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代尔外商投资与国际贸易

❶ FDI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两种FDI模式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此较研究
上海国际海事信息与文献网 发布时间:2007-01-19 浏览:23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

国际直接投资与商品贸易作为调整资源在国际间分配的直接手段与间接手段，之间的关系是替代还是互补，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就是蒙代尔的替代模型以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

蒙代尔最早提出了投资与贸易的替代模型，认为在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沿着Rybczynski线实施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

小岛清基于与蒙代尔的不同假定条件及对于外国直接投资本质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投资与贸易的互补模型，直接投资并不是将资本作为一般生产要素分配到东道国的行业中去，而是有两个鲜明的特点：(1)不单是资本的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知识的总体转移，其核心不是货币资本的流动，而是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及技术、管理、营销等技能的转移。因而在理论模型中，可以不考虑投资母国与东道国间相对为数不多的货币资本的增减与转移，而只需把直接投资视为包括销售问题的先进生产函数的转移、移植，这就意味着投资母国与东道国间存在不同的生产函数；(2)直接投资是资本、技术、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的特定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向接受投资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的转移，而不是作为流动性很高的一般货币资本流入东道国。基于以上观点，小岛清得出结论认为，由技术先进国家的“边际产业”(即处于比较劣势)进行的直接投资将会促进商品贸易。

小岛清认为，日本企业的国外直接投资，正是通过这种“边际产业扩张”，由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企业进行国外直接投资，因而是促进贸易的；美国企业则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凭借技术优势，在优势产业进行国外直接投资，因而是替代贸易的。

小岛清提出的模型和观点是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国外直接投资实践的理论总结。但在之后的二三十年间，日本企业的投资模式又有了哪些变化?尤其是随着我国引进日本投资的不断增长，日本企业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是真如小岛清认为的促进作用吗?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两个阶段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比较

1.两阶段的划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外商投资20多年来的实践，为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实践基础。

根据我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力度及发展速度，一般将我国引进外资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1)起步阶段(1979-1986年)。

改革开放之初，外商对来华投资的顾虑很多，大多持观望态度。

该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港澳地区，中小资本居多，来自以世界500强为代表的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很少，外商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不足百万美元；投资项目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层次较低。

(2)逐步发展阶段(1987-1991年)。

在这一时期，我国通过加强立法及实行优惠措施，进一步改善了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并对产品出口型及技术先进型外资企业给予更优惠的待遇，改善了投资环境，使外商投资兴起了一个高潮。来自美国、日本以及西欧国家的投资日益增长，同时来自台湾地区的投资也随两岸关系缓和而呈迅速增长之势。

(3)高速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针对“姓社”与“姓资”的问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彻底打消了外商对我国经济改革政策稳定性的顾虑，此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开始出现崭新局面，外商投资项目和金额成倍增加。1992年协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587.36亿美元，超过以往13年的总和，实际利用金额110.07亿美元，首次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最主要形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中新的经济增长点。

王洛林、江小涓、卢圣亮(2000)也认为，与初期阶段相比，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吸引外资最重要的变化，是大跨国公司投资数额的增加-跨国公司在技术、管理方面的巨大优势，使得这一时期外国直接投资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上与初期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初期阶段，我国吸引的直接投资以港澳地区的中小资本为主，即使是美国、日本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也以中小项目为主，并且投资企业的技术并不比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先进，因而总体技术水平不高是当时外商在华投资的主要特点之一。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增加，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提高。跨国公司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在我国投资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

500强企业在我国进行的投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起步和初步发展阶段(1980-1991年)。

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环境的限制，我国在跨国公司全球投资中的区位优势不明显，因而500强企业在我国的投资项目不多，实际完成的项目就更少，且主要位于深圳等少数沿海城市，投资的行业也以劳动密集型及资源利用型为主，并且主要来自日本跨国公司。

(2)大规模发展阶段(1992-1996年)。

这一阶段500强企业的投资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以欧洲、美国和日本制造业企业为主体，其中来自欧美500强企业的投资项目年均超过3000个。投资行业包括电子与信息、石油化工、通讯、汽车、建材、医药及大型机器设备，项目的平均规模超过了2000万美元。

(3)调整阶段(1997-2000年)。

虽然1992-1996年，500强企业在我国的投资已有较大增长，但由于我国的市场尚不够成熟，许多企业尤其是欧美企业的投资项目都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且受1997年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500强企业对我国的投资进入了调整阶段，投资项目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投资规模仍然较大。

(4)恢复性增长阶段(2000年至今)。

经过挫折与调整，在投资问题上原本就比一般企业要慎重的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投资变得更加理性与成熟，从2000年至今，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投资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2000-2002年，500强企业在我国共投资2.50多家企业，其中欧洲企业占40%，美国、日本各占27%。

中小资本的外资企业与跨国公司无论在技术水平，还是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从以上我国引进外资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初期的外商投资以中小资本为主，多投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属于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但跨国公司掌握最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投资的行业范围也比较广泛，并且是以最能发挥其技术优势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投资的动机也是多元化，即部分是被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吸引来进行投资，部分是为·了在我国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直接度量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存在困难，而且技术水平的高低也是相对的，但一般来说，由于充足的资本是先进技术的基础与依托，投资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其技术水平也相应地比较高，因此可以用投资的规模大小来近似地表示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

图1显示了1983-2003年根据外国直接投资的项目总数及实际利用外资额测算的直接投资平均规模的变化。

该图显示，外国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在1992年达到波谷，1983-1992年呈波浪式变化，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从1992年开始，平均规模开始迅速增长，到1999年达到高峰，虽然从2000年开始，又有下降，但整体上还是比1992年之前要高。

结合前面对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三阶段的划分及本节中对跨国公司的代表世界500强企业在我国投资的四阶段划分，从外国直接投资的项目规模考虑，我们将整体引进外资的“起步阶段”与“逐步发展阶段”合并在一起；将500强企业投资的“大规模发展阶段”、“调整阶段”和“恢复性增长阶段”合并，即以1992年为界限，将1992年之前与之后引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进行对比，并分析这种变化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2.两阶段影响的实证分析

(1)1980-1992年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由于从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到形成生产能力，并形成出口，都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要将外国投资者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整体移植到这些企业中，更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过程，因此，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是动态的，具有滞后性。

这种滞后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及我国的总出口额并不只受年度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影响，还受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

因此，这里为了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将FDI(当年外国直接投资额)、FDIC(截止当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FDI-1(上一年外国直接投资额)、FDIC-1(截止前一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FDI-2(前两年外国直接投资额)、FDIC-2(截止前两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作为可能影响出口额(EX)的变量，运用EViews软件，分别测算了这些变量与出口额间的相关系数，结果如下(见表1)：

表1显示，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与出口额间有非常强的相关关系。其中，不论是当年、前一年，还是前两年的直接投资流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都要小于当年的直接投资存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而且，当年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相关系数小于前一年，而前一年的又小于前两年的；在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中，前一年的存量与出口的相关性最高，前两年次之，当年的最低。这些比较都显示出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影响明显的滞后性。

综合以上各变量与出口相关系数的比较可以看出，前一年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与出口的相关程度，在整体上比当年及前两年的更显著。FDI-1与FDIC-1的相关系数经测算达到了0.978530，说明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保留FDIC-1作为解释变量的估计方程为：

该估计方程中，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比调整前略有提高，达到了0.9953，F统计值为2331.963，整体方程显著，且解释变量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FDIC-1的系数为2.7463，说明前一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亿美元，出口额就会增加2.7463亿美元。

(2)1993-2004年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1993-2004年FDI、FDIC、FDI-1、FDIC-1、FDI-2、FDIC-2与出口EX间的相关系数见表2：

与表1类似，表2也显示出，不论是当年、前一年，还是前两年的直接投资流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都要小于当年的直接投资存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

但表2与表1的不同却更加明显，1993-2004年各变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中，最大的也只有0.9256，而最小的只有0.7690，而1980-1992年的对应值中，最小的都达到了0.905031，最大的更是达到了0.997863。可见，1993年后的这一阶段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与出口的相关程度要明显地小于1992年之前的时期。

而且在当年、前一年、前两年的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与出口的相关系数比较中，不论是流量值，还是存量值，都是当年的最高，前一年的次之，前两年的最低，但前一年与当年的值相差不大(尤其是FDIC与FDIC-1)。为便于与1980-1992年间的回归模型比较，将FDIC-1作为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为

估计结果表明，出口主要只受当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当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亿美元，商品出口额就增加0.8382亿美元，前一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亿美元，商品出口额就增加0.9570亿美元

(3)两阶段的对比。

根据以上两个阶段建立的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在1980-1992年的这段时间内，前一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亿美元，出口额就会增加2.7463亿美元，而在1993-2004年间，前一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相等的1亿美元，出口额的增加只有0.9570亿美元，相同的直接投资存量增长引起的出口增加下降了65.13%。而且，从两阶段相关系数的比较也可以看出，出口与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相关程度下降了。

三、日、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日、中关出口贸易影响的比较

1.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对中日出口贸易的影响

由于中国向日本的商品出口还受到日本的“购买力”，即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因此可以将进口国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作为中国对日本出口额的解释变量，依然运用EViews软件分析当年、前一年及前两年的日本直接投资(FDI)。截止当时的日本直接投资累计额(FDIC)及其国内生产总值(GJ)与中国对日本出口(EX)的相关系数，结，果可见表3：

表3中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相关系数要小于其存量，即累计直接投资额的对应值，且当年的值最高，前一年次之，前两年最低。

由于直接投资与累计投资额之间存在相关性，经计算得相关系数为0.893817，比较高。舍去当年的直接投资，将FDI、FDIC及GJ作为中国对日出口(EX)的解释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并估计结果如下：

回归方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0.9778，整体模型显著，且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出口受截止当年累计日本直接投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每增加1亿美元的累计直接投资，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就增加1.8712亿美元。

2.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出口贸易的影响

运用EViews软件分析当年、前一年及前两年的美国直接投资(F01)，截止当时的美国直接投资累计额(FDIC)及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U)与中国向美国出口(EX)的相关系数，结果可见表4：

相关系数的比较表明，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相关系数要小于其存量，即累计直接投资额的对应值。另外，直接投资与累计投资额间的相关系数，经计算也达到了0.914071，说明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而当年累计直接投资额与出口的相关系数要稍大于前一年及前两年的值。舍去直接投资以及t检验值无法通过的GU以及常数项，保留FDIC作为中国对美国出口(EX)的解释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并估计结果如下：

回归方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0.9603，整体模型显著，且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出口受截止当年累计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每增加1亿美元的累计直接投资，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就增加1.8262亿美元。

3.比较分析

比较日本与美国对我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对两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可以看出，虽然两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日本直接投资对我国向日本出口的促进程度要大于美国(1.8712比1.8262)。

这说明，与美国依靠巨大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寡头垄断和企业内部统一化进行投资，主要目的在于占领当地市场相比，日本主要是依靠中小企业对东道国具有生产成本优势的产业进行投资，利用东道国在该产业上的比较优势，且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对外销售。所以，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对两国的出口贸易。只是由于两国直接投资特点的不同，使得促进程度存在差异，以成本导向为主要投资动机的“日本式直接投资”要大于以市场导向为主要投资动机的“美国式直接投资”。

四、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促进程度减弱的原因

1.“内销限制”的取消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促进程度在1992年之后比之前下降了，而且，这种下降却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表5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

该表将我国最大的120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按产品内销比率高低，分成6组，将内销率超过50%的企业认定为以内销为主，则这部分企业的数量为93家(57+15+17+4)，占120家总数的77.5%。

外商投资企业这种较高的内销比率与我国的相关政策规定变化紧密相关。为了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并履行人世承诺，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独资企业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进行了修订，取消了对外资企业产品内销比率的限制，使外商投资企业在产品销售上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2.外商主要投资动机的变化

美国学者帕特瑞根据动机不同，将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三大类。：市场导向型、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其中市场导向型对贸易的影响主要是替代效应，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对贸易的影响则主要是促进效应。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在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所作的一项调查问卷的结果表明(见表6)，虽然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仍以成本节约型(即生产导向型)为主，但大型跨国公司以占领我国国内市场份额为主要动机的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正迅速上升。由于跨国公司在直接投资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随着我国国内市场逐渐成熟，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的比重还会继续上升。

3.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演变

下面进一步分析被称为中小企业主导的“日本式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动机。

据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编(海外进出口企业总览1996年版)的调查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中，“占领当地市场”占首位(22.6%)，利用劳动力则仅占第三位(17.0%)，此外还包括文化亲和力、引资优惠政策及政府支持及良好的企业运营环境等因素。

李国平、田边裕(2003)根据日本《周刊东洋经济》增刊《海外进出企业总览(会社别篇)》(1994年版、1998年版和2001年版)，对2000年与1993年相比的日本企业对我国直接投资主要动机的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可见表7。

2000年与1993年相比，“劳动力保证与利用”的动机所占的比重由18.6%下降到14.8%，下降了3.8个百分点，而“建立国际性生产与流通网络”与“开拓东道国市场”则分别上升了6.8%和3.0%。据此，两位学者认为，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正处于从成本型向生产主导的复合型(生产+市场)的转变过程中。

原口俊道(1994)认为，“日本企业向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投资大多着眼于运用廉价劳动力”的观点很多都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调查。通过对80年代日资企业最主要投资动机的调查，原口俊道发现，与在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日资企业相同，日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最主要动机也是“当地市场的发展及销路的扩大”，排在第二位的动机才是“运用廉价劳动力”。只是由于以“市场”为投资动机的企业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很少，才使得80年代的日本投资看起来主要是以中小型企业并以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为主，而“当地市场的发展及销路的扩大”的投资动机却仍然为日资企业所看重。原口俊道还认为，随着9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投资渐具规模，投资额一定会有更快的增长，分布地区也将会扩大，而且“当地市场的发展及销路的扩大”作为日资企业对中国投资的最主要的动机，也会真正显现出来。

可见，即便是日本企业对我国进行的直接投资，在投资的规模与动机上也有一些新的变化，显示出有别于传统观点的新特点：跨国公司的投资迅速增加，以往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日本式直接投资”正逐渐向跨国公司主导的“美国式直接投资”转变。

❷ 什么是蒙代尔贸易替代模型

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和J.马库斯弗莱明（J.Marcus Flemins)提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模型，简称M-F模型)，即通常所说的经典M-F模型。该模型指出，在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整个调整结构与政策效应与没有资本流动时基本一样；而在资本完全可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时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但在浮动汇率下，则是有效的。 一般讨论两国模型为例： 模型内的四个市场 第一国的国内商品市场 第二国的国内商品市场 资本市场（利率r） 外汇市场（汇率w） 模型内主要函数 两国的投资I1(r)和I2(r) 第一国的经常项目余额B1(Y1, Y2, w) 两国的流动性偏好（货币需求）L1(Y1, r)和L2(Y2, r) 涉及变量 内生变量 两国总产出Y1和Y2 利率r 汇率w 外生变量 两国名义货币供给M（因价格水平P假设为固定，所以实际货币供给M/P也是外生变量） 两国的自发性支出A1和A2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考察的是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形，资本完全流动意味着资产所有者认为国内证券与国外证券之间可以完全替代。因此，只要国内利率超过国外利率就会吸引资本大量流入；或者只要国内利率低于国外利率，就会使资产所有者抛售国内资产，引起大量资本外流。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着重分析了在资本完全流动的前提之下财政、货币政策的不同效应。其核心结论如下： 1．固定汇率制下的情形 在固定汇率制下，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使得货币政策无力影响收入水平，只能影响储备水平；而财政政策在影响收入方面则变得更有效力，因为它所造成的资本流入增加了货币供给量，从而避免了利率上升对收入增长的负作用。 2．引入浮动汇率制下的情形 (1)货币政策－无论在哪种资本流动性假设下，货币政策在提高收入方面都比固定汇率制下更加有效 。 (2)财政政策－在资本完全不流动的情形下，浮动汇率下收入的增长大于固定汇率下的收入增量；在有限资本流动性的情形下，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影响仍然有效，但是收入的增长幅度小于固定汇率制下情形；在资本具有完全流动性的情形下，财政政策对于刺激收入增长是无能为力的。

❸ 蒙代尔贸易替代模型是什么

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和J.马库斯??弗莱明（J.Marcus Flemins)提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模型，简称M-F模型)，即通常所说的经典M-F模型。该模型指出，在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整个调整结构与政策效应与没有资本流动时基本一样；而在资本完全可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时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但在浮动汇率下，则是有效的。一般讨论两国模型为例：模型内的四个市场第一国的国内商品市场 第二国的国内商品市场 资本市场（利率r） 外汇市场（汇率w） 模型内主要函数两国的投资I1(r)和I2(r) 第一国的经常项目余额B1(Y1, Y2, w) 两国的流动性偏好（货币需求）L1(Y1, r)和L2(Y2, r) 涉及变量内生变量两国总产出Y1和Y2 利率r 汇率w 外生变量两国名义货币供给M（因价格水平P假设为固定，所以实际货币供给M/P也是外生变量） 两国的自发性支出A1和A2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考察的是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形，资本完全流动意味着资产所有者认为国内证券与国外证券之间可以完全替代。因此，只要国内利率超过国外利率就会吸引资本大量流入；或者只要国内利率低于国外利率，就会使资产所有者抛售国内资产，引起大量资本外流。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着重分析了在资本完全流动的前提之下财政、货币政策的不同效应。其核心结论如下：1．固定汇率制下的情形在固定汇率制下，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使得货币政策无力影响收入水平，只能影响储备水平；而财政政策在影响收入方面则变得更有效力，因为它所造成的资本流入增加了货币供给量，从而避免了利率上升对收入增长的负作用。2．引入浮动汇率制下的情形(1)货币政策－无论在哪种资本流动性假设下，货币政策在提高收入方面都比固定汇率制下更加有效 。(2)财政政策－在资本完全不流动的情形下，浮动汇率下收入的增长大于固定汇率下的收入增量；在有限资本流动性的情形下，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影响仍然有效，但是收入的增长幅度小于固定汇率制下情形；在资本具有完全流动性的情形下，财政政策对于刺激收入增长是无能为力的。

❹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浅析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收益的影响
发布处室：外商投资促进处 信息来源：《商业时代》2009年第24期 发布日期：2009-10-20 点击数：155
【字体：大 中 小】 保护视力色：
摘 要：国际直接投资是一国融入全球化的主要渠道之一，也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一种重要模式。从理论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主要有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即国际直接投资可能减少（替代）贸易，也可能增加（互补）贸易。扩大出口，促进贸易增长，是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本文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收益的影响效应，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外贸收益，影响效应

国际直接投资分为外国直接投资（Inward 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它对一国的外贸收益有着重要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跨国公司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相互促进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重点之一。20世纪50年代，蒙代尔、弗农和小岛清等人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马库斯、斯文森和邓宁等在20世纪80年代初做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并对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理论进行了综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Bhagwati和Dinopoulos等经济学家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了研究。而后又有研究将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对外直接投资纳入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探讨了不同类型国家之间贸易与投资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并不是孤立的，对外贸易规模发展越快，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就越大，而外资对东道国的出口增长也能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本文就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收益的影响进行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收益的影响效应分析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提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出口导向型政策，再加上我国有丰富的、较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所以连续十多年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吸引外资约占全部发展中国家总额的1/5， 2004年中国吸引FDI突破500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FDI最大的受资国。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总量不断增加，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起到了很强的促进作用。

（一）数量效应：增加我国外贸总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外国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出口贸易发展，增加我国的外贸总额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额从1991年的120.47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4442亿美元，增长了36.87倍，年平均增长率达193.62%，增长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呈现加速的形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自1991年的16.75%开始逐年递增，1995年时突破30%，1997年则突破40%，2001年达到50%，至2005年已经上升到58.29%，之后年份小有波动，仍呈上升态势。从出口增加额的角度看，尽管因为受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有过较大波动（如1994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增加额占全国出口增加额的比重只有32.38%，而在1996年则高达637.20%），但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出口增加额占据了全国出口增加额的主要份额。

2007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到8.8%，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不到1%提高到2007年的近8%，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具有重要作用。外国直接投资有着极强的外向拓展力，没有外资企业的出口绩效，我国就难以实现对外贸易的平稳快速增长，也就是说，在华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尤其是贸易创造和市场扩张效应是极其明显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促进外贸总额的增加。

（二）结构效应：促进贸易结构优化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调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外国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的转变有直接效应，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与外贸企业增长发生着相随的变化，在外资企业迅猛增长的同时，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我国出口结构也基本实现了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根本性转变。目前我国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达到85%以上，机电产品、服装纺织、皮革、家用电器、文体用品、塑料及金属制品和电子通讯设备等外资进入比较密集，且外资出口比重高、增长快、贡献率大的行业的迅速增长在我国贸易结构转变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外国直接投资有间接贸易效应，即经由生产技术和营销知识的外溢、市场网络的转移和示范效应等，带来国内制成品企业出口状况的改善，从而带动中国企业出口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内含的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先进生产力等要素通过各种渠道非自愿扩散， 为我国带来了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科学的管理经验与管理模式等，实现了技术知识的外溢，带动和加快了我国产业与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这有利于扩大我国企业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增强了国内企业的竞争意识，促进我国生产率增长和贸易结构优化，在我国经济建设的转轨时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的建立以及市场机制的完善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外国直接投资在带给我国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首先，从整体上看，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在我国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格局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很小，投向第二产业的资金占据主导地位，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结构的深层次优化，即在促进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作用有待提高。其次，外资企业进口增长过快，以及进入成熟期的外资企业利润汇出的逐步增加，给国际收支平衡造成压力。再者，部分外国直接投资落户中国后凭借其技术、规模、资金等方面的优势挤占我国市场并形成垄断， 尤其在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部分外国企业已占据绝对优势，对我国产业安全构成威胁。

提高外国直接投资外贸效益的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外贸发展呈现进出口增长速度双双回落，贸易顺差明显缩小的特点。在国际市场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形势下，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依然保持了13.4%的增长率，所以当前我国在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继续强化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政策建议如下：

利用我国劳动力和资源等比较优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动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对外资企业出口实施更为有效的管理，保持其贸易高速、稳定的增长。各种旨在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努力，都应以促进结构优化为核心。

优化宏观环境，进行税制、外贸体制改革，促进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联合与竞争。加速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加速银行商业化进程，健全资本市场，增加金融产品种类，拓宽储蓄转化投资渠道，增强市场活力。建立健全法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外国直接投资创造良好环境。

制定科学的外商投资企业行业规划，配合以有效的产业政策指导。重点引进技术先进型产业的外商投资，严格控制技术传统型产业的投资，适当引进外国金融产业资本进行有效的产业政策指导，完善外商投资的外贸效益检测评估工作。

改变传统的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在出口导向战略条件下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以竞争优势为导向，将比较优势与新技术优势发展模式结合起来，在充分发挥现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制度、管理，支持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结构创新，从而实现出口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❺ 蒙代尔的学术贡献

蒙代尔教授对经济学的伟大贡献:
一是开放条件下宏观稳定政策的理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二是最优货币区域理论。蒙代尔教授敏锐地观察到，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产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大规模的跨国界流动。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经济体系中，一国的货币主权和财政政策效果更多的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宏观调控能力下降。经济学越来越难以对经济前景进行预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新的挑战。
在国际金融领域，他是一位伟大的先行者和预言家。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公告中称：蒙代尔教授奠定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理论的基石……尽管几十年过去了，蒙代尔教授的贡献仍显得十分突出，并构成了国际宏观经济学教学的核心内容。
蒙代尔的研究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影响，是因为他几乎是在准确预料未来发展方向的基础上进行选题的。在60年代，国际货币安排的格局是各国都有自己的一套货币，并且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这是必须和理所当然的；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程度也相当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蒙代尔提出了超前于现实的问题：与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相关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结果会如何？这些结果将如何依赖于一个国家是采取固定汇兑抑或采取自由汇兑？一个国家都该有自己的一套货币吗？经过询问和回答这样一些问题，蒙代尔改造了开放经济中的宏观经济理论。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本世纪60年代做出的。到60年代后半期，蒙代尔已是芝加哥大学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他那个时候的许多学生，现在都已成为他奠基的这一领域中卓有成效的研究者。
在60年代初期发表的几篇论文中，蒙代尔发展了开放经济中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即稳定政策)的分析。他在《固定和弹性汇率下的资本流动和稳定政策》(1963)中探讨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分析得很简单，但结论却很丰富、新颖、清楚。在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中，蒙代尔把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引入了传统的IS-LM模型(该模型由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发展，用于分析封闭经济)，阐明了稳定政策的效应将随国际资本流动性的程度变化。特别地，他论证了汇率体制的重要意义：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有威力，在固定汇率下则相反。
我们可以这样考虑，假定资本具有高流动性，国外和国内的利率一致。那么在固定汇率下，央行必须干预流通市场，以满足该汇率下公众对外币流通的需求。结果是，央行将失去对货币供给的控制，不得不被动地调整货币的供给以适应货币需求(国内流通)。央行试图通过所谓的公开市场操作执行单一的国家货币政策也将是无效的，因为无论利率还是汇率都不可能被影响。但是，如果增加政府支出或其他财政措施，则可以提高国民收入和国内经济活力水平，从而避免上涨的利率和强劲的汇率障碍。
再看看浮动汇率。浮动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即央行将对流通领域的干预将受到限制。财政政策就没多大威力了。在货币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将导致对货币的更大需求和追求高利率的倾向。资本的流入将强化除去高政府支出的全部扩张效应后的净出口较低的地区的汇率。但是，在浮动汇率下的货币政策将成为影响经济活力的有力工具。扩大货币供给往往会提高较低的利率，导致资本流出和更疲软的汇率，而这反过来可以使净出口增加从而促进经济扩张。
浮动汇率和高资本流动性准确低揭示了许多国家当前的货币体制。但在60年代早期，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连结在一起，因此，对浮动汇率和高资本流动性的后果进行分析完全象是满足学术好奇心而已。为什么这好奇心会发生在蒙代尔身上？这可能与蒙代尔出生在加拿大有关，因为在50年代，加拿大就开始放松管制，允许自己的货币与美元联系浮动。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蒙代尔有远见卓识更与随后的十年紧紧相关。 与同时期其他研究人员不同的是，蒙代尔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对短期的分析。他对货币进行了动态考察，货币动力学是几篇重要论文的关键主题。他强调产品和资本市场调整速度是不同的(这称为有效市场分类法则[principle of effective market classification])。后来他的学生和其他人使这个问题受到重视，并说明了汇率在某些干扰因素下怎样暂时地过火(overshoot)。
一个重要问题与报酬平衡表中的赤字和盈余有关。战后期间，研究这些不平衡建基于静态模型之上并强调真实的经济要素和对外贸易流量。得益于David Humes经典的关注货币因素和存量的国际价格调整机制，蒙代尔用公式表达的动态模型来揭示延续的不平衡将如何出现又怎样使之消失。他论证了随着私有部门持有的货币资产(也是它的财产)因为盈余或赤字而进行兑换，经济将随时间的过去逐渐调整。例如，在固定汇率下，当资本流动缓慢的时候，扩张的货币政策将降低利率并提升国内需求。随后报酬平衡表中的赤字将产生货币流出，这反过来会降低需求，直到报酬平衡表达到均衡。这个被许多研究者采用的方法，已成为人们熟知的报酬平衡的货币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它被认为是一种分析开放经济中稳定政策的长期的基准(long-run benchmark)。这个见解已被频繁地应用到经济政策制定的实际工作中--特别是IMF的经济学家。
在蒙代尔之前，稳定政策不仅是静态的，而且假定一个国家所有的经济政策都被一只单独的手所调整和组合。作为对照，蒙代尔用了一个简单的动态模型，来考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种工具，它们各自怎样走向自己的目标、外部和内部的平衡，以带动经济随时间的推移而接近目标。这意味着两个不同的权威--政府和央行--将为他们的稳定政策工具承担各自的职责。蒙代尔的结论直截了当：要防止经济不稳定，政策与经济生活的联系就应与两种工具的功效一致。在他的模型中，货币政策与外部平衡联系，财政政策与内部平衡联系。蒙代尔最初关注的不是货币与财政政策分离本身，而是解释分离的条件，他率先认为，央行应该独立地对价格稳定负责，这一思想在后来被人们普遍接受。
蒙代尔的贡献已经被证明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分水岭。它们引入了动态方法，在清晰区别存量和流量的基础之上，分析两者在经济走向长期稳定的调整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蒙代尔的研究也对凯恩斯主义者的短期分析和古典经济学的长期分析进行了必要的调和。后来的研究者扩展了蒙代尔的成果。这个模型被扩展到综合包括了家庭和企业的预期决策、另类金融资产和更具动态的经常项目和价格调整。尽管有这些修正，蒙代尔的绝大多数结论仍然经受住了考验。
从蒙代尔进行的短期和长期分析中也可得到有关货币政策条件的基本结论。在a.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货币政策既能够被导向b.外部目标--比如汇率--也能够被导向c.内部(国内)目标--比如说价格水平--但是它们不是同时进行的。这个矛盾的三位一体(incompatible trinity)对理论经济学家是不言自明的。今天，这些远见卓识也被大多数实践辩论的参加者所分享。 固定汇率在60年代早期占据着主流地位。少数研究人员讨论过浮动汇率的优点和缺点，但都认为一国(有自己)的通货是必须的。蒙代尔1961年在其论文中提出最优货币区域问题看起来似乎有些激进：几个国家或地区放弃各自的货币主权而认同共同的货币，在什么时候会更有利？ 蒙代尔的论文简要地提到了共同货币的好处，比如贸易中更低的交易费用和相关价格更少的不确定性等。这些好处后来得到了更多的描述。而最大的缺点是，当需求变动或其他非对称冲击要求某特定地区削减实际工资的时候，维持就业就很困难。蒙代尔强调，为抵消这些干扰，劳动力需要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这一点非常重要。蒙代尔刻画了这样一个最优货币区域，该区域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移民倾向足够高，高到可以保证某一个地区面临非对称冲击时仍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来实现充分就业。其他研究者扩展了这一理论并确定了附加标准，比如资本流动、地区专业化、共同的税收和贸易体制等。
蒙代尔几十年前的思考，似乎与今天密切相关。由于世界经济中资本流动性不断变得更高，曾经固定但现在可以调整的汇率体制下，汇率越来越变得脆弱；一些地区正卷入这个问题。许多观察家认为一个国家在货币联合或浮动汇率(蒙代尔的论文讨论的两种情况)之间必须二者择一。不必我们多说，蒙代尔的研究也影响到欧元的结合。经过对利弊的权衡，EMU研究人员把最优货币区域经济思想当作新的药方予以了采纳。甚至，此间的关键问题正是劳动力流动以应付非对称冲击。 蒙代尔对宏观经济理论还做出了其他贡献。比如，他指出，较高的通货膨胀将使投资者降低他们的现金余额以增加真实资本。结果，预期的通货膨胀也可以产生真实的经济效应--即已众所周知的蒙代尔-托宾效应。蒙代尔也对国际贸易理论做出了持久的贡献。他阐明了国际间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怎样促使国家之间的商品价格相等，即使在对外贸易被贸易壁垒所限制的情况下。这可以看作是众所周知的赫克希尔-俄林-萨默尔森结论的镜像，该结论认为，商品自由贸易往往导致国家之间的资本和劳动的报酬趋于相等，即使国际资本流动和移民受到限制。这些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贸易壁垒将刺激国际间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反过来移民和资本流动壁垒又将刺激商品贸易。

❻ 国际收支是个什么概念啊和国际贸易有什么关系

国际收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经济实体的居民同非居民所进行的全部经济交易的系统记录和综合。国际收支是一个流量概念，反映的内容是以货币记录的全部交易，记录的是一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交易。
最优货币区：指若干个国家或地区因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而构成的一个区域，在该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或单一货币制度有利于建立该区域与其他区域的调节机制。
特里芬两难：是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作为唯一的储备货币，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的问题：美国国际收支顺差，国际储备资产供应则不足；若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则美元的信用难以维持。
马歇尔—勒纳条件：当本国国民收入不变时，贬值可以改善贸易余额的条件是进出口的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
汇率制度：是指一国货币当局对本国货币汇率水平的确定、汇率变动方式等问题所作的一系列安排或规定。包括：确定货币汇率的原则和依据；维持与调整汇率的办法；管理汇率的法令、体制和政策；确定维持和管理汇率的机制。
经常账户：是指对实际资源国际流动行为进行记录的账户。它包括以下项目：货物、服务、收入和经常转移。
资本与金融账户：是指对资产所有权国际流动行为进行记录的账户。它包括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两大部分。
国际投资头寸：反映一国某一时点上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资产与负债的概念就是国际投资头寸，而一国对外资产与负债相抵后所得的净值就是净国际投资头寸。
米德冲突：是指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只有支出变更一种政策工具，无法同时实现内外均衡两个经济目标的情况。
远期外汇交易：外汇交易的一种，交易双方事先签订交易合约，确定交易时间、交易价格、汇率及交易币种，到期进行交割。运用此交易也可以避险也可以投机。
一价定律：指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同一种商品在世界各地以同一货币表示的价格是一样的。
货币危机：广义货币危机，也可称为汇率危机，指一国的伙伴汇率在短期内大幅度的变化；狭义的货币危机是指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国家发生大规模资产置换，固定汇率制度崩溃的情况。
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在某一时点上两国的货币购买力（或物价水平）之比决定两国货币交换的比率；它等于两国物价水平的倒数比。
国际收支综合账户差额：指经常账户与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的资本转移、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账户构成的差额，也就是将账户中的官方储备账户剔除后的余额。
货币替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对本国货币币值的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国货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外币在货币的各个职能上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发挥作用的一种现象。
欧洲货币市场：是指非居民之间以银行为中介在货币发行国国境之外，进行该国货币（可自由兑换）借贷存储的市场，也称离岸货币市场。
蒙代尔法则：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把内部均衡目标分派给财政政策，把外部均衡目标分配给货币政策的政策搭配原则。
J型曲线效应：当一国贬值后，最初会使贸易状况进一步恶化而不是改善，只有经过一段时间后贸易收支状况的恶化才能得到控制并趋好转，最终使贸易收支状况得到改善。这个过程用曲线描述出来，与大写字母J相似，代指贬值对贸易收支改善的时滞效应。
支出转换政策：是指汇率政策和直接管制政策。汇率政策指通过调整汇率从而调整进出口的对比关系来调节国际收支的目的。直接管制政策是指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形式（如数量性管制和价格管制）来平衡国际收支的政策。该两种政策都没有改变总需求水平，而只是改变了支出的方向。
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会员国根据其份额分配的，可用以归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会员国政府之间偿付国际收支赤字的一种账面资产。
套汇：是指利用不同外汇市场、不同货币种类、不同交割期限的某些货币在汇率上的差异，进行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外汇买卖，从中赚取汇差，套汇的种类有直接、间接和时间套汇。
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不太清楚。

❼ 请问什么叫“蒙代尔效应”

蒙代尔-托宾效应（Mundell-Tobin effect）：芒德尔指出，在高通货膨胀情况下，投资者为了应付不断提高的实物资本，就会降低他们的现金支付平衡。因此，甚至预期的通货膨胀也会产生真正的经济效应——这被称为芒德尔-托宾效应（Mundell-Tobin effect）。
当货币增长导致通货膨胀，通胀的增长导致名义利率的增长，这时，“持有货币”的成本提高了。另外，由于货币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通货膨胀造成实际财富的减少，财富的减少又会造成消费减少和储蓄的增加，使得储蓄曲线向外移动，这样就会导致更低的实际利率。

❽ 请教关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小型开放经济的一些问题

坦率地说，我没看到CCER出题有什么高明之处。它不是几乎年年都考IS-LM或者M-F吗？再说Barro的书经济增长也只有一章，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编辑：abigman 于2008-12-24 21:57 编辑本文

❾ 罗伯特·蒙代尔的学术贡献

蒙代尔教授对经济学的伟大贡献:
一是开放条件下宏观稳定政策的理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二是最优货币区域理论。蒙代尔教授敏锐地观察到，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产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大规模的跨国界流动。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经济体系中，一国的货币主权和财政政策效果更多的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宏观调控能力下降。经济学越来越难以对经济前景进行预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新的挑战。
在国际金融领域，他是一位伟大的先行者和预言家。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公告中称：蒙代尔教授奠定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理论的基石……尽管几十年过去了，蒙代尔教授的贡献仍显得十分突出，并构成了国际宏观经济学教学的核心内容。
蒙代尔的研究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影响，是因为他几乎是在准确预料未来发展方向的基础上进行选题的。在60年代，国际货币安排的格局是各国都有自己的一套货币，并且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这是必须和理所当然的；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程度也相当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蒙代尔提出了超前于现实的问题：与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相关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结果会如何？这些结果将如何依赖于一个国家是采取固定汇兑抑或采取自由汇兑？一个国家都该有自己的一套货币吗？经过询问和回答这样一些问题，蒙代尔改造了开放经济中的宏观经济理论。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本世纪60年代做出的。到60年代后半期，蒙代尔已是芝加哥大学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他那个时候的许多学生，现在都已成为他奠基的这一领域中卓有成效的研究者。
在60年代初期发表的几篇论文中，蒙代尔发展了开放经济中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即稳定政策)的分析。他在《固定和弹性汇率下的资本流动和稳定政策》(1963)中探讨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分析得很简单，但结论却很丰富、新颖、清楚。在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中，蒙代尔把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引入了传统的IS-LM模型(该模型由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发展，用于分析封闭经济)，阐明了稳定政策的效应将随国际资本流动性的程度变化。特别地，他论证了汇率体制的重要意义：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有威力，在固定汇率下则相反。
我们可以这样考虑，假定资本具有高流动性，国外和国内的利率一致。那么在固定汇率下，央行必须干预流通市场，以满足该汇率下公众对外币流通的需求。结果是，央行将失去对货币供给的控制，不得不被动地调整货币的供给以适应货币需求(国内流通)。央行试图通过所谓的公开市场操作执行单一的国家货币政策也将是无效的，因为无论利率还是汇率都不可能被影响。但是，如果增加政府支出或其他财政措施，则可以提高国民收入和国内经济活力水平，从而避免上涨的利率和强劲的汇率障碍。
再看看浮动汇率。浮动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即央行将对流通领域的干预将受到限制。财政政策就没多大威力了。在货币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将导致对货币的更大需求和追求高利率的倾向。资本的流入将强化除去高政府支出的全部扩张效应后的净出口较低的地区的汇率。但是，在浮动汇率下的货币政策将成为影响经济活力的有力工具。扩大货币供给往往会提高较低的利率，导致资本流出和更疲软的汇率，而这反过来可以使净出口增加从而促进经济扩张。
浮动汇率和高资本流动性准确低揭示了许多国家当前的货币体制。但在60年代早期，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连结在一起，因此，对浮动汇率和高资本流动性的后果进行分析完全象是满足学术好奇心而已。为什么这好奇心会发生在蒙代尔身上？这可能与蒙代尔出生在加拿大有关，因为在50年代，加拿大就开始放松管制，允许自己的货币与美元联系浮动。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蒙代尔有远见卓识更与随后的十年紧紧相关。 与同时期其他研究人员不同的是，蒙代尔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对短期的分析。他对货币进行了动态考察，货币动力学是几篇重要论文的关键主题。他强调产品和资本市场调整速度是不同的(这称为有效市场分类法则[principle of effective market classification])。后来他的学生和其他人使这个问题受到重视，并说明了汇率在某些干扰因素下怎样暂时地过火(overshoot)。
一个重要问题与报酬平衡表中的赤字和盈余有关。战后期间，研究这些不平衡建基于静态模型之上并强调真实的经济要素和对外贸易流量。得益于David Humes经典的关注货币因素和存量的国际价格调整机制，蒙代尔用公式表达的动态模型来揭示延续的不平衡将如何出现又怎样使之消失。他论证了随着私有部门持有的货币资产(也是它的财产)因为盈余或赤字而进行兑换，经济将随时间的过去逐渐调整。例如，在固定汇率下，当资本流动缓慢的时候，扩张的货币政策将降低利率并提升国内需求。随后报酬平衡表中的赤字将产生货币流出，这反过来会降低需求，直到报酬平衡表达到均衡。这个被许多研究者采用的方法，已成为人们熟知的报酬平衡的货币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它被认为是一种分析开放经济中稳定政策的长期的基准(long-run benchmark)。这个见解已被频繁地应用到经济政策制定的实际工作中--特别是IMF的经济学家。
在蒙代尔之前，稳定政策不仅是静态的，而且假定一个国家所有的经济政策都被一只单独的手所调整和组合。作为对照，蒙代尔用了一个简单的动态模型，来考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种工具，它们各自怎样走向自己的目标、外部和内部的平衡，以带动经济随时间的推移而接近目标。这意味着两个不同的权威--政府和央行--将为他们的稳定政策工具承担各自的职责。蒙代尔的结论直截了当：要防止经济不稳定，政策与经济生活的联系就应与两种工具的功效一致。在他的模型中，货币政策与外部平衡联系，财政政策与内部平衡联系。蒙代尔最初关注的不是货币与财政政策分离本身，而是解释分离的条件，他率先认为，央行应该独立地对价格稳定负责，这一思想在后来被人们普遍接受。
蒙代尔的贡献已经被证明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分水岭。它们引入了动态方法，在清晰区别存量和流量的基础之上，分析两者在经济走向长期稳定的调整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蒙代尔的研究也对凯恩斯主义者的短期分析和古典经济学的长期分析进行了必要的调和。后来的研究者扩展了蒙代尔的成果。这个模型被扩展到综合包括了家庭和企业的预期决策、另类金融资产和更具动态的经常项目和价格调整。尽管有这些修正，蒙代尔的绝大多数结论仍然经受住了考验。
从蒙代尔进行的短期和长期分析中也可得到有关货币政策条件的基本结论。在a.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货币政策既能够被导向b.外部目标--比如汇率--也能够被导向c.内部(国内)目标--比如说价格水平--但是它们不是同时进行的。这个矛盾的三位一体(incompatible trinity)对理论经济学家是不言自明的。今天，这些远见卓识也被大多数实践辩论的参加者所分享。 固定汇率在60年代早期占据着主流地位。少数研究人员讨论过浮动汇率的优点和缺点，但都认为一国(有自己)的通货是必须的。蒙代尔1961年在其论文中提出最优货币区域问题看起来似乎有些激进：几个国家或地区放弃各自的货币主权而认同共同的货币，在什么时候会更有利？ 蒙代尔的论文简要地提到了共同货币的好处，比如贸易中更低的交易费用和相关价格更少的不确定性等。这些好处后来得到了更多的描述。而最大的缺点是，当需求变动或其他非对称冲击要求某特定地区削减实际工资的时候，维持就业就很困难。蒙代尔强调，为抵消这些干扰，劳动力需要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这一点非常重要。蒙代尔刻画了这样一个最优货币区域，该区域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移民倾向足够高，高到可以保证某一个地区面临非对称冲击时仍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来实现充分就业。其他研究者扩展了这一理论并确定了附加标准，比如资本流动、地区专业化、共同的税收和贸易体制等。
蒙代尔几十年前的思考，似乎与今天密切相关。由于世界经济中资本流动性不断变得更高，曾经固定但现在可以调整的汇率体制下，汇率越来越变得脆弱；一些地区正卷入这个问题。许多观察家认为一个国家在货币联合或浮动汇率(蒙代尔的论文讨论的两种情况)之间必须二者择一。不必我们多说，蒙代尔的研究也影响到欧元的结合。经过对利弊的权衡，EMU研究人员把最优货币区域经济思想当作新的药方予以了采纳。甚至，此间的关键问题正是劳动力流动以应付非对称冲击。 蒙代尔对宏观经济理论还做出了其他贡献。比如，他指出，较高的通货膨胀将使投资者降低他们的现金余额以增加真实资本。结果，预期的通货膨胀也可以产生真实的经济效应--即已众所周知的蒙代尔-托宾效应。蒙代尔也对国际贸易理论做出了持久的贡献。他阐明了国际间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怎样促使国家之间的商品价格相等，即使在对外贸易被贸易壁垒所限制的情况下。这可以看作是众所周知的赫克希尔-俄林-萨默尔森结论的镜像，该结论认为，商品自由贸易往往导致国家之间的资本和劳动的报酬趋于相等，即使国际资本流动和移民受到限制。这些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贸易壁垒将刺激国际间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反过来移民和资本流动壁垒又将刺激商品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