域的范围。通用的量测法包括:
生活指数CLI(Cost of Living Index)为个人生活所需费用的理论增幅,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es)概估之。经济学家对特定的CPI值应估计为高于或低于CLI值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因为CPI值公认具"偏向性"(bias)。CLI可用"购买力平价"(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来调整以反应区域性商品与世界物价的广泛差距。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consumer price index)测量由‘典型消费者’所购物品之价格。在许多工业国家中,该指数的年度性变化百分比为最通用的通货膨胀曲线报告。该项测量值通常用于薪资报酬谈判中,因为雇员希望薪资(名目)能相等或高于CPI。有时劳资合约中会包含按生活指数调整条款(cost of living escalators),表示名目薪资会随CPI的升高自动调整,其调整之时机通常于通货膨胀发生之后,幅度较实际通货膨胀率为低。
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测量生产者收购物料的价格,与CPI于物价津贴、盈利、与税负上有所不同,导致生产者之所得与消费者之付出产生差距。PPI反应于CPI升高而上升,具有典型的延迟。虽说其具多样化的组合,一般相信这种延迟的特性使得根据今日的PPI通货膨胀粗估(rough-and-ready)明日的CPI通货膨胀成为可能;各种的论述与内容有极重要的不同。
批发物价指数(wholesale price index)测量选择性货品之批发价格变化(特别是销售税),与PPI极为类似。
商品价格指数(commodity price index)测量选择性商品售价之变化。若使用金本位制,则其所选择的商品为黄金。美国使用复本位制,其指数包含黄金与白银两者。
GDP平减指数(GDP deflator)为基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名目GDP与经通货膨胀修正后的GDP(即不变价格(constant-price)GDP或实质GDP)两者间所使用的金钱之比例。这是对价格水平最宏观测量。本指数也用来计算GDP的组成部分,如个人消费开支。美国联邦储备改用核心个人消费平减指数(personal consumption deflator)及其他平减指数作为制订“反通胀政策”的参考。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PI(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price index)。2000年2月17日,美国在半年一度的国会金融政策报告(亦即Humphrey-Hawkins报告)中,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声称将主要的通货膨胀测量法自CPI改为连锁式个人消费开支价格指数。
因为每一种测量法都基于他种测量法,并以固定模式结合在一起,经济学家经常争议在各测量法及通货膨胀模式中是否有‘偏差’存在。例如,Boskin委员会于1995年找出美国劳工部统计局(BLS)所计算出的CPI具有偏差。在对其偏差进行定量分析后,他们认为当年度的通货膨胀遭过分夸大。因‘快乐论’(hedonic )所带来的科技创新增加与以平价品取代昂贵的商品,两者都会降低CPI-U的升高率。另一个例子是在1980年代早期,无人居住的出租单位并不计入CPI-U与CPI-W的租金收入部分;在加计此部分后,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极度的受低估,于是在1982年的CPI计算中加入了这项改变。
现存的争论为应否计入关于快乐论的调整部分,包含人们会在高物价的地区不可企及时搬迁到较便宜的地区。也有人认为指数中的购屋部分极度低估了日常生活费用对房价的冲击,亦极度低估了医疗费用在退休者的日常费用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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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在经济学上的角色
稳定的小幅度通货膨胀一般会被认为对经济有益。其中一个原因是某些价格难以重新谈判降价,特别是对薪资与合约而言更是如此。所以物价若缓步上涨,则相关的价格便较易于调整。有多种物价会‘抗拒降价’,而倾向于不断上涨。所以试图达到零通货膨胀(物价维持平准)的做法会导致其他行业的价格、盈利、与雇员数降低。所以,若干公司的执行部门视温和的通货膨胀为‘润滑商业巨轮’。追求完完全全的价格稳定会带来极具毁灭性的通货紧缩(物价持续降低),将导致破产与经济衰退(甚至经济萧条)。
金融体系视通货膨胀之‘潜在风险’为高于储蓄累积财富的基本投资诱因。换句话说,通货膨胀就是市场对金钱的时间价值之措辞。也就是说,因为今天的一元较明年的一元更具价值,所以未来的资本价值在经济学上有所扣减。此种观点视通货膨胀为对未来资本价值的不确定性。
对低阶层者而言,通货膨胀通常会提高由经济活动之前的贴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通货膨胀通常导因于政府提高货币供给政策。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所能进行的影响是对停滞的资金课税。通货膨胀升高时,政府提高对停滞的资金的税负以刺激消费与借支,于提高了资金的流动速度,又增强了通货膨胀,形成恶性循环。在极端的情形下会形成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
增强不确定性可能会打击投资与储蓄。
重新分配
从效果上将收入从固定收入者(收入来源于养老金之类)手中重新分配至非固定收入者(收入来源于薪水或投资回报),因为薪水或投资回报会随通货膨胀而上涨。
同样的,固定金额的放款者,其资产可能会重新分配给贷方(若放款方对通货膨胀预期不足从而利率偏低)。例如,政府通常是贷方,通货膨胀使政府实际负债降低,从而会将资金重新分配回政府手中。这种情况有时被视为通货膨胀税
国际贸易:若国内通货膨胀率较低,遭削减的贸易余额会破坏固定汇率。
鞋底成本:因为现金的价值在通货膨胀时会萎缩,在通货膨胀时期人们因此会倾向持有较少的现金。这种行为会导致成本增高,比如去银行的次数增加。(鞋底成本一词是句玩笑话,意指因走到银行而磨损鞋底所产生的成本。)
菜单成本:商号须更勤于改变产品价格,这导致成本增加。一个例子是餐厅由于改印菜单所增加的成本。
恶性通货膨胀:若通货膨胀升高的程度失去控制,会干扰到正常的经济活动,损害供给能力。
在一经济体中,会有若干部门编入通货膨胀指数,而若干部门没有,通货膨胀行为会自未编入的部门向编入的部门重新分配。在影响幅度小时,这属于一种政策性的选择,不对储蓄而对变现优先权与手头资金课税。若影响超出一定幅度时,则其效应歪曲,成为个人‘对通货膨胀的投资’,也就是鼓励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心理。
因为以上打击通货膨胀的理由都高于打击其预期行为与打击持有大量资金所需的小幅影响,大部分的中央银行顾及物价稳定性,都以可见但极低的通货膨胀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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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指数(Misery index)
痛苦指数于1970年代发表,代表令人不快的经济状况,等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总合。其公式为:痛苦指数 = 通货膨胀百分比 + 失业率百分比,表示一般大众对相同升幅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感受到相同程度的不愉快。现代经济学家不同意以完全负面的‘痛苦’一词来形容上述通货膨胀机转的负面冲击。实际上,经济学家中有许多认为公众对温和通货膨胀的成见是来自其相互影响:群众只记得在高通货膨胀时期相关的经济困难状况。以现代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说,温和的通货膨胀是较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可由对抗滞胀[stagflation](可能由货币主义[monetarist]所刺激)来作部分中止。
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在日本)曾鼓吹以较高的通货膨胀作为经济衰退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有对通货膨胀的调查都显示出新古典经济学派学者与一般大众对温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损害有岐见:公众仍然认为其损害剧烈,而财政型经济学者视其损害为微不足道,许多学者甚至说一点伤害也没有。
因通货膨胀具重分配之性质,反对承受通货膨胀重负的意见落居下风。因为资本利得税为名目数额,所以通货膨胀被主张为与“富人税”一样重要,而低度通货膨胀的社会会倾向于财富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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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起因
不同学派对通货膨胀的起因有不同的学说。
货币主义的解释
对于通货膨胀最广为人知也最直接的理论是:通货膨胀导因于货币供给率高于经济规模增长。此说主张以比较GDP平减指数与货币供给增长来作测量,并由中央银行设定利率来维持货币数量。此观点不同于下述之奥地利学派者在于其着重于货币之数量而非实质。在货币主义架构下,货币的聚集是重点所在。
货币数量理论,简单的说,就是经济体所耗货币总量取决于现存货币总量。下列公式创自此说:
DC
P=--
SC
P 为一般消费品物价水平,DC 为消费品总需求量,而SC 为消费品总供给量。公式背后的观念是:在消费品总供应量对消费品总需求量相对下降,或消费品总需求量对消费品总供应量相对上升时,一般消费品物价会随之提高。基于总开销主要基于现存货币总量的观点,经济学者们以货币总量计算消费品总需求量。于是乎,他们断定总开销与消费品总需求量随著货币总量提高。于是相信货币数量理论的学者们同样也相信物价上涨的唯一原因就是经济成长(表示消费品总供给量正提高),以及央行因之以货币政策提高现存货币总量。
以此观点来说,通货膨胀的最根本原因是货币供给量多于需求量,于是‘通货膨胀是一定会到处发生的货币现象’,弗里德曼如是说。意指通货膨胀的控制有赖于货币上与财政上的限制。政府不可令借支过于容易,其自身亦不可超额贷款。此观点着重于中央政府预算赤字与利率,以及经济生产力,也就是由生产成本(总供应)所推动的通货膨胀( Cost - Pull Inf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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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的解释
依新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有三种主要的形式,为Robert J. Gordon所说的"三角模型"[1]之一部分:
需求拉动通货膨胀 - 通货膨胀发生于因GDP所产生的高需求与低失业,又称菲利普斯曲线型通货膨胀。
成本推动通货膨胀 - 今称‘供给震荡型通货膨胀’(supply shock inflation),发生于油价突然提高时。
固有型通货膨](Built-in inflation) - 因合理预期所引起,通常与物价/薪资螺旋(price/wage spiral)有关。工人希望持续提高薪资,其费用传递至产品成本与价格,形成恶性循环。固有型通货膨胀反应已发生的事件,被视为残留型通货膨胀,又称‘惯性通货膨胀’,甚至是‘结构性通货膨胀’。
这三型的通货膨胀可随时合并解释现行的通货膨胀率。然而,大多时前两种型态的通货膨胀(及其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会影响固有型通货膨胀的大小:持续性的高(或低)通货膨胀带动提高(或降低)固有型通货膨胀。
三角模型中有两项基本元素:沿著菲利普斯曲线移动,如低失业率刺激升高通货膨胀;以及转移其曲线,如通货膨胀升高或降低对失业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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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或称需求面)通货膨胀说
需求带动理论主要集中于货币供给:通货膨胀可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与经济供应力(其潜在输出)相关。这点在政府(可能于对外战争或内战期间)印行超额的货币引起金融危机时特别鲜明,有时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使得物价飞涨(或达每月上涨一倍的程度)。
货币供给在程度温和的通货膨胀中也扮演主要角色,但其重要性有争议。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相信其具强力连结;相反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强调总体需求在其中的角色,而货币供给仅只是总体需求的决定性因素。
凯恩斯主义解释法的基本观念为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称之为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此模型在物价稳定度与失业率之间权衡(trade off);故为将失业率降至最低,可允许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极佳的描述出美国在1960年代的经历,但不足以诠释其于1970年代所遭遇到的通货膨胀升高与经济停滞结合。现今菲利普斯曲线用以关联薪资总额增长与一般性通货膨胀的关系而非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
③ 如何正确认识当前大学生的就业形势
关键看你心态,大学生毕业出来还没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一般情况下企业不愿意招收的一类,但能够放低身份,从低层做起。找份工作很容易的。不要想着刚出来就找个什么经理、主管做,没有那样的企业会请你做高层管理工作。就是企业想要你做管理的,也是先从基层做起,让你有一定的经验才会提拔。总体来说。要求不太高的现在就业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
④ 如何理解"WTO规则是发达国家对东南亚后起国家的反攻倒算"
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是由美国为代表的富国制定并推动的,具有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的不平等的特点,并缺乏透明度,其推动的“全球化”实际上成了美国化。WTO规则的“片面性”和“扶强抑弱”倾向,导致整个世界资本投机行为泛滥,民族国家主权地位被削弱,发展中国家就业紧张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更趋激烈,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协调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支柱机构。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于实现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扩大跨国经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消除我国在国际贸易中遇到的歧视性待遇,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为我国居民的消费得到更大的满足提供了机遇。
但是,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最权威的国际经济组织,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富国烙印,特别是带有很强的美国烙印,尤其是体现WTO这一组织的灵魂的规则,先天就具有“扶强抑弱”性,具体表现在:
首先,世界贸易组织是以发达国家在国内已经实行过且证明对他们有利的游戏规则来界定各项标准的。任何一种机制、组织、秩序的运行和竞争,规则是第一重要的。为发达国家控制与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在制定规则和制度时,只以那些发达的富国为模型,在这些国家已经实行的国内贸易规则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并要求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政府向这些规则看齐。很显然,WTO的不少规则适应富国而不适应穷国,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富国国内贸易规则在世界上的延伸,先天就具有强烈的“扶强抑弱”性,体现着强烈的实力主义特性和要素的趋利本性。所以,在世贸组织推动的自由贸易潮流中,许多发展中国家抱怨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发达国家的御用工具,是富国推行其价值观念、经济模式乃至政治模式的“代理人”,它们根本不考虑穷国的利益和要求,不考虑人的基本需要,而只考虑它们自身的贸易利益和利润,毫无公平可言。最典型的例证是,东南亚、俄罗斯与拉美等地发生金融与经济危机过程中,发达国家所控制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机构与这些国家讨论实施援助计划时,往往提出极其苛刻的条件,胁迫各国服从。
其次,即使WTO规则是那些规则制定者按照世界各国情况平均加权后制定出来的,也同样存在着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的不平等。WTO规则按照生物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的法则设计,穷国和富国在貌似平等的游戏规则面前,起跑时的起点不一样,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比如说,发达国家使用的是现代化的机器生产,而发展中国家则大部分生产还停留在手工劳动阶段,发达国家的生产总值主要依靠知识和信息获得,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则仍然停留在非常原始的粗放阶段;发达国家掌握了世界贸易乃至全球化所需要的一切制度安排,而发展中国家则对此茫然无知。由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差异和总体上的垄断性,发达国家通过经济的全球化大举进入和占领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达国家依仗技术和设备的优势,利用知识产权等措施和法律手段,不仅掠夺性地大量开发和廉价占有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资料、人力资源,而且以昂贵的价格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技术和知识产品,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的持续和良性发展方面受到严重影响,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商品价格高,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相当弱。二者起点的差距如此之大,现在却要使用同一规则去进行竞争和赛跑,胜负的结局不是早已定论了吗?
第三,游戏规则缺乏透明度,没有让发展中国家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世界贸易组织尽管不分国家大小、人口多少和经济实力强弱,一视同仁,每个成员有一票投票权。但由于小国、弱国的贸易水平低,贸易量小,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影响非常有限。特别是对贸易规则的解读无法得到发达大国的认同,以致参与相关问题的谈判能力非常有限,从而造成形式上具有和大国相等的合法的权利,但实际上却没有发言权。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业的大量介入,通过投机活动向发展中国家转嫁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将工业生产大批外移的情况下,其生产性危机的压力就迅速下降。而由于资金的积累和动作,金融活动有了更多的流动性、随意性和投机性,发达国家利用游戏规则信息不对称和缺乏透明度的误区,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使得金融机制尚不健全、资本也不雄厚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资本大量缩水、外逃,经济遭受严重打击。
第四,由WTO等世界性组织驱动的全球化,实际上成了“美国化”。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的涉及范围更广泛的WTO取代原来的关贸总协定。这是一个渗透着美国构想的有关同质、均等的世界发展的新方案、新组织,在涉及全球化进程的一系列问题上,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回答。法国一家报纸曾发表一篇文章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说,美国把它作为自己模式的传播工具,以援助来逼迫有关国家实行所谓的经济自由化制度,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被称为“千年回合”的WTO第三届部长会议上,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美国,意欲将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经济模式、政治模式等一切规则、制度,作为WTO制定谈判的原则和框架,成为构造冷战后国际贸易格局的理念。特别是美国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发展迅猛,积蓄了巨大的潜力,因此,美国在西雅图会议上,从自身最大利益角度考虑,把降低关税作为第一重点,希望通过减税谈判让其优势行业占领世界市场,持久地主宰未来。
由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带有强烈的“美国化”倾向,使得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那些体制不健全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首先受到冲击,而美国等贸易大国则乘机从中渔利。大量外资流入美国,有利于美国调低利率,大量廉价的原材料和商品进入美国,刺激了美国的消费市场而又不引发通货膨胀。在文化领域,美国的娱乐产品大量涌进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并超强度地排斥当地文化或者其他国家的电影、文学、艺术、光盘等产品。人们说现代的世界是麦当劳、可口可乐、迪斯尼、好莱坞、NBA、拳击之夜和微软的世界。所以,按照WTO规则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人一起沉浮,美国是站在那些处于灭顶之灾的发展中国家肩膀上的巨人。
二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贸易组织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规则的“片面性”和“扶强抑弱”倾向,导致整个世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
首先,导致了资本投机行为的泛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使得资本可以在全球内不受限制地流动。当今世界,大约有超过100万亿美元的衍生金融品在寻找机会盈利,进行股票交易的投机商们借助高科技,利用许多政府高度依赖外国资本的心态,大肆进行金融炒作,兴风作浪。世界贸易组织恰好又为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入和流出提供了土壤。全球市场正在对国家内部的经济政策进行裁决和惩治,一旦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和政府项目的资金突然枯竭,对该国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国际金融投机炒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到处寻找机会,买空卖空,大发横财,将许多新兴金融市场搞得人仰马翻,鸡犬不宁。他们借经济全球化之势和自由市场之名,对金融弱势国家和地区进行掠夺。而某些发达国家则对这种过度投机行为听之顺之,美其名曰“投资自由化”。与此同时,有些发达国家以WTO规则为武器,指责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透明度不高,开放程度不够,坚持要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发达国家迫使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不顾实际地对外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就等于是将自行车赶上高速公路,其后果必然是凶多吉少。
其次,民族国家主权地位被削弱。那些对WTO等这些驱动全球化的国际组织顶礼膜拜的人,甚至对国家在未来会有什么有意义的、重要的作用表示怀疑。奥梅(K.Ohmae)在畅销书《民族国家的末日》(The End the Nation State)中宣称:“……在现今无国界的全球化经济的寰宇内,民族国家作为有意义的参与单位的作用已不复存在。”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性组织挑战民族国家主权,在经济上通过跨国公司网改变私人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促使跨国公司融入国家市场,使得一个政府在跨国公司经营的领土范围内,不再享有合法权利的垄断,从而挑战一个国家的对内主权。一个国家的合法性源于它保持边界线的能力,而跨国公司的市场却不依边界线而存在。当全球化促进市场一体化时,民族国家的主权在政治上就变得不那么完整了,WTO等国际性组织将自己的规则延伸到国家主权范围中。在政治上,“人权”、“民主”等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削弱民族国家主权的工具,而世界贸易组织则助纣为虐。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奇谈怪论,更是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性组织制定出来的规则成为国际法,组织本身则成了国际裁判或世界法官,它们正在向干涉权、国际监护、人权或有限主权等概念转化,逐步侵蚀国家主权中领土专属权和处理内部事务中排除外部参与的原则。为了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规则及规则设计者们的要求,为了保持对国外资本市场的门户开放,许多后起的国家被迫降低了本国的社会安全、教育等方面的标准。最后利益牺牲者总是那些弱小的发展中国家。这样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的不均衡,从而为社会动荡和失范培植了沃土。
第三,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就业的艰难。加入WTO融入全球化过程虽然能够创造就业机会,但对发展中的贸易小国来说,在全球化过程中创造的就业机会 往往得不到足够的保护。巨大的技术进步和降低成本的办法,使得产品的产量稳定增长,而所需的就业职位的数量却显著地减少。进入21世纪后,人类有可能以20%的现有世界经济人口为全球提供产品。即使是今天那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人口也有很大数量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WTO规则的“扶强抑弱”性,在发展中国家设立了许多的子公司、孙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争夺就业机会。跨国公司的生产环节也不再根据某个地区或国家的地理位置优势来加以组织,而是根据正在形成的那种无拘无束、游移不定的资本主义新条规来安排。只要有机会赢利,企业必然向廉价劳动力国家转移,甚至可以把工厂从一个国家迁往另一个国家。那些工资水平较低、社会防范标准较差,尚未制定出环境保护、收入免税额以及外国公司的投资税惠等方面法规的国家,正在吸引着跨国经营的公司。东亚的一些“虎”国已经在抱怨公司离开自己的国家而迁至相邻的国家或地区去安排自己的生产。
第四,世界进一步两极分化,富国更富,穷国更穷。WTO规则失衡,使得世界贸易偏离预想的轨道,在促进整个世界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导致了财富占有天平的严重倾斜,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两极分化更加厉害。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东方还是西方,工人阶级的力量大大削弱,而跨国企业、资本家和一些管理或专业阶层的地位却得到有效增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金融资本本身具有“趋利本性”,资本的流向总是那些获利最丰厚、报酬最高的地区和国家,以债务国以及那些仰赖外国援助的国家的“赤贫”为代价,债权国、国际投资者和多国金融机构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发达国家挟天子以令诸侯,强制推行按照他们价值观念制定的、在其国内行之有效的WTO规则,从而导致“优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呈“倒瀑布型”配置,最后向发达国家积聚,发展中国家成为资本最无希望获利的地方,世界上最贫穷者最易受到威胁,并面临着被永久排除在所谓WTO的“全球化世界”视野之外的危险。诸如非洲这样的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的地区,却是资本最不愿意投向、最“无利可图”的地区。美国经济学家科顿发表了一篇《全球化资本主义导致人类日益贫困》的文章,认为当今经济的特点是生产力过剩,大量失业,贫富差别扩大,而世界贸易组织首要关注的则是商业利益,关注盈利和创造金钱,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其成员国的食品、健康、安全等漠然置之。结果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政治经济权利日益被WTO等国际性经济组织驱动的全球化剥夺,民族国家的权利正在向全球性金融这种动荡不安的、具有掠夺性的体制转移。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被称为“富裕的白人俱乐部”。1998年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出口在世界贸易总量中只占0.25%,富裕的欧盟从世界最贫困国家的进口只占欧盟商品进口量的1.2%。欧盟从贫困国家最多的非洲进口的商品1998年甚至比上年还减少了6.8%。让人更伤心的是,富裕国家向最贫困国家的商品实施的平均关税事实上比它们向其他富裕国家征收的关税还要高两倍。全球化将使得穷国更穷。发达国家在尽享WTO规则“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在饱受贫穷落后之苦,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第五,个人主义更加恶性膨胀。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驱动的全球化,使得那些休戚与共的集体原则逐渐失效,而过度的个人主义和无节制的竞争却进一步得到强化。WTO的基本原则是建筑在自由放任的理论基础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之上的,团结一致、互依互存的价值观,已经被国内和国家间鼓励竞争和极端主义的原则所广泛取代。尤其是世界上的那些经济大国,任意将自己的意志和命令,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这些国际性组织强加给那些弱小的国家,运用自己的优势,掠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即使是伙伴,在经济利益面前仍然是互不相让,尔虞我诈,频频过招,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美国倚仗WTO规则,打着自由贸易的幌子,不时挥舞起超级301条款的大棒,毫不留情,动辄将对方推上世贸审判台,并施以种种制裁。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和贸易能力,试图建立起“单极世界”,在经济、贸易等问题上居高临下,强权欺压,奉行美国至上的“单边主义”原则,威胁、欺压和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成为美国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因些,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尽可能地运用自身优势去畅通无阻地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过程。在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上,美国总统克林顿甚至公开要求将不符合劳工标准的国家生产的产品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维护发展中国家工人的权利,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近乎排他性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小布什上台以后,“单边主义”更加浓厚,对WTO则采取“有用则纳之,无用则弃之”的极端实用主义态度,公然推出有悖WTO公平贸易规则的钢铁贸易保护和农产品补贴法案。正因为如此,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撰文指出,工业化世界绝不应该试图以牺牲贫穷国家为代价解决它自己的问题。利用贸易限制来处理可能源于其他政策的问题,很少有合情合理的时候,它只会加剧贫困,阻碍发展,造成问题的恶化。发展中国家一再得到这样的忠告:自由贸易对它们有益——它们必须开放它们的经济。然而当它们真的这么做了,却发现富国削减的关税还不如穷国削减的多。富国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征收的平均关税是它们对从其他工业化国家进口的产品征收的关税的4倍。配额和“反倾销”惩罚还被用来阻止第三世界的产品进入第一世界的市场,尤其是在穷国有竞争优势的领域,例如农产品、纺织品和服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它们何时以有竞争力的价格生产某种产品,都会被指责进行倾销。安南呼吁世界需要建立一个公平自由的贸易体系。
第六,世界贸易组织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助推器。以新自由市场思想和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尤其注重服务业和信息产品的贸易,这是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文化侵略扩张相伴随的,尤其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对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中为数众多的青年人极具吸引力。随着资本全球流动而产生的贴上“美国牌标签”的大众传播文化,以现代传播工具为媒体,以广大青少年为对象,以通俗和流行为特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服从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以摹仿和复制的方式,在流水线上制造出千千万万“美国牌”文化商品的同时,把划一的具有“美国风味”的文化品,通过广播、卫星电视和地方电视台,推销到每一个角落的人群去。好莱坞的虚幻世界差不多被带到了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而在非洲的一个村庄里,收录机里迈克尔•杰克逊的流行音乐和麦当娜的性感靡调,淹没了传统的激扬鼓声。
这种状况,不仅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得更加脆弱,也使经济社会在保持它们本身的文化认同、社会价值观、语言和对信息传播的现有控制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私人或国家电视台的节目单上,从美国输入的廉价“肥皂剧”日甚一日地替代了欧洲文化人自己创作的影片。即使文化观念与美国基本相同的欧洲各国,都在惊呼美国的文化消灭了欧洲的文化,何况“免疫力”甚差的非洲、亚洲等地呢?社会的文化对该社会的认同和价值导向至关紧要,全球化的媒体不仅对其他文化进行渗透,而且占主流的文化逐渐侵蚀着地方文化和宗教所规定的“规范”。法国原文化部长雅克•兰曾经公开谴责WTO、IMF等组织驱动的全球化实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认为美国作为大众文化的超级大国,不仅决定着娱乐活动,而且决定着面包的分配。
三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政治体制以及相应的众多社会正处在失衡之中。基于纯粹经济理由由WTO推进的全球化进程,由于没有一种公认的规则用以从国际或国家的层面进行社会协调,只能导致社会和国际政治的不稳定。如果我们犹如韦瑟福德(R.Weatherford)所表明的,即走美国人的路,上述社会失衡的发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韦瑟福德认为,美国兼容并包的文化已成了冉冉浮现的大同世界文化的核心,美国人的特性将变成人类的特性,其他的特性就失去得越多。显然,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消灭了内容的法则。
解救由WTO“扶强抑弱”规则驱动的全球化过程出现的“现代性隐忧”,建立起一种为世界上所有文化都能分享和接受的“全球规则”,最紧要的任务就是确立共担风险,而非单方面坐享红利的方向,让全球的承担风险者以公平而又适当的方式来参与构筑WTO等这些国际组织的体制。就道德导向而言,世界贸易组织更需要的是一种“太空船道德”(K•波尔丁)而非“救生艇道德”(G•哈丁)。后者指的是,当碰到紧急情况时,大家都同意把数人推入海中,以挽救其余人的生命;而前者则意味着,太空船中的所有人都意识到,发生了不测事件,不能撇下任何一个人,因为即使只有一个人被扔出座舱,其余的人照样会命丧黄泉。为了生还,唯一的可能就是调动各种力量,按照商定的规则来共同排除“险情”。显然,世界贸易组织应当考虑采纳“太空船道德”的导向,以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在21世纪的人道途径。如果群体和国家不把这样的道德原则内在化和制度化,那么带来的社会弊病就将更加严重。
1999年1月3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向全世界呼吁,要求实施有共同价值准则的契约,以支持合适的公共利益准则为方式,给世界贸易组织等带来一张“富有人情味的面孔”。受惠于WTO规则的跨国公司和那些富国肩负起应有的责任,不要企图以牺牲贫穷国家为代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应当将WTO的好处全部扩展到全世界,建立一个更加公平自由的世界贸易体系。WTO规则驱动的全球化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但是如果人们享受不到“某些最起码的准则”的保护,世界经济将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将受到威胁。
⑤ 经济全球化后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很明显,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的好处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且发达国家有先发优势。
产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最主要原因是未能建立一个公正、合理、有序的国际新秩序。
发展中国家政局和社会不稳定,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
(5)国际贸易赤贫化增长扩展阅读:
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趋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1998~2006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翻了一番。受益于初级产品需求增长及其价格上扬,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和财政平衡状况得以改善,首次出现经常项目盈余。
第二,南南合作不断加强。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在增长,而且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在快速增长,其贸易额从1995年的577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1.7万亿美元。2007年,亚非拉三大洲的区域内外经济一体化又取得了新的进展,使其对外贸易总额超出全球贸易总额的30%。
第三,人均收入大幅增加。2003~2007年,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增长了近30%,而同期内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人均GDP仅增长10%。2007年,在143个发展中国家里,预计只有10个国家的人均实际收入会有所减少。198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发展中国家的23倍,而到2007年这一差距将缩小为18倍。
第四,发展中国家加速资本输出步伐,导致国际资本流动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传统上,国际资本由北向南流动,而现在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资本的趋势愈益明显。
⑥ 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保持30年领先世界经济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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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
最近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VIP专享文档 2011-05-08 2页
最近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地理极权假说11
很早就想写这篇文章了,无奈前段时间工作太忙,一直拖着了。中国最近30年来(自1978年起),经济的增长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平均下来大约有每年有9%左右的增长率。为什么中国在这30年中能获得像欧洲、日本黄金时代类似的快速增长?本文现在就揭开其中的原因。
一、根本原因(历史必然性)
人类最近五百年来处于历史进步的加速度运动之中,从欧洲取得突破的人类进步推动了全人类的巨大进步,至今世界上的每个民族与国家都处于人类进入文明史以来的最快发展时期。这段时间人类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取得的进步超过了过去一万年的成就总和。中国作为全世界诸国中的一国,也一起上了这趟高速列车。这是中国最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二、具体原因(历史偶然性)
中国并不是全人类增长的领头羊,为什么在前一个时代没有增长,而偏偏在1978至今这段时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呢?这就涉及了到历史偶然性的问题——这个事件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发生了。偶然性的东西都不是根本原因,但人类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偶然性,因为历史的必然性只有借助于历史的偶然性才能从抽象存在转化为现实存在。
历史必然性 + 历史偶然性 = 现实性
本人将历史偶然性的因素都称为具体原因,中国最近30年经济增长的具体原因有三个:
1、欧洲最近500年的发明创造大部分都免费传入了中国;
得益于自由的社会环境,欧洲在最近500年中在科技与政治文明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在科技与政治文明巨大进步的直接推动之下,欧洲的经济取得了让人类过去历史略显暗淡的惊人成就。然而更伟大的是,欧洲人的这些成就中的绝大多数都免费地流向了世界的其他民族与国家,欧洲在人类中树立了一个成功榜样,但他却没有收取学费。这些新兴的科技与政治文明成为人类最近500年前近的巨大动力之源。
看看我们的身边(当然事实上是地球上的每个民族),有多少东西是来自欧洲最近500年的发明:时钟、显微镜、航海技术、现代印刷术、无线电、电视、电话、电灯、自行车、房屋建造技术、城市规划技术、现代交通技术、现代社会建构技术……直至当代的网络。可以这么说,欧洲人的这些发明己经成为当代每个民族每个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也正是当代人类创造巨大财富的前提。
欧洲的这些无法计量的发明创造大部分都免费传入了中国,并被中国人所采用,这使得中国人创造出巨大的工业财富成为可能。
该原因的贡献系数:+8
2、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海外华人的影响
欧洲人最近五百年的科技是向全世界辐射传播的,为什么有些民族吸收了,有些民族却接受不了或者接受的不好?这还涉及到了“学生”的素质问题。翻开近代世界史,在欧洲之外实现了现代化的地区只有一个地区——“中华文化圈”,其中学习接受速度最好最快的是日本,在与欧洲人接触不到二十年(1854—1871)的时间里就成功走向了现代化,其次是新加坡,香港,台湾与韩国。这与中华文化圈的特殊文化与历史传统有关,非洲的黑人与中东阿拉伯人接触欧洲都500年以上了,至今几乎在现代化方面还是毫无成就。
由于中华民族在过去几千年中教育与社会管理方面的己有的根基,以及中国人勤劳吃苦聪明的本性,使得中华文化圈在接受欧洲先进文明的时候反应较为迅速,能比其他文化圈(黑人、阿拉伯人、印度人)更快更好地适应历史的巨大变迁。而且由于中国人特别能吃苦的精神以及普通百姓(不包括公仆)在物质享受方面的极低要求,使得中国能够以很低的劳动力成本参与世界竞争。
但是在同一个中会文化圈内部并不是同步发展的,显然日本要突出一些。日本的成功影响了韩国、台湾,再加上香港、新加坡及欧美华人的影响,这些中华文化圈中的其他国家与地区给整个中华文化圈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并使中国大陆作为中华文化圈中反应最慢的一个地区逐渐跟上了历史现代化的步伐。
该原因的贡献系数:+7
3、某集团在制度性方面的错误有所收敛
某集团自从靠枪杆子控制了大陆地区以来,接连几十年都在走错误的制度道路。先是大搞什么公有制,搞了几十年全国经济停滞,企业创造力尽失,整个国家处于生产严重停滞的经济危机状态。到了1980年代,终于从这种一大二公的制度性错误方面收敛了一点,放开了私有制在部分领域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活力与创造力随之部分复苏。
⑦ 经济大萧条时可不可以通过多印钞来解决
如果大萧条到来?!央妈们,还能再印点钱吗?
财经周谈2018-02-10 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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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萧条到来:世界将会变得怎样?
如果一场新的1929年式大萧条席卷世界,那么,世界将会有怎样的变化?普通人的生活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1929年10月,美国股市暴跌,引发了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
经济影响
事实上,大萧条能够带给普通人多少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普通人所处的国家是否与国际资本市场连接紧密。如果与国际资本市场联系不多,那么该国民众在大萧条中承受的市场风险也将很有限。
以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为例,苏联经济与外界完全隔绝,这使得该国经济在大萧条中不受丝毫影响,除了数千名慕名而来、寻找工作的西方熟练工人,几乎感受不到大萧条的影响;另外,当时的中国战乱纷繁,向来是外国投资者畏惧的虎狼之地,经济主体自给自足,结果竟然在大萧条中保持了一定的局部繁荣。
不过,假若一国经济与国际资本市场联系紧密,那么该国经济就很难不被大萧条波及,对于普通人来说,那将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噩梦。
以美国为例,作为经济危机的中心,该国民众曾经鼓起的钱包在泡沫破灭后迅速干瘪,生活水平也急剧下降。1932年9月,《Fortune Magazine》估计,美国有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将近人口总数的28%(这并不包括陷入贫困的1100万农村人口),他们不得不像畜生一样生活:
据美国历史学家WilliamManchester的记录,当时,“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萝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 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 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
对资金的渴求贯穿整个美国,所有的人都在追求黄金甚至纸币,“银行黄金库存每天要减少2000万元,储户搞不到黄金就要纸币……众多金融平台垮台以后,全国各地银行每天的黄金支付总额陡然增加到3700万元,提款数增加到1.22亿元。各银行门前无不人山人海,争提存款。纽约市布朗克斯区有 一位少妇,把孩子出租给排队提款的妇女,每次收二角五分,因为抱着孩子排队,能排在前 头。”
另外,由于美国国内资金紧缺,负债累累的美国投资者被迫从其他国家抽离资金以偿还债务,连带造成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崩溃。
德国受害最惨重,由于该国经济在1929年严重依赖于美国投资,因此,大萧条对其造成的损害几乎就是一场灾难。
譬如在1931年,德国失业人口已经达到600多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勉强保住工作者也面临着收入急剧降低的窘境。据留德博士朱维毅《德意志另一行泪》中对德国老兵的采访记录:
后来的纳粹德国山地师机枪手Barntrop,回想起当时的生活,称“全家一共五口人中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而他竟然总共失业了7 年半的时间!那时我们全家每个星期能够从政府得到7马克的救济,长期吃不饱肚子……我们全家能够买得起的食品就是数量很少的土豆和面包。我的母亲就把土豆煮得稀烂后捣成泥,然后拌上盐,让我们抹在面包上吃,就像今天在面包上抹果酱和黄油那样”。
这位德国的老兵,实际上恰恰是当时德国大多数普通人处境的真实写照。
大萧条中富人的确不易,投资者极易破产,但穷人的生活更让人痛心
思想影响和政治影响
而且,大萧条中资产价格的急剧下跌,使得大量的中产阶级沦为赤贫的穷人。
思想影响
主张政府救助的社会主义思想迅速成为西方舆论的着迷对象。在此期间,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崩溃和普通大众一贫如洗的知识分子们,很多都成为社会主义的拥簇。西班牙的瑰宝画家毕加索,逐渐成为了一个古怪的社会主义信仰者;大作家海明威被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平等口号”所吸引,一度成为国际纵队中的一名布尔什维克式军人;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目睹了苏联不受大萧条影响的经济,对斯大林报以令人羞愧的恭维;罗斯福总统及其身边的顾问霍普金斯也开始认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部分政策;即便是极右翼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要在公开场合标榜社会主义,以迎合自己的支持者。
英国社会主义思想浓厚之工党支持者在大萧条(1929-1938)的帮助下急剧增加,直到二战爆发后缩减(data from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briefing )
激进组织或政党崛起
同时,大规模的失业,使得各国工薪阶层从工作的劳累中挣脱出来,并投入到政治运动的浪潮之中。令人生畏的美国工会和祸乱世界的德国纳粹党,在此期间,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并实现了历史性的崛起。
与之相应的,社会动荡也成为当时各国的主要问题。
大萧条期间,美国工人参加工会的人数
1933年 268.9万
1934年 308.8万
1935年 358.4万
1936年 398.9万
1937年 700.1万
1938年 803.4万
1939年 876.4万
纳粹党支持率与失业人数之间的关系
政府的应对——独裁政权大量出现
由于激进政治组织的崛起,使得受大萧条影响的各国政府不得不强化自身权力,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受大萧条引发的动荡影响,1929年,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废除宪法,下令议会休会,让自己独揽行政权力;1933年3月,希特勒颁布《解决人民和国家痛苦的法例》,开始在德国建立独裁统治;1933年3月,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为了维持局势稳定,建立了法西斯体制;同样在1933年,葡萄牙元首萨拉查建立了法西斯式的葡萄牙青年团与国家军团,以夯实国家的秩序;1933年之后,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也大大拓展了自己的权力(把握了立法的引导权、建立围绕总统的办公机构如预算局),以至于被部分美国舆论抨击为独裁者;而西班牙在脆弱动荡的民主之后,于1936年建立了佛朗哥独裁政府。
陶尔斐斯,1932年5月出任总理,领导由基督社会党、乡村同盟及保安团政治分支组成的脆弱多数联合政府。1933年3月,议会议长及副议长为了可以在议会中投票而辞职,陶尔斐斯趁机停止议会运作,以紧急法令管治国家,取缔共产党、奥地利纳粹党和其他反对党,逐渐走向专制
国际局势影响
经济灾难和政治动荡,不但使得原本稳定国际秩序的各个保守派大国变得虚弱,也严重削弱了英美法等国干预外国事务的意愿,更重要的是,那些原本就对国际秩序不满大国,在国内政治的压力下,于国际问题上也愈来愈激进甚至冒险。
英美法三国在大萧条中损失惨重,美国GDP在大萧条中暴跌一半以上,国力不复原本的荣光,英法两国更是如此;
美国GDP在大萧条中腰斩
考虑到三大民主国家普通民众生活愈发贫困,民众普遍关心自己的救济金,而不是世界局势的安危。在1938年的捷克苏台德危机中,当时的英国选民最关心的问题并非捷克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可能,而是关乎自己生活条件的《住房法案》(英国住房法案,1938年通过,是张伯伦的一大政绩)。因此,当英国首相张伯伦发出置身事外的声明时,实际上代表的是当时英国民众的心声。
“无论我们对一个强邻压境下的遥远小国抱有多么大的同情,都不能成为将整个大英帝国卷入一场战争中的理由”。
——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对捷克苏台德问题的声明
另外,同样受国内急剧增长的潜在动荡威胁,那些不满于国际秩序的大国,往往倾向于采取激进手段改变现状。
1931年,不满于远东国际秩序的日本少壮军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6年,墨索里尼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希特勒紧随其后,入侵了莱茵河;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1938年,希特勒先后入侵了奥地利和捷克;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所以,大萧条带给个人的是贫困和绝望,带给国家的是动荡和独裁,带给世界的则是保守大国的孤立主义和激进大国的战争冒险。
这就是大萧条带来的变化,每一个人都不能幸免。不过,一旦把握并抓住其中趋势,也同样意味着不可限量的机遇。
央妈们,还能再印点钱吗?
美国股市经历了黑色星期五,但股市大跌基本属于正常范围,因为美国在过去一年多基本没有调整,出现调整是正常,不调整才是不正常,如果说就此美股就开始高台跳水之旅,现在还并不能确定。比美股经历黑色星期五更让人忧心的是,央妈们在本世纪之后一直在玩的游戏被戳穿了。
自从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央妈就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魔术师,手段就是不断印钞。很多人喜欢央妈不断印钞,因为可以推动房价和股价上涨,让人们显得有“钱”。但是,央行印钞可以发挥推动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上涨的作用是有前置条件的,那就是包括政府、企业和私人部门等主体有能力增加债务,如果这些部门不能够继续增加债务,央妈们也只能抓瞎,摘下魔术师的帽子。
随着本世纪以来央妈们不断印钞,世界各国债务率不断增长。
据海通证券的资料,从本世纪开始至次贷危机之前,发达经济体的负债率从214.5%上升至247%,变化幅度为33个百分点,是全球加杠杆的主力部队。当债务高速增长而经济增速缓慢的时候,就会爆发债务危机,这是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而同一时期,新兴经济体的整体负债率仅仅增加4个百分点,变动幅度很小,根源在于在上世纪最后的十年中,墨西哥危机、拉美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不断爆发,危机爆发之后的银行系统需要在很长的时间内消化坏账,加杠杆的能力不足。中国在上世纪的最后阶段也进行了一系列国企改革,在本世纪开始至次贷危机之前,也需要进行金融体系和生产要素的调整过程。
然而,次贷危机后,欧美面对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所造成的一系列冲击,需要对金融业进行修复,这是欧美央行开启量化宽松的初衷,这让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复合增长率从次贷危机之前的9.27%急剧下降到从次贷危机至2015年9月间的1.57%。而同一期间,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银行体系经过长期调整之后,进行了快速加杠杆的过程,让新兴经济体的负债率大幅攀升,从118%提高至175%,增长了57个百分点。这其中,中国做出了主要贡献,负债率从188%上升至290%。最近两年,中国的债务率依旧在快速上升,主要体现在企业和私人方面,到去年底,私人的债务率已经达到大约60%的高水平。
那么,央妈通过印钞给市场增加债务,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还可以持续吗?现在市场开始亮出了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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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疫情或致全球近1亿人陷入赤贫是怎么回事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机构副代表玛哈·艾哈迈德9月6日表示,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预计今年将有7000万到1亿人陷入赤贫。当下,世界粮食计划署正积极调动资源,以满足多达逾亿人口的粮食需求。
玛哈·艾哈迈德说,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在其设有办公室的79个国家中,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的人数可能增长80%,即从疫情前的1.49亿人增加到2020年底的2.7亿人,每一个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都将面临威胁。
(8)国际贸易赤贫化增长扩展阅读
世界粮食计划署调动资源帮助各国应对赤贫
“解决日益严重的饥饿问题需要世界粮食计划署作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响应,以满足逾亿人口的粮食需求。”玛哈·艾哈迈德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正积极调动资源,以期通过社会保障、提高营养服务及支持粮食体系等干预措施,帮助、增强弱势群体的抵御能力。
在玛哈·艾哈迈德看来,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中国在减少粮食不安全和贫困方面有着共同目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体系方面都面临着挑战,包括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减少贫困、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等,因此在保障粮食安全和减贫方面需要在相应技能、技术的帮助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⑨ 疫情或致全球近1亿人陷入赤贫,这种情况还会持续恶化吗
疫情导致全球1亿人陷入赤贫这个情况,虽然现在粮食计划署已经想办法去调动粮食。但是我觉得疫情没有得到完全的控制的话,这个情况绝对会继续恶化的,会有更多的人陷入赤贫,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成了难题。
不单单是疫情的时候这些地区面临温饱问题,有很多问题本来就存在经济很落后的问题。而且今年的气候也是特别的极端,造成整个全球的粮食产量都会有影响。再者我觉得对于原有粮食的存储也是需要注意的,面对这种自然灾害和病情蔓延的情况之下,肯定要保护好原有的资源。
其次再去多用科学技术去改善粮食的产量,只有彻底的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让赤贫问题得到解决。
⑩ 世界上有没有什么常用的标准划分贫富人口,其比例又是几比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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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同感,特别是山西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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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非常 有深度啊!我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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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关系.诚信根源和原动力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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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和信仰有什么关系,这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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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analysis 一、世界各国贫富分类
看世界各国的人均GDP数据非常奇怪。有必要做一个较详细的划分:
发达国家与地区: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欧洲除东欧外的国家;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亚洲的日本与四小龙,以色列。一共28个,高的人均年GDP有四万美元,低也有5000美元。
石油资源富国:沙特,科威特,阿曼为典型代表,包括西亚北非拉美的一些小国。伊拉克与利比亚本来也是富的结果被美国搞了,惨。伊朗,委瑞内拉也算。这些国家人均GDP多的有1万多美元,少的也有3000多美元。
小康型: 东欧国家(包括俄国)加土耳其,拉美国家中较好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秘鲁等,泰国马来西亚约旦叙利亚,南非以及一些非洲小国。这些国家人均GDP在约在4000以下1000以上。那几个非洲小国有些让人吃惊,加蓬博兹瓦纳,不知道是如何干到1000多甚至3000多的。
穷国:除以上所列,所有其它国家在人均GDP上都是穷国了,一年不到1000美元。具体列一列,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拉美香蕉国家,所有南亚国家,新马泰以外东南亚国家,中亚国家,中国朝鲜蒙古。
如果对比一下上个世纪最后十年头尾的两次统计数据,会发现那些发达国家的构成是最稳定的。甚至20年内都没有任何变化。如果考虑30年,那么四小龙是加进去了。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构成,在二战稳定以后唯一的变化就是加了亚洲四小龙。20年过去,再没有一个国家进入这个层面。
这是个相当奇怪的事。如果不考虑石油国家,那么发达国家的门槛就是约5000美元的人均GDP。世界上其实有相当多的小康型国家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泰国一度都不错,可是不管20年还是30年就是搞不上去。实际上如果已经有了2000多美元的人均GDP了,来一个经济奇迹,不到十年就上到5000了。甚至不用动,等货币升值就过门槛了,就象四小龙冲线及冲线以后一段时间的GDP变化一样。如果一开始基础不是特别差,如果有连续2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肯定是可以冲线的。要注意用美元计的GDP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因为几乎肯定会发生货币升值等附加效应。但是20年过去了,就是没有国家能冲上去,一个都没有。
想想看,20年能增长多少?中国20年翻了两番,如果肯不顾一切升值,用美元算可以翻三番。但是全世界的那些小康型国家就是没有一个能冲上去。那些发达国家更早的时候也没有5000美元,但是增长迈过门槛的时候很平稳的就过去了,而发展中国家想要复制它们的那种平稳过线就是没有一个成功的。
事情不仅仅是不能过线这么简单。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是很悲惨的。54个国家十年过后比原来更穷了,其中没有一个是发达国家,全是发展中国家。其余的发展中国家不是停滞就是增长缓慢,除了两个显著的例外:中国与印度。
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么?成为发达国家就那么难么?如果俺们把石油富国与四小龙除去,事实是很清楚的:成为发达国家的确就是那么难。
下面解释这个现象的内在原因。
二、为什么成不了发达国家?
前面说了,20年中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奋斗成功。这些国家内部的原因可能有以下这些。
1.卖资源的诱惑 发展中国家有很多资源非常不错的国家,如果是石油,更是一炮而红。这些国家的人民满足于靠资源过活,只考虑花钱的方式,不考虑另开挣钱途径。
如果走上这条道路,一个国家的前途就算完了。最严重的是人民没有了努力的动力,不学习了。不努力暂时不要紧,卖资源就是了。眼前的威胁是眼红的邻国打进来,所以要大买武器,并且抱着各老牌帝国主义的大腿。最惨的是,抱着的大腿不高兴了,那就成伊拉克了。
2.民风懒惰拖拉 拉美非洲的大部分国家,民风可以说得上是懒惰。非洲大兄弟领了工资,买来可乐躺在大街上喝了,以后怎么搞不去想。拉美人民工作态度要好一些,可是也不怎么样,喜欢罢工,喜欢过狂欢节。南亚印度人民的哲学不一样,认为时间在永恒的宇宙面前不重要,干什么事不着急。东南亚国家的人民也说不上勤劳。这此因素对发展经济显然是不利的。
但是这些内因并不是主要原因。发达国家也有民风懒惰的现象。法国人就不太喜欢工作,老罢工。除了实在什么都不想干的非洲兄弟,懒一点其实不是很要紧。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也建起了很多工厂,也有过经济奇迹。只要还肯干活,也有干活的能力,如果没有特殊的不利条件,慢慢的经济总会发展起来的。因为经济有自然增长的趋势,工厂多了,建其它工厂就更容易了,发展到头了,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还提不上。
全球化,也许很多人都知道主要问题出在这里。但是全球化是通过怎样一个过程摧毁这些国家的发达国家美梦?
全球化,进行全球产业分工,扩大了世界贸易,按照优势互补等等原则,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看上去很不错。一些国家确实能过全球化类似的过程,从穷国变到了小康型国家。如一些拉美东南亚国家,发达国家的外资来了,工厂建起来了,或者来旅游的人多了,的确是显得欣欣向荣。就是出卖资源型国家,也有很多投资挖资源,人民眼界大开。
麻烦在于,全球化是按发达国家的规则进行的。那些投入全球化的国家或多或少都向发达国家借了债。可能是通过IMF或者世行,反正债权在发达国家手里。借债的初衷在于,开始国家穷,想要建工厂,建大楼没有钱。那么发达国家可以提供。这就走上了危险的第一步:借钱。
最不成器的那些国家实在是很惨。非洲穷国们借来钱本来是要发展经济脱离赤贫的,结果独裁者或者特权阶层不管这个。他们或者把钱直接贪了存到了发达国家银行,或者是买了奢侈品花了,还要花钱买武器,都流回发达国家了。反正是没有工厂。钱没有了发生经济危机,就继续借钱。还债什么的就用资源抵压。这个游戏最后的结果是,发达国家印纸钞票给穷国们,穷国们一会儿就通过各种方式送了回来,还不上只好把资源权益也奉上,资源也卖光了,还欠大堆债务。很多国家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躺那里等死了。撒哈拉南部的非洲穷国们在上世纪最后十年中,除去流入这个地区的资金,他们反而要净付出120亿美元给发达国家。什么都没有了,发生饥荒就等发达国家救济,还有求发达国家免债务。发达国家仁慈得很,看见这些国家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抵压的了,就免了一些。在西方国家的宣传上,只有那些最后关头的救济是新闻焦点,西方国家普通民众们真心以为自己很仁慈,有些发展中国家人民也这么认为。
拉美东南亚国家好一些,工厂建起来了,城市建起来了。GDP上去了,债务陆陆继续还上了,旧债还了借新债,继续建设。人民心气比较好,奔小康,出国旅游,买汽车,颇有一番荣景。这时候,出了些“小”问题。不管是步子走快了,还是出了大贪污犯,还是世界经济形势不好,总之经济增长不那么顺利了。那么,建立在增长预期上的一些建设项目使得问题越来越大。这时候,发达国家又来了。就象东南亚经济危机一样,债务多了些,外汇储备显得少了,房子建多了泡沫,最后在攻击之下,货币贬值。从GDP数字的角度来看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为什么那些小问题会出这么大的事?发达国家经济也经常遇到类似的小问题,最多也就是负增长一点,周期过去,并不影响其根本。而发展中国家出事可能就是打个对折。这就要归根于发达国家的另一个杀手锏:结构调整。
拉美东南亚国家搞建设有了初步成果要继续借钱发展,IMF或者世行就说了,可以借,但是得听俺们的建议。有些是被逼得,有些是自己主动请专家学者来设计的。那么发达国家的专家们建议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国家投入的产业通过结构调整是比较偏的,发达国家不生产的;而这些国家富了要一些高级的产品,发达国家说俺们这有,你们不用生产了,你们生产也搞不过我们,没效率,算了,????们拿手的吧。小康发展中国家一看,也对啊,俺们造电器玩具养牛干得还可以,人民有了点子钱,让他们花吧。 于是打开大门,发达国家大公司的产品长驱直入。
结构调整完了,发现上当了。自己干的这些事,能赚些小钱,比干卖资源好,可是不怎么来钱。想要继续发展吧,就得赚大钱,那些赚大钱的活又让发达国家垄断了,自己国家就是出血本想发展高级产业,人家产品在那竞争呢。这也就罢了吧,更加恐怖的是,自己干的还不错的那些活结果也不算数了。想和中国比造电器玩具,怕是不可能了。本来也就是外资投来的,结果外资跑中国去了,就此束手无策。没有任何挽回的办法了。
所以这就是拉美与东南亚小康国家的故事:经济“奇迹”后面的经济危机。拉美国家70年代奇迹,后面20年危机,东南亚80年代奇迹,90年代危机。危机完了,不是周期性的,而是一次性的,完了就让你躺在那里起不来,而不是景气循环。
加上苏东波那些国家自我爆炸,这么一算,全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躺下了。剩下两个:中国与印度。下面谈这两个国家的事。
三、中国与印度
上面说到,发展中国家基本全完了,惨的就是卖光资源等死,稍好点也是经济危机过后再没了希望。发达国家其实不在乎这些国家惨成什么样。只要能顺利得到这些国家的资源,并不在乎,方法就是用高价卖产品给那些国家的富人不等价交换。如果说得明白一些,发达国家是有意这样设计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选择努力一点成为拉美这样的经济后院,或者不努力成为非洲完全躺下。
但是还剩下印度与中国没有完全搞定。俺说没有搞定是有证据的。说到印度,一般以为这个国家穷得很,人均GDP才400多不到500,在发展中国家里都算是最低的一档。中国也不富,今年基本能上1000美元了,还落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但是放在全球角度看,而不是泛泛地谈GDP,中国与印度与其它发展中国家是显著不同的。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些技术能力,那么也就在中印两国了。这两国能发卫星,能造汽车,这在发展中国家就没几家了。巴西的火箭炸好几回了也没发上去。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被大量人口平均给掩盖了。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产业,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印两国。如果只看这些产业,不看那大量的闲置人口,中印两国的发展程度是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希望,在于产业发展,不在于一时的人均GDP。
这两国的经济,基本还是独立自主的。不是说没有外资,而是两国的领导力量还没有被发达国家所掌控,经济道路过去是自主选择的,今后也有自主选择的余地。其余发展中国家是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了。想自由选择么?民主政府里坐着的不定是不是美国培养的走狗。就算总统想奋起脱离这种经济秩序,底下大堆资家阶级买办可不是虚的,那是要你死我活斗争的。委内瑞拉的查维斯不是曾经被整惨了么?
印度的独立自主是比较严格的。从尼赫鲁开始,印度就是自己搞一套,算是民主制度下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全球独一份。印度国内很多人批评尼赫鲁,搞得印度发展那么慢。这个的确是有道理,印度的经济管制太死了没有活力。但是等别的发展中国家全被放躺下一看,印度这个独立自主还算是不错的。等到了90年代,印度终于搞起了独立自主的改革,培养了一些有竞争力的产业与大企业,如软件业,制药业。
印度90年代的叫经济改革,不叫改革开放,因为印度对于开放非常小心,可以说是过分小心了。中国要买印度的铁矿,印度不卖,要自己炼铁卖。结果这两年中国缺钢铁,上印度买了不少,让它等着了。印度的外资公司过得都不怎么好,肯德鸡在印度卖不下去了。印度90年代的经济发展,和外资关系不大。增长率就是4-5%的样子,不算快,但是因为一直增长没有出事,所以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增长国家。如果把中国与印度除去,发展中国家在90年代几乎没有增长,经常出事。印度没得着外资的好处,可也因此防着了外资的坏处。俺认为印度是有希望的,今后路子走对了,前景比拉美东南亚都要好。最近几年,印度也开始拉外资了,这是向中国学习。
中国利用外资的水平在俺看来在发展中国家是最高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20年奇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虽然有很多文章批评中国利用外资政策中的错误,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看,中国的外资政策有几个显著的优点值得总结。
中国的外债使用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历年来借了还,还了再借,到现在累计还有一千四百多亿美元的外债,建成了很多项目,没有给国家造成什么麻烦。这一点,全球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没有国家能做到。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外债的使用是很小心的,借债都是有项目的,政府对外债的管理能力与效率都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好的。
中国的外资使用上,监管在发展中国家算是很好的。外资来,至少要建个工厂或者研究中心,如果提供技术那就更好。保证不是热钱,不好跑。外资要想到中国得利,就得搞生产,不管怎么血汗工厂,总得出东西再管分配利润,这样就不是零和游戏。中国政府对于外资还有准入限制,有些领域是不让外资搞的,有些领域只能合资,合资份额不能超过一个百分比,有些领域就可以独资。具体细节不论,中国政府实际上知道有些产业不能让给外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外资那是随意出入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连银行都开。
中国政府利用外资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利用外资提升技术。具体操作有很多失误,但是有这个原则了,总是能得到一些益处了。俺以为这个原则是不错的,改进的方法是在具体操作上,不能不要外资了。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府,改进具体操作是有希望的。应该说中国政府是有这个心的,从汽车行业能看出来。汽车行业从产量来说是有大发展的,技术提升就做得不是太好,但是不能说中国政府想让外资操纵汽车业了,历年来有大量政策是想让汽车业国产化的,象什么汽车国产化率得多少多少。中国利用外资提升技术也有做得好的,电子通信产业就是一个。电视机是引进的日本技术,现在已经基本能自主研发了,虽然有些关键模块要靠进口。
通信产业引进了几家外国大公司,国内公司和它们竞争,奇迹般地活下来而且杀到了国外。这在发展中国家都是没有过的事。现在中国出口产品分额最大的就是电子产品,已经是中国的杀手锏了,就算是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干过中国了。
很多人批评的中国政府“造船不如买船”并不是乱说,但是放到全球范围去看,就应该承认中国政府在发展制造业上还算是好的。事实上只有中国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上显现了与发达国家对抗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改革开放之初是没有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会造什么什么了,离真正有经济效益地卖到全球去还差很远。现在中国有几个产业没有发展得很好,象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这些被人们所批评。但是要看到,这两个产业要是中国能搞好了,那不就成发达国家了么?中国其实在其它制造业上发展得很不错,盯着两个难度很高的骂容易忽视总的趋势。
还有一种误解,就是中国靠外资发展经济,外资都搞的是血汗工厂,中国人就只会在工厂里干点简单的活。实际上血汗工厂对中国GDP的贡献并不大。因这这些工厂就是出口产品到外国去,赚了贸易顺差才算到GDP里面去,一年不过二三百亿美元。
可以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是虚的,但GDP不是虚的。中国的GDP主要是靠内需发展起来的。可以用典型商品代表这种趋势。80年代以及90年代早期,靠电视机洗衣机这些家用电器中国的GDP发展就是非常实在的,现在就算穷人家里或多或少也有这些电器。90年代中期以来,就是电话,手机,摩托车,这些也是普通人都能买得起的。
接下来就是房地产汽车,如果做到普通人也买得起了,那就是中等发达国家了。现在只能说,精英阶层能买得起。可是不能简单理解为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上层贪官们,实际上大量的城市平民也能买车买房。也就是说,中国现在中产阶级的数量已经是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并且领先其它国家一个数量级,与发达国家也可比了。所以现在中国的城市里生活不看阴暗面与发达国家其实差不多的,生活品质可能还要好,因为物价低。说这些不是为了自满,而是为了表明,中国的发展是超过了历史上发展中国家所能做到的程度。问题当然还是很多的。血汗工厂主要是解决了一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对中国总体经济发展其实意义不大。
从总的趋势来看,在全球,中国的经济奇迹的意义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几乎在所有制造业层面上显示了挑战的能力。以前那些发展中国家被发达国家结构调整指导得放弃了很多产业,专门干几个所谓的优势产业。但是中国没有接受这种指导,而一直是自主发展的。中国现在的发展姿态其实很明显的,就是从低级产业到高级产业,一级级占住了往上吃,占住了就不放弃。这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已经发生的可怕事实了。可以说,其余发展中国家除了卖资源基本发展的空间了。东南亚国家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争外资输给了中国,接着就是经济危机。完了和中国经贸关系大发展,中国买的基本都是资源性商品,包括旅游商品,中国的大量制造业产品占领东南亚市场。墨西哥也苦得很,与中国的优势产业重叠了,也肯定竞争不过,所以拖着不让中国进WTO。也不能指望中国经济提升,工资上涨转移产业到别的国家。中国还有好几亿农民没工作,不可能转移到别的国家,要转移也是往中国内地转,或者搞民工潮让内地民工到沿海工作。唯一能有点谱的是印度,那么多人搞开了血汗工厂竞争起来不一定谁赢。但是印度好象没有想到这条路。中国最多可能在经济真正大发展成功了以后放弃这些产业,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现在所谓出于人道主义不要血汗工厂的说法,中国政府是不会听的,那么多没工作的农民不知道怎么办,宁愿被人骂黑心。
中国现在还在占住全球中级产业,这是俺认为加入WTO最大的利益所在。中级产业带动经济可比低级产业厉害多了。一台电视机卖出去可能不赚几个钱,可是生产过程中有很多部件,可以带动很多厂家。从全球份额上来说,不如中国衣服鞋帽这些低级商品大,但是态势是一样的,中国就是成本最低质量还不断上升的。其它国家要想在这上面竞争更加不可能了。因为这不是低工资就能做到的,主要靠产业聚集降低成本。主要配套厂家都在中国了,到哪里建厂都比不过在中国建厂方便。现在有一种雪崩效应,就是全球都跑到中国建工厂,不需要中国政府宣传了。这个很厉害,马上会见效。
上面几段谈过,俺的结论就是,中国的经济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大怪兽了,好也罢,坏也罢,都得正视这个怪兽。这也是中国与拉美国家70年代,东南亚国家80年代的经济奇迹不同的地方。这些国家的的发展都是偏门的,而中国是一种全面追赶的态势;这些国家发展以后必然会面临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挑战,而中国是一级一级往上吃没有值得一提的竞争者。因此预测中国会发生类似的经济危机就此躺倒是过于简单了,没有看到中国与它们的区别。
现在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发展中国家从来没有过的阶段:挑战发达国家。下面俺准备展望这个挑战中可能的事情,也谈谈四小龙的经验。
四、中国挑战发达国家
前面说到中国是一个经济怪兽,到了发展中国家以前从来没有到达过的阶段,要在经济上挑战发达国家了。
发达国家以前也遇到过挑战,那就是前苏联组织的经互会。如果经互会集团发展顺利,会对发展中国家很有吸引力,经济上可能转向苏联模式。前面说到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可以捞到很多好处,所以发达国家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冷战不仅是美苏互相看不顺眼,背后有冷血的经济利益。美国用军事压力逼得经互会发展得不好,最后苏东波还自我爆炸,成功化解了这次挑战。经互会散了,发达国家眼见收获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许多国家打开了市场转向美国制式,还有很多资金逃出。
现在中国表现出来的挑战姿态要低得多。首先中国自己会不会被吃掉还难说,成为发达国家更是非常远期的事,挑战什么?所以这一段要一些想象,难以做到充分论证。
如果眼光描向中国的内部,会发现中国问题非常之多。大量农民与城市贫民的贫困状态的解决如果不是没有希望,也为时尚早,从这一点说,二三十年内中国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但是俺要论证的是,中国即使有这么多的贫民,其状态与其它发展中国家还是不同的,可以开始挑战发达国家了。历史上没有发达国家有过中国现在财政实力,四千亿的外汇储备虽然有风险,但是的确是实力的象征。现在财政收入要上二万亿人民币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空前强大。没有发展中国家办过奥运会,特别是二战后,办奥运会就是实力的体现。也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有过中国这样的军事实力。
俺认为意义更大的是,中国有强有力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带,后续的城市群还在跟上来。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靠山都是城市带,美国两个,日本一个,欧洲一个。一个城市带就抵整个中国还多了,地盘就那么一些。这是俺认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原则之一,搞城市带产业聚集,而不是全国撒胡椒面。现在有希望成为世界级城市带的只有中国这三个,珠三角与长三角希望更大一些。现在一个珠三角就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GDP。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内部的地区差距,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挑战发达国家的起点。这就是发达国家的雏形,在任何发展中国家是从来没有的。城市带的发展,与一个大国整体的发展是不同的,速度要快很多,每年十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可以持续很多年。从零开始到基本成型,也就是30到40年。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发展势头没有看出停滞的意思,局部还有加速,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同。
俺可以断言,以后中国的内部也是类似全球的格局。几个城市带再加上几个次级城市群,就是中国的发达国家,生产生活模式也类似于发达国家。其余地区就是发展中国家,仍然落后。总量上,人均GDP可能三四千美元,不能算发达国家。但是国家行为与发达国家类似。俺觉得这个内部格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接受的。这符合经济发展的聚集原则,追赶战略必须如此。发达国家可以做到从地区意义上均贫富,中国相当长时间内没有这个可能。如果没有一些局部地区追上发达国家,以后在国际上竞争更加没有力量。而且国际上竞争从来就是以自己的优势地区为依托的。中国能办上奥运会不是因为广大的农村与中小城市,就是因为几个亮点。俺是坚决支持这种地区战略的,俺对追赶发达国家比对地区均富的兴趣大。如果两大城市带基本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俺就认为初步成功了。这需要这两个地区达到人均一万美元左右的GDP,以一亿人口计,就是一万亿美元,基本就是现在整个中国的水平。俺的预计是,这两个地区翻一番多些,加上非常可能的人民币升值就达成了。10年左右达成希望很大。
从国际经济行为模式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很不一样,如果不看商品的层级,与发达国家到是更相似些。俺就把这说成是中国的挑战吧。
中国的挑战,最明显的就是表现在争夺资源上。以前发展中国家只有自己卖资源的份,谈不上和发达国家争资源,一没有特别大的需求,二没有本钱去争。连中国自己在改革开放以前以及前期都是以出口资源为主,主要是煤,石油,木材。现在经常见到中国到全球搞石油的消息,和日本抢俄国石油更是新闻焦点。其实早些年中国已经悄悄的在全球买下了一些矿山与森林,数量还不小,1997年就花了有60多亿美元。这些年,国际市场的期货价格越来越多地受中国需求的影响,总体来说有往上走的趋势。俺预计石油价格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的20美元以下,那中国肯定有多少买多少。其它的资源也是如此,慢慢中国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至少发展中国家出卖资源多了一个选择。中国的支付能力不会有问题,外汇储备在那里放着,每个月还在不断增加。这发达国家肯定不高兴,以前便宜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