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唐初贞观政策有什么
初唐唐太宗统治的贞观年间的政策有很多，政治上，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重视法治，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减轻刑罚，制定出《贞观律》。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唐太宗重用人才，鼓励臣下进谏，并虚怀纳谏，得人善任，从谏如流，如重用魏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吏治；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一时政治清明。
经济上，唐太宗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奖励垦荒，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衣食有余，安居乐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唐初赋税徭役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力役征发，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农时。对灾区免除租赋，开仓赈恤。另外还紧缩政府机构，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并通过"互市"换取大批牲畜，用以农耕。太宗招抚流亡回乡，授田给予耕作，以安定民生。唐初关中连年灾荒，太宗即开仓赈济灾民，又准百姓到其他州郡度过荒年。贞观王朝是不歧视商业的君主专制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唐太宗的高瞻远瞩之处。在他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 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
军事外交上，唐太宗在位期间武功全盛，将唐帝国发展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强、文化最盛的国家。唐太宗大力推行府兵制，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先後平定东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征高句丽，联姻吐蕃、高昌，由是唐朝声威远播。加上太宗能维护外族风俗，并设置都护府制度，终贞观之世，四方服悦，太宗则被周边诸族尊为“天可汗”，并筑“朝天可汗道”，向唐室进贡。唐太宗成为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国家得以步入安康之世。唐太宗时期加强了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布德怀柔，民族关系密切。对于依附的各族，一般不改变其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尊重其习俗，还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
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命孔颖达等人修定《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学；又置国史馆，由宰相监修前朝国史，开官修历史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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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古代重要朝代对外贸易的政策
自汉朝至明朝，我国一直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到了明末清初我国统治阶级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我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发展趋势是由开放到闭关。
具体史实
开放：
⑴秦汉：对外交往的初始阶段。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同西亚和欧洲的通商关系开始发展起来，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相继开通。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曾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访问洛阳，这是欧洲国家同我国的首次直接交往。
⑵隋唐：对外交往活跃。日本13次派“遣唐使”来华学习唐朝文化，唐朝鉴真东渡传播文化；新罗派使节和大批留学生到唐朝学习中国文化，仿照唐朝建立了政治制度，采用科举制。双方贸易往来频繁，新罗物产居唐朝进口首位。唐朝时中国同天竺交往频繁，贞观初年，玄奘西游天竺，著成《大唐西域记》
⑶宋元：对外交往进入频繁时期，海外贸易发达。对外交往东达朝鲜、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一些国家，南宋的外贸所得，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时大都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意大利人马可钬二尝缃楁潵鍗庡眳浣忓崄澶氩勾锛岃宪链夈?椹?彲钬二尝缃楁父璁般?銆?
⑷明朝：对外交往由开放走向闭关。前期国力强盛，明成祖开始派遣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地区。明朝后期至清朝前期，由于我国封建制度日趋没落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只开广州一处作为对外通商口岸。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给我们的启示：
⑴开放国兴，闭关国衰。
⑵加强联系，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凡是善于向外国学习，同时又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就可以取得本民族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
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条件。
⑷和平友好交往是我国人民同外国交往地主流。
一、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三个时期
在古代，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是逐渐发展的。
先是从周围的邻国开始，如朝鲜、日本、东南亚，以后逐渐扩展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欧洲、东非和北非。
我国封建社会对外经济文化往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往来仅限于近邻的朝鲜、日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一些国家。直到东汉晚期才和西亚、欧洲有了正式直接往来。由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是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最光辉的表现，教材里对此有重点叙述。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时，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达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况行至波斯湾而还。到166年，大秦国王安敦派使者正式来中国，这是中国和欧洲正式交往的开始。上述情况在教材里都有介绍。
我国对外交往的第二个时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封建经济处于繁荣上升阶段，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大大发展。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有三个特点：第一，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为东方的经济文化中心。对一些近邻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已经不仅限于一般的来往，而是作为培养人才的中心和经济交流的中心。第二，此时期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空间范围大大扩大，除东亚和东南亚外，中亚、西亚、欧洲甚至非洲都已经有比较频繁的商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往来。最显著的如波斯、阿拉伯的使节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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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来中国。唐朝时还有一批留居中国不回的波斯人。第三，此时期海运和陆运都很发达。
我国对外交往的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也有三个特点：第一，由于自北宋开始，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内外贸易繁荣，对外航运也突飞猛进，尤其是海上运输，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时代，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中国船队是最活跃的船队。第二，宋元明时期，我国在对外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一批富有远航经验的国际大游历家。他们包括元朝的汪大渊、明朝的郑和等人。同时从阿拉伯、波斯和欧洲来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现一批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等等。当然，汪大渊和伊本白图泰在教材上没有提到。第三，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段采取闭关政策，这些联系便逐渐中断了。
二、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四条渠道
在古代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四条渠道进行的：
第一条渠道是贸易，这又包括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形式。著名的丝绸之路以民间贸易为主。第二条渠道是官方派遣使节、留学生等。第三条渠道是通过佛教徒和传教士来实现的。第四条渠道是战争，战争在客观上也曾为中外交流创造了条件。当然，第四条渠道不是我们所提倡的。
在古代，中国与邻国之间也曾经发生过政治纠纷和军事冲突。例如，我国古代曾与日本发生过几次战争。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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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军与新罗军队联合打败支援百济的日本军队。元世祖曾两次派军队进攻日本，但遭到了失败。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日本倭寇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最后被戚继光、俞大猷等率军击败。明神宗时，中国派军队支援朝鲜共同打败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等等。在历史上，相邻国家之间绝对没有出现争斗的局面，似乎是迄今尚未见到的历史现象，这也是我们面对的实际情况。但应该认识到，各国统治阶级挑起的战争，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则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流。
三、古代中国和外国间的影响是互相的。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创造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和文化。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要受到外来影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外界发生影响。
中国古代在整个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形成和上升时期，经济文化发展一直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中国的四大发明对全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艺术对亚洲各国，尤其是对朝鲜、日本等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各国对中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中国种植的玉米、马铃薯、西红柿、烟叶、向日葵，最早是由美洲印第安人培育出来的。另外，像中国的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受印度影响的痕迹非常明显，著名的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等就有所反映。所以说，世界文明史，是在各国人民共同学习、互相促进中不断演化、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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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越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对外交流就越频繁，而频繁的对外交流，也促进了中国经济文化的发达，这给我们以启示：凡是善于向外国学习，同时又富于创新精神的民族，就可以取得本民族经济和文化的飞速发展。
古代日本通过向中国学习，促进了日本的进步是一个十分鲜明的例子。在大化改新中，日本参照了中国唐朝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结合本国国情，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在医学上，日本也吸收中国中医学的医疗技术，逐渐发展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汉方医学”。在文字上，日本利用中国汉字的简化笔画或是汉字的偏旁、冠盖作为音符，创制了日本文字假名。日本人民这种善于学习又富于创新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这个事例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一个国宝如果落后，只要虚心地有选择地向他人的长处学习，不断地改革和创新，就能够迅速地取得进步。
3. 唐朝的对外开放是怎样的
“盛唐气象”的出现，与当时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是分不开的。所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就是既有经济贸易的往来，也有文化思想的交流，还有政治领域的接触。隋唐的封建文明中，包含有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贡献，隋唐的封建文明，又对当时与之交往的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人类文明的相互吸纳与共同进步史上，隋唐的对外开放，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在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保存有大量的陵墓石刻。除了石碑、华表、飞马、朱雀（驼鸟）、石马、石狮等外，还有61个（现存60个）“蕃酋石像”。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得知，他们都是当时我国西、南一带各国的首领，因与唐朝关系密切，前来参加唐高宗葬礼。武则天为了纪念这件大事，予以刻石记功。由于年代久远，石质风化，这些石像头部已毁，背后的文字也磨灭不清，但从服饰上可看出少数民族特点，大都身穿紧袖衣，腰束宽带，足蹬皮靴，体形雄伟，生动有力。明朝的刘伯温曾作诗道：“蕃王俨侍立层层，天马排行势欲腾。”对盛唐的雕刻艺术大加赞誉。而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盛唐时期的对外开放，气魄是何等宏大，影响是多么深远。
隋唐时期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边境的相对安宁和陆海路线的开通，国内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对外开放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一个民族和国家、地区的对外开放，是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既要吸引人，又要使人进得来，住得下。而隋唐时期的封建社会，在这些方面，条件是具备的。
与秦汉时期一样，隋唐都是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在绝大多数时候，国内社会是稳定的，没有出觋过很大的动乱和公开分裂的现象。在统一、稳定的前提下，国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制度文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我们在前面的诸章中，曾从不同的角度作过介绍，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来看的。从横向看，当隋文帝杨坚建立隋王朝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当时西欧的封建制度才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其他各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期，更晚于西欧，如拜占庭帝国是从7世纪，也就是中国的隋末唐初开始走向封建社会的；阿拉伯帝国是在7世纪后期，即中国唐高宗以后才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印度是在5～7世纪即中国南北朝到唐前期形成封建制度的；朝鲜、日本也是在7世纪中期，即中国唐高宗时进入封建社会的。这就是说，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国家刚刚进入或者正在进入封建社会的时候，中国的隋唐王朝已是成熟的封建社会了，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这不能不对世界各国尤其是邻近国家和地区，产生强烈的吸引力。
与国内的统一、强大、繁荣相应的，是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也较和睦。隋唐时期，虽然也时有对外用兵，与周边民族和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况，但在大多数时期，边境是安宁的，国际间的交通路线，也是畅通的，甚至可以说是四通八达的。
当时在西北方面，是陆路往来。陆路方面，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路线，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又有三条大道，即北道、中道、南道。北道是循天山北路，从敦煌出发经伊吾（今哈蜜）、蒲类海（今巴里坤）、西突厥可汗庭（今巴尔喀什湖南部），转东罗马，出地中海。中道是走天山南路的北道，由敦煌起程往高昌（今吐鲁番一带）、焉耆（今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越葱岭而达波斯。南道是走天山南路的南道，从敦煌经鄯善、于阗（今和阗），过葱岭及吐火罗至北婆罗国（今北印度）。
在东南方面，主要是海路。与大食、波斯及南海（印度洋）诸国的商路，都从广州出发，主要经过真腊占不劳山（今越南东200里海岛）、海峡（今马六甲海峡）、罗越国（今泰国）、佛逝国（今苏门答腊南部）、诃陵（今爪哇）、哥谷罗国（今苏门答腊东北部）、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莫来国（今印度西南海岸）、拔风日国（今孟买），再西行到弗利刺河（今幼发拉底河）而达末罗国（今巴拉斯）。通往日本的航线，有南北两路。北路从登州出海，过渤海海口，沿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到达新罗再转日本；南路从扬州或明州（今浙江宁波）出发，横渡东海经值嘉岛（今五岛列岛）而达博多湾。
这一时期国内的基础设施也成就斐然，有利于商业贸易活动的开展和对外交往的进行。
作为内外商贸、文化等交流活动的主要载体的城市，建设成就举世瞩目。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都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城市，不仅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壮丽，而且结构、布局合理，便于工商业的经营和对外交流活动的开展。扬州、广州、泉州、明州等城市的发展也很迅速，既是有名的商业城市。又是当时的国际港口。其中广州是当时全国第一大港，也是世界大港之一，每天平均有11只船舶到达，一年约4000余只，唐政府在广州还设有“蕃坊”，专门居住外国商人；设置蕃长、都蕃长等官员，专门管理蕃商事务。都蕃长由蕃商自己推举，经唐政府任命，都蕃长除了管理蕃商事务外，还协助唐政府招徕外商。
国内的水陆交通也很畅通。水路方面，当时的各主要河流都可以通航。隋朝修建的大运河，更是把南北水路联接一起，十分便利航运。当时从长安经渭河入黄河到东都洛阳，经永济渠可北达幽州（今北京一带），洛阳东南由通济渠可南达扬州及东南各州。另一路由长安经蓝田到商州（今陕西商州市）200里山路过后，可从商州利用丹江、汉水到达长江，由长江顺湘江南下，经灵渠（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桂江、珠江到广州。陆路方面，更是四通八达。
当时国内的主要通讯设施——邮驿，也是空前发达。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疆地区，大致是每30里设一个驿站。全国有驿站1600多处，服役人员约5万人左右。邮驿分为陆驿、水驿和水陆兼办3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驿田。传递速度很快。紧急事情，驿马一天传递300里以上，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起兵反唐，当时唐明皇正在陕西临潼的华清宫和杨贵妃玩乐，两地相隔3000里，6天之内唐明皇就接到了这个紧急情况，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这在当时是惊人的！唐朝诗人岑参有一首描写驿骑的诗说，“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把驿骑比作流星，恰到好处。后代小说戏曲中常说“流星飞马来报、”“流星探马报到”，就是由此而来。
古人射龙恢弘大度，不惧往来，是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基本特征。它的具体表现是，既有经济贸易往来，又有文化意识的交往，还有政治方面的接触，充分体现出当时统治者的自信与开明。
隋唐时期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所谓全方位，就是既有经济贸易往来。又有文化意识的交流，还有政治方面的吸纳。这在封建时代，的确是空前的，充分体现出统治者的自信与开明。
经济的往来以官方的贸易为主。隋朝在京城建国门外设有“四方馆”，管理对外贸易，主管东方的称“东夷使者”，北方称“北狄使者”。唐朝则除了设有管理陆上贸易的机构外，还在广州设置市舶使，检查出港商船，同时也管理唐朝开往国外的商船，检查货物，征收关税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关机构。为了促进对外贸易，隋唐政府对外国商人采取优待，如隋炀帝时对来到京城的四方外商，从吃、住、行、玩等各个方面予以优待，虽含有夸耀自己的意思，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对外商贸活动的开展。唐朝也曾多次颁发诏令，让各地妥善处理外商来华事宜，如适当降低关税，给予交通往来的方便，并在广州、扬州、明州、登州、泉州、楚州、长安等地设置“蕃坊”，听任外商居留，在法律上予以优待。这一时期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各种丝织品、陶瓷、茶叶、纸张等，进口商品主要是珍珠、宝石、香料、药品、犀角、象牙等。在官方贸易中，进口商品多以“朝贡”的形式，出口商品多以“回赐”形式进行，均带有一定的优惠性质。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则扩大到亚洲、欧洲以及非洲的一部分地区。
在官方贸易的同时，民间贸易也很频繁。如黑衣大食（今阿拉伯部分地区）除了多次向唐朝派遣使节外，民间商业往来也不可胜数，当时长安的西市，是黑衣大食商人的聚集地带。广州及东南沿海地区，还有许多从海路来的大食商人，有暂住的，也有久居的，有的还在中国成家立业。波斯（今伊朗）、新罗（今朝鲜）、日本、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地区）、林邑（今越南）、真腊（今柬埔寨）等邻近国家的民间商业贸易，更是常不间断。
文化交流方面更为广泛。以宗教特别是佛教为纽带的相互交往，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佛教产生于印度，西汉末传入中国。东汉以后，统治阶级逐渐意识到它有利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面，从而加以提倡，使其日益发展，到南北朝时，已非常盛行。隋唐时期佛教更加兴盛，一方面，中国的一些学者到印度等地去学习佛教，取回并翻译佛教经典；另一方面，朝鲜、日本等国的僧人又到中国来学习佛经。一方面，印度等国僧人来中国传经布道；另一方面，中国僧人也到朝鲜、日本、印度等地讲经传法，互相往来，切磋交流。
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这一时期来中国的各种留学生人数很多。其名目有“遣隋使”、“遣唐使”、“学问僧”等等。如新罗，仅开成五年（840年）留学生和其他人员一次由中国返回的就有105人。日本，在唐朝前后派遣了19次遣唐使，最多的一次达600多人，都挑选博通经史、娴熟文艺和熟悉唐朝情况的人担任，遣唐使的随行人员中，还有一些医师、阴阳师、乐师等，是为了进一步深造和求解疑难而被派来中国的。
以宗教传播为主要纽带，以留学生为载体的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极为丰富。既有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方面的传播，又有语言、文学、文史、典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体育、杂技、天文、历法、算学、医学、律令、官制，乃至服饰、饮食、居室、礼仪等各个方面的相互学习、交流与影响。科学发明在这一时期也得到相互交流与及时传播。如医学方面，这一时期天竺的外科手术、整骨科、眼科等，已传入中国，并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的中医又传播于日本和朝鲜，切脉术和一些重要医书还传到了中亚和西亚，影响了阿拉伯医学。中国在这一时期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先传到朝鲜，唐末五代又传到了日本，以后又传到越南和欧洲，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文化传播事业。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在怛逻斯战役中为大食所败，中国的战俘把造纸术传人撒马尔罕，此后，又由中亚传入阿拉伯国家，纺织技术，制陶技术，炼丹术和火药，也在唐代传到国外。
除了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往来外，隋唐时期中外政治吸纳也在进行之中，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在来中国的留学生中，有许多人学习中国的律令和典章制度，有的还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他们学成后回国，多任高官显职，并根据唐朝法制改革本国的礼仪和法律，摹仿中国的行政体制立制设官，试用中国的科举制考选官员。这在当时的新罗（朝鲜）表现得最为明显。
当时在中国做官的外国人也很多。如隋炀帝时曾为江都通守的王世充是西域胡人。日本的阿倍仲麻吕留居中国50年，因“慕中国之风”，改名为晁衡，先后在中国任右补阙、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镇南节度使、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等职。波斯被阿拉伯消灭后，其王子卑路斯来到唐朝，唐高宗拜他为右武卫将军，中宗时又拜为左威卫将军，后来死在唐朝。阿拉伯人李彦升，曾在唐时考中进士，为唐朝立过大功。历任开府仪同三司、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的高仙芝，是高丽人。另一高丽人王毛仲，也曾在唐朝当过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并晋封霍国公。安息（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人李元谅，曾当过唐朝的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等。这些外国人在中国政府中任职，这在当时世界上是少有的。例如。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在唐朝当官，在唐朝看来是很寻常的事，而在当时日本，却被作为罕有事迹大肆宣传。
在这一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涌现出大量值得称道的人物事迹。其中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在后世已是家喻户晓；而鉴真和阿倍仲麻吕，也是人们称赞的中日友好使者。
从《西游记》问世以来，“西天取经”的故事已是家喻户晓。《西游记》的内容是虚构的，只有其中的唐僧，确有其人，他就是玄奘。
玄奘原名陈祎，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年）生于河南缑氏县（今河南偃师）。13岁那年受剃度当了和尚，法名玄奘。他自幼聪明好学，出家以后，又在全国许多地方遍访高僧，钻研佛经。学得越深，疑问越多，为了了解经典的真义，寻求佛教的究竟，他决心到佛教“圣地”求法。于是，他注意向外国人学习天竺语文，筹集旅费，准备到“西天”取经。
贞观元年（627年，一说贞观三年），玄奘从长安出发西行。抱着“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的决心，战胜了沿途流沙雪山、严寒酷暑等种种障碍，经过现在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前苏联的中亚地区和阿富汗等国，终于到达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他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印度北部，游学了3年，随后来到当时印度的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今伽维城西北），学习《瑜伽师地论》。在那烂陀寺刻苦学习了5年以后，玄奘继续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各地求学。经过5年左右，又回到那烂陀寺，在那里主讲《摄大乘论》，发表了重要的论文《会宗论》，并在辩论中驳倒了他的论敌。公元642年，戒日王为玄奘在曲女城（今印度卡诺吉城）举行了一次佛教经学辩论大会，有五印度十八国国王和各派僧人数千人参加，在这次大会上，玄奘获得了很高的荣誉。
玄奘在印度留学15年中，无时无刻不想念祖国。贞观十七年（643年），他用大象和马匹，驮着657部佛经及其他物品起程回国。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四日，平安回到唐朝首都长安。唐太宗听说玄奘回来，派宰相房玄龄、大将军侯英、长安令李乾佑等迎接，长安市民还在朱雀大街开了欢迎大会。
回到长安后，玄奘即组织专门机构翻译佛经。20年中，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他还根据自己在旅途中的丰富见闻，写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了我国新疆及原苏联中亚地区、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锡兰境内的138个古国的山川、物产、风俗、宗教和政治经济情况，是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7世纪中叶历史的重要文献。他的另一个贡献，就是把老子的《道德经》译成梵文，介绍给印度。又把唐朝的《秦王破阵乐》介绍给印度，印度的戒日王了解到《秦王破阵乐》的来源后，决定派使臣到长安，与唐朝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玄奘死于玉华寺。四月十四日，安葬在终南山下。在举行葬礼时，长安周围500里内。有数万人来送葬，3万余人庐于墓旁，可见当时人们对玄奘是多么爱戴。
在玄奘“西天取经”后不久，公元688年，鉴真出生在江苏扬州江阴县。鉴真俗姓淳于，14岁出家，曾在长安、洛阳两京游学。他的活动以他所住持的扬州大明寺为中心，遍及淮南地区，威望很高。鉴真除了戒律以外，还学习钻研建筑和医药知识。他特别热心社会活动，主持建寺80余所，铸像无数，还开慈悲院救济贫民，给贫病的人亲自煎药。
天宝元年（742年），日本高僧荣睿和普照从长安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大师。除了听他宣讲戒律以外，还希望取得他的支持，派几位弟子东渡日本。鉴真答应了这一请求，但他的弟子们认为日本远涉大海，不愿东渡。鉴真庄严宣誓：“这是法事，不应顾惜生命。大家不愿去，我去！”弟子深受感动，有20多人决心跟他一起东渡，但因为种种原因，5次东渡计划均受到阻碍，未能成功。
天宝十一年（752年），日本遣唐使从长安回国途中，到扬州延光寺，拜会鉴真，敦请他继续东渡日本。这时鉴真已66岁，且已双目失明，扬州僧俗都挽留他，但他决心东渡传戒。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鉴真率弟子们乘日本副使大伴古麻吕的船只东渡，于天宝十四年（755年）二月四日，到达平城京（今日本的奈良市），受到天皇以下朝野人士的欢迎。
随鉴真到达日本的25人中，有建筑师、画师、雕刻家，以及医药、刺绣、铸写等方面的人才，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使节团。他们到达日本后，除宣传戒教外，在建筑、艺术、医学等方面也对日本做出了很大贡献。鉴真在日本领导创建的唐招提寺，其中的金堂、讲堂和一些重要的经象法物，代表了我国盛唐时期建筑雕刻的最高水平，是日本的艺术明珠，至今保存完好，视为国宝。鉴真又是医学、药物学专家，他给日本皇太后治愈了疑难病症，当时曾有《鉴真上人秘方》一书问世，据说就是他的处方记录。当时日本药物学初兴，药物真伪混杂，日本天皇下令“辨证”，鉴真虽然双目失明，但他凭着自己的嗅觉，识别药物品种，鉴定药物性能，给日本古代药物学奠定了基础。据说现在日本东大寺传的“奇效丸”，就是鉴真传到日本去的。正因为如此，一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的药袋上，仍然画着鉴真的图像。
唐广德元年（763）三月，鉴真开始患病，弟子们为他造了肖像，至今仍保存在日本的唐招提寺开山堂，这就是日本的国宝“鉴真和尚坐像”。这年的五月六日，鉴真在招提寺逝世，终年76岁。
在这一时期的中日友好关系史上，还有一位杰出的人物，就是日本的著名学者阿倍仲麻吕。
阿倍仲麻吕公元689年生于日本本州大和。他自幼聪明好学，少年时代在本国度过。唐开元五年（717年）十月，他被选人唐朝留学，随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长安。到达长安后，唐政府分配他到太学学习。这里的学生都是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的教师都是全国的知名学者，课程有《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等必修课，还有《孝经》、《说文》和时务策等，阿倍仲麻吕在太学经过9年的勤奋学习，不仅精通经典，而且善作诗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心，改名叫晁衡（一说叫“朝衡”）。
大约开元十六年（728年），阿倍仲麻吕担任了唐朝左右春坊司经局的校书郎（从九品），专门校理图书。次年，转任“补阙”（从七品），这是皇帝身边的谏官，职位虽然不高，但接触中央高级官员的机会较多，是中央政府中的清贵官职。4年以后，他又担任了仪王李燧的“友”（从五品下），职责是陪伴亲王，并以封建道德教育亲王。就在这个时期，大诗人李白应唐玄宗的邀请来到长安。担任翰林供奉，是皇帝的文学词章顾问侍从。李白在长安居住的两年多时间里，除结识了贺知章等人外，还结识了阿倍仲麻吕。两人经常在一起痛饮酣歌，高谈阔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天宝年间，传说阿倍仲麻吕在归国途中的海上遇难，李白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写诗悼念他的挚友：“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日本史籍中至今仍记载着这首诗。
阿倍仲麻吕在海上遇救后，又回到长安。任秘书监（国家图书馆馆长，从三品）。这一时期，他又与王维等人结成密友。阿倍仲麻吕回国时，王维送他到海边，写下《送秘书晁监还日本》的五言诗：“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村扶桑外，主人孤舟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在诗句里，王维心随神往地写出阿倍仲麻吕东渡的艰险。充满对挚友安危的深切关注和惜别之情。
阿倍仲麻吕在担任唐政府官职，以及与中国文人交往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两国友谊交往的桥梁。他既是唐朝官员，又执行日本大使任务。每当日本遣唐使来到长安。他都主动协助使团。与唐政府接洽有关事务。比如，天宝十二年（753年），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后，阿倍仲麻吕即引领日本使团会见唐玄宗。会见后，唐玄宗令阿倍仲麻吕带领使团参观唐中央政府的府库和三教殿等。由于阿倍仲麻吕的疏通，唐玄宗授予日本大使藤原清河“特进”（正二品散官），授予副使大伴古麻吕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卿（从三品）。
大历五年（770年），阿倍仲麻吕在中国辞世，终年72岁。
隋唐时期的对外开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隋唐的封建文明中，包含有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贡献。隋唐的封建文明又对当时与之交往的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人类文明的相互吸纳与共同进步史上，隋唐的对外开放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隋唐时期的国门四开、不惧往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对当时中国和世界的文明进步，都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方面而言，以佛教广泛传播为代表的思想文化领域，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从对外开放中吸纳了许多新的有益的成分。
佛教既是宗教，也是哲学。佛教在这一时期的广泛传播，对中国哲学思想领域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这一时期的天台、法相、华严、禅宗等四大佛教宗派，程度不同地渗透到各个阶层的思想意识之中，与中国传统的统治思想之间，发生着错综复杂而又有些微妙的相互影响，总的来说，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的成熟与完善的，这从当时绝大多数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提倡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当然，在某些时候，也会产生一些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副作用，并因之而受到统治者的排斥，甚至出现武力灭佛的事件，如唐武宗时期就是如此。但这只是短暂的插曲，冲突过后，是更广泛的发展。到了宋代以后，有人感叹，传统的儒家思想只剩一副假面具，骨子里完全是佛家思想了。
佛教的影响，主要是在思想意识领域，但又不止在思想意识领域，而是十分广泛的。如文字方面，唐朝沙门守温仿拟梵文字母体系，择定了汉语的30个字母（后经宋人修订为36个字母）。此外在大量经典翻译中所新创的词汇和成语，有数万之多，虽然未必一一流行，但确有不少成为中国的新词汇和新成语。在文章方面，当时佛教界所用的，通常是带有白话性质的新文体，文章的组织结构，也随佛经本身的组织结构而有新的类型，有人甚至认为，唐代的义疏之学，就是从佛典的疏钞中学来的。文学体裁方面，起于隋唐、盛行于宋元明以后的传奇小说等，显然与佛教传播中的“俗讲”与“变文”有渊源关系。建筑方面，随着佛教的传人，中国建筑领域也出现了浮屠（梵文的音译，意为“塔”）、石窟、佛寺等新的成分。举世闻名的唐代大雁塔，就是唐高宗时期，为安存玄奘取回来的佛经而建造的。此外，在雕琢、印刷、绘画等方面，也都因佛教的传入而增添了一些新的成分或因素。
在学术艺术领域，这一时期天竺的数学、天文学传入唐朝，唐代《开元占经》中就保留有天竺数学的数码、圆弧的画法、弧的正弦等知识；僧一行编制《大衍历》时，就曾参考过天竺的《九执历》。音乐、舞蹈方面。外国的音乐、舞蹈占相当比重，如隋炀帝制“九部乐”、唐太宗制“十部乐”，其中都有外国乐，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乐，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麻尔罕）乐，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医药学方面，天竺的外科手术、骨科、眼科等，阿拉伯传人的大量新药材品种，都对当时的中国医药学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其他学术、艺术领域中，都能或多或少地找到外来因素的成分，堪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相辉映，共同繁荣。
在经济生活领域，一些新的动、植物品种引入中国。如印度的白茄、刀豆，尼泊尔的菠菜，地中海沿岸的莴苣，都于这一时期在中国种植成功。汉武帝时由西域传来的葡萄，这一时期经过培育繁殖，已十分兴盛。长安一带的葡萄是“园种户植，接荫连架”。在原有的制糖技术基础上，这一时期还从印度吸收了新的制糖技术，加工制出了白糖和冰糖。从西域引人大批优良马种，进行繁殖杂交，使内地的马种得到改良，体质健壮，外形优美。还利用杂交方法制造出新畜种——骡，更是畜种科学中的一大成就。除了新的动、植物品种的引进和加工方法的革新外，经济生活中的居室、服饰、饮食等方面，也受到域外习俗的影响。如唐玄宗曾筑“凉殿”，引水入室，以转风扇，据传说就是从佛菻（东罗马）传来的。唐朝宫人骑马都戴“胡帽”，并影响到民间，还学习外国的化妆技术，白居易以诗形容“元和（唐宪宗年号）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波斯的三勒浆、龙膏酒以及西域的“胡饼”等，也传入长安，当时曲江池一带，开设不少波斯酒店，酒店里还有外国女招待，著名诗人李白曾在这里醉酒吟诗。
与隋唐的封建文明中有当时世界上众多国家、民族的贡献相应的，是中国的封建文明，也对世界众多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代人物中国的一些重要的科学发明成果，在这一时期广泛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与社会繁荣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天宝十年（751年）十月，唐将高仙芝率军与阿拉伯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打仗，唐军大败，很多士兵被俘，其中有的是造纸工匠，阿拉伯就利
4. 唐朝对外交往盛况空前的例子
唐朝对外交往的特点、原因、作用和启示
主要特点
1、交往范围广泛，且有连续性。隋唐时期对外交往的国家分布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欧洲、非洲也都有往来。范围之广，历史少见。而且这些交往并不因中国发生内乱而中断，有明显的连续性。如日本连续十三次派出遣唐使。
2、交往领域全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
3、交往渠道众多。有官方外交往来，公派及民间留学，国家间及民间贸易，佛教的传播等。主要以贸易和佛教为纽带。
4、交往内容明显不同。中国传出去的主要是制度、文化、生产技术等，推动了各国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外国传入的主要是土特产、物种、艺术，丰富了唐朝的社会生活。
5、在交往过程中，中华文化圈形成。唐朝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原因：①唐朝的经济和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具备发展对外交往的基本条件，也吸引了各国人前来学习和贸易；
②唐朝开辟了四通八达的海陆对外交通线，便于发展对外关系；
③唐朝有辽阔的疆域和和睦的民族关系，有利于促进对外交往；
④唐朝统治者对外来文化采取开明的态度，兼收并蓄，虚心学习，又尊重外国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作用：①唐朝的对外关系发展使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亚洲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②同时通过对外交往，唐朝学习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进一步促使唐朝经济文化的繁荣，也丰富了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启示：①唐朝的对外关系前所未有，主要取决于经济文化的繁荣发达。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发展经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唐朝和睦的民族关系也为对外交往频繁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应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繁荣的原则，发展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③唐朝统治者对待外国和外来文化采取开明的态度，重视对外交往。因此，我们应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扩大对外贸易，加强与外国的经济技术合作。
5. 贞观之治唐朝败给吐蕃人嘛
没有，盛唐时期唐来朝是十分强大的贞自观之治就是盛唐时期的开端当时吐蕃及唐朝周围的一些国家都把唐太宗称为天可汗，意为共同的君主。而唐朝的文成公主和其他公主去和吐蕃和亲也只是增加了唐波两国的友好，并没有败给吐蕃，而且当时的吐蕃根本没有能力去对抗唐朝。
6. 在唐朝对外文化交流中,唐朝对外实行什么政治这一政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对唐朝
一、唐代对外的开放性
唐代的对外开放，集中到一点就是采取种种措施，以引诱外籍人来唐有效统治区域内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在这一方面，唐代各级政府主要是通过对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外籍人提供优惠政策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唐代对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外籍人的优惠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附的外籍人所负担的赋税徭役较当地居民为轻
从唐代的有关文献记载中可知，当时内附的外籍人所负担的赋税徭役要比当地居民的负担轻，体现了唐政府在这一方面对外籍人的优惠政策。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规定，“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来唐境内的外籍人每人每年只需出5文、10文不等的丁税，甚至还可以免除一切，这较当时本地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所承担的丁税要轻得多。同年的“赋役之法”还规定，当地土著居民“每丁岁入租粟二石”[2]。我们从唐代有关文献中得知，所谓来唐定居的外籍人，主要指商人和手工业者，这些“居赀殖产甚厚”[3]、信手可出“千金”、积蓄资产亿万计者[4]，在唐代不足为奇，由他们每年向唐政府缴纳5－10文丁税，可谓微乎其微；不仅如此，他们中有的人还能享受免交丁税的待遇。唐政府对外籍工商业者在经济上给予的这种优惠待遇，实际上是对外籍工商业者来唐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一种奖励。
（二）外籍工商业者往往以“使节”名义或随同使节一同来唐，以获得更多的优惠
唐代的中外交流，如同我国封建社会其他时期的中外交流一样，往往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就是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帝国面子的需要，往往将贸易中双方买与卖的关系，说成是“进贡”与“赏赐”的关系。这是因为唐政府首先是基于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考虑而注重同外国的关系，而不是主要侧重于经济利益（这一方面看重的也只是供统治阶层需求的高级奢侈品）。正由于此，当“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宝，可往营致，因言市舶之利”时，唐玄宗令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一起到海南求索珠翠奇珍。杨范臣则认为市舶使“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体”，这终被唐玄宗所接受，“上邃自引咎，慰谕而罢之”[5]。众所周知，唐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这时我国的手工业品畅销中亚、西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因仰慕中国先进文化和精湛的手工业品，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他们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外国工商业者前来华者接踵而至。为了迎合唐代封建统治者的心理，外商或打着进贡者的旗号，或随同本国使节一同前来，在“进贡”的名义下进行贸易，既满足了唐朝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理，又成为外商掠取财富的一种捷径，各得其满足。历史上对于外籍工商业者“啖之以利，劝令入朝”[6]的传统，在唐代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发扬。不管是哪一国的“使节”来唐，他们都要按惯例享受交通、住宿和安全方面的免费优待；当他们返回时，唐政府一般由鸿胪寺、典客署主持欢送仪式，并赠与数量相当可观的礼物。
唐太宗贞观（727－649年）年间，西域诸国争先恐后遣使向唐朝进贡。大臣魏征却向太宗进言道：“若任其商贾来往，边人则获其利；若为宾客，中国即受其弊矣”[7]。魏征首先将其与外籍商人的前来直接联想起来，真可谓一语破的。因为允许外籍商人在边境地区进行民间自由贸易，这对于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是非常有意义的，当地居民会因此而获得实惠。相反，如果包括商人在内的外籍使节前来“进贡”时，唐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支撑帝国的门面，送往迎来，安全保障，赏赐丰厚，唐政府算的是政治帐而非经济帐，这必是劳民伤财之举。即使是以千古明君著称的唐太宗也不能例外。在唐太宗执政期间，“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8]，这除反映了唐代的国势强盛以及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影响外，还似乎成为当时劳动人民的一种繁重负担。唐玄宗时，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受到唐玄宗的接见，玄宗诗兴大发，吟道：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
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
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
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照。[9]
字里行间，流露出唐玄宗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理。“王化远昭照”，正是唐朝对外开放所追求的。因安史之乱所致，客居在长安一地的外籍人就多达4000户，虽然他们中间有人定居已长达40余年之久，其中大部分人在定居地“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从事商业等活动，但他们仍然被冠以“外国朝贡使者”，鸿胪寺每年仅以“朝贡使者”名义为其发放的钱币就高达50万缗。这无疑成为唐代国都长安工商业者的沉重负担之一：这些“外国朝贡使者”“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值。度支不时付值，长安市肆不胜其弊”[10]。唐代不算给以使节名义的外商的优厚赏赐，仅仅只是招待他们的粮食一项费用，政府每年就得支出13 000斛之多[11]。可见，外商在唐版图内得到的待遇是何等优（三）唐政府为外籍工商业者的活动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外商活动所受限制较本地工商者要少
唐高宗曾经下诏说，诸国船舶到达时，应委托当地长吏“依数交付价值”，即用合理的价钱换取官府所需的商品，其中“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剩余部分才允许在民间自由买卖[12]。“依数交付价值”收购，是一种人为制订的“官价”，它一般受市场供需行情的影响比较小，这对于外商来说，避免了因市场竞争剧烈而带来的风险，是唐政府保护外商的有效措施之一。及时足额给外商付资以进行合理贸易，是有唐一代对外贸易所遵循的一个原则。这一方面的情况，还表现在唐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官吏任意征敛外籍商人的关税进行了限制。大和八年（834年），唐文宗曾经有诏曰：
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船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为率税。[13]
岭南、福建以及扬州的外籍商人被唐代最高决策者特别关注，意味着海上交通成为外籍商人前来唐境内从事经营活动主要途径之一，同时也意味着陆路丝绸之路的辉煌已经过去。按唐文宗诏令的规定，外商在唐版图内可以自由从事商贸活动，这种贸易得到了唐政府的有力保护，当地官吏不能对其肆意盘剥。唐最高统治者认为，“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14]”，这正是其对于地方官吏严格限制的最基本的原因。唐中央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的客观效果是，在实际上加强了官府同市场尤其同国际市场的联系。这样一来，政府只有设置专门机构，才能适应这种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唐代通过手工业管理机构——少府监下设的诸互市，来专门负责这一事务。按当时规定，诸互市的具体职掌是“监掌诸蕃交易”[15]。即由诸互市专门负责同外籍商人的贸易。正因为少府监具有如此的特殊职能，所以当外国船舶到达时，唐政府规定先由当地政府将货物包买下来，“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16]。诸互市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封建社会限制商品经济的社会职能的加强，而这种职能的加强在当时是以限制民间贸易的发展（或保护官商的存在）为前提的。另外一方面，这也适应了唐代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唐代正是如此对外籍工商者的活动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使得外籍工商者在唐境内从事的经营活动，是一种较为安全且有厚利可图的生意。（四）外籍工商者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治外法权
唐代的对外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主要有陆路贸易和海上贸易两种贸易途径。陆路贸易历史悠久，一般指唐代在历史的基础上与边境地区以及同中亚、西亚、欧洲乃至非洲的国际性贸易，这种贸易以唐代的国都长安为中心、以丝绸之路为纽带而辐射进行的。限于篇幅，对于陆路丝绸之路的盛况在这里不再赘述。至于海上国际贸易，则是在唐代才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以至于唐政府在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时设置了市舶使，专门执掌对外籍商人抽税等事宜[1]。随着海上国际贸易的日益兴隆，市舶之利便成为唐政府财政收入中的一项比较可观的内容。广州因是海外工商业者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于是政府便在这里设置了“蕃坊”，由政府官员“蕃头”专门管理“列肆而市”的外籍工商业者[2]。有如此多的外籍工商业者来唐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外籍工商业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以及外籍人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在所难免，稳妥解决这些矛盾并化解冲突，是唐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最后，唐政府创造性地实施了行之有效的措施——类似今日的治外法权。
唐代法律明文规定：“诸外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3]。按此条例，凡外籍人之间发生纠纷时，不能以唐代的法律作为判断曲直的法律依据，而是以当事人所属的国家（或政权）的法律及风俗来处理。如果同一事件中涉及到当事人分属不同国家（或政权）时，按上述规定又难以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则以唐代法律为判断的依据，即“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4]。这样既可以照顾到外籍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使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同时也缓解了民族矛盾，化解民族冲突，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这样，也使外籍工商业者在唐代境内的经营活动，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律保护。正由于此，当外籍人触犯唐代法律时，唐政府一般还是采取了比较克制、慎重的态度。下面的故事颇具典型性：
贞观（627－649年）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吏，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裹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俄果获贼[5]。
外籍商人如此之多，大有如学者研究的“胡人汉化”或“汉人胡化”的趋势[6]，以至于就连当时的人也难能从服装上区别族别、国别，捉拿坊市肇事者成为十分棘手的难题，过问京师所有坊市内外籍人实属不可能，且容易引起外籍人的不满与骚动，甚至还会影响到他们来唐从事正常的商业贸易活动。最后，唐政府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办法，只是将搜捕范围严格局限在西市外籍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事实证明这才是行之有效的明智之举。唐政府的如此选择，可谓用心良苦！在对待这些为数众多的外籍工商业者时，唐政府一反视工商业者身份卑贱的传统观念，其所享受的待遇明显高于本地工商业者。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外籍工商业者“入官买官、纳银求职”[7]者有之；一蹴即为举国羡慕的进士者亦不乏其人[8]；甚至勾结权贵，而被封公加爵者也多见于史乘[9]。外籍工商业者所受如此优惠的政治待遇，以及他们在唐版图内的活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五）唐代在一定程度上将政权及官学对外开放
随着大量外籍人的来唐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其中一部分人便在唐代长安等大中型城市定居。在这些外籍人中，有的对功名利禄十分感兴趣，而更多的人（包括一些国家或政权的首领），则将他们的子弟送到唐代官学学习。对此，唐政府采取种种措施给予最大程度的满足。如唐太宗贞观（627－649年）年间，高丽、百济、新罗等国（或政权）国王（或酋长），都先后派遣子弟留学于唐代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10]。我们知道，国子监在唐代并非一般官员及百姓子弟所能问津的，只有文武三品以上贵族子弟，才有资格在国子监就读[11]。可见，像国子监这样的高等学府，是对外国人子弟敞开大门的。另外，一些外籍人还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晁衡）、大食人李彦升、新罗人崔致远等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唐代的最高学府和科举考试，对于外籍人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开放的。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史实是，外籍人来唐参与政权甚至跻身于高级官吏行列，在当时的人数也不少。如印度天文学家瞿昙罗曾经担任唐朝太史；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晁衡），先于国子监就读，后考取进士，在旅居唐朝的40余年,曾经先后担任过司经局校书、左补阙、左散常侍、安南都护等职；唐代名将骆元光，以勇健多谋著称，他曾任宫廷侍卫，后领兵驻守潼关，因军功擢升为镇国军节度使，而这位战功显赫的战将是波斯人；大食人李彦升在长安考中进士后，曾经任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幕僚；新罗人崔致远18岁时便考中进士，并担任过唐僖宗时的翰林学士等显赫职务。这些是外籍人来唐者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显赫地位，对外籍人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唐代政府对外籍工商业者的种种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优惠政策，在实际中确实达到了鼓励外籍工商业者来唐统治范围内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社会效果，在客观上对促进了唐代经济的繁荣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在政治上扩大了唐代的对外影响。这正是唐代的对外政策的成功之处。网络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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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列举唐朝对外交往的国家名称、交往时间、及贡献（或影响） 急急急急急用。快。就靠你了。
“丝绸之路”
唐朝的对外交通很发达，当时，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北路经今蒙古地区到叶尼塞、鄂毕两河上游，往西达额尔齐斯河流域以西地区。西路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的玉门关西行，经今新疆境内有三条路可通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西南路经西川到吐蕃，可达尼泊尔和印度；或经南诏、缅甸到印度。往东经河北、辽东可到朝鲜半岛。
海路交通
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三条路：一是由登州（山东蓬莱）出发，渡渤海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到日本，二是由楚州（江苏淮安）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北上，东渡黄海经朝鲜半岛到日本；三是由扬州或明州出海，横渡东海直驶日本。
到南亚诸国的海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过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由此分别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斯里兰卡和印度。到西亚的海路，主要是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岸。
在唐代，还初步开辟了到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这些交通线，由于沿线的出土文物和沉船打捞而不断得到证实。以上事实说明，唐朝时期的中国是亚非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日本“遣唐使”
唐朝时期，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时日本社会正处在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数量很多。
631年（贞观五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838年（开成三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十三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三次。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不超过二百人，从8世纪初起，人数大增，如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三次遣唐使，人数均在550人以上。
1970年在西安发现的日本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大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如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长期留居中国，擅长诗文。在唐历任光禄大夫、秘书监等职。他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有着深厚的友情，常作诗相酬赠。日本留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空海与鉴真和尚
日本来中国学习的学问僧共约九十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空海。他于804年（贞元二十年）来中国，在长安青龙寺向惠果学密宗，回国时带回一百八十多部佛经，在日本建立了密宗。他还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字有深刻的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僧人也不断东渡日本，沟通中日两国的文化，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姓淳于，扬州人。他对于律宗有很深的研究，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他应日本圣武天皇的约请东渡日本，经过六次努力，历尽艰险，双目失明，终于在754年（天宝十三年）携弟子到达日本，时已年近七旬。鉴真把律宗传到日本，同时还把佛寺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传授给日本。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就是鉴真及其弟子所建，它对日本建筑有重要的影响。鉴真精通医学，尤精本草，他虽双目失明，但能以鼻嗅分辨各种药物，对日本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日本政治与教育
在政治方面，645年（贞观十九年），日本参考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仿照隋唐的官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参照隋唐律令，制订了《大宝律令》。
在教育方面，天智天皇时期在京都设立大学，以后学制逐渐完备，各科学习的内容基本上和唐朝相仿。
语言文字
在语言文字方面，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记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吉备真备用汉字楷体偏旁造成“片假名”，空海采用汉字草体造成“平假名”。这些新体文字的发明，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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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封建社会的对外贸易有什么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主要朝代对外贸易发展有几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谋求向外发展，第二个阶段是丝绸之路的逐渐开辟和成熟，第三个阶段是闭关锁国。主要内容如下：
⑴秦汉：对外交往的初始阶段.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同西亚和欧洲的通商关系开始发展起来,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相继开通.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曾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访问洛阳,这是欧洲国家同我国的首次直接交往.
⑵隋唐：对外交往活跃.日本13次派“遣唐使”来华学习唐朝文化,唐朝鉴真东渡传播文化；新罗派使节和大批留学生到唐朝学习中国文化,仿照唐朝建立了政治制度,采用科举制.双方贸易往来频繁,新罗物产居唐朝进口首位.唐朝时中国同天竺交往频繁,贞观初年,玄奘西游天竺,著成《大唐西域记》
⑶宋元：对外交往进入频繁时期,海外贸易发达.对外交往东达朝鲜、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一些国家,南宋的外贸所得,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时大都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意大利人马可钬二尝缃楁潵鍗庡眳浣忓崄澶氩勾锛岃宪链夈?椹?彲钬二尝缃楁父璁般?銆?
⑷明朝：对外交往由开放走向闭关.前期国力强盛,明成祖开始派遣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地区.明朝后期至清朝前期,由于我国封建制度日趋没落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只开广州一处作为对外通商口岸.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给我们的启示：
⑴开放国兴,闭关国衰.
⑵加强联系,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凡是善于向外国学习,同时又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就可以取得本民族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
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条件.
⑷和平友好交往是我国人民同外国交往地主流.
10. 唐朝时设立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是什么
市舶司
中国市舶司制度始于唐代，终止于明代。市舶司是中国古代对海运进出境的专职管理机构。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是从汉代开始的，但这时的贸易是以陆地为主。虽然汉武帝时期开始有了官营的海外贸易，但汉代的海路贸易还很不发达。隋代中国的海外贸易虽有进一步的发展，也仍没有占主要地位。到唐宋时期，特别是宋朝，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海外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海路贸易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朝廷获得的收入愈来愈多。于是，唐朝专门设立了管理对外贸易事务的机构——“市舶司”。
市舶司是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唐玄宗开元间(713～741)，广州即设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担任，是为市舶司前身。